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和包公：对着权力跪哭的人，不值得同情悲悯

文丨将爷

春节期间，电影《第二十条》很火，我写了个影评，叫《

张艺谋和罗翔

》，里面说到一个观点，叫

“捍卫朴素正义”

。

朴素正义这个词，我常用。其实，不需要作名词解释，从字面来感受，也知道它在科学辩证理性上，会有些偏弱。

但，朴素正义是有价值的，能直抵人心，能体现人性悲悯。

当时，我在文章中还愤怒地说：

“理性，有多少人假汝之名来为罪恶掩蔽呀！”

这是因为，总有些人扛着“程序正义”这类法律专业名词，干“有程序没正义”的坏事。

这类案例，我写过多次，今天不举例子了。

之所以又想到这词，是因为看到

“开封府哭声一片”

的各种视频图片，引起很多人感慨。

有一个女子，在包公祠跪拜时，哭惨了，这视频火了之后，结果很多人都到这地方来哭冤，有的还举着牌子，好像包黑子真能复活似的。

结果，就把包公祠搞得像个哭墙，很多人也都跟着喊冤。各方压力肯定就大了，景点好像已经以“维修”为由，谢绝游客了。

我以前虽然也说朴素正义，但从来都不会离开事实和常识。

朴素正义虽是感知，但得靠逻辑来推演，来看看是否符合正义趋势。

对那些包公祠前哭的人，我不晓得具体因由，肯定不作评判。

还有一点，也不怕招骂，从个人观感上，我真挺讨厌这种行为的，往地上一跪，哭得就跟解放前的大妈一样。

真的丑呀。同样是维权，他们比张艺谋的秋菊差远了，也不如冯小刚的那个“潘金莲”。

所以，我不愿意打着“朴素正义”旗号，轻易对这些人摆出悲悯状。

凡是喜欢下跪的人，都得不到我任何好感。

这一点，我以前以《人民的名义》中那个祁同伟讲述过。

祁厅长为权跪女人，为权哭领导先人，人格降到这步，也就只能死路一条。

我有过不堪遭遇，是被一个媚权小人构陷的。他为跑到大领导那告密，是跪着哭着在说，我说了大领导坏话。

那领导为了整我，在开会时，就公开说这个告密者哭得好可怜，说当着他的面，又下跪又痛哭，以此为铺垫，来给我泼”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的污水。

老子才不愿和一个总在权力面前下跪和痛哭的人搞好关系呢！

这种下贱和跪相和哭相，在我面前也都演过。但，我不会同情，只有恶心。

抱歉，从文化人格上，我是真的看不起这类人，他们天然不是我的同类。

说直接点，我与给权力下跪者“汉贼誓不两立”。

但，这年头会哭会跪的，是都容易得势的。

祁同伟能升得那么高，是遇上了高育良这个阴险坏逼。

尽管，祁同伟也有才，也有委屈。但，他跪了，他哭了，到止，他人生也就完球了。

在我心中，在权力面前下跪，就是永远下贱。

又特么绕远了，审美的生猛，老是把我思路带偏了。

说回到跪包公哭的人，他们之所以唤不起的我朴素正义，我不是觉得他们真没冤，而是很大程度上，反感这种做派。

动不动就跪了，动不动就哭了，对这样人，我给不出廉价的同情和悲悯。

而且，都21 世纪了，求青天大老爷，奴才思维太重了，人治思想太重了。

悲情英雄，首先你得是个英雄，英雄得流血不流泪呀，英雄也不能是蠢货呀。

不管世道如何，人生不过百年，这膝盖得硬着，这腰杆得挺着。

官可以不升，钱可以不挣，仇一定要站着报，只要饿不死，干就是了。

这几天，我一直想写篇雄文，内容就是想从这个大断裂大拆解的年代，说说个人未来怎么活。

秦晖先生在近20年前，写过一篇

“自己对自己负责任的历史观”

，就很好。

最近，我拧出来反复读了，在思考制度、文化和个人的关系。

只是，我太累了。我每天被工作拖得就像条死狗，要干的事太多了，每晚回到家，打开电脑，想写个公号文章，连打字的力气都没有。

今天，看到跪包公的事，就想到张艺谋《第二十条》在讲法治，在讲对法律进行唤醒。

所以，文化是给老谋子智慧的。跪包公这事，从文明层面，就是真的倒退。

当然，很多人一定会骂我说，说还不是因为法治不公，才逼到他们又哭又跪的。

这个逻辑思维，比“以暴制暴”还要低劣。

只能刻薄地说一句，愚蠢的人，永远不会想到靠智慧和文明来解决问题。于是，愚蠢就成为一种罪恶。

人活着，不能被社会黑洞吞噬，法治和文明，那是永远的光。

作为公共表达者，我说几句同情话是很容易的，只需要小学三年级文化就行。

但，手持火烛，去点燃人性的、文明的、法治的光，其实，才是最难的。

眼前的事不好说，那我就说说包公。

包公确实很牛逼，他遇事从来不哭，做人，也太不苟言笑了。

若能让老包展颜一笑，那肯定是天下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故而，有“包公笑，黄河清”之说。

河清海晏，关键还是因为制度和人心，都好呀。

宋代的法律程序还是很周全的。这方面，我写《第二十条》时也说过。

比如，宋代对误判死罪是很重视的，还创设了中国法律史上第一个“失入人死罪法”。

关于大宋的法判，电视剧里演得很多，逮捕，审讯，判决，从推勘到录问，遵循“据状鞫狱”之类原则，得走“过厅”这类的程序。

总之，各种流程，很细密。条条框框，权力分散，彼此制约，做冤案假案，成本那是极大的，闭环也不支撑。

所以，老包这种人，面前才能放个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那，都是有制度赋权的。

好制度又是从哪里来的？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当时批评监督的文化空间，成为法序建设的源头活水。

不夸张地说，古今历史，就没有哪个年代能像宋朝那样，能让宋代的文人们，能因为尖锐批评而活得那么有尊严。

我记得余英时先生说过：

“宋代在政治史上虽不能和汉唐争辉，但在文化史上则有超越汉唐的成就。”

一个给批评以最大自由的年代，不仅能养出苏轼、欧阳修、范仲淹等密密麻麻的中国人类文化闪耀的群星，也让法治传递正义得到极在的空间。

简单说点例子吧。

宋太宗有一次搞上元节的盛大招待会，发表了题为

“理乱在人”

的宏大演讲，追忆了五代战乱的创伤，特别是，对周太祖郭威篡汉纵兵掳掠开封的悲惨，进行了一番回望反思。

追昔抚今，总结陈词，太宗最后说：

“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

其实，我仔细看了这皇帝发言，反思真的是到位的，力度也很猛了，只不过，最后他小小自夸了一下，说自己还是亲自干事的。

毕竟，发表上元讲话，人家收尾还是想要点正能量嘛。

结果，这话说完了，下面并没有齐喊“陛下圣明”“主子牛逼”。

首先，宰相吕蒙就从酒香肉气中站出来，开怼说：

“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

我不仔细翻译了，大家能看懂，反正，这话够狠的，扫了大王的兴，也就是

宰相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

就是不配合皇帝演戏，哪怕是在盛典时，也不去粉饰太平。

这样日决，当然能让皇帝有些尴尬地“变色不言”，但，心胸还是很大，还是听进去了。

其实，宋朝批评各种权力，包括对皇权的尖锐力度，现在拿出来说，都是心惊胆寒的。

那时候人真的太猛批了，说什么

“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陛下失所忧矣。”“陛下择吏不精，百姓受害于下，无所告诉”；“陛下赋敛繁重，百姓日以贫困，衣不盖体”

……

反正，从做人到用人，从税收到法治，连皇帝都都敢批了，还怕那些小官们个卵。

试想，如果当时连个小县城的火灾都不能说，连一个股长的屁股都碰不得，还指望能有包黑子这种铁面无私的法官？

老包办案的年代，主要就是宋仁宗自治的年代。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人会认为批评是个不好的事，会损害时代的伟大。

事实上，苏轼高考作文其实就是从上到下都批评了的，根本不是正能量。不要因为有个“乌台诗案”，就看不到宋代的批评之光。

司马光这人，真的是当谏官爽极了，从“今上”开始，到皇后，再到宠妃，然后是公主，接着是宦官，再就是外戚，之后是文武百官，他一直批一直爽。

但，也不影响人家当官当到宰相呀。

在上面的人，越是被批评多，就越有智慧；在下面的人，最是被哄着，就越容易愚蠢。

民粹从技术讲，就是哄着没文化的人，给他们喂投无知，让他们觉得无知最光荣。于是，越来越愚，越来越跪，越来越坏。

无知者无畏，无知者无慧

。于是，只知道下跪。

不能因为法律维权有困难，就否定法律维权必须的文化和智慧支撑。

这种智慧，本质是文化给的，是批评给的。北宋人对权力和制度的批评，是历史上最为密集、激烈和尖锐的。

法治，也因为监督而得到了极大实现。所以，才有大宋提刑官宋慈，才有开封府的包龙图。

以此逻辑，现在，我只能说，等到哪天跪包公的人，都成为真正的批评家，都懂得批评才是建设，都懂得下跪告密才是恶，都懂得文明才是立身立国的依据。他们才能被法阳阳光真正照耀到。

所以，现在，是真需要比张艺谋更为高级文化使者，因为我们要唤醒的，不止是法度，更多是人心。

只有法度和人心形成良性律动，神州遍地才会皆是包公。

PS：全文完：共3489字。周末晚上，随手写写吧。谢谢大家转发。请大家扫下面二维码，加好友以保能及时找到我。

欢迎关注人格志视频号，以便不会错过直播：

推荐阅读：

继续阅读

关键词

包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