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全球化已然兴起，外需增长很可能长期受限，中国大陆当前的经济发展实际上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是继续以大规模投资驱动，仍然以基建切入，维持名义上的增长率；二是大幅提升民众可支配收入，尽快改善居民侧资产负债表，以内需提升作为经济主要驱动力。
这两条道路逻辑上并不矛盾，可以同时进行，但现实约束是，官方主导投入基建越多，可用于提升民众收入的资源就越少，反之则相反。用老百姓通俗的话来讲，钱都花在修路、修桥上，用到养老、教育方面的就少了。人人皆处经济现实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所谓两条道路的矛盾，并非要否定彼此，而是在资源投入有限的前提下，以哪条道路为主的问题。
基建落后的时代，提升基建水平对提升经济效率至关重要。过去三十年，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国大陆在基建上突飞猛进，公路、铁路、水路、航路、电网、通信网络等管网基建的巨额投入，极大地改善了国家面貌，也为最近十年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快速兴起搭建了底座。基建的改善和全球化的融入使中国大陆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对全球各国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上述进程中，人均GDP随着GDP的快速增长而增长，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个体收入虽然也在增长，却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仍然较低；二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仍然很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2月29日发布的《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全国人均GDP为89,358元，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9,218元（中位数33,036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821元（中位数47,12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21,691元（中位数18,748元）。也即：2023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值为43.89%，非中心城市、农村的比例显然更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教授认为，上述比例的世界平均水平在60%左右（《张卓元：着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人均GDP是全国全年产品和服务总价值的人均化，并不等于民众的实际收入。因此以人均GDP来判断是否发达，实际是不合适的。
尽管经济学界对上述比例的差异有不同认识，比如有学者认为，43%已经与部分先发国家水平接近，但由于中国大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值仍然偏低，且民众福利水平与先发国家有很大差异，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不同地区（沿海与内地、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城镇与农村）在收入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导致中国大陆民众的实际消费能力仍然非常弱。当前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9.1%（《蔡昉：中国居民的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有明显的差距》）。
内需消费能力极其有限，不但与中国大陆经济总量的全球地位极为不匹配，也导致中国大陆的生产制造不得不长期高度依赖先发国家消费需求。这也导致海外关于贸易不平衡的声音四起。
作者认为，未来对应中国大陆本土出口的外需增长难度非常大，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大部分先发国家老龄化是长期趋势，老龄化意味着社会总体消费种类和数量的减少。
二是前期全球化进程中由于高度依赖外包，导致先发国家本土制造业工作机会大幅减少，劳工权益保护成为主流呼声，同时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也令先发国家出现长期担忧，这就使得当前的再全球化呈现出全球在地化、同地协同化和近地化三个特征（《再全球化与结构性调整》
）。因此，先发国家本土的再工业化以及供应链的近地化（即近岸外包，nearshoring）成为确定趋势。当前中国大陆企业的出海实际是适应这个再全球化进程。这都将导致中国大陆出口增长的长期受限。

上述两个原因，导致即便中国大陆企业在技术上能够获得突破，未来也不得不面临“以技术换取先发国家市场”或者“以在先发国家或其近距离的自贸国建厂以换取准入机会”的现实，作者也因此提出了《技术上的遥遥领先，并不等于经济上的遥遥领先》
。

所以，即便中国大陆企业未来能够很好的适应再全球化进程，也即如果出海能够获得成功，也不意味着中国大陆本土的就业机会将获得持续增长。因为再全球化进程实际上是产业迁出的进程，它的就业机会是出现在海外而非中国大陆本土的。就此而言，对这个进程应当参考关注的，是先发国家企业曾经出海后面临的各种问题。
基于上述，内需提升不但是未来中国大陆本土就业稳定与增长的唯一主要途径，也将是避免出现前一轮全球化时期先发国家本土“去工业化”的唯一主要途径。
当前，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共识在于，内需乏力是因为民众可支配收入仍然偏低，也就是老百姓消费能力有限是因为缺钱而不是因为有钱不消费，这个特征与日本平成时代存在本质不同。但尚未达成共识的方面在于，如何提升民众的可支配收入。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当前化债压力仍然很大，经济呈现出资产-债务通缩趋势，就业机会大幅减少，民众收入出现普遍增长停滞甚至下降。
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加大财政主导的投入力度，继续通过投资拉动经济，以新增项目带动居民劳动收入提升和资产价格回升。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将财政资源主要用于直接提升民众的可支配收入、降低民众刚性支出负担，降低企业与居民的当期经济压力，以居民的消费作为经济回升的驱动力。
作者支持第二种观点。
在过去几个月的文章中，作者已经反复从多方面论证自己的理由。在这里做一个小结：
以当前中国大陆债务水平而言，化债具有长期性，债务重组只能是以时间换空间。无论前述哪个方案，又都是以继续扩大债务为前提，因此要十分珍惜这个时期的投入。
继续以基建投入为主导，无论是传统基建还是所谓新基建，事实上都只是少数行业受益。曾经是土建行业受益，如果是新基建，则是信息科技制造等相关行业受益。关键在于，少数行业受益很难扩散到其他行业。这是因为，曾经的路桥基建事实上已经处于结构性过剩状态，而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新基建，如果在官方采购项目的主导下，最终还是会成为传统基建的一部分。
例如，一个电线杆上挂七八个摄像头，其收入已经是计入“云服务”这种新兴科技收入的，但它的实际价值是多少呢？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在于云摄像头并非高科技产品，而在于企业要积极参与这些项目的招标才能获得这部分收入。可以想象，未来的云摄像头肯定还会加入AI芯片，进而这部分收入（如有）还可以继续变成所谓AI芯片收入甚至是AI收入，当地的“科技转型”可能就会有“数据支撑”。从统计上看，我们的AI收入可能会因此持续扩大，但这叫什么AI呢？这就是微观经济在被迫适应宏观政策目标的具体落地，因为只要有这些项目，企业不去投标就相当于将收入机会让渡给竞争对手，因此这些项目也使高科技企业不断去适应各种地方财政资源的浪费。如果没有经济基层实务经验，是难以深刻体察上述问题的。

作者曾经深入分析过，诞生之初高度依赖军工的美国半导体产业之所以能够持续领先全球，是因为早在1980年代，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DSB）就已明确“有竞争力的大规模生产是半导体领先的关键，大规模生产由商用市场提供支持”（《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下）——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因此即便美国在实施半导体产业政策的过程中，以居民消费终端市场作为衡量标准，以市场化企业的判断作为指针，这两个基础都从未动摇，甚至得到作为财政支出大户的美国国防系统的长期认可，时至今日也是如此。恰恰是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政策在1980年代后期仅仅依赖产业政策参与者的判断，无视新兴消费需求的兴起，才错失PC时代，进而丢掉了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
作者并不否认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但产业政策应当以具体的市场指针为依归，也即，任何投资项目需要直接指向最终的消费群体。政府投入也能够形成市场，看似也是需求，但这个市场除了军工、空天等极少数个人消费者无法参与的领域外，其实都不是最终市场和最终需求，只是中间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公路、铁路建在合适的地方、有合适的量，有利于拉动经济，但如果是不合适的地方、不合适的量，则很可能是浪费。公路、铁路如此，所谓的高科技，也是如此，不但大数据、云计算可能如此，半导体、AI也可能如此。
今天中国大陆急于摆脱各种技术上的卡脖子，直接在产业政策上发力，从技术突破的角度，这是对的。曾经的日本、韩国都以有效产业政策取得巨大突破。但需要注意的是，最终的检验必须是最终市场和最终需求，也就是来自最广大民众的消费需求。以AI为例，当前市场对美国AI技术的预期，并不仅仅在于感受到其技术的领先，而在于微软、Alphabet、Meta这些企业对AI技术拥有天然的变现途径，也就是AI技术并非一个技术遥遥领先的空中楼阁，而是遥遥领先的技术在现实中已经可以被美国乃至全球的庞大消费能力所支撑。正是因为OpenAI的技术被微软快速地形成Copilot产品，以及不同人群确实已经能够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感受到ChatGPT的便利，加之OpenAI迅速的选择平台化，才使得AI企业及其后的Nvidia狂潮持续席卷全球资本市场。
如果我们的新基建投资只是从供给侧、生产端不断的横向对比OpenAI、Nvidia这些企业的技术参数，进而以此为依据去获得官方主导的项目，不以民众最终消费为依归，那最终都将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横向比较就如同作者在《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上）》所指出，日本当时就是这样不以市场需求为依归，热衷于横向比较美国企业技术参数，完全无法理解PC时代，进而丢掉整个新兴市场。
作者与许多理论家的不同在于，作者并不批评产业政策本身，甚至非常理解和支持有效的产业政策。作者重点希望指出的在于，要想当前的技术产业政策获得成功，恰恰不能只依赖官方主导投入去解决技术参数和各种指标的对比问题，而必须让民众的最终消费和最终需求获得发言权和选择权。
要让民众的消费购买力而非财政购买力，成为检验技术是否遥遥领先的唯一标准。
要实现上述，当前最大的卡点并非技术本身，而是民众的消费能力严重受限。大幅提升民众可支配收入，不但是解决贸易平衡问题的关键，更是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的关键。如前所述，当前中国大陆民众的消费能力不但大幅低于先发国家水平，甚至低于人均GDP相仿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来检验技术发展是否真正符合市场需求呢？一个产品好，不需要官方给它评分、排名，不需要给企业家荣誉和大红花，只需要让最广大的消费者自己去选择。
如果中国大陆民众的可支配收入能够大幅提升，那以中国大陆当前企业的生产研发能力，将很快进入“消费-生产-技术进步-扩大消费-扩大生产-技术再进步”的良性循环。但如果仍然将本可以用于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资源投入到各种官方主导的投资项目中，那所有企业又将再次围着那些电线杆转。
两条道路的不同结果，显而易见。
那该如何提升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并在此基础上大幅提升民众的消费能力呢？作者认为，无非是几条路：
一是以财政补贴为依托，大幅降低社保的企业和员工缴费比例，这将同时大幅降低企业和员工的当期经济负担。
二是大幅降低存量房贷利率，这将大幅降低过去八年以来主力购房人群的当期经济负担。
三是大幅提升农村人口的养老金水平，这将大幅降低出生农村的二代城市人口对上一代的养老负担。
四是在一二线高房租城市大规模推进保障房建设，恢复整个建材、家居、家电行业的需求，这将提升超过1/4行业人口的实际收入。
五是尽快改革中高考制度，满足三线以上城市普遍的普高诉求，使三线以上最具消费能力的大多数家庭在教培支出上大幅下降，同时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外出进行其他消费。
作者认为，如能以上述五条建议作为政策取向，无论精英阶层还是普罗大众，对经济的信心都将全面恢复。
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主流学界还是经济实务界，其实都已对提升民众可支配收入有了既多且深的讨论。除上述张卓元和蔡昉教授的观点外，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也多次撰文公开建议启动"家庭收入倍增计划"（《张军：应尽快推出中国版“家庭收入倍增计划”》），其他各种内部的讨论也逐渐增多。
作者听闻决策层也开始关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经验教训问题，我们在年初《读懂历史，理解现实》中也一再提及，深入了解日本经验教训于当前是十分重要的。
过去几个月以来，本公号以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出发点，从再全球化的贸易平衡视角去不断阐述中国大陆需求侧改革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作者认为，涓涓细流已渐成江河之势，时代洪流亦非人力可阻。
究竟会选择哪条道路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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