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有一个美国传教士，
飘洋过海来到中国，
他的名字叫约翰•林顿•斯图尔特，
出身苏格兰的名门望族，
和美国前总统林肯沾亲带故。
1874年，短暂回国的他，
再次来到中国杭州，
这次他还带来了妻子，
玛丽•路易莎•霍顿。
玛丽创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
免除学费，提供食宿和衣物，
要求不许缠足，不许包办婚姻，
改变了中国女性的教育格局。

站在母亲背后一手搭着父亲肩膀的就是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
司徒雷登在中间一排右边
司徒雷登（左二）与燕京大学教职工在学校合影。
------
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
他是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
他尊为校长，却从不高高在上，
而是以一颗善良的心，
温暖着每一个学生。
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
总是用温和恳挚的目光看着学生，
学生不先开口，他是不多说话的，
他总尽量的给学生机会，
让学生倾吐自己的来意，
然后再用低柔的声音，诚挚的话语，
来给学生们指导与安慰。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在临湖轩举行，他们身后的司徒雷登是主婚人。
1926年，他的妻子艾琳病逝，
他将妻子葬在深爱的燕园，
一生未再续娶，每天清晨，
他都去妻子的墓前静坐祷告。
将自己的妻子，
埋葬于一座中国的学校，
这又是怎样的一份深爱？
司徒雷登与学生的合影
红军长征刚结束时，
处在几乎与世隔绝，不为人知的境地，
是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美国人斯诺，
成为采访红军和中共领袖的第一个西方记者。
斯诺回到北平后举办介绍会，
展出照片，这成了毛泽东，
走向世界的第一次最成功的亮相。
司徒雷登摄于燕京大学贝公楼前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北平，
可他决定即便沦陷，也要继续办学。
他策略性地强调燕大是美国学校，
悬挂起美国国旗，以防日机轰炸，
还聘请了会说日语的燕大校友为校长秘书，
与日方周旋，保护被捕的燕大学生。
当时许多中国学龄青年，
一时不能到后方去，
又不愿就学于敌伪政权支配下的学校，
燕京大学就成了他们理想的选择，
燕京大学是那个时代少有的一方净土。
日本人蛮横提出，
让日本学生进燕大读书的要求，
他表面斡旋坚持应和中国学生，
一样经考试合格方能录取，
结果虽有日本学生报考，
却因未达到标准，无一人进入燕大。
即使冒着生命危险，
他也绝不向日本人低头，
这般对中国的痴爱，
如何能够假装？

一九三六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颁发给司徒雷登的奖状
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开战。
第二天，燕京大学即被日军封闭，
并拘押了他。
此后，他被被囚禁在，
北京东单三条日军看守所与世隔绝，
坐牢时间长达3年零8个月，
直到日本投降，才重获自由。
《时代》报道司徒雷登出狱后。
而出狱后的第二天，
他就着手重建，因战争而关闭的燕大，
当年10月10日，燕大就开学了。
身陷囹圄，临危不惧，
好不容易脱困，
心心念念竟是中国人的学校，
这般不求回报，全心投入的爱，
如何能够假装？

70岁时，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
没想到正是这个职位，

让他晚景凄凉，走向悲剧的命运……
他一直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
希望能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
他曾这样写道：
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
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
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
自相残杀之内战，
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
可偏偏，国民政府不听他的，
美国政府也偏袒国民政府，
他作为大使，
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
最终，内战全面爆发。
他痛责自己失职：
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
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
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
后来，他极力想促成中美建交，
但却失败了，但很多人相信：
如果中美当时建交，
不但大陆和台湾的历史要改写，
甚至朝鲜战争也有可能避免。

1946年周恩来与司徒雷登在美国大使馆，身后的小楼至今仍在。
1949年8月2日，
充当美国大使并不成功的他，
踏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
黯然离开了这片他生活了50多年，
深深热爱并为之呕心沥血的土地。
回国后，他就被美国政府“封杀”：
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
不许接受记者采访，并且要“审查”他。

1947年1月画报所刊封面人物，司徒雷登在大使馆办公室。
而中国这边，1949年8月18日，
一篇《别了，司徒雷登》，
让他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文中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
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
“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
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当年大街小巷，
到处都能听见这样的唱词：
解放军百万雄师打过长江，
吓坏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他妄想和我国继续建交，
耍诡计搞阴谋恶贯满盈。
为帮助蒋介石他赖在南京，
想不到照妖镜下露了原形！

《别了，司徒雷登》中，
提到了被国民党暗杀的闻一多：
闻一多拍案而起，
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
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
我们应当多写闻一多颂。
没想到后来，
这却引起了一件颇为尴尬的事情。
闻一多牺牲前
曾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
痛陈国民党的种种恶行，
但他在生命的最后却极力赞扬了一个人，
那就是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
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
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
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
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
美国才有这转变。”
可后来，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
也入选课本，
《别了，司徒雷登》骂司徒雷登，
《最后一次演讲》同样在教科书中，
却把司徒雷登赞为英雄，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最终，《最后一次演讲》中，
有关司徒雷登的部分被尽数删除。

司徒雷登回美前在杭州亲人的墓前
他被定性为反面人物后，
燕京大学的生命也很快走到了尽头。
1952年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被拆分，
自此从历史上消失。
在香港的分支，
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
在中国大陆，
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
工科并入清华大学，
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
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
与院系调整同步进行的，还有校园的变更，
北大从原来的地址，
红楼迁至原燕京大学校园“燕园”。
而远在美国的司徒雷登，
却是晚景异常凄凉！
尽管他曾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
但从未为自己留下一丁点什么，
当大使时，月薪为1000美元，
但他又拿出相当一部分，
捐献给燕京大学作为建校之用，
他一生简朴，素无积蓄，
由于之前在美国国内没有工作过，
也没有社会保险。
生活相当拮据，他很少买衣服，
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
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幸好，美国的一家慈善机构，
每月提供给他600多美元的退休金。
在如此被中美两方都不欢迎的境遇中，
抑郁的他在回美三个月后，
就不幸中风，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
加上经济窘迫，连请人服侍都请不起！
晚年患脑血栓的司徒雷登，一直由其学生兼私人秘书傅泾波和家人照顾其起居。
据说这位老人晚年常望着中国的方向，
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
对中国没有丝毫抱怨，只有眷恋，
哪怕这个国家误解了他。
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物件，
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他还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开篇即写：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
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
与那个伟大的国家，
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那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
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
那个深爱的国度，再也回不去了，
有憾，但无悔……
1962年9月19日，
司徒雷登在美国华盛顿悄然离世，
终年86岁……
他是美国人，可他葬礼上的音乐，
却是中国名曲《阳关三叠》：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靑靑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他只留下两个遗愿：
一是，将周恩来送给他的，
明代彩绘花瓶还给中国，
二是，将自己的骨灰运回中国，
安葬在燕园妻子的墓旁。
1986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
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
他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
安葬于燕园临湖轩，
不料有群人，联名反对，
事情不得不搁置。
2008年11月17日，
不得已之下，司徒雷登的骨灰，
只能辗转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
安眠于青山苍翠的怀抱之中。
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
司徒雷登，1876—1962，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他亲手经营打造，
让美丽的燕园誉满全球，
却可惜偌大的燕园，
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让他无法与爱妻永远长相厮守……
他生前很喜欢一首诗：
我要如此死去，
漫漫时日使命已履，
已得酬报的我，
心中有一只岁暮百灵在歌唱，
让我皈依那宁静西方，
像日落，死得灿烂、安详。

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
照顾过成千上万人的生老病死，
为新中国培养了无数民族脊梁，
但他的葬礼却无人参与，
他的名却无人纪念，
如此愚蠢，如此痴情，
又如此伟大的爱，
如何又能够假装！？
2018年9月19日，
是司徒雷登56周年祭日，
他已经走了，

可那份爱还在激荡。
今天，我们每个中华儿女，
都应该重新认识一个名字：
司徒雷登。
因为他是：别不了的，司徒雷登！
大家都在看
文/综合在线编辑
关于我们
加拿大之声是汉加风平台之子品牌，聚焦于加国政治、财经资讯、社区动态。致力揭示事件背后的深度、温度；传递正义、担当；体现社会责任。旗下品牌栏目：《加拿大骗子曝光台》揭露各类大小骗子、骗术；《汉加风系列》为时事评论；传递百姓之声，为华裔融入加国社会而奔走努力。
新闻线索：[email protected]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