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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赞她天生丽质、周恩来为她黯然神伤、彭德怀也被她的才华打动，外国友人们纷纷被她的魅力所折服。

很多人形容她：铁腕柔情。她有男人一样宽广的胸怀，又有女性细腻的情感，是女版的“周恩来”。她就是共和国第一位女性外交官——合肥人龚澎。
龚澎这个名字在那个时代是响当当的，这是一个集合了林青霞的美貌，巩俐的大气，张曼玉的优雅，莫文蔚的才华的女性，是上帝的宠儿，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宠儿。

在抗日时期的重庆，她被称为“外交一枝花”。有很多男人暗恋她，却因为她光芒太盛而望尘莫及。
周恩来评价她:是一位极优秀的女性，没有谁可以替代她。此时，距离龚澎去世已3年，周总理这句评价背后浓缩的，是与龚澎跨越30年的革命情谊。
司徒雷登在和毛泽东会晤时，面对龚澎，一脸骄傲和赞赏地对毛说：这是我以及我们燕京最出色的学生。
这个安徽合肥出来的女子，美丽动人，落落大方，才华横溢，这些赞美之词仿佛是专门为她一个人创造的。
革命家庭，满堂尽是革命者

龚澎生于安徽合肥“李、段、张、龚”四大家族的龚家，这是个革命家庭。
龚澎的父亲龚镇洲(原名龚振鹏)，早年加入同盟会，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家、苏皖反清起义第一人，曾出任过陆军第三十五旅(时有“铁血军”之称)旅长，有“铁血大将军”的美誉。
母亲徐文也颇有文墨，并能写一手漂亮的书法。她是洋务运动的先驱者徐雨生的女儿、著名革命党人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
龚澎也不是娇滴滴做女红的大家闺秀，她是有激进的思想，革命的斗志，坚强的性格，优异的成绩，而又不乏柔美的女性。
年幼她就随父亲为革命颠簸，听父亲讲解革命，让她嫉恶如仇，革命意志坚定。
18岁的她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燕京大学历史系，因为优秀和美貌，成为人人皆知的燕大校花。
那时候还没有政治类型的专业，对中国时政关心的都会进入这个系。

当时的校长就是司徒雷登，这个关心中国时政的美国外交官，他对龚澎的印象很深，即使在很多年后的会晤里也是止不住的赞扬和自豪。
她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表现出优秀的领导才能，她性格开朗，心直口快，办事果断，且勇于任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谁能想象出这样一个楚楚动人的美女竟是个勇于加入“一二九”的“敢死队”的巾帼英雄？
于是，她追求真理，愿意为民族牺牲的一面为世人所见。
在学校的她结识了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的好朋友”，写出了《西行漫记》的斯诺以及斯诺的夫人。在这里她知道延安，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作为曾经浴血的革命者，龚镇洲告诉她：“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就要坚持走下去。如果想回头的话，家里的门是不会朝着你开的！”
如果不去延安，不投身共产主义，凭借着父亲的人脉和关系，她未来的人生也将是一帆风顺。而她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和父亲的信仰完全不同而且艰苦的延安。
她在学校参加了共产党，并在毕业后迫不及待地赶去了延安。
在延安，她像小鸟展开自己的双翅，奋力拼搏，期盼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中。
她接受马列主义的学习，认识了毛泽东，被毛大赞才华横溢、思想解放，并多次在会见外宾时担任毛泽东的英文翻译。
在去太行山《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的途中，她遇见彭德怀，在交谈过程中彭德怀感叹人才难得，将她留在八路军总部秘书处工作。

据后来很多人对她的回忆，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给身边人很深的印象。
也在这里，她遇见了人生第一个丈夫刘文华，这个在德国留学8年的共产主义者被她深深地吸引并展开追求，然而结婚只有30天，龚澎却在一次谈话中被周恩来看重，调往重庆。
当时朱德总司令还曾征求龚澎的意见，说延安中央组织部可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如果她本人仍然愿意留在总部工作，朱总司令和恩来同志商量免调或晚调也可以。但龚澎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神圣事业，毅然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
最美中共新闻发言人，重庆一枝花

当时所有在重庆参加工作的延安代表就在如今著名的“周公馆”工作。在这里，他们面临着日军的轰炸、国民党的特务双重压力。
周恩来根据龚澎文化素质高、思维敏捷、办事干练、英语娴熟等特点，将她分配在外事组。
她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后改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最后成为周恩来的秘书兼英语翻译。
龚澎的主要任务是与各国驻重庆记者联络，向他们宣传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报敌后抗日战场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制造的阴谋，并通过他们向全世界作广泛报道，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和援助。

她经常举办、出席各种类型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并代表中共在会上慷慨陈词，因而实际上成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新闻发布人、周恩来的外事发言人。
1941年“皖南事变”后，有的西方国家担心国民党的这种破坏行为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进攻。
驻重庆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是一位对中共颇为友好的外交官，对于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尔大使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凑巧龚澎在场，她立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用大量事实揭露了真相和国民党的阴谋。
结果，龚澎无形中成了这个记者招待会的中心人物，回答记者们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原则和立场，取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
爱泼斯坦很感慨地说，龚澎“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做工作，她往往实际上是在给舆论以正确的引导，但并不使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导”。这是炉火纯青的艺术!这就是龚澎的魅力!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回忆说：“龚澎总是挎着她那满装着延安最新广播新闻稿的书包来到国际宣传处的外国记者招待所。整天为国民党新闻检查扯皮不休的西方记者们特别欢迎这种对立面的材料。她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外国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和趋炎附势者的城市里，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以他们的改良理想来揭露执政党的罪恶事实。”
龚澎以她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事业的坚贞与忠诚，再加上她对重庆的西方记者的了如指掌和她具有一股女性少有的幽默感，不仅仅吸引了费正清，几乎那个时期的所有驻重庆外国记者都对龚澎怀有好感。他们对她的外表、为人和才能赞叹备至。
“我发觉她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一种驯服功能。”费正清这样回忆，“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塞瓦赖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
当年曾当过宋美龄私人顾问，后来竟成为积极支持中共的社会活动家的加拿大国际友人文幼章，晚年一直与龚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后来在自己的传记里，曾以较长的篇幅描述了龚澎，称赞她是‘潮湿的地下室里的一朵长茎花’。
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善于同人交谈的特长。”
他们总是说：“美丽中国小姐的一举一动，总是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

在这样一位受欢迎的女记者周围，浪漫的插曲会悄然响起。当时还真的曾有一位出色的美国记者对龚澎极有好感，尽管他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却一往情深地暗恋着龚澎。
他没有任何非分的举动，却总是默默地出现在龚澎经常出现的地方，希望能更多地看她一眼。一直到很多年后这个记者在自传中说到这件事情才被世人所知。
就在龚澎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生活中的灾难却接踵而至。
1942年，龚澎先是连续三天高烧不退，送至重庆中央医院治疗，后检查出是因注射器感染而致大面积化脓。于是又住进重庆市民医院，由李颢在其臀部开了一刀，挤出一大盆脓血。
高烧倒是退了，可伤口却老是不见愈合，整天就是一个姿势趴在床上，不能动弹。接着父亲龚镇洲又在桂林不幸去世。
随即，与龚澎成婚仅仅29天便匆匆分别的丈夫刘文华，在随军作战的行军途中突发盲肠炎并引起腹膜炎，医疗条件本来就差，加之军务倥偬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一病不起，竟英年早逝！
刘文华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重庆。此时，龚澎刚刚遭受了丧父之痛的沉重打击。周恩来不忍心让她再受刺激。于是将这一噩耗暂时隐瞒了起来。
周恩来曾一再向华北方面提出，要将刘文华调至重庆工作。当时，因刘文华刚刚被提升为太行第二军分区政委而未调成。
另据龚澎当年的同事张颖介绍：在龚澎奉命赴渝之前，朱总司令还曾征求龚澎的意见，说延安中央组织部可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如果她本人仍然愿意留在总部工作，朱总司令和恩来同志商量免调或晚调也可以。但龚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神圣事业，毅然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
终于有一天，龚澎收到了一封来自太行战友、当年的燕大同窗吴青的信。吴青的丈夫何云为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也是刚刚牺牲不久。

为了互相慰勉，她在给老同学的信中，十分含蓄地写有一些诸如“革命是长期的，一点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的句段。龚澎敏感地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随即便去“周公馆”核实。
周恩来将刘文华不幸病逝的实情告诉了龚澎。病体初愈的龚澎还是无法承受这一系列的残酷打击！捧读着丈夫刘文华在临终前特意给她留下的遗书：“……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这字字句句，竟让龚澎肝肠寸断，痛不欲生！
龚澎毕竟是女中之杰。“痛定思痛，我抬起头来，决心将文华中途留下来的事业继承下来，一则以纪念他，一则以贯彻我的信仰。”
她在给吴青的回信中，接着又恳求道：待来春冰雪融化之后，请附近的同志和老乡帮忙，在刘文华的墓地种植一些小树。龚澎的这封长信以《纪念文华》为题发表于《新华日报》1942年12月6日副刊。
当年与龚澎朝夕相处的张颖，在回忆起她的这一不幸时，充满深情、充满敬重地说：“……后来龚澎就对我说，也是的，我也不对，前方牺牲那么多人，我牺牲了一个亲人，也不是特别的意外嘛！她后来就拼命地工作……”
蒋介石曾对龚澎的工作十分感叹，挖人无果的情况下，在国民党内部始终找不到可以培养出来像龚澎一样的外交人才。

1945年的重庆谈判，总是能看到毛泽东身边有一位女翻译，始终不离毛的左右，这个人就是龚澎。
她在重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安排了毛与所有外国重要人员的会面和谈话，并完整地将毛的政治主张以及政治态度传达给这些人。
其中包括她的老校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午餐交换时局看法时，司徒雷登感慨地对周、毛两人说：“这是我以及燕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现在在为你们工作。”
此时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她还组织发行了《新华周刊》，一时之间，成为数百名外国记者、外交人员正想阅览的中共宣传物。
共和国的第一位女性外交官，最有魅力的新中国外交官

1949年9月，龚以新闻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召集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那次会议，她以独特的审美坚持五星红旗作为国旗。
如果你看过《建国大业》，章子怡扮演的美丽女性就是龚澎。
在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里，周恩来以政务院总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部长，龚澎任情报司司长。
龚澎不仅是外交部的第一位女司长，而且在情报司(后改为新闻司)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4年，直到她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这在外交部是绝无仅有的。

龚澎最突出的成就、最光辉的业绩是在新闻发布方面。当时的新中国刚刚建国，面临着诸多的外交困难，外交部的任务就是必须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片传送到国际。
1954年，她随周总理出席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时，任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
1960年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周总理亲自提名让她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
1963—1964年间，周总理率中国友好访问团出访亚非拉14国时，龚澎又是访问团的主要发言人。
她多次随国家领导人出访或参加国际会议，在许多国家主持记者招待会，受到了各国新闻界的普遍赞誉，她的音容笑貌给各国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长期分析、研究国际形势，使龚澎对于许多国际问题都能提出独到的见解。
但她从不邀功请赏，从不居功自傲。每一次都会慎重地讲自己的想法和周恩来商量或是同工作组成员进行商议和修改。
正是因为外交部所有人的努力，中国成为亚非拉美国家最受欢迎的国家，龚澎功不可没。
龚澎出访亚非欧十四国，和非洲妇女在一起
每一次的国际新闻发布会的外国新闻中，总是在最后一句将龚澎的优秀表现赞誉一番，甚至有一篇报道说龚澎美丽的笑容和优雅的风度正是新中国的形象所在。
就在龚澎为新中国外交事业鞠躬尽碎的时候，一场反右的运动风暴无情地来了，1963年，她被打成右派。
期间，龚澎表现出了其个人的文化风骨，不妥协、不顺从、不合作的态度，让她也备受摧残，论起坚强的性格和原则性，她比第二任丈夫优秀太多。
造反派逼她交出工作上所有的笔记本，她拒绝交出，有人发火抓她的头发往墙上撞。他们最终还是到家里来把所有的笔记本抄走了。她最愤怒的是那些笔记本内有属于机密的内容。
由于严重的精神摧残，龚澎被“解放”时，健康状况已极度恶化。1970年9月20日离开了她最热爱的事业和家人。
龚澎和第二任丈夫乔冠华
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右下角刊登了一则消息。这是新闻发言人龚澎一生中最后一则消息。消息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一九七零年九月二十日因病逝世。龚澎同志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终年五十六岁。”
这则消息虽不足一百字，但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里，这已是难能可贵了。她不是部长，可她的骨灰和卫生部长李德全一起放在八宝山公墓正一室，这是给她的殊荣。
龚澎去世后，周总理黯然神伤，不止一次絮絮地对龚澎生前结识的外国友人们难过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为革命她奋斗终生，为外交她鞠躬尽瘁，对家人温柔体贴，对敌人铁腕无情。
有人对她一生进行评价：“
这位强者是这样一个人，她甘愿冒险犯难，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高贵的事业，献给她永远也看不到的未来——凯歌高唱的明天。
”

龚澎既有男人一样宽广的胸怀，又有女人一样细腻的情感；既有理想主义的事业心，又有现实主义的责任感；她既是浪漫的妻子，又是温柔的母亲，更是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
抛去她革命者的身份来说，她更是个中国传统的女子，然而在动荡的时局下，她依然用孱弱的肩膀，承担起革命的重担，并让国际为之瞩目。
共和国以她为荣！！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徽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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