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纸币印什么样的人物，是一个国家价值观的某种体现。见微知著，既可以看到着国家的过去，也预示着国家的未来。
现在大家比较接触到的日本纸钞，大多是在1984年11月1日发行的版本。一万円纸钞上的人像是福泽谕吉，五千円纸钞上是新渡户稻造，一千円纸钞上是夏目漱石。
在2004年11月所发行的新版纸币，一万円纸钞正面依旧是福泽谕吉，五千円纸钞的人物肖像改成樋口一叶，千円纸钞则改成了野口英世。
这些杰出人物的共同点都是为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努力不仅改变了日本，也造福了全世界。
一千元
2004版千日元上印的野口英世（1876年11月9日-1928年5月21日），是明治时代的世界著名医学家，家乡在福岛。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对血清学、小儿麻痹症、狂犬病和梅毒的研究等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野口为了研究黄热病而前往西非的加纳生活，身染黄热病而离世，享年51岁。渡边淳一写的野口传记《遥远的落日》在日本人人皆知。
中国近代也有一位与野口英世类似，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医学家，他叫汤飞凡。汤飞凡毕业于长沙湘雅医学院，获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深造。汤飞凡于1956年成功地分离出了沙眼衣原体，是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中国人。汤飞凡对人类健康的贡献还有很多，可惜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名字了。
1984版千日元纸钞上的夏目漱石，被称为日本“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知名小说家、社会评论家，他的作品在悲哀中不失乐观和趣味，充满了对社会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探寻。著名作品有《我是猫》、《少爷》、《虞美人草》、《门》、《心》等。
有评论家认为鲁迅先生类似于中国的夏目漱石，这二位确实有很多方面类似，不仅面貌相近，须发、神情也相像。周作人说过，鲁迅那篇著名的《阿Q正传》就是借鉴了漱石的《我是猫》。还有个很巧的事，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在东京住的是漱石的老宅。总体来说，鲁迅和夏目漱石在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一脉相承，漱石除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之外，还多了一些理性和和淡定，这可能和他在英国的留学经历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享誉文坛的芥川龙之介是漱石的学生。
五千元
1984版五千日元纸钞上的新渡户稻造是日本知名的和平主义者、农学家、教育家。新渡户是东京女子大学的创立者，曾担任国际联盟副事务长。新渡户人理想是当太平洋之桥，将西洋思想传到东洋，将东洋思想传到西洋。他英语著作的《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是日本研究的必备书目。
中国有本类似的作品，就是林语堂用英文撰写的《中国人》（曾译为《吾国吾民》），该书将中国人的性格、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等诸方面，写得非常幽默和有趣，并与西方人的性格、理想、生活等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受到了海外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林语堂也因此书一举成名。

2004版五千元上的女性是樋口一叶，1872年生于东京。这位只活了24岁的日本近代最伟大的女性小说家，用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明治大正时期深刻的社会现实。周作人称赞她是“观察有灵，文字有神，天才至高，超绝一世。只是其来何迟，其去和早。”主要作品有《青梅竹马》、《十三夜》、《浊江》等。现在东京都台东区龙泉三丁目有“一叶纪念馆”。
中国近代女作家中，萧红与樋口一叶相近。作为一名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萧红认为作家应该为人类而写作，首要任务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她的重要作品有《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等。萧红一生坎坷，于31岁英年早逝于香港。
一万元

世上最值钱的当然是思想，这位保持在一万円上的人物就是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日本明治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日本民族现代化的灵魂人物，庆应大学的创立者。福泽谕吉告诉日本人，一个民族要走向文明，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心灵的改变，第二层次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层次是器物层面、经济层面的改变。
福泽谕吉的思想核心是倡导“独立自尊”，他认为“个人独立则一家独立，一家独立则国家独立”。学习西方文明，不仅仅是引进科学技术这么简单，关键是引进西方的先进体制。要让人民接受西方的文明体制，最重要的是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日本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把日本人由顺从的“臣民”培养成“独立自尊”的国民；也只有开放式教育，才能让人民了解到学习西方文明的重要性，才能形成日本人的现代意识。 
在福泽谕吉看来，学问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种，无论何种学问，目的都在于增广自己的知识与见闻，并借此养成判断事物的能力，以及明白身为人所应背负的使命。如果只是识字，而不知道事物的道理，便称不上是真正的知识。
福泽谕吉
的思想得到了日本精英层的广泛认同。他倡导“学者雁奴论”，“雁奴”出自中国明代学者宋濂的文章：“具区之泽，白雁聚焉。夜必择栖，恐人弋也，雁奴环巡之。人至则鸣，群雁藉是以暝。”福泽谕吉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像在雁群外围负责警戒的“雁奴”，要高瞻远瞩，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
福泽谕吉毕生坚持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坚持对日本政府和社会的批评。
福泽谕吉论道德
儒家的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毫无基于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谀谄媚人。
个人的独立决定了国家的独立，越是有独立精神的国民就越爱国，越是没有独立精神的国民越不爱国。
爱国之士不论朝野，应先谋求自己的独立，倘若还有余力，便帮助他人独立。
在国内没有独立地位的人，对外也无法独立。

福泽谕吉论文明
文明可分为外观和精神两个部分。外观是指食、衣、住、行，以及法律、政令等。精神指人民的习气或人心风俗。
无论是文明的外观也好，文明的精神也好，东方(亚洲)都远逊于西方(欧美)
引进文明的外观（食、衣、住、行）较容易，有钱就可办到。引进文明的精神（法律政令）则难得多。
在引进的先后顺序上，必须先从难的着手，即先引进文明的精神，其次是法律政令，最后才是食、衣、住、行。因为只要大多数人民都拥有文明的精神，文明的外观就不请自来。相反，如果一开头就汲汲于追求文明的外观，而忽略掉文明的精神的话，文明化的工作一定会窒碍难行，或者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情况。
从各国的历史可知，商业和工业，没有一样是政府创造出来的。

福泽谕吉看中国
不擅变革之国，一两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随机应变，妄自尊大之风盛行。
对文明为何物一无所知。据说近年来采纳了西洋的一些东西，但却止于器的层面，没有人关心文明的主义如何。不究其主义而单采用其器，认识只限于表面，就没有进步的希望。
中国国民与西洋人接触已有百年，其交接的方式只有商业贸易，外来者为利而来，内应者为利而应。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
谁也不能保证中国能够像明治维新那么成功。不过，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倒满清政府。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也很清楚。

位天大分县中津市福泽谕吉纪念馆
有些研究者质疑福泽谕吉的影响力，有空看看那张最值钱的钞票，就自然理解福泽谕吉在日本人心目的崇高地位。
中国的“福泽谕吉”
同时代的清朝，也曾出现过福泽谕吉式的人物，他的眼界比康有为更宽广，比张之洞更深刻，他就是被李鸿章赞为“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的中国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1818—1891）。
1876年，“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应英国要求，需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满朝文武，几无可用之人。郭嵩焘临危受命，却遭到官僚群体和儒士学人的谩骂和嘲笑，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
出行前即遭此非议，预示着后面的仕途坎坷。他完全可以和绝大多数官僚一样，编一些假话空话套话，糊弄朝廷和同僚，丝毫不会妨碍自己的仕途和前程。但郭嵩焘是真正的仕人，明知前路有虎，偏向虎山行。有勇气思考，更有勇气说真话。
郭嵩焘将在英国的见闻写成二万多字的《使西纪程》，介绍了欧洲的宪法制定、议会形式、宗教活动和社会习俗，以及欧洲商业致富的理念，提出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见解，主张国人学习欧洲、改革弊政，这在当时都是石破天惊的创见。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便引来朝野上下的口诛笔伐，有人痛斥他对西方“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有人骂他：“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有人甚至诬陷郭嵩焘“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换成现代词汇就是
----破坏大好局面
----群众反应极大
----动机不良，居心叵测
满朝文武群情激愤，要求将郭嵩焘撤职查办。在舆论的围剿声中，清廷先是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禁其流传，后于1878年8月召郭嵩焘回国，欲查办其“罪”。幸有李鸿章、曾纪泽等头脑清醒之人为其讲情，清廷才下诏令郭嵩焘退休了事。郭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贴遍揭贴，大骂他“勾通洋人”，尽管仍有钦差使臣的官衔，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无礼，成为“人民公敌”。
相比福泽谕吉去逝时受到官方和民间的荣耀不同，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压抑中病逝。李鸿章曾上奏请赐谥号，未获旨准。上谕这么说：“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福泽谕吉曾经批评文化中心主义的中国人“冥顽不灵，不懂普通的道理，见到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但不心悦诚服，反而妨碍进步”。想起了龚自珍的那首著名的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中国并非没有人才，而是在皇权专制深度排名世界领先的神州大地，郭嵩焘式的人物无法生存，更不要谈发展壮大了。
福泽谕吉和郭嵩焘不同的遭遇，也预示着近代史上东亚二国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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