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黄书”《大宋病人》，像东野圭吾写得侦破小说

作者：大江

转自：磨稿子

韩福东，前知名媒体人，2002年进入媒体行业，先后在《华夏时报》《中国新闻周刊》《凤凰周刊》任职。2005年进入《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部。

2003年，韩福东通过深入调查撰写的报道《中国1.2亿人的反歧视主张》，引发舆论反响，与其他媒体相关报道一起推动了中国乙肝患者的命运的改变，去年上映的电影《不止不休》便是以此为原型。

日前，韩福东的新书《大宋病人》面世，因封面有一抹黄，被朋友们戏称“小黄书”。“磨稿子”对话韩福东，请他讲述了写作这本书的始末缘由。

为什么想要写一本宋朝时期的书？

韩福东：我对历史一直比较感兴趣，之前在近现代史上用力较多，做过很多采访与档案查询，在《南方都市报》“新史记”版、《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东方历史评论》等媒体发表数十万字。前年想写书的时候就在考虑自己应该写哪一时段的历史，选择宋代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近几年有关宋朝的话题出现了一股小的热潮，另外就是宋朝历史在这股小热潮中被美化了，当时想着如果我来写宋朝的话，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的关切。

为什么选择宋英宗作为你观察宋朝的切入口呢？

韩福东：宋英宗在宋朝历代皇帝当中的存在感不是很强，他执政时间很短，像他之前的宋仁宗执政40多年，之后的宋神宗时期又有王安石变法，相对于宋英宗，大家会更熟悉其他宋朝皇帝。但其实英宗处在北宋由盛转衰的一个过渡点，他能反映出很多重要的时代命题。

另外一个原因是宋英宗患有精神疾病，但在既往的研究中，有关精神疾病这部分不是很充分。这是帝国统治的危机，也像是一个隐喻。

书中很多章节展示了很多细节，像宫女韩虫儿诈孕案中，佛殿前门槛下的金镯子到底是谁埋下的，这些支撑书中细节的资料你是怎么找到的？

韩福东：宋朝史料有个特点，相对于更晚期的明清，宋朝史料没有那么多，但相对于比它更早期的历史，像春秋战国，宋朝史料又是丰富的，这可能是研究唐宋史的特点，史料既不多又不少，优缺点非常明显。

基础的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还有《宋会要辑稿》这种典志体史书，所以想了解宋朝的轮廓并不是很难，难的是深入进去，把一些很细微的史料建立起联系，再给出新解释。

韩虫儿诈孕案的事实真相究竟如何，需要层层剥茧去侦破。最核心的线索是那个金镯，宋仁宗何以要来韩虫儿的金镯并让宦官埋在佛殿的门槛下？这可能涉及当时的方术信仰了。

我们首先需要还原韩虫儿“怀孕”后的处境。她所居住的产房，有依循阴阳五行理论指引、用朱红色毛笔画的“产图”，挂在特定方位，以左右孕妇与胎儿吉凶。其他如产床方位、产妇坐卧朝向、着衣颜色以及产后胎衣安置等，都有明晰的规定。这是一套涉及节气、月份、生育年龄、以及十三神——即雷公、招摇、运鬼力士、天狗、轩辕、大时、咸池、吴时、丰隆、白虎、大夫、天候、狂虎等神仙影响的复杂认知系统。

门槛也是传统堪舆学中非常重要的建筑物件……我就这样一点一点，将颗粒度无限向下对齐，还真会有不一样的发现。你如果爬梳韩虫儿的既往研究就会知道，没有人从这些角度出发研究韩虫儿案的真相。

材料不是最难找的，重要的是问题意识，以及跨学科的视野。我在这方面也有很大提升空间，但我知道方向在哪里。

《大宋病人》的写作手法与调查报道很接近，这与你之前从事过多年调查报道有关系吗？

韩福东：是的。比方说宋英宗到底得的什么病，之前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很多著作说他得的是恐惧症或抑郁症之类的疾病，目前来看，这种推测并不靠谱。

实际上，决定动笔写宋英宗的时候，他大概得的什么病我是很明确的，但他的死因是我在写书、研究史料的过程中一点点发掘的。

先根据史料上记载的疾病症状，再结合现代循证医学的结论，最后推导出一个结论：宋英宗很可能死于服用丹药，死于汞中毒。

古代有很多皇帝因追求长生吃丹药导致死亡，但宋英宗不是，他吃丹砂不是为了炼丹追求长生，就是想治病，结果却把自己吃死了，这和传统的皇帝炼丹求长生是不一样的。

你是如何推导出宋英宗死于汞中毒这个结论的？

韩福东：从泛泛阅读到真正思考史料内容并从中建立联系，之间可能会是一段很长很长的距离。有些史料可能之前看过但没有深思过，没有把它们之间建立联系，但在写书的过程中可能会因聚焦性思考而有新发现，推导一个结论出来。

比方说宋英宗的死因，首先我们要有一个问题意识，就是传统医药是可能吃死人的，其次才是去考察他吃的药的具体成分是什么，这中间蛮曲折的，有一个重要的线索来自于同期的宋朝宰相韩琦，这是我书中另一个主要人物，他的后人写的家传里提到了宋英宗吃的药叫醉膏，它的成分包括丹砂，但具体剂量没写，后来被我从一本宋朝医书里找到了，剂量可以说是非常之大，汞含量超过欧洲少儿保护标准的两千万倍。按照现代医学观点，长期服用大量丹砂必然会导致汞中毒、死亡。

此外还有一个史料可以佐证，宋神宗的儿子宋哲宗死之前，宰相和大臣们就送过大量的丹砂和硫磺。当时的人们认为丹砂、硫磺这些东西对治病有奇效，病得越重，越要吃这些药物。

《大宋病人》这本书的写作手法有什么特点吗？

韩福东：我们现在看史料，其实包含了三种事实，历史事实，文献事实，解释事实。历史事实其实是一个神话，只有上帝才能完美把握，历史研究能做到的就是经由文献事实，然后再通过一些解释，来尽可能接近历史事实。

我在这本书里确定了一个原则，历史事实层面的描述都要有来源，不能虚构或者想象。这是《大宋病人》和绝大部分通俗历史写作的一个核心区隔点，后者经常会杜撰各种对话、动作和故事细节，这种书我看几页就会扔掉。这本书虽然文风比较轻松，但有三四百个注解，比很多学院派历史学者的通俗写作都更严谨。

推论和解释并不是杜撰，它属于观点。如果是我推断或解释的内容，我的表述会有不同，让读者看出区别，这段内容是我作出的解释，不是文献事实。

历史解释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复原与重返历史现场，不仅需要有非常强的问题意识、信息掌握能力、强逻辑，甚至还需要很多现代跨学科的知识，譬如我上面提到的如何判断宋英宗的具体疾病及其死因，都需要循证医学知识作支撑。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本书的写作风格？

韩福东：我原来看那些历史书籍的时候，特别不满意的是将事实与所谓“合理想象”混在一起而不做注释说明，包括很多学者写的书，有些表述你也不知道是作者的推理，还是有文献来源。

有读者反馈说本书像一篇历史领域的调查报道，你怎么看？

韩福东：我认为调查报道的要求更严，在报道中，所有主观解释和推理都是要尽量杜绝的。《大宋病人》中的一些推理在调查报道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调查报道在叙事层面上要求更严格，解释性内容很少，这是历史解读和调查报道之间很大的不同。

这意味着历史写作有很大的陷阱，有些时候，先入之见会影响史料的选择，还会影响对历史事实的解释，需要非常大的自省来避免。

在各种史料细节中建立逻辑联系并推导出独家解释，是不是和新闻报道拿到独家采访的感受很相似？

韩福东：对，爽感。

对相同一件事，不同史料时常会有不同描述的情形，在这些不同的史料中间你如何取舍？

韩福东：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判断，有时还牵涉到现代专业的知识。譬如说，我最近看医疗社会史的很多论文，发现研究者通常没有循证医学知识，这就会导致对传统典籍上记录的带有个体经验的疗效偏听偏信。

如果不能做一个论断的话，那就并存，各方说法都呈现出来。

你觉得写历史著作和调查报道两者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

韩福东：我认为两者最大的共同点是探寻所谓的“真相”，至少去接近它。就像破案一样，要讲证据，要有很多现代的基础知识储备用于作判断，同时要严谨。

目前有继续写作的计划吗？如果有，下一部著作会是哪个领域？

韩福东：我现在正在写一本宋仁宗的书，主要是讲他后宫的性别秩序。

灵感来自于《大宋病人》创作期间吗？

韩福东：应该是在写宋英宗的过程中激发出来的想法。感觉后宫秩序这个角度也挺好玩的，就是后宫的资料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你的写作习惯是每天按时按量写作，还是只有灵感迸发的时候才动笔？

韩福东：我可能是有点强迫性的，基本每天都会写1000字这样子，除非要去忙其他事情。在我的排序中，看片和阅读是放在首位的，我的阅读书目也比较杂，历史只占其中比较小的部分，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可能写作时间就挤没了，优先看片和阅读。

我对写作一直蛮有兴趣的，也有点享受。像《大宋病人》，我能在写作的过程中有一些新的发现，就会觉得很开心。你也能看到，在这本书中，我跟不少学者进行了商榷，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甚至认为他们的一些论断是错误的。权威值得尊重，但最终都要靠证据、逻辑乃至跨学科的知识说话。我有一种喜欢质疑的态度，这可能也对我发现问题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