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怎样培养中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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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很短（1912—1949年），但大师辈出；民国很乱，学术却仍昌明。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学术界的天空反而光彩夺目，群星璀璨。

教育是大师成长的最初土壤。那时的高等教育已多有论及，而对中等教育的关注则仍显不足。中等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在学生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时的中学教育到底有着怎样的特点，竟会促使大师层出不穷，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及的话题。

自觉的爱国情怀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救亡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作为塑造国民，培养人才的教育便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教育救国，教育强国。救亡图存的意识渗透进教育的各个环节上。

1915年5月9日下午六时为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最后通牒期限。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决定接受日本政府的要求，25日签订条约。消息传来，举国愤怒。为教育学生不忘国耻，淮阴中学与各地学校一样，于校园之内立一“五月九日”国耻碑，以铭记国耻，奋发图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日本染指东北，侵略野心暴露无疑。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便派人编著了《东北经济地理》一书。1932年初复课时，南开学生每人马上就拿到一本十几万字的《东北经济地理》，而且这学期所有南中的学生都必修此课。这门课与考试无关，与升学无关，但关乎民族情感，关乎历史使命。

某学校的“国耻纪念碑”

1937年，南京沦陷，中央大学附中（南师附中前身）西迁长沙。西迁期间，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全部住校。早上起来先是军训，教官带着学生跑步，然后是唱歌，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之类，再然后是喊口号，最后一个口号总是“蒋委员长万岁”。这虽是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学生的责任和使命意识。

爱国情怀渗透在课程之中，救亡意识体现在日常之中。日积月累，耳濡目染，青年学子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意识。再加之外敌入侵，国土沦丧，这种爱国救亡意识就表现得更为强烈。

1931年，钱伟长以中文和历史“双一百”的成绩入读清华历史系，但在入学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得知消息后，钱伟长拍案而起，做出人生中一个大胆的决定：弃文从理，学做飞机、大炮，强国御侮。而当时的钱伟长物理只考了五分，数学和化学总共20分。为了实现这个愿望，钱伟长极其刻苦，早起晚归，废寝忘食，最终成为中国的“力学之父”。

钱伟长

名师云集的中学课堂

大师的成长需要名师的引领。晚清以来，旧制度轰然崩塌，新制度尚未完善。一些知识精英只得进入中学课堂谋求生计，从而使当时的中学呈现出名师辈出的局面。当然，这里的“名师”并不指高职称之人，而是一些真正的饱学之士。

民国时期的中学名师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前清旧式读书人（甚至还有前清翰林）。这些人在清亡前多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文史功底深厚。清亡后流落民间，进入学堂，继续以教书为生。季羡林当时就读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的两位国文教员就是前清翰林。他们教授《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不带课本，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流。

著名哲学家、新儒学代表人物徐复观也有类似的回忆，他在《我的读书生活》一文中说：“尤其是讲授我们国文的，是一位安陆的陈仲甫先生，对桐城派文章的功力很深，讲得也非常好。改作文的是武昌李希哲先生。他的学问是立足于周秦诸子，并且造诣也很高。他出的作文题目，都富有学术上的启发性。”

徐复观

二是海外留学的归国学子。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众多学子远赴重洋，求学他国。秉持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一些人在学成归国后便投身于教育界。天津耀华中学的校长赵君达就是留学哈佛的法学博士，归国后先在北洋大学任教，后来按照自己的理念创办中学教育。他在担任耀华中学校长期间亲自口试应聘老师，从而保证一流师资。

南开中学的外文老师也多由归国留学生担任，何炳棣曾回忆道：“这位老师是业已两度留美，南开大学外语系主任柳无忌的夫人，高蔼鸿女士。从她的口中第一次听到地地道道的美国口语，从她的讲书谈话中，才部分地、极粗浅地领略出进窥奥妙无穷的英语宇宙。”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师资，南开中学的英文教学水平非常之高。“总的来说，南开中学毕业，一般地能听懂美国人或英国人讲话，不仅是简单的句子，成段的话也能听个七八成。”

1932 年 7 月 26 日自欧洲回国途中摄于海轮上。左起：朱偰、朱自清、柳无忌、高蔼鸿

三是国内名校大学毕业生。20世纪初，废科举，设学堂，近代大学在中国纷纷设立，但由于近代中国科技落后，工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缓慢。一些名校的大学毕业生只得进入中学从教以谋生计。据后人回忆，北师大附中，南开中学的教员很多是清华、北大毕业生；上海南洋中学的教员多毕业于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附中的教员多自中央大学毕业。

南开中学西迁重庆时期，国文老师孟志荪毕业于金陵大学外文系，学的是西洋文学，几十年教的却是中华文学。孟志荪老师国学功底深厚，亲自编著南开国文教材。他讲的课深入浅出。据后来的学生回忆，听他的课如沐春风，甚似享受。

化学老师郑新亭毕业于齐鲁大学化学系，他的课生动活泼，而且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非常受学生欢迎。比如，他讲醋酸铅具有甜味的性质时举例：“在家乡小孩摘吃没有熟而酸涩的梅、杏时，往往偷来母亲、姐姐化妆用的铅粉抹在梅、杏上，梅、杏就由酸变甜了。”

据说，重庆南开校友中有近40% 的人从事与化学有关的事业，就是因为化学老师郑新亭的启迪。

民国时期重庆南开中学的校门

20世纪20年代的春晖中学更是大师云集，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先后在此任教，从而成就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春晖中学在短短几年间，就因其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实践闻名遐迩，取得了与当时南开中学齐名的卓越成就。

正是因为名师荟萃、大家云集。民国中学教育从一开始便有着较高的学术品质，较高的教学起点。国文除研习诸子百家外，还讲授文字训诂之学，堪比大学课程；数学设有微积分，高等数学课程，甚至还引进英文原版教材；外语除开设有英语课外，还开设德文和日文为第二外语，并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为英文阅读读本。

钱学森后来回忆：他在北京师大附中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大学二年级水平了。所以钱学森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第一年觉得大学功课没有什么，因为他在中学都学过了。上海交大四年实际上就学了两年，考上公费留学美国，是靠附中打下的基础。

善于发现学生的特质

教育的目的在于发现，教育的目的在于赏识，发现学生的特质，赏识学生的长处。晚清以来，政府崩溃，权威缺失，民间力量迅速崛起。再加之经济落后，教育经费往往难以保证，一些学校不得不自筹经费以谋生存。政府对学校的干预自然不多，学校和教师反而拥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反而使一些有特质的学生脱颖而出。

著名文史学家程千帆读金陵中学时，他的国文老师是黄云眉先生，知名的明史专家。“在上高中三年级课时，一个学期就只为我们讲了一篇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事实上却是以此为纲，上着国学概论的课。这种概论式的宏观论述是我在私塾学习时所不曾接触过的，所以‘受之者其思深’。由于我在作业中发表了一些对李商隐诗的谬论，黄先生还特地将我叫了去，勉励有加。”

正是有了这样的文史熏陶和教学鼓励，程千帆最终成为一代文史大家。

重庆南开中学毕业班学生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不佳。他在毕业考时物理交了白卷，即兴在卷上填了一首词。物理老师魏荣爵评卷时也在卷上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让这位学子顺利毕业。此后，谢邦敏顺利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后来登上了北大讲坛。

参考资料：

《百年名校，芳华永驻，桃李遍天下——记江苏省淮阴中学》，《淮安档案》，2017年10月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何兆武:《上学记》

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资中筠:《学校培养趋炎附势的精神是最大失败》

黄钰生，著名教育家回忆

傅国涌:《民国中学教育的闪光点》

叶永烈:《走近钱学森》

程千帆:《我和校雠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