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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间之河,看蹉跎岁月中,中国民众在未来数十年或多或少要遇到的事情,做好准备吧。
世界越来越精彩,挣大钱越来越难
包括精英阶层在内的许多国民可能会面临这种感慨,即中国经济日益繁荣,民众生活显著提升,但也会面临这样的困惑,世界越来越精彩,挣大钱却越来越艰难。
为什么?这头灰犀牛的降临,是随着急风暴雨一样的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进入到静水流深阶段之后的事。回顾一下改革开放至今的40年,中国暴富阶层的出现,先是个体工商户,以及从事商贸和实业的企业家,标志性的人物是傻子瓜子年广久。

然后是制造业向纵深发展和互联网的崛起,标志性品牌是奇瑞吉利汽车和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接下来则是新世纪之后城市化的迅捷推进和金融地产的光彩,金融家和地产商纷纷排到富豪榜单的前列。近年来随着“双创”浪潮,BATJ君临天下。
暴富的轨迹遵循从商贸到轻工业,从实体到金融地产,从汗水到智慧的递进轨迹。这种暴富唱草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政府和市场规范竞争的提升,已逐渐远去。

不仅如此,从暴富草莽到精英智慧,也意味着冒险大胆、文化不高的企业家群体,显著让位于受过良好教育、勤勉智慧的新型创业者群体。这使得当下年轻企业家都不由自主地不敢低估其竞争对手,并意识到对手和生存法则的严酷性。更有趣的是,针对企业的税制和融资环境也在规范化,靠偷漏税以及和金融机构拉关系来致富,已几乎不可能。
我们大致可以说,最富有的一代中国人已离我们逐渐远去,世界是精彩的,竞争是残酷的,创新创业是艰难的,挣大钱是不易的。
你的乡愁还在,乡村却已不复往日模样
许多人还记得“又见炊烟升起”的歌,其实我们已基本看不到炊烟。
这是在中国无法阻挡的另一头灰犀牛,即传统田园牧歌式乡村的没落。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意味着农业在GDP构成中,比重迅速降低;也意味着人口向城市和城镇的加速集中。在此背景下,传统村落的大幅缩减是不可避免的。

据统计,在过去的15年间,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中国行政村以每年1.6%的速度不断减少,据说中国每年减少约7000多个村委会,每天减少约20多个自然村。200人以下的村子在迅速撤村并居之中,甚至镇政府也在撤并减少。
时至今日,当我们说需要着力解决“三个一亿人”的问题时,潜台词是农村无法阻挡地被城市和工业文明所改写。
随着部分村落的消亡,家祠祭祖、邻里宗亲、乡绅家规也随之逐渐失落。居住在城市中的人群,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往往对出入同一社区的对门一无所知,没有近邻,也不再有远亲。村落消退意味着中国五千年来古老生存模式几乎不复存在。

在中国悄然发生的事情,在欧洲也曾发生。一段历史即将终结。李培林先生曾感叹:“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

各种税,是个绕不过去的坎儿
尽管许多人将对此明显不快,但这头灰犀牛还是步履蹒跚而来,不会回头。那就是各种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房产税等等。你不要徒劳地试图逃脱。
中国经济正在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经济转型,而消费的主体是住户部门,不是政府。当下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有达60%源自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对中国企业再加税是几乎不可能的,降低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是大趋势。这几乎锁定了,住户部门的税赋贡献应当逐渐提升。
中国家庭部门的税负是否沉重?无论从整体还是结构看,都有提升余地。当下遗产税尚未开征,房产税尚未普遍开征,这使得地方政府实际上几乎不具有主体税种。那么个人所得税的负担现状如何?
一个浅显的事实是,中国个税总额勉强超过万亿,类似京沪这样的都市,个税年入大约在1500亿,这意味着中国一线城市的居民,每年的人均个税仅5000元。

推算可得,京沪人均税前月薪约为1.1万元,税后所得约为8200元,每月个人所得税大约在450元。不要忘了企业还需要为你负担约税前工资44.3%的“五险一金”。考虑到平均数通常高于中位数,由此可推测京沪普通工薪阶层月薪可能在税后6500元。这让人产生了比较大的困惑。中国居民的真实收入究竟如何?中国不同阶层的税负究竟如何?
如果月入8200元,那么即便对京沪居民,按15年总收入计算,个人住房贷款上线也不应超过150万,毕竟一个人一生工作30年的总收入才仅300万元。结合每年储蓄存款等的增长,中国居民真实收入和个税之间存在不匹配现象。

如果考虑到贫富分化,更令人怀疑中国高收入群体的真实纳税状况。遗产税和房产税的问题都将提上日程。
我没有听说过狮子王在临终前,流泪对小狮子嘱咐说,我在东山埋了头山羊,在西坡藏了只兔子,待我百年以后,小狮子你饿了不妨取食之类的童话。人的智慧要比动物高一些,子孙比你强,你留钱财干什么?子孙不如你,你留钱财干什么?根据统计局的入户调查,中国居民约60%的家庭财产为房产,由此可推算居民房产总市值不会低于150万亿元,它构成了房产税的庞大税基。

惟税收与死亡不可避免,无论你是否愿意,各种税是匆匆而来还是姗姗来迟,它们终究要来的。
养老金的调整增长,好像放缓了
在我看来,现代社保保障体系的数理基础是十分可疑的,这个体系的可持续性需要一系列精细的假设,例如对长期通货膨胀的预测,对养老金领受者预期寿命的预测,对医疗费用长期趋势的预测,对人口长期变动及跨代消费储蓄行为的预测等等。
由于生命科学的进展往往是长期沉寂中夹杂大突破,也由于社保基金的长期投资收益难以把握,因此无论政府和学者如何努力,事实上社保体系的可持续性殆非人力,基本是听天由命。
当下已经离退休的中国老人是幸福的。中国处于明显加速的老龄化进程之中,与此同时,中国的养老体系不断扩展,成为世界上最复杂和庞大的养老体系。说庞大很自然,中国有全球最多的老年群体;说复杂也容易理解,中国省市间、城乡间的养老和医疗体制高度碎片化。

这个体系要得以维持下去,三条路途,多缴,少取,用活。多缴很难,那么就得依赖雇员多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或者雇主和雇员共同努力多做企业年金。但现状是中国老人基本靠政府基本养老度日,年金和寿险过少。
再说一次,已经离退休的中国老人是幸运和幸福的,更年轻的世代已无望仅仅依赖政府的基本养老,必须更认真地思忖如何安度晚年。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退潮和银发潮汹涌而来之前的银发族,无疑是幸运一族。

晚年滋味,子女不在身边
许多人跑到北美学习集中式养老,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西方老人凄凉寂寞的晚景,可学习的经验不多,教训不少。
许多中国老人仍然指望由子女供养其天年,而不太愿意接受居家保姆、社区养老或社会化养老。相信在未来20年,中国老人几乎家家都有一头挥之不去的灰犀牛,即晚年滋味,老人相依,子女不在身边。
过去40年中国令人炫目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了代际之间的巨大差异,甚至鸿沟。爷孙、父子辈之间,从生活习性,到文化教养,甚至到价值观上都有可能存在深刻隔阂。这在相当程度上,可能使得中国老人和子女难以相互照顾的原因,很可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或者异地问题,而是彼此难以再长期共同生活这一残酷现实。他们在血缘上有传承,他们在俗世间,已分属不同群体。
数字地球和数字经济不会等待任何人,稍有倦怠,你会觉得一种危机,这并非年轻人求职打拼的危机,这也可能是老年人的居家危机,你若不跟上快速变幻的世界,这个世界给你的可能不是你所熟悉的便利,而是巨大的不便,如果你还去银行网点排队,还揣现金,还到现场挂号买票,那这种不便已在眼前。这个时空压缩的四度空间,对许多人而言,有可能是更陌生、疏远和隔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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