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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女性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屈指可数？是女性天然倾向性选择的结果呢，还是被环境歧视挤压所导致？10月18日上线的这篇Science长文，似能对此做一些诠释。文末附清华大学段志蓉教授点评。
本文应颜宁Science背靠背推文读者留言要求特别制作。知社欢迎广大读者对推文素材和内容提出要求和建议。
日前，加拿大物理学家Donna Strickland因博士论文工作，与其导师分享了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史上第三位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女性。如此少的女性获奖者，也引起了媒体和学界对物理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数学以及工程领域男女不平等的关注。Nature杂志更发表题为Nobel committees must do more to achieve equality的社论，要求诺贝尔委员会采取切实措施，增加诺贝尔奖得主的多样性：
The bodies that govern the Nobel prizes have much to do when it comes to increasing diversity among laureates.
不过，我们如果从一个更大的视角观察，就会发现，不仅仅女性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屈指可数，从事物理学研究的女性同样也少的可怜。根据美国物理学会的统计数据，在上世纪60年代，女性仅占获得物理学博士人数的约3%。即便在Strickland获得博士的80年代，这一比例也低于10%。到了如今的2017年，这一比例仍然低于20%。而根据美国物理联合会的报道，到2010年，在授予博士学位的研究型大学物理系中，女性教员也只有14%。
这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这么少的女性学习物理，从事物理学研究，是大多数女性天然倾向性的自我选择呢，还是被环境歧视挤压不得已而放弃物理学呢？这其实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前人在研究中发现，男女在耐心程度、冒险精神、利他性、信任他人、积极互惠、和消极互损等各个方面存在倾向性的不同，影响着他（她）们在教育学习、职业选择和投资理财等诸多问题的决策，进而决定着他（她）们不同的收获和回报。问题是，这些倾向性男女性别差异的根源，到底是什么。10月18日发表的这篇Science长文，为此做了注解。
根据2012年Gallup在全球范围内所做的调查，作者首先注意到，男女在利他性、信任他人、积极互惠、消极互损、冒险精神、和耐心程度六大指标上，存在显著的倾向性差异。总体而言，女性较男性社会性更强，更具有利他性、更信任他人，更乐于积极互惠而较少地消极互损。而在另一方面，女性冒险精神不如男性，也不如男性有耐心，如下图数据所示：
问题是，这一倾向性性别差异，是天性使然，还是环境所迫？作者提出了两个方向的假说。一方面，以社会角色论为基础，认为男女倾向性差异由其社会角色和属性所决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男女趋向平等，社会角色的性别标签淡化，会降低男女倾向性差异。另一方面，后物质主义论则认为，在物质需求满足之后，人会更倾向于不受约束地表达自我。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丰富，男女平等地获得所需的资源，会增大男女倾向性差异。
也就是说，这两个假说对男女倾向性差异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关联，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断言。您觉得哪个是正确的呢？我们先看地图：
非常有意思，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男女倾向性差异更加显著。而在亚非拉等第三世界，这一差异反而变小。更量化的数据显示，男女倾向性差异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以及男女平等指数，都呈正关联：经济越发达，男女越平等，男女倾向性差异越显著。
不仅仅总的倾向性差异如此，在利他、信任、耐心、冒险、互惠、互损这六大指标上，倾向性差异与经济发展和男女平等程度的关联关系不变：

也就是说，社会经济越发展、男女越平等、越能够随心所欲不受约束地表现真我的时候，男女倾向性差异越大，做出的选择也会越不同。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段志蓉教授曾研究男女倾向性差异，她对此论文做了如下点评：
跟大家一样，看到前日的推文，为颜宁教授的成绩喝彩之际， 我也注意到当日页面上的第三篇文章，并且迫不及待找来读之而后快。这一篇文章，在数据收集方法上有颇多可取之处，从在波恩大学的初始实验，到全球涵盖76个国家共计8万个体样本的数据调查，是近年来少有的大覆盖面的研究，难怪会获得Science的青睐。
因为做过一些性别相关的研究，对性别差异话题也一直关注，同时，在整个阅读的过程中，疑惑时不时会冒出来，而且不是一星半点的小问题，有的可以上升到质疑层面，所以，乐得接受知社邀请，借此窗口分享一下我的吐槽。
从今天这篇推文的标题“男女倾向性差异天然存在”说起吧。其中，“男女倾向性差异”是被描述和研究的客体，而“天然存在”就是一个论断了。收到推文草稿的第一反应是：What？？？本想批判作者胡其扬解读有误，后来发现这锅不能让胡作者独背，因为Science原文本身有这种误导存在。
原文做了一件目标很简单，但实施比较复杂费力的事。概括来说，就是验证在六个不同维度的倾向表达上，男女之间的差异是否会因经济水平和性别平等程度而不同。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性别平等环境越好，男女倾向性的差异越大。从头至尾，原文中并没有提倾向性差异是否“天生”，反而是在结论中称“Our results highlight, however, that theories not attributing asignificant role to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re incomplete ”，强调大家应该更加关注社会环境的影响。
那么误解从何而来？主要是三个方面：假设的理论基础选择、相关概念的混淆，以及暗藏预设的描述。
忍不住要为社会角色理论叫一下冤。在这篇文章中，社会角色理论不仅躺枪，还被做成了枪子儿反攻自己。性别的社会角色理论（代表人物Alice  Eagly和Wendy Wood）试图解释的是为什么男性和女性会出现不同的行为，讲人们关于性别社会角色的执念由何而起，其中涉及的因素包括认知、喜爱、社交互动，以及社会地位等。换言之，文中的几个倾向性维度可能会影响到性别社会角色，而根据社会角色理论，并无法得出经济越发展、性别越平等，男女倾向性差异就越小的结论。作者树错靶子了！更矛盾的是，整篇文章的结论，是在男女差异相关议题上要更加关注社会环境的影响，正好与社会角色理论不谋而合。
以经济发展与性别平等程度更高时性别社会角色的消失，作为依照社会角色理论会得出的推测，是将Equality和Difference这两个概念，偷换并混淆了。也许不是有意为之，但却对读者产生了实质的误导。
两性机会更平等的国家里，性别角色到底会强化还是弱化呢？对文章的结论有没有影响？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文中对性别平等的度量，是综合四个性别平等方面的指标而得，四个指标中前两个本身已经是综合指数，第一个是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全球性别差异指数（GGGI），第二个是联合国开发署（UNDP）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II，原文此处有误，作者和审稿人应各打五十大板），另两个是独立指标，即就业水平和选举权。GGGI覆盖四个方面：经济参与与机会，受教育机会，健康，以及政治赋权；GII则总结了健康、赋权和劳动力市场三个方面，其详细的指标结构如下图所示：
原文没有说明重复计量就业指标的合理性，不过，因为都是综合指数，打包后的结果相差不大。我们关注的是，性别平等本身也是一个社会流程，而且并没有针对特定的性别社会角色（如文中所言的“传统性别社会角色”）。

为什么一篇论证社会环境会影响男女倾向性差异的研究会让人得出“差异天然存在”的结论呢？这与文章基于后物质主义的讨论有关系，即经济发展性别平等后人们更加敢于表达自我，以“敢于表达”暗藏“男女倾向性差异天然存在”的预设。
接下来就到我们的终极问题了：在经济发展水平高，性别平等程度高的国度里，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男女各选自己倾向的职业，那么女物理学家的比例会增加还是减少？可惜，这篇文章暂时还无法给你答案，因为在研究所选的倾向维度里，没有任何一项是哪个职业或岗位的绝对准入证或一票否决资格。
这篇文章的刊发，无疑会对进行性别研究的学者产生不小影响。在读文章的执行摘要时，我甚至联想到了Hofstede的文化度量维度，觉得其影响力也许能与之媲美。然而遗憾的是，不同于当年人们对于文化中包含的内容几乎一无所知，Hofstede以其观察和总结推动了对文化差异的认识，今天的性别研究虽未长成巨人但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此刻的误导或混淆将大大削弱研究对认识应有的推动和贡献，惟愿随之而来的争议或讨论能让大家有更大收获吧。
如果男女倾向性差异真的天然存在，那么我们所追求的男女平等，又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平等呢？ 您有什么想法，不妨与大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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