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倾听
拙文《中文写作一堆错字病句，为何能成汉学大家？》在大家上登发之后，很快收到了朋友转来阅湖先生指控我洗稿的截图。必须承认，我在写稿之前，确实读过阅湖先生在豆瓣上发表的《闲谈北美汉学家的中文水平》（这里贴的微信版），以及一些网友的评论。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值得展开讨论的话题，于是有了拙文。没有将阅湖先生的文章列入参考文献，肯定是我自己的疏忽，于是当晚我就给阅湖先生写了道歉信和解释信，并明确提出沟通解决的愿望，毕竟洗稿是很严重的指控。

阅湖先生的投诉
我当晚的道歉信和解释
为了避免空说，我尽快给加了备注，当晚再次致信表达沟通诉求
发出去的两封邮件，一直未见回复，但能看到作者继续在跟进传播我洗稿的相关信息，并且不少读者将我在文末加备注理解成鸡贼行为，而不是主动想要迎合他的诉求。我确实觉得其间存在误会，因为从论证方式到观点输出，我们存在明显不同，甚至是观点对立的（详见后文）。于是我又找到居间人转达沟通的愿望，还是被拒绝，之后就看到别人转来他登发的指控文《说说洗稿这件“小事”》，其间也晒出了我私下的道歉信，不知为何却又只晒出了一部分，掩去了我的部分解释，以及希望了解对方诉求，积极沟通的愿望。
这是对方控诉文中我不全的道歉信
赶巧昨天关于《甘柴劣火》一文是否涉及洗稿，网上言论纷纷。其间标准，确实值得讨论，也很有价值。一旦沾上“洗稿”的指控，确实容易激起读者一种本能的义愤，我今天写这篇商榷，一来确实是希望与阅湖先生做些沟通，二来也是想把我当时写作的情况诚实地公布出来，并交由公论。无论最后判定什么结果，我希望都是对我的一次深刻教育，该承担的责任绝不推诿。
阅湖先生一文（后文简称Y文），约1500字；拙文（后简称Z文）近4500字，由于阅湖先生也承认“胡文的第二、三部分确属其自己的评论”，所以为了更有效的沟通，我单就作者指控的第一部分，逐段与阅湖先生商榷。
开头部分：
Y：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对于北美汉学界似乎抱有一种普遍心态：后者问题意识虽好，但文献功底不行。更直白一点说——中文水平不行。可海外诸公的中文水平究竟是什么段位，似乎也并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而近日从网上流出的一批鞠德源旧藏北美汉学家中文书信，则为我们管窥这些汉学家的中文写作水平提供了一个颇为宝贵的机会。这批信件的上款人鞠德源（1934-2018）生前曾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室主任，在明清宫廷档案方面堪称权威。1982年9月至1983年10月，鞠氏受哈佛燕京学社之邀赴美任客座研究员，从事明清文书档案研究工作，由此也认识了一大批北美中国史学人。因此，这一次流出来的书信便以在80年代活跃或正在崛起的北美清史研究学者为主。
Z：近日，清史专家鞠德源与海外汉学界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批通信在网上流出，引发不少热议。一则是海外汉学家的中文写作或手迹并不多见，如美国汉学家卜德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一生中唯一一篇中文文章《左传与国语》，其实也是经顾颉刚“猜其意而重作”的；二则更在于，这些汉学大家用中文写就的部分书信中，居然错字、病句比比皆是，让不少人直呼是小学三年级的中文水平。
对比：阅湖先生指责我“补充汉学家卜德的例子也明显有画蛇添足之嫌（汉学家的中文手迹稀见是个很明显的事实，似乎不需要再添加这种证据吧）”，我觉得我引卜德的例子不仅是为了说明汉学家的中文文章和中文手迹少见，也是说明即使是署名汉学家发的中文文章，也未必能代表汉学家自己的中文水平，如顾颉刚声称是“猜其意而重作”，相信是做了不少的增删改写。我觉得这个例子确实是信息增量，也与“汉学家的中文写作水平”这一主题密切相关，不应该被列入是洗稿的“增删非关键词语”。这段还有被作者指控词项替换的还有一处，即涉及“信件流出”的事实介绍时，Y文写北美汉学家，我查到了当时的线上拍卖会，其实还有日本汉学家，华裔学者等，因此我写的是海外汉学界。阅湖先生指责我“后文的讨论完全未涉及这些日本汉学家”，我其实在后文提到了美国汉学家和欧洲汉学家、日本汉学家的区别，并指出美国汉学自费正清以来比较注重近现代中国的研究，相较之下比较轻训诂之学，所以更容易被质疑中文的写作能力，而日本汉学家基本保持了能写汉诗的传统，加之信件多日文，偏离了讨论中文写作与汉学研究的关系的主题。阅湖先生还认为我所写的“‘居然错字、病句比比皆是，让不少人直呼是小学三年级的中文水平’这样的网络戏谑语言更是没有必要”，错字、病句比比皆是，确是我对信件的归纳，“小学三年级的中文水平”是当时读者阅读Y文的一些反馈，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我全文中只有这一处转述读者留言的地方使用的是中文水平，它处都表述为中文的写作水平，这是Y文可能导致读者产生误解的地方，也是我撰文探讨的原因之一。
孔飞力部分：
孔飞力的两封信
Y：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因《叫魂》一书蜚声国内的孔飞力。《叫魂》的主要文献基础是孔氏1984年于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搜集的清室档案，而指引孔飞力接触到这批档案的关键人物之一正是此前一年做客哈佛的鞠德源。为此，孔飞力特意在《叫魂》一书的“致谢”中感谢“鞠德源在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客人在剑桥访问期间，以及我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时，引导我接触了许多历史资料”。而此次流出的孔飞力致鞠德源中文信共两封，一封作于1985年2月8日，主要讨论孔氏在罗马查档所获；另一封作于1987年3月14日，主要是帮闵斗基牵线搭桥兼及谈论中国当时的政治改革形势（“我们都明白国内状态目前有所不理想”）。从整体行文来看，孔飞力的中文写作还是相当流畅的，“正月”、将华盛顿缩写为“华城”以及落款处“弟 飞力”等用法更是非常地道。美中不足的是几处别字，“看”误作“着”，“华盛顿”误作“华生顿”，“进步”误作“进部”，“下次”误作“下此”。但总体而言，孔飞力的汉语水平在普遍没有长期旅华生活经历的北美第二代汉学家中确属扎实。
Z：这批通信者中，最为读者所熟知的大概是《叫魂》的作者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他被认为是美国第二代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此次流出的中文信中，他有两封，分别写于1985年2月8日和1987年3月14日。细读这两封信，其中的书写错误确实不少。譬如信一中的“看”被写成了“着”，信末的“考查”漏笔成了“考杳”，信二中的“刚才”成“纲才”、“作”代“做”、“象”代“像”、“进步”误成“进部”、“下次”误成“下此”等等。文法上虽也不太熨帖，但意思表达总算清晰流畅，且书信体例，及农历时间的使用等，也能见出其地道之处。但有读者用信中“希望今年北京的春天象1984那么美丽”来例证孔飞力的文笔老辣，则属误读。误解者以此处1984为奥威尔的《1984》，其实不然。鞠德源曾于1982-1983年，受邀赴美任客座研究员，因此结识孔飞力。1984年，孔飞力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到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此发现了围绕“叫魂案”的大量文献，其时鞠德源正在档案馆任职，信中提及1984指的正是此时。也正因熟稔，孔飞力在信中才直呼鞠德源为老鞠，并特意在《叫魂》一书的“致谢”中提及鞠德源的帮助。
对比：这一段比对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孔飞力与鞠德源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关于信件的具体信息解读。这一部分阅湖先生认为我只是做了“语序置换”，是明显的洗稿。我觉得这确实有误解，其一关于孔飞力与鞠德源的关系，我的资料来源并非Y文（稍后举证），而且我的材料组织绝非像阅湖先生所声称的那样是为了洗稿，而是像所有作者使用材料那样，都是服务于具体的论证，而且这个论证项是Y文没有的（将详细说明）。
首先是孔飞力与第一历史档案馆、鞠德源的关系，国内很多关于孔飞力的专访都有涉及，且远不只一篇，譬如陈时伟先生的专访《“孔飞力之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甚至百度百科上都有相关介绍。譬如，Y文中提及鞠德源“曾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室主任”，而我只查到他在1980年后曾历任档案馆任管理部副主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以1984年孔飞力来京时，鞠具体什么职务我并没有确定，所以我只写了模糊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任职，这并非是为了替换，而是出于谨慎。又比如，我在介绍时，强调了孔飞力是因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这当然也被作者视为“增删非关键词语”，事实上，我选择这个信息是因为它很重要，因为正是中美相关方共同成立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才启动了中美的交流，其后有不少美国汉学家都受惠于此，譬如我后文提到的彭慕兰和欧立德。而且细读拙文的读者会发现，我引入鞠和孔的交往材料，是为了论证孔为何在信中直呼鞠德源为“老鞠”，因为这是孔飞力信件的一大特色，我觉得应该加以说明，而这个观点，Y文中并没有。其次，我着重强调1984年是为了回应有些读者误解为奥威尔的小说《1984》。所以阅湖先生其实没有看出我的材料使用都是有论证目的的，只是一味地斥之为洗稿。
再说关于信件解读。相较之下，我举错较完备，因为这是文章重要的出发点，所以Y文举了4个，我举了7个，而且Y文中举的“华盛顿”误作“华生顿”，拙文没有提及，原因正在于依据图中信件根本无法发现此处误笔。阅湖先生说我指出孔信“书信体例”地道，也是洗了他文中的“弟 飞力”，我觉得这里也有增量信息，因为体例指的是书信的整体格式，而不只是一个落款。再看涉及作者独特性的判断方面，Y文说第二封信是“帮闵斗基牵线搭桥”，并认为“孔飞力的汉语水平在普遍没有长期旅华生活经历的北美第二代汉学家中确属扎实”，阅湖先生的这些判断，拙文皆没有，也是因为依据我的知识和信件信息，我根本没能力得出这样的观点。
白彬菊部分：
白彬菊的信件
Y：与孔飞力同属一代学人的还有写下《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一书的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白氏1985年3月19日致鞠德源的信件主要谈及受邀在清代档案学术研讨会上做报告一事。单就这封信而言，白彬菊的汉语写作水平似较孔飞力稍弱一些。孔信中虽有个别词语错误，但句子中文语感比较对；而白彬菊的用句则略显拙稚。以白信第一句为例——“我一给韦教授写信，问他很多问题，把信寄出去，您的信回答我的问是（注：应为‘题’）马上就到了”，从中文的角度来看便不甚通顺。不过大体上，孔、白二人的汉语水平仍可算是同一档次。
H：与孔飞力差不多同时期的美国汉学家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其代表作《君主与大臣》通过内廷与外朝之争的视角，详尽而深入地探讨了军机处的形成、发展和日常运作，被视为是顶尖水准的清代政治制度史著作。在国内译介出版后，亦多获赞誉。此次流出的信件中，也有她的一封，谈及受邀在学术研讨会上做报告诸事宜。较之孔飞力，白氏的信错字虽较少（如“真”误写成了“贞”），但多有语句不通之处，诸如“我一给韦教授写信，问他很多问题，把信寄出去，您的信回答我的问是马上就到了”，表意就明显有些紊乱。
对比：Y文提及白受邀在“清代档案学术研讨会上做报告”，我只提了“学术研讨会”，也是因为单从信件来看，无法断定是清代档案学术研讨会。事实上，我曾查到1985年白曾经受邀参加第一历史档案馆建馆60周年，与孔飞力信中信息也一致，私意是同一个活动，但单就此信无法确证，所以出于谨慎，只做了模糊处理。另外，Y文提到白信中的“我一给韦教授写信，问他很多问题，把信寄出去，您的信回答我的问是马上就到了”，认为“是”应做“题”，是错别字。而我认为信的第一行就写对了“问题”，不会第二行马上就错成“问是”，而是断句的原因，我的理解是“您的信回答我的问，是马上就到了”。Y文对白的判断是“大体上，孔、白二人的汉语水平仍可算是同一档次”，我从信件来观察，觉得中文写作孔超出白不少，根本没有做同一档次的判断。而且我认为白的问题是处理长句困难，一涉长句，就表意紊乱，所举例正是那个长句。而且我刻意提及白的错字较孔少，也不是为了规避，其实也是想说明孔白二人的写信风格明显不一样，孔信中同一字时对时错（比如前面写对了查，后面就漏笔写成了杳），且时而繁体时而简体，而白对待书信无疑更认真细致（她一一问及研讨会各种细节也见出其认真的行事风格），所以我才会作出“是”不是“题”的误笔的一个判断。对于白的认真风格，我在后文也有照应。
彭慕兰部分
Y：而再往下一代的汉学研究者中文水平又如何呢？这批书信里同样包含了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即彭慕然（作者自己落款如此，更可见“彭慕兰”之名乃将错就错之结果）。后来以“大分流”理论闻名的彭慕然写信时（1985年1月9日）尚是耶鲁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博士生，正在山东着手准备博士论文（即后来的《腹地的构建》一书）的材料。当时，他写信给鞠德源主要是为之后赴京查档做准备：
“如果对你位好，我想二月十六日达到北京，二月十七日到档案馆去，我最想看的材料是清末的山东巡抚档案，可是我也想看随手登记，找其它的奏折，谕旨，寄信，等等。如果有清末的山东黄册，它们也很有用，这个单子不全，可是也许可以介绍我想看的是什么资料；我来的时候，我带来一个比这个好一点儿的单子跟一个比白彬菊给您的好一点儿的简介书。”
从上引段落的行文不难看出，彭氏的中文写作还是要比孔、白二人弱上一档。这一方面自然与彭慕然当时学习汉文时间尚短有关（据彭氏自己回忆，他是因1979年上高家龙的课才开始对中国史感兴趣，故此时约学了五年中文），而孔、白二人写信时则已执中国史研究教席；可另一方面，却也多少反映出北美汉学家中文水平上的代际差异。
Z：美国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算是孔飞力和白彬菊的学术后辈，其代表作《腹地的构建》、《大分流》、《贸易打造的世界》近年也已陆续在国内翻译出版，亦多受好评。1985年，彭慕兰作为耶鲁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来到中国学习，初到山东大学，后转入中国人民大学。为了准备博士论文，他提前给几个人写了信，其中就包括鞠德源。相较而言，他学习中文的时日尚短，其中文写作也明显生涩粗疏，有几处字词零散，几不成句。
对比：阅湖先生认为我关于彭慕兰的介绍是对Y文的改写，这也是先入为主的判断。譬如关于彭的作品出版情况介绍，Y文并没有提及。而诸如“1985年，彭慕兰作为耶鲁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来到中国学习，初到山东大学，后转入中国人民大学”，这几乎就是彭信件中的原文信息（信件照片请参考Y文），何来改写之说？而我提到彭提前给几个人写了信，Y文中根本没提及，也无法从Y文进行推导，再问何来改写之说。
阅湖先生还抱怨我文中没有“洗稿”他对于两代汉学家的比较，而事实是，这恰恰是我俩对于彭信件的判断完全悖反的一个表现。Y文对彭的判断只有一句：“比孔、白二人弱上一档”，“反映出北美汉学家中文水平上的代际差异”。我主要是从信件出发，认为彭的中文写作字词破碎，几不成句，这是很具体的判断，跟“弱上一档”的总体表述明显不同。而且事实上，我也不认同Y文中将孔白二人与彭对立，视为北美汉学界代际之间的中文水平差异，一来样本量太小，对比很难成立，而且我后文也有很明确的判断，早期的美国汉学家中有不少是完全不懂中文的，比如魏特夫就是靠中国学者帮忙整理文献的。而且我认为随着汉学作为学科日益专业化、标准化，新培养的汉学家其实现代汉语的能力是越来越好的。所以我认为彭的中文信件写得差，单纯是因为学习时日短。再说一下，为什么我也强调了孔白和彭在学术辈份上的差异，这也是被阅湖先生诟病的地方，其实我设置孔白和彭在年代上的差异，完全不是为了说明代际之间的中文水平，而是想要呈现在不同年代，海外汉学家能接触到的中文学习渠道完全是不一样的，一如我在后文论述的，在大陆对外开放之前的年代，日本（孔飞力曾在日本学习）、中国台湾（白彬菊因无法来大陆而辗转台湾）和中国香港对海外汉学家的中文学习是至关重要的，而要谈及海外汉学家的中文写作能力，这一点确实是很重要的信息，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孔白信中的繁体字为何远多于彭，这都是Y文没有的观点。
综合来看，即使单论我文章的第一部分（它不到全文的1/3），我个人认为，我俩确实分析了相同的信件照片，但从分析方式到整体判断都明显不同。我主要是就信件的具体信息去分析，并以此为基点做相关阐发，而且几乎不涉及任何大判断；而Y文更像是整体判断的（这3封信展现了北美汉学家的代际之间中文水平的差异），具体通过信件来举证（我认为这是Y文把孔、白明显高下的中文写作水平并列地归为同一档次的原因），重要的是，Y文中几乎所有的独创性判断，拙文中不仅没有，而且基本是持反对意见的。所以，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对于我“洗稿”“抄袭”的判断，但在我写文时，Y文确实是一个潜在的对话对象，却疏忽没有加上备注，因此对阅湖先生造成伤害，再次表示抱歉。因无法与阅湖先生直接对话，所以特此撰文说明。谢谢大家的耐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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