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今天我们继续讲激荡三十年,昨天我们讲到,刘氏兄弟开始赚钱了,而另一位日后的中国首富却又被抓进了监狱,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牟其中,他当时发现但凡结婚的都爱买个大座钟,于是找了个重庆半停工的小厂,开始仿制555牌座钟,成本25块钱,市场上32块钱出手。这无疑是一笔很大的生意,他当时上来就做了1万个。但美梦还没醒,就又被工商局以投机倒把给抓了,又足足坐了一年牢。但同人不同命,都干同样的事情,有些人却很倒霉,有人却开始走上了溜光大道,比如在深圳,有一个青年天天看大卫科波菲尔,他当时看到了泰国饲料公司,大量的需要玉米,当时他很纳闷,为什么不从东北进玉米,而非得要从香港转呢?而人家的回答是,我们也想,但需要指标啊。而作为国外的公司,这些人肯定是搞不定,于是这个青年一拍胸脯,这事交给我,他来解决运输问题,双方一拍即合,这个青年凭借着岳父是广东省高官的关系,搞定了广东海运局,当起了玉米中介,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他就赚了300多万元。拿着这些钱,他有做起了录像机的生意,后来这家公司转行成为地产龙头,这就万科的,那个凭借岳父关系搞定玉米运输难题的青年,就是王石。中国企业界教父一样的人物,在当年也不过是个拼爹的倒爷。后人总结,王石没出事,而牟其中却屡屡被抓,就是因为王石命好,他选择了深圳,在特区里大家的思想开放程度要高很多。已经有了现代市场经济的雏形。
当年是一个倒爷遍布的年代。这些人依靠关系,不断的批各种条子,从商品流通中赚取中介费。虽然当时人人喊打,现在也不是什么光鲜的职业,但他们却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流通,让中国客观上通过价格配置了资源。也狠狠的将计划经济体制撕开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但在1983年后期,大家觉得似乎有点不对劲了,当倒爷赚的钱,比干工业要容易的多,每天大家都在热衷于商品流通,而不再搞建设了。各种商贸公司在深圳大街上出现,甚至天天都有鞭炮齐鸣的开张庆典。直到现在,深圳的奇迹并不是靠吸引外资而产生的,而是全国人民倒腾出来的,当时出现一个乱象,上海人在深圳买了一把雨伞,这个雨伞就是上海生产,折腾到香港,又运回到深圳卖,上海人说赚钱了,香港人也说赚钱了。深圳人把雨伞也能高价卖出。当时的人一脸懵逼,不知道这里哪出了问题。其实现在很清楚了,当所有人都赚钱的时候,一定是通货膨胀了。随着商品的流通时间,钱不值钱了。所以才会造成了每个环节都涨价的假象。于是国务院紧急下文,抑制乱涨价。但一时间根本无法推行,这种限制价格的做法,让很多企业马上就亏损。市场化限价无疑会很快让企业陷入困局。所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定价权放开反而成了大势所趋。19829月到19839月,国务院先后两次放开了510种小商品的价格,虽然涨价的幅度还是控制在15%以内,但对于一个地方来说,这已经是莫大的恩惠了。
那个年代,很少有人知道义乌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种什么不长什么的地方,单从农业看,这是个不毛之地。由于实在是太穷了,土地太贫瘠,所以这里的人总是拿着糖去外面交换鸡毛,据说把鸡毛撒在土地里,能够增肥土地,于是随着这种交换,这里面的集市慢慢活跃起来,商贩也逐渐增多。为了帮助农民谋生,这里也是没怎么管,慢慢的有人惊呼,说义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小温床。这让当时的县委书记亚历山大。但当时的干部还是很倔强的,也确实为老百姓的饭碗着想,他不但没有禁止,反而推了一把,政府投资58万元,建立一个占地220亩的大棚市场,这是当时中国的最先进的专业市场。干脆把大家都请进市场里做买卖。
当时这个市场刚开张,就涌入了6000多人做生意,商品种类3000多种。本地产品只占三分之一。当时义务商品市场名声远播,货多价廉款式新,吸引了更多的商贩加入。跟义务不同,温州是以小工厂为主。1983年前后,温州家庭工业就有10万户,从业40万人,常年有10万人奔波各地推销商品和采购原材料。形成了庞大的温州帮。即使风声最紧的八大王事件时期,温州的生意也从未间断。由于小工厂众多,温州还形成了如纽扣,编织袋,塑胶鞋等十大专业市场。
这一年6月,国家为了遏制国企盲目做大,防范宏观风险,财政上做了税收的安排,改变多年的利润上缴方式,改成有比例的纳税制度。按5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企业留下的部分再视情况而定。这就是著名的利改税,企业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也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也避免了北京市和首钢之间的这种财政冲突。另外,中央也在卸包袱,亏损的企业原来中央负担8成,地方负担2成,现在都改成各负担一半。
很显然从1983年的下半年开始,风向又似乎开始变回来了,又回到了改革发展的轨道上。当时报纸上还树立了不少改革创新的典型。比如浙江海盐村衬衫厂的厂长步鑫生就第一次登上了报纸。成为了全国学习的典范。他打破了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甚至得罪了很多人,有人拿刀要杀他。但他继续改革,提出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把资本主义激励的东西全都搬进了工厂,还在生产上给出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的大字方针。
后来鲁冠球去这个衬衫厂参观,他说真的是车水马龙,参观学习的人都在门口挤满了。连厅局级干部都很难见到步鑫生一面,1983年到84年步鑫生热其实就是中央有意为之,我们总是在要全力做一件事情上,会先树立一个典型的楷模。
也是在那一年,一个叫做王安的中国华裔企业家火遍了世界,他成为了全美的商业英雄。他的王安实验室一度取代了IBM成为计算机领域的领跑者,1983年王安公司的市值增加到15亿美元,位居全美电脑公司第七位,他个人财富20亿,成为全球第五,更是当之无愧的华人首富。甚至比尔盖茨都说,如果王安的公司能够第二次转型成功,那么现在就没有微软了。
但王安的故事现在看起来却并不光鲜,甚至有些搞笑,他当时认为苹果搞个人电脑纯粹就是个荒唐事,个人搞什么电脑啊。两年后报应来了,IBM和苹果的个人电脑风靡全美,王安的公司1985年开始亏损,再过5年,王安去世的时候,他的公司已经不值一提。
在中国企业的历史上,如果要问最伟大的年份是哪一年?回答肯定是1984年,因为一大批伟大的公司都是在1984年诞生的,甚至1984年可以叫做中国现代公司元年。
由于步鑫生热,邓小平决定到南方去看一看,至于去哪里,当然还是小平同志自己提出却又饱受争议的深圳特区。甚至当时有人管深圳叫做租界,用来映射深圳姓资不姓社了,那么深圳到底怎么样了呢?必须亲自去看一看,于是这一年就有了第一次南巡。124日,小平抵达深圳,特区领导上来就交上来一份成绩单,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比办特区前,也就是1979年增长了10倍。后来几天邓小平辗转珠海,最后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字,算是给这一场特区经济的争论下了一个重要的结论。随后很快,中央的决定就跟进了,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中国的开放已经由点及面。东南沿海已经成为滩头阵地。
这一年倒腾玉米发了大财的王石,深深的感觉到了机会来了,他马上摇身一变,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就是万科的前身,当时的规定是进口的商品不能销售到特区外,但没说不让在特区内买,然后自己运出去。所以王石就看准了这个机会,他是收定金,然后在香港拿货,然后运到深圳,买家再提货。这看起来是一个好生意,但当时的难点就是换汇,和进口许可证。而王石的背景又一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他还找到了一个叫做王春堂的商人,他手上有3000万美元的出口外汇留成,这是某大型国营外贸公司的配额指标,王石让他千万别换进来,就放在那,然后他在国内给他想办法,把钱打给他,这样他就直接置换出来了大笔外汇,可以用于从香港进货。其实说白了,王石当年干的事,就是洗钱的勾当。如今很多地下钱庄仍然在这么干,帮助大家换汇。赚取汇差。
但年这种换汇生意十分活跃,但国家却视而不见,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许多商贸公司大量进口设备,然后转销国内。赚的盆满钵满。
在山东青岛,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迎来了自己新的厂长,这个人35岁,没人相信他能力挽狂澜,就是普通工人出身,也没什么高学历。对于管理更没什么认知。用这个人的话说,那个年代感觉好假,工人假装工作,工厂假装生产,到处充满了形式主义。那么这个人是谁,他又将带个这个电器厂怎样的改变呢?咱们明天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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