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漫天雪
现在统计数据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什么事情不用几个数据和图表说事，就不够科学和精准。
问题在于，在人行动选择的领域，你没法科学和精准。我偏好苹果胜于橘子，他偏好香蕉胜于菠萝，而且我们俩都会变，这你怎么“科学”？你要是再问我，喜欢苹果是喜欢橘子的多少倍，橘子和苹果之间有什么函数关系，由此达到精准，那就是个神经病。
认为只有数据才代表科学，这才是最大的迷信。有人故意制造这种迷信，目的在于将每个人像机器一样规范起来。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统计数据的背后，是统计者的价值偏好，取决于他能不能用正确的理论去统计。绝大多数统计数据，是统计者先形成一定的概念和思想定式，然后先入为主地去寻找数据，如果有些数据不符合他的价值偏好和所谓的理论模型，他就不统计进来。
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维·卡德，他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最低工资法并不会造成失业，反倒是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他这么一搞，似乎要把价格原理和需求定律都要推翻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有多牛逼。

可是他的统计方法是，搞了一个“对照组”，一组是有最低工资法的地区，另一组是没有最低工资法的地区。于是他有了一个“惊天的发现”：那些有最低工资法的地区，不但工人工资高，而且就业率要明显高于没有最低工资法的地区。数据摆在那里，看起来的确是这么回事。
可是你要是统计一下朝鲜和中国的工人工资，就会发现，中国有最低工资法，朝鲜没有，但是中国劳动者的收入远远高于朝鲜。“所以”，最低工资法能够提高工人待遇。进而抛出一项政策措施：如果朝鲜能够规定最低工资是每月1万美元，朝鲜人民生活水平马上就世界第一了，哪里还用为吃不饱发愁。
所以他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幸存者偏差。他统计了那些实行了最低工资法之后，仍然在岗的工人工资，而那些因最低工资法而失业的劳动者被他无视了。这类似于“没来的请举手”，以及“方圆二十里没穷人”。

如果让戴维·卡德这种人去调查俄罗斯轮盘赌，他会继续宣布一个“重大发现”：俄罗斯轮盘赌一点儿都不危险，我调查的人都活得好好的。可是死人不会说话。

就是这么拙劣。
难怪马克·吐温说：谎言有三种，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
最常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的统计数据，就是所谓的贫富差距。
当我还是一个社民派的时候，看到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里说，资本主义加剧固有的收入不平等，资本回报率与GDP增长率之间有差额，所以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现如今，较贫穷的一半人口和过去一样贫穷，2010年他们的财富仅占总财富的5%，与1910年一样”时，我曾经深信不疑；当他说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处在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结构的顶端时，我自然而然地相信了他的建议，对这些富人征收资本利得税，然后所得税边际税率80%！
但是他简直就是一堆狗屎。当然，过去的我也是。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难道那1%的富人，和最贫穷的一半人，一直是同一批人吗？
当然不是。同样的实证数据清晰地揭示出，最底层的那些人只在很短时间内处于收入最低的阶层，其中有29%的最底层人，后来成为最顶端的20%的一份子。而那些最富有的人，只有在很短时间内占据最顶端，绝大多数后来默默无闻甚至跌落到了最底层。
绝大多数人，都是从较低的岗位开启他们的职业生涯，后来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和技能，工资和财富就增长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一直拿每一年中收入最高的人与收入最低的人作比较，比较的结果当然是永远存在巨大的财富差距，这能比较出个毛线？把一颗苹果树上最大的苹果专门挑出来，与另一棵苹果树上最小的苹果作比较，这不是脑残吗？
美国的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最爱搞数据统计。
他们经过“长时间”的统计，发现黑人家庭的贫困率达到了22%，而白人家庭只有11%，于是顺理成章的结论出现了：由于种族歧视，所以黑人收入低；贫富差距太大，必须管一管。
可是，另一项实证数据揭示，已婚黑人家庭的贫困率要低于白人家庭，仅为7.5%。

那么问题来了，难道白人种族主义者非常在乎一个黑人是已婚、未婚还是离婚吗？他们专挑没结婚的黑人歧视？黑人入职的时候白人专门要查一下结婚证吗？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用家庭收入、而不是个人收入作为统计单元，得出一个令所有人都惊骇的结论：白人家庭收入平均是黑人家庭收入的2倍！

因为他们是故意的，这是一个统计骗局。

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如果按照总收入来计算，就是比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总额高出若干倍。可是，家庭和家庭的人口是不一样的，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底层的20%的家庭有4000万人口，而顶层的20%家庭有7600万人口。
收入最高的20%家庭中，有收入的人口数，是最低的20%家庭的4倍。好了，4个人工作比一个人工作，平均来看家庭收入更高，有什么好奇怪的？
而恰恰是，白人家庭普遍都是父母双全儿女双全，而黑人家庭单亲的比例达到了64%，都“缺爹”。
那么计算结果就很有意思了，一个白人家庭，5口人，父母双方工作，年收入20万美元；而黑人“家庭”，64%的单亲母亲带一个孩子，年收入5万美元。不得了了，白人家庭的收入是黑人家庭的4倍！种族歧视坐实了！
而且还有一个因素，黑人的平均年龄远远低于白人。那么一个25岁的人收入大概率低于45岁的人，这很奇怪吗？
所以你说这种贫富差距统计，不是耍流氓是什么？
实证主义者最不实证，他们根本就不实证自己不喜欢的数据，都是“先打枪再画靶子”——脑子中已经有了一个结论，然后根据这个结论去找数据，一找一个准。
这些人不是在搞统计，他们是在搞政治。
他们一点儿都不傻，搞这些统计，目的就在于服务特定的政治目标。对于戴维·卡德这种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要充当权力的知识卫队，为政府干预背书，这样可以得到稳定而优渥的收益，还能得到荣宠。对于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而言，目的更明确，就是千方百计统计出黑人的收入远远低于白人，由此才能掀起舆论风浪，要挟政府，为黑人争取补贴和特权。
他们说，黑人处处受歧视，本来就穷，买房贷款的时候银行还歧视，又搞出一个统计数据：白人住房贷款的被拒率为22.3%，而黑人是44.6%。巧了，又恰好是2倍。

他们才不管，实际上申请住房贷款的黑人中，有52%都信用评分很低，他们要么有犯罪记录，要么没有资产，要么还有大量欠款根本就不还。他们更不管，其实黑人办的银行照样不给他们的黑人同胞贷款。总之我就认定你银行种族歧视又实锤了。
于是，联邦政府给银行下指标，要求不得对黑人的信用记录进行审查，只要承诺会还款，那就必须贷，否则就是种族歧视。这就是“谎言贷款”。后来，甚至为了“居者有其屋”，对信用很差的黑人首付款都直接给补贴。社会主义分房子了。
他们的手段似乎达成了目的。可是那只是短期的虚幻泡沫，后来的结果是，雷曼兄弟破产了，次贷危机爆发了。然后，那些贫困的黑人破产了，背负了更加沉重的债务。
米莱为什么关闭了阿根廷的国家反歧视、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研究所呢？就是因为这种机构接受税金的资助，然后他们必须千方百计证明这个国家有严重的种族问题和歧视问题，即便没有也要统计出来有，即便是个案也要说成是普遍现象，因为不这样搞，就搞不到经费，就无法要挟阿根廷政府，他们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当下，最大的数据生产和统计机构是谁呢？就是各国政府。它的所有统计，都服务于自己干预经济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的达成，数据成了他们手里的橡皮泥，想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

前几天我的同道好友古原写的好文章香港这个时候，应该想起这个人中，记述了1960年代香港财政司长郭伯伟的一件壮举：
郭伯伟直言：贫穷地区要脱贫，首要“应废除统计部门”；他认为对经济状况作统计十分危险，因为政府会不知不觉地根据数据作出干预，并阻碍市场自然复苏的机制。
郭伯伟甚至曾言“国民经济核算是学者而不是官方研究的课题”，虽然这些意见曾受到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但这种态度在其任内没有改变过。
这项成就也被大名鼎鼎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大加赞赏：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是他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怕数据只会让官僚有更多藉口去作出更多干预，他的继任人夏鼎基创造的“积极不干预”一词，所描述的正是郭伯伟的施政原则。
所以，绝对不可以被统计数据所迷惑，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是一种骗术。

最根本的是，统计数据不能揭示任何经济理论和规律，恰恰相反的是，统计数据需要用正确的理论去解释。统计属于历史的范畴，揭示的是历史的、静态的数据，而人的行动偏好变动不居且面向未来。人的价值是主观的，它只能排序，不能量化，既不能跨人际比较，也不能加总和平均。任何统计数据，都会淹没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真实处境和状态。
这就是方法论上的深刻差别，它直接决定了经济研究到底是贴合真实世界，还是在自以为是、先入为主的黑板上自欺和欺骗。正如米塞斯所言：
奥地利学派拒绝数学方法，不是因为对数学的无知或厌恶数学的准确性，而是因为它不强调对假设的静态平衡状态进行详细描述。奥地利学派从来就没有过价值可以衡量这种错误的观念。让其确认无误的是：统计数据只属于经济史，而与经济理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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