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对于北美汉学界似乎普遍抱有一种心态：后者问题意识虽好，但文献功底不行。更直白一点说——中文水平不行。可海外诸公的中文水平究竟是什么段位，似乎也并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而近日从网上流出的一批鞠德源旧藏北美汉学家中文书信，则为我们管窥这些汉学家的中文写作水平提供了一个颇为宝贵的机会。
这批信件的上款人鞠德源（1934-2018）生前曾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室主任，在明清宫廷档案方面堪称权威。1982年9月至1983年10月，鞠氏受哈佛燕京学社之邀赴美任客座研究员，从事明清文书档案研究工作，由此也认识了一大批北美中国史学人。因此，这一次流出来的书信便以在80年代活跃或正在崛起的北美清史研究学者为主。
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因《叫魂》一书蜚声国内的孔飞力。《叫魂》的主要文献基础是孔氏1984年于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搜集的清室档案，而指引孔飞力接触到这批档案的关键人物之一正是此前一年做客哈佛的鞠德源。为此，孔飞力特意在《叫魂》一书的“致谢”中感谢“鞠德源在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客人在剑桥访问期间，以及我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时，引导我接触了许多历史资料”。
而此次流出的孔飞力致鞠德源中文信共两封，一封作于1985年2月8日，主要讨论孔氏在罗马查档所获；另一封作于1987年3月14日，主要是帮闵斗基牵线搭桥兼及谈论中国当时的政治改革形势（“我们都明白国内状态目前有所不理想”）。
从整体行文来看，孔飞力的中文写作还是相当流畅的，“正月”、将华盛顿缩写为“华城”以及落款处“弟飞力”等用法更是非常地道。美中不足的是几处别字，“看”误作“着”，“华盛顿”误作“华生顿”，“进步”误作“进部”，“下次”误作“下此”。但总体而言，孔飞力的汉语水平在普遍没有长期旅华生活经历的北美第二代汉学家中确属扎实。
与孔飞力同属一代学人的还有写下《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一书的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白氏1985年3月19日致鞠德源的信件主要谈及受邀在清代档案学术研讨会上做报告一事。单就这封信而言，白彬菊的汉语写作水平似较孔飞力稍弱一些。孔信中虽有个别词语错误，但句子中文语感比较对；而白彬菊的用句则略显拙稚。以白信第一句为例——“我一给韦教授写信，问他很多问题，把信寄出去，您的信回答我的问是（注：应为‘题’）马上就到了”，从中文的角度来看便不甚通顺。不过大体上，孔、白二人的汉语水平仍可算是同一档次。
而再往下一代的汉学研究者中文水平又如何呢？这批书信里同样包含了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即彭慕然（作者自己落款如此，更可见“彭慕兰”之名乃将错就错之结果）。
后来以“大分流”理论闻名的彭慕然写信时（1985年1月9日）尚是耶鲁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博士生，正在山东着手准备博士论文（即后来的《腹地的构建》一书）的材料。当时，他写信给鞠德源主要是为之后赴京查档做准备：
“如果对你位好，我想二月十六日达到北京，二月十七日到档案馆去，我最想看的材料是清末的山东巡抚档案，可是我也想看随手登记，找其它的奏折，谕旨，寄信，等等。如果有清末的山东黄册，它们也很有用，这个单子不全，可是也许可以介绍我想看的是什么资料；我来的时候，我带来一个比这个好一点儿的单子跟一个比白彬菊给您的好一点儿的简介书。”
从上引段落的行文不难看出，彭氏的中文写作还是要比孔、白二人弱上一档。这一方面自然与彭慕然当时学习汉文时间尚短有关（据彭氏自己回忆，他是因1979年上高家龙的课才开始对中国史感兴趣，故此时约学了五年中文），而孔、白二人写信时则已执中国史研究教席；可另一方面，却也多少反映出北美汉学家中文水平上的代际差异。
当然，这些汉学家故纸不是——也不能——作为评判学术的标准。毕竟中文写作水平并不代表中文水平（对于英语学界的中国史研究者而言，阅读能力显然才是关键），更不代表学术研究的水平。或许，更值得我们思考的反倒是——为什么最终恰恰是这些中文字迹颇显拙稚的洋学者们凭借《叫魂》、《君主与大臣》以及《腹地的构建》等一部又一部的佳作带给我们智识上的冲击与挑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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