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温超导Dias发布公开信：没有证据可证明我捏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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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研究员兼助理教授兰加·迪亚斯(Ranga Dias)近几年连续两次发布有关室温超导的研究成果，在学界引发轩然大波。没有任何一个团队独立复现出了迪亚斯的室温超导现象，关于其研究造假的质疑却纷至沓来。最终，迪亚斯的两篇论文先后遭到撤稿，罗切斯特大学对其发起了校内调查，并最终得出结论，称迪亚斯“存在研究不当行为”。至此，迪亚斯已经深陷学术丑闻不能自拔，其职业生涯也走到了毁灭的边缘。

近日，迪亚斯发表公开信回应整场风波。在信件中，他以罕见的激烈口吻抨击校方、同行、学生对他本人和他研究的构陷，认为自己从未造假，而是遭遇了一场有计划的打压。知社全文翻译如下：

迪亚斯

图片来源：J. Adam Fenster/Univ. of Rochester

如需获取英文原件，请于本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超导公开信

由于我相信正当程序可使真相水落石出，因此并未公开谈论关于我和团队在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当时我认为，最好将自己的精力放在科研工作和家庭上。但是，最近与学校管理层的沟通以及媒体上的报道，让我觉得有必要正式回应我研究所引发的种种疑虑，并说明我团队所面临的艰难挑战。在信的开篇，我要明确声明：我以及我团队中的任何一员，从未参与过任何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包括数据篡改或捏造。

我们2020年发表的论文 “Room-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vity in a carbonaceous sulfur hydride”（碳-硫-氢化合物的室温超导性）在2021 年遭到了圣地亚哥大学（加州圣地亚哥大学）的乔治·赫希（Jorge Hirsch）博士的质疑。一开始的学术探讨及辩论迅速演变成了对我本人和我学生的激烈骚扰。赫希博士向我们发送了大量带有威胁意味的电子邮件。我尽力保护学生免受他的攻击，自己挡下了来自他的大部分压力。因为像他这样威胁我的学生，是完全不妥当的。在罗切斯特大学进行第一次调查期间，我花了无数个小时回应期刊编辑、资助机构和大学方面的问讯。我全力配合调查，因为我的过去（包括现在）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地方。但论文最终被撤回。这次撤稿并没有涉及任何所收集的数据或得出的结论，完全可以通过后期的编辑修正来避免。但赫希博士也在频繁给Nature发电子邮件骚扰，我相信Nature此举是急于摆脱这一烫手山芋。重要的是，我们论文中的成果已经被阿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和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的研究人员复现，这证明了我们原始研究的有效性。复现结果在2024年3月的APS会议[1]上进行了报告。

乔治·赫希

图片来源：IBioBA

尽管我向学校管理层通报了这一骚扰事件，但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我和学生。校方管理层明知此事，却袖手旁观。很明显，他们唯资助机构的马首是瞻。针对同一问题，他们又进行了两次调查，但都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行为。按学校政策，如果调查后没有发现不当行为，学校有义务努力恢复被指控者的名誉。但任何一次调查后都没有这样的好事发生。我始终与学校管理层保持接触，开诚布公地讨论针对我的持续指控。我们分析了数据，并审查了我团队在2023年论文的底稿“Evidence of near-ambient superconductivity”（近环境超导性的证据）。

在上述事件发生的同时，两个心怀不满的学生的一些行为，使得我研究组内部的情势变得紧张起来，这影响了整个团队的工作环境。由于其中一位不满者的干扰行为，几名学生报告了自己的担忧，并指出他们在学生办公室里的工作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我收到了一份相关学生发来的录音，其内容是关于我的一些贬损言论。我存有这些录音，并乐于分享出来。我通过适当的渠道和相关工作人员回应了他们的问题，并举行会议来走出困境。

2023年夏末，学校管理层对我及实验室的运作发生了重大态度转变。这个变化来得突然且意味深长，似乎预示着管理层正在为解雇我做准备。这一期间，一场让我及团队始料未及的整治行动开始了。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没有事先警告、讨论或给我任何解释机会的情况下，就将我的学生强行调离实验室。部分学生仍然来到实验室工作，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我随后针对学生们被突然调离提交了申诉[2]，然后收到了教务长 Figlio 的一封回信[3]，他称学生们是自行要求离开我的研究组，因此申诉没有根据。然而，他这封信与他的另一份声明直接矛盾。在他那另一份声明(有录音)中，他承认学生们是被院长调离的[4]。我进行了申诉并提供了各种交流记录以证伪他不准确的结论，但他仍然坚持学生们是自己要求离开的[5]。直到学生们签署了宣誓书[6]，宣称他们确实是被被告知要离开我的研究组，并没有自主选择权，这样申诉才得以进入下一步。我提供的电子邮件交流记录本就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但竟然还是被逼得弄出宣誓书，这种情形就十分遗憾了。这个过程中，学生们的学业进程被完全打乱，他们不得不投入额外的学习时间，没有选择。

在学生被调离前后，一封信由校方法律顾问起草的信件经由一些学生发送给Nature，该信要求Nature撤回我们2023年的论文[7]。这次行动起源于一名不满学生的投诉，该投诉没有经过任何质疑就被接受了。我没有被告知相关信息，也没有机会作任何解释。校方法律顾问鼓动发起一项签名活动，要求学生和教职工共同签署撤稿信。巧得奇怪的是，同一时间，我团队中的一名资深成员（作为研究员被聘用）在我的团队之外得到了一个职位，然后就开始积极地反对我[8]。他躲在幕后收集签名，私下联络学生和合著者，还巧妙利用校方领导层正在推动起草这封信这一点作为筹码，来收集更多的签名。这是来自校方的人为施压，也是对权力的严重滥用。但并非所有学生都选择向压力屈服。而这些反对校方不实描述的人，在他们的求学生涯中正面临着不必要的困难和干扰。

这封信在寄出之前就引起了我的注意。由于信中充斥着谎言和误解，我委托律师向签署这封信的学生发送了制止函(cease and desist)。这一律师函行动是在论文发表许久之后才采取的，并非论文发表之前就有（正如一些新闻媒体错误暗示的那样）。并且，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一些签署这封信的学生与合著者就早已针对Nature围绕该论文展开的出版后审查程序撰写过评论和反驳意见。具体来说，就在该信起草并寄出前一个月，这些学生和专业人士还在捍卫我团队的工作，没有提出任何关于数据伪造或数据可靠性问题的质疑声明。然后，基于一名不满意学生的指控以及校方的推动，他们就突然掉头，做出了这些声明。有人告诉我，校方领导层之所以鼓动学生寄出这封撤稿请求信，是因为他们认定该论文无论如何都会被撤回。因为Nature有类似的先例，所以也不必管无论研究数据是否有效。

迪亚斯团队测量样品压力

图片来源：Lauren Petrcca

显然，在调查仍在进行时，校方对合著者施加了影响与干预，令他们带头要求撤回2023年论文。为了正当化这种影响与干预，他们声称由于经济上依赖我，这些合著者之前无法对我提出质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声明与时间线不符。共同作者Nathan Dasenbrock-Gammon在2022年10月就已毕业，在论文发表（2023年3月）前几个月就已不属于我的实验室。

此后，他不再受我的监督，也不再与实验室有任何财务往来，因此可以自由地、独立地向出版商提出质疑。然而，直到校方谋划起草撤稿请求信，并胁迫共同作者签署为止，他都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质疑。同样，共同作者 Dylan Durkee 在论文发表前八个月（2022年7月）就与我的研究小组断绝了联系。在这段时间里，他也完全有机会直接向出版商发表任何意见。但直到校方鼓动他签署撤稿信时，他才参与到质疑中来。此外，共同作者Hiranya Pasan并不在经济上依赖我的实验室，而是由罗切斯特大学激光能量学实验室（Laboratory for Laser Energetics ）作为Horton研究员资助的，因此他也有独立表达质疑的机会。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所有共同作者都被赋予自由表达想法和疑虑的权利。我确保了一个欢迎、接纳异议的环境。撤稿请求信所提到的观点，我都曾与所有共同作者进行了彻底的讨论，他们如果对数据解读有任何保留意见，当时就可以退出研究。但他们在讨论后选择同意并承诺发表论文。这一点出版前后的电子邮件交流记录可以证明，他们是知情并同意的。

我前文提到，一个相关学生曾发给我会议录音。在经历了最近的事件之后，我最近再次聆听这些录音，我震惊地发现其中一些录音包含学生和高级研究人员之间的讨论，这些讨论与他们在撤稿信中的说法直接矛盾。例如，他们声称我们没有测量合成样品的超导性。但是在其中一个录音中，他们讨论的正是测试合成样品超导性所得到的结果[9]。

虽然寄出制止函并不是我的优先选择，但我觉得我需要为真相而战。我深知由于媒体压力和个人攻击，我们的研究小组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且值得再次重申的是，我的学校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我们。

对我来说事实很清晰：一个不满学生的投诉，加上校方对我支持的减弱，促成了高校利用学生作为棋子来破坏我地位和研究的阴谋。学生们成了校方这个阴谋中的受害者。我手里有一些学生发来的电子邮件（这些学生中的一些已经毕业，因此不存在受到我财务上或其他方面施压的可能），这些邮件中学生们支持我提交论文发表，而撤稿请求信声称是我强迫他们提交论文。截止到2023年7月，学生们都一直站在捍卫我们工作的立场，直到7月末高校的对我的态度发生转变[10]。我忧虑，校方法律顾问没有让这些学生充分意识到，他们在致Nature的撤稿请求信中做出的关于论文数据的断言的重大干系。

值得注意的是，Dasenbrock-Gammon和Snider在他们各自的论文中完全支持2023年论文中所呈现数据的有效性。然而，他们却又作为2023年论文的共同作者签署了那封撤稿请求信，因此，他们本质上是在招认他们的数据是捏造或篡改的。这凸显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评估同一数据集时，因背后的目的不同而导致评估结果出现重大差异。同样地，我们2023年论文中的工作也已经在理论和实验上得到验证，复现结果也一并在2024年3月的APS会议[1]上由来自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的 Russell Hemley教授在邀请演讲中进行展示。

Russell Hemley教授是为数不多的较为支持Dias的学者

图片来源：UIC

还有，尽管校方表示对我们2023 年论文的数据可靠性表示不信任，但他们又仍然坚持使用完全相同的数据提交专利申请。一方面对数据表示担忧，另一方面又继续追求专利权，这是自相矛盾的。我已向校方提出了这个问题，仍在等待他们的答复。

最近媒体文章中出现的内容大多引用了那些不满学生的言论。他们的一些说法是基于对科学概念和数据解读的误解。其中一名学生录下了我们讨论撤回2023年论文的会议，但他的评论被断章取义了。完整录制的会议记录应该被公开，以反映准确的对话内容，这样将证明根本不存在数据造假。在作任何编辑决定之前，我们都集体讨论过，并都同意论文的所有结论[11]。

近来针对我的调查也引发了外界对其公正性和透明性的质疑。直到调查最终结束，都没有给我提供任何发表意见、自我辩护的机会。确实，调查委员会最初就实验室常规做法跟我进行了简短的面谈，但他们从来没有给我机会回应针对我的指控。委员会两次试图安排我进行针对指控的面谈，一次是在我计划前往芝加哥参与重要实验的时候，另一次是我妻子即将生产（第二天就生了）的时候。我向委员会提供了其他可供面谈的日期和时间，甚至在医院期间也请他们给我发问题让我书面答复，但他们都没有回应。几天后，杜赫斯特博士（译者注：Stephen Dewhurst，罗彻斯特大学研究副校长）就回复说调查即将结束，他们不需要再面谈我了。如果被指控的一方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那么这一程序似乎就不足为信。总而言之，校方所采取的行动往往都是出于惩罚意图，而非保护性的。

正如杜赫斯特博士所说，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局面，我希望我的任何同事都永远不要遇到这种情况。尽管我花了无数个小时远离家人来回答问题、应对指控并保卫我们的工作成果，但舆论法庭却依然认为我有罪。花费数年时间复现研究结果是学界中很常见的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根本没机会得到这样的时间。杜赫斯特博士对Science的报道感到“沮丧”，这种感受我也同有体会。正如他此刻的经历一样，数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澄清和解释，但人们仍然倾向于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或者更喜好耸人听闻的消息，而非实情。学生和我都应该得到更多的保护，以及更周密、更公平的程序和协议来解决任何问题。

最后，我将继续专注于科研，因为科学最终会证明一切。无论别人怎么看待，都不会有我捏造数据的证据，永远不会有，因为我根本没有捏造。我邀请了记者、审稿人、后期审稿人以及批评者来我的实验室参观交流实验结果，但只有一个人接受了我的邀请。我非常欢迎任何一个能与你们就此事或我的研究进行透明讨论的机会。因为我还有很多想法和信息要分享，这只是我自述故事的开始。（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