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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平复的悲痛

2018年还没有结束，却早已有这么多条年轻的生命葬身海外。很多人以为这些消息只存在于新闻之中，却没想到有一天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自己身边，身边那个看起来阳光积极的朋友突然就天人永隔了，又或是平日里谈笑风生的室友不堪忍受抑郁症的折磨最终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经历亲人或挚友突然离开的情况时，很多人会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在震惊之余不断地回忆着与TA生前的点点滴滴，想象着TA在最后一刻的心理感受，而那个场面也在内心一遍又一遍地重演。

很多人在经历了朋友或亲人自杀之后，会产生严重的后悔情绪。“如果当初我陪TA一起出门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阻止TA了？”这种自我评判的想法深深地困扰着自己，总是觉得没有预料到TA的自杀行为是自己的错误。

甚至有不少人在朋友离开之后，也开始计划自杀，想要与朋友一起去到另一个世界。

对于很多在异国他乡的人来说，在不同的文化下结交到朋友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TA的突然离开对自己更是一个重创。

在这个时候，如果还要面对学校和警方的各种调查访问，往往就需要更多的支持与帮助（Harvard Health Publishing, 2009）。

接受事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面对亲人或朋友的突然离世时，很多人并没有办法很快地接受这个现实。心理学家Kübler-Ross（2014）提出这个过程包含了五个阶段：

否认

在得知自己的朋友或亲人自杀的消息之后，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否认这个事实。在这个阶段，很多人在听见消息的时候觉得是假的。

愤怒

人们意识到对方自杀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的，无法再继续否认下去，便开始愤怒地质问。比如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离开我？”、“你就这样抛弃我了！”。

谈判

愤怒过后，人们会开始用讨价还价的方式乞求换来对方的生存。比如说：“上帝啊，请用我的生命去换回TA的生命吧！”、“老天爷求求你了，我做牛做马都愿意，让TA回来吧”。

抑郁

在这个阶段，人们意识到事实已经无法由自己改变，自己无论做什么也没有办法挽回同伴或亲人的生命，便会陷入消极低沉的情绪之中。

接受

人们渐渐从消极低沉的情绪走出来，接受了TA自杀的事实，也明白了TA的生命无法再挽回。当从心里真正接受TA的离开之后，再次回忆起对方只会感受到温暖和些许忧伤，不再有强烈痛苦的感觉。

如何走出阴影

不要害怕面对自己的情绪>>>

有人在朋友或亲人自杀之后，选择避而不谈，以此来压抑自己的情绪。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能消除内心的痛苦，只会使悲伤更加难以平复。通过诉说自己的感受，表达对TA的思念，会有助于度过困难的时期（Pennebaker, 1999）。

通过书写传达对TA的怀念>>>

如果不想要与太多人表露自己的感受的话，将所有的想法写成日记，或者是把对TA想说的话以书信的形式表达出来，也许能帮助自己渐渐走出阴影。

心理学家发现，将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种方式有助于减轻内心的痛苦（Frattaroli, 2006）。

寻找其他有力的帮助>>>

在痛苦的时候，可以寻求来自外界的支持，家人、朋友、心理咨询师等都会在需要的时候帮助自己。寻找一个倾听者，向对方倾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会让自己更快地恢复。

有些学校的心理健康中心会在发生自杀事件之后建立心理互助小组，参加这种小组也有利于自己走出痛苦(Parkes, 1980)。iWanna也推出了Supporter计划，加入这个计划和Supporter沟通也能更快地度过艰难时期。

原谅自己>>>

有些人会觉得是由于自己没有陪着对方，才让对方有机会采取行动、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实际上，我们无法准确地预测别人的行为，也无法时时刻刻地跟着TA。

因此对方的离开并不是由于自己的疏忽而造成的，谴责自己也是TA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活在当下，面向未来>>>

虽然与TA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存在着许多欢乐与泪水，但是沉湎于过去的回忆也无法挽回TA的生命。

时间依旧在向前跑，自己的生活依旧在继续，用心地体会当下身边的世界，珍惜身边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才能渐渐走出痛苦的时期（Be That One Suicide Prevention; Serani, 2013）。

Reference

Be That One Suicide Prevention. (n.d.). Helping a Student Who Has Lost a Friend or Family Member to Suicide. Retrieved October 23, 2018, fromhttps://cmhc.utexas.edu/bethatone/studentscopingsuicide.html

Brown, J. T., & Stoudemire, A. (1983). Normal and pathological grief.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50, 378–382.

Frattaroli, J. (2006). Experimental disclosure and its moderators: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2, 823–865.

Kübler-Ross, E., & Kessler, D. (2014). On grief and grieving: Finding the meaning of grief through the five stages of loss. New York: Scribner.

Harvard Health Publishing. (2009, July). Left behind after suicide. Retrieved October 20, 2018, fromhttps://www.health.harvard.edu/newsletter_article/Left-behind-after-suicide

Parkes, C. M. (1980). Bereavement counselling: does it work?.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81(6232), 3.

Pennebaker, J. W. (1999). The effects of traumatic disclosure 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 values of writing and talking about upsetting ev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ency Mental Health, 1, 9-18.

Schulz, R. (1978). A psychology of death, dying, and bereavement.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Serani, D. (2013). Understanding Survivors of Suicide Loss. Retrieved October 23, 2018, from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two-takes-depression/201311/understanding-survivors-suicide-loss

编辑｜Troy; Ariel's Tail 排版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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