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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Naomi Schaefer Riley
对私立大学来说，录取那些亲属曾在同一所学校就读的孩子无可厚非
这是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哈佛的问题
《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发表的一项新调查显示，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近三分之一的新生都是“关系户”。
简直太过分了。
每过那么几年，父母、祖父母或叔叔婶婶曾在同一所精英院校就读的学生占比问题都会被重新拎出来，证明招生体系歧视贫困学生和少数族裔学生，社会制度更看重血统和金钱而非资质，国家已无通过努力上升的空间。这是很荒谬的。
对私立大学来说，录取那些亲属曾在同一所学校就读的孩子无可厚非。作为把大学做强的策略，此举具有重大意义。
关系户？这是个社会问题
哈佛的“关系户”可以轻松填满整个新生班级。如果像《哈佛深红报》那样，把叔叔婶婶、祖父母和兄弟姐妹上过哈佛的人也算上，那么每一个30年前毕业的校友背后都有十几号“关系户”。而这其中有不少人完全能够满足修读哈佛新生课程的要求。
第二，2017年秋季最有资格进入哈佛的高中毕业班学生中，许多人也恰好是哈佛校友子女。坦率地说，他们中许多人同时也是耶鲁(Yale)或阿默斯特(Amherst)校友，但道理还是一样。在美国，绩点和SAT分数最高、申请书写得精彩、履历表上填满各种有趣课外活动的孩子同时可能也是精英大学毕业生的子女。
至于是否应以这些标准来决定录取与否，是否还应考虑其他因素（或使其取代现行标准），你可以提出异议，但这是查尔斯•默里 (Charles Murray)在关于美国“大分层”现象的著作中表述的看法。教育程度高的人会与教育程度高的人结婚，他们的子女教育程度也高。
1994年，政策分析师查尔斯·默里和心理学家理查德·赫恩斯坦在他们的畅销书《钟形曲线》中描述了一种名为“基因分层”的现象：“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分层的社会中，智识精英即那些拥有最好基因的人，越来越远离于智识（同时也是基因）下层的人”
这是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哈佛的问题。在许多公立学校，穷孩子已无法再像他们的祖父母那样获得良好教育，这一现实到申请大学时也不太可能有所改观。如今美国富人和穷人的家庭结构已经截然不同（而只有一种结构有可能培养出经济上自立的孩子），这种现实不是常青藤联盟(Ivy League)的招生人员有能力改变的。
对精英大学的迷恋让我们相信它们是有魔力的。一纸哈佛录取通知书就像《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中威利•旺卡(Willy Wonka)的金奖券一样。它能把你带进门。但一旦进了门，将有一系列考验来决定你能否成为赢家。
当然，很多大学都能让学生获得优质教育。比方说，机会均等计划(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roject)近期一项研究发现，在促使处于收入分布后五分之一的学生进入前五分之一方面，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在所有院校中排名前百分之一。
“关系户”未必是差生
真正让人不满的并不是精英院校录取符合条件，同时又恰好是校友子女的学生，而是它们为录取校友子女而降低标准。
既然它们愿为这些被宠坏了的白人富家子弟网开一面，为什么不能也为少数族裔网开一面呢？它们难道不应该录取后者吗？（作为一个嫁给黑人的哈佛白人校友，我应该说，我的孩子要是进不了我的母校，只能怨他们自己。）

然而，那种大多数“关系户”都是差生、完全是靠拼爹进好大学的观点早已过时。托马斯•J•埃斯彭沙德(Thomas J. Espenshade)和亚历山德里娅•沃尔顿•雷德福(Alexandria Walton Radford)在2009年出版的《不再隔离，但尚未平等》( No Longer Separate, Not Yet Equal)一书中写道，在过去10年里，精英大学在评估申请时会给予黑人申请者相当于310分的SAT加分。西班牙裔申请者和“贫困”的孩子获得了130分的加分。“劳动阶层”孩子有70分加分，而“中上阶层”孩子则有30分的扣分。
托马斯•J•埃斯彭沙德和亚历山德里娅•沃尔顿•雷德福所著的《不再隔离，但尚未平等》(No Longer Separate, Not Yet Equal)
两名作者发现，“校友亲属身份与录取结果之间有正关联，但在统计上不具显著性”。其他一些研究则认为对分数的影响在20分左右。在这场争论中受到不利影响的是亚裔，他们拥有校友亲属的可能性比白人小，而且不符合一些大学对族裔多元化的界定。他们要多出140分才能被录取。
哈佛大学2010年一项针对30所精英大学的研究发现，“关系户”申请人的SAT分数其实略高于申请者总体的SAT平均分。换句话说，并没有证据显示精英院校为取悦家长（或者说金主）而录取不合条件的孩子。
为了教育，也为了利益
不过，对许多学校，尤其是那些排名较为靠后的学校来说，还是有很多有力的理由促使它们录取不太符合条件的孩子。首先是财务方面的考量。2010年一项研究发现，校友亲属优惠政策与校友捐款额之间并无因果关系，但这显然并非问题的全貌。
两位作者指出，“控制财富变量之前……结果显示采取校友亲属优惠政策的院校校友捐款额确实要高得多。”他们的结论是，校友亲属优惠政策“能让精英院校在选择时倾向它们自己的富有校友”。
确实，在父母一方或双方毕业于哈佛的新生中，近一半家庭的收入超过50万美元，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家庭仅占1.4%。（如果你念过哈佛，你的家庭收入又那么低，也许应该要求退款。）
但那又怎样呢？私立学校需要钱，富有的捐款人能够确保让学校提供大量经济支持，录取时不考虑经济条件，或者为收入低于某一水平的家庭免除学费。在哈佛大学，获益者包括许多中产甚至中上阶层家庭。（公立大学主要向本州纳税人负责，它们须为所有居民提供均等机会。）
没错，我对大学那些愚蠢的花钱方式向来是予以批评，但如果想确保新生班级中其他三分之二学生的支出不超出他们的负担能力，就得有人出钱。
哈佛园宽敞的空间
我在哈佛刚上大二时搬进了亚当斯堂(Adams House)，当时我室友的父亲做了自我介绍，并随口告诉我他是“杜吉•亚当斯”(Dougie Adams)的直系后人”。我礼貌地笑了笑，但我可以看到我室友在屋角露出尴尬的表情。我不知道他们给学校捐了多少钱，但看到女儿在传承悠久的家族传统，他肯定是倍感自豪。
这又有何不妥呢？私立大学不仅仅是重塑美国社会结构的引擎。它们是生意。在商业上，一点点品牌忠实度便可以走得很远。
（本文内容不代表彭博编辑委员会、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商业周刊/中文版》及其所有者的观点。）
编辑：林一丹、黄琬钧
翻译：牛小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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