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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肖索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
什么是“二奶”,什么算婚外包养关系,界定并不容易。
在媒体上,“二奶”、“小三”、“情人”等词几乎混用.
但是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有着精细区分。
一次和开车行的朋友闲聊,他说自己就不愿意包二奶,有个女朋友倒是可以.
大家想玩的时候一起玩玩,想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然后各回各家。
也会送礼物或者经济上的帮助,但是没有什么定期的家用。
“一个老婆管着就已经够烦的了,还要个二奶干啥!”他抱怨道。
于是我开始了对二奶的采访研究。

首先我对二奶有一个粗略定义:一般由男方提供固定居所、提供家用或负责女方的基本支出,关系相对稳定。
这些都区别于其他例如情人、一夜情之类的婚外关系。
一个冬日午后,我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广州市区地图外的一个城中村和阿润聊天。
38岁的阿润来自广西的小县城,一身绿色的呢子外套穿了十来年。
她和男友——来自浙江的汽车配件销售员,住在一个月租350元的一居室里,19寸的彩色电视机是家里唯一的电器。
男友每个月在广州待两周,负责这期间所有的开销,不在的时候给阿润800~1000元的家用。
阿润还要存下一半寄给在老家念书的儿子。
在采访中,阿润一直叨念着男友的好。
几个小时后,我在广州上下九步行街附近与Lucy喝奶茶、吃甜品。
26岁的Lucy是广州本地人,打着绿色眼影画着红唇,给我看新买的Gucci手机链。
聊起了前几天在朋友的派对上认识的男生,送了她一盒SK-II的化妆品。
Lucy现在跟的是一个香港的设计师,一个月来广州过两个周末。
Lucy抱怨男友对她越来越差,要不是因为答应生日的时候送她LV包包,她才不忍他呢!
就这样,我穿梭于广州的“折叠空间”,从唏嘘感叹到习以为常。
受到各种局限,我的研究不能涵盖所有二奶的情况,比如我没有打入官员或大富商的圈子,也疏漏了女大学生群体。
在我访谈过的二奶里,主要有四类:
1、像阿润这样生活在城中村的外地打工妹。
2、像Lucy这样的广州本地美女。
3、曾经在夜场工作的姑娘们。
4、广州郊区离了婚带着孩子的妇女。
她们都没上过大学,跟着中小商人或工薪阶层的男人,但彼此间已是天差地别。
有时我跟广州的朋友聊起生活在城中村的二奶的情况,比如家里没有空调,冬天给男人洗衣服长了冻疮,他们瞪大了眼睛说:“这也能叫二奶?!”
人们对二奶充满了想象,而这些想象常常带着年龄、阶层、性别、情感的单一预设。
这样的大众想象也影响着我的受访者,她们常说:我跟人家不一样。
比如,“我们是有感情的”;
比如,“我认定了就认定了”;
比如,“我这个男人没什么钱的”;
再比如,“我从来不跟他主动要钱”。
将自己描述为例外,是她们“去污名化”的努力,在我看来,也是她们拒绝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归于那些单一平面的二奶形象。
在我的研究里,我也将她们视为“例外”,收集她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和她们眼中“与众不同”的片段,将她们“恢复”成一个个复杂立体的人。
我很快放弃了原先设定的研究方案——因为那带着太多我的预设。
我问的她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而她们真正关心的我又问不到。
我开始花大量时间和她们“混”在一起,一起去做头发、美容、逛街、喝茶、打麻将、泡吧,像女朋友一样闲聊八卦。
我慢慢意识到二奶之间的差异之大,远大于她们与自己生活世界里的其他女性之间的差别。
Lucy的女朋友们一样热衷时尚和名牌,打量男人的眼光首先落在他的车和手表上。
黄埔的阿雪和妹妹一样爱打麻将、爱抽烟泡吧,不过妹妹命好嫁了一个有钱人。
在城中村的档口,一个孕妇麻将打了一半,同居的男人过来找她要钱。
两人争吵推搡起来,男人掏走了她兜里仅剩的十块钱去隔壁打牌,留她在身后破口大骂。
牌友问她怎么还给这样的男人生孩子,她冷笑道:“你给我钱我就去打掉啊!”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阿润经常挂在嘴边的“今天不知明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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