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母亲的超生保卫战

黄专干成了我家的常客，她几次来家里，和母亲好说歹说：“你先到医院去了再说嘛。你不去你公公就不好做别人的思想工作。你们家都是干部，要起到带头作用。”

配图 | 《南来北往》剧照

前言

不少认识谢选的朋友都听她分享过她那段带点“传奇色彩”的出生故事。公务员家庭、超生、计生干部、想要男孩，在这几个关键词的互相作用下，她的妈妈在1985年生下了她。

一个本不被期待降生的女孩，在此后受到温柔对待，却也有一些隐秘的变化在这个家庭里蔓延。

以下是谢选的口述。

母亲和父亲年轻时在菜业队一起干活时相识，后来父亲出去读了几年师范中专，回来后经人撮合，跟母亲谈起了恋爱，他们俩1979年结婚，一年后生下了我姐。

1984年，母亲感知到怀上我的那会儿，镇上的计划生育正抓得紧。母亲听说一个远房表亲生完头胎本不愿结扎，是被两个人摁上手术台的。一年前，她娘家小弟媳怀上二胎后就躲去了外边，计生干部就坐在家里不肯走，见堵不到人，后来就把好几件家具搬走了——这是我外婆事后告诉她的，搬东西时，外婆就在家里吓得半死。

最终，我的小舅妈在外面生下孩子，带回家来，生米煮成了熟饭，计生干部就罚了点钱。他们夫妻俩都是菜农，没有单位，也不用受什么处分。可我们家情况不一样——当时我父亲在公安局做文职，母亲在服装厂做裁缝。

一天晚上吃饭时，母亲把怀孕这事儿给说了，父亲没做声，过了一会儿，他抓过我母亲的手，摊开，把筷子倒过来，在她手心画了一个“生”字。虽然父亲还是低着头一声不吭，但我母亲心里就有数了，“就生呗”。

那时母亲确实一心想要个男孩，“这样在大家庭的地位总可以提高些吧？”我奶奶生了四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分别在深圳的大公司、公安局、医院、学校任职。老太太个性强势，母亲一嫁进门，奶奶就站在她身后盯着她炒菜，嫌她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母亲怀着我姐姐时，正好有一个小姐妹举家搬去外地，房子空了出来，她心思一动，找小姐妹商量好，就跟我父亲搬了过去——虽然那房子离婆家走路也就十来分钟的距离，但好歹是分开了。

母亲所在的服装厂车间里有二十来个女工，自打决定生下二胎，她就尽量避免和人打交道，除了做衣服的事儿，不聊别的。女工们大多住得离厂子比较近，我们家离厂子远些，工厂管理不严，她就晚点去上班，再晚点下班，尽量跟别人错开。好在她没什么孕期反应，又给自己做了宽大的衣服，随着天气渐渐转凉，从衬衣换到罩衣，一直没有人发现她又有了身孕。

做衣服是按件计酬的，母亲一心想着多挣点钱，几乎天天上班。那时姐姐已经上了幼儿园，放学后老师通常会帮忙把她领到服装厂，等着跟母亲一起回家。有时母亲托我姨妈或几个熟人把我姐姐接到他们家先待上一会儿。服装厂距离我家五六公里，没有车可坐，母亲都是走路往返。怀孕了走不快，有时走累了就在路边找块石头坐下歇会儿，这么走走停停，单程得花上一两个小时，到家往往是夜里八九点了。

公安局离我家二三十公里，父亲每周日回家一次，碰上出差就很久不着家。自从那天晚上知道母亲又怀孕了后，父亲就再没过问过她肚子里宝宝的事，母亲也不提。两人各上各的班，平常在家只聊些家务事。

母亲怀胎五个多月时，背着家人偷偷托在医院工作的小学同学阿梅做了一次B超，这在当时实在算是奢侈的行为。但她想看看肚子里是不是男孩，心里好有个底。医生不知是不是骗她，说“还看不出来性别呢”，也没给她看影像。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母亲的决定，她想肚子里头毕竟是个小生命，“看不出来”也要生下来。

转眼母亲怀胎已经七个月，肚子一天天鼓起来，最终还是被人发现了。

那天母亲正在工位上做衣服，镇里管计生的黄专干突然跑进来对她说：“有人来告你的状。现在政策只许生一个啊，你肚子里的这个可得引掉。”

当时我爷爷是镇上的副书记，计生这块正好归他管，黄专干就是在爷爷手下做事。她说有人写了匿名举报信：“你家是当干部的，专门教育别人，自己怎么还怀上二胎了？”

黄专干说完该说的便走了。面对他的突然袭击，母亲当场显得比较镇定，没明确表态，幸而服装厂只是地方上办的小厂子，不是什么国营单位，领导也不太爱管这些事。后来黄专干好几次来到我家里来找我母亲，不久后，公安局的领导也找我父亲谈话，让他回家好好做老婆的思想工作，赶紧去引产。

因为母亲不肯引产，父亲急了就骂她，有一次骂得难听：“你天天这么晚回家，是要钱买板呐？”母亲当时不懂他骂的什么意思，后来问了别人才明白，这是“要钱买棺材”。她很生气：“我又没死干嘛买棺材？”就跑去找父亲理论，父亲笑说她不懂这句话。母亲就说自己是小学学历，父亲书读得多，有些东西他说出来，她自然是听不懂的。

吵着吵着，母亲一冲动：“不然离婚得了，我们一人带一个。你带大的，我带小的。”两人气头上就跑去镇政府准备办手续，母亲还一手拉着我姐姐、一手端着饭盒——是她做好要带去厂里吃的午饭。

办离婚的干部一听两人是因为肚子里的孩子意见不合，就劝：“你们这个事儿离什么婚呐，又不是感情不好，回去吧。” 母亲本来因为这个事闹离婚就心里难受，听他这么一说，就先出了办公室，心里猜想：毕竟这个干部是在自己公公手下做事，所以知道自己怀了二胎也说不得什么，若是换了别的妇女，可能就会说“你离婚也照样得引产”吧？

父亲在一旁，从头到尾没说什么，在民政干部的办公室待了一会儿才走出来。这场架就算吵完了，母亲把我姐姐送进幼儿园后就去了服装厂，父亲出家门回公安局上班去了。等到下个周末他再回来，俩人就各干各的，一段时间里都不跟对方讲话。

母亲后来听别人讲，父亲在路上迎面碰到管计生的专干，会一声不吭绕路走开。母亲心里就怨他：“怎么就不像有些人，去私下打个招呼、搞个二胎指标什么的？他脾气就是这么硬。”

岁末腊月的一个周六，下了很大的一场雪。母亲一个人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肚子很饿，饿到叫”。回到家，饭桌上空空的，自己的丈夫和大女儿却已经睡下了——自打母亲怀上我后，父亲就带着姐姐睡在前面的房间，母亲睡后面一间。我姐姐听到声响，从屋里头叫了声“妈妈”——母亲心里登时明白了，父亲想必也还未睡着。

母亲打算自己去地里拔点冻菜炒来吃。那时我家门口没有灯，走出去有个水塘，要沿着水塘边上走一段才到菜地。路上无人，母亲不免有些害怕，好在到了地里全都是白茫茫的雪，微光反射下，反而看得很清楚。母亲把雪扒开，拔了两兜白菜，走回家炒了下饭，“吃得蛮舒服，我吃饱洗了就睡了，也不去跟他吵架”。

为了不让我爷爷为难，母亲最终选择了去医院，“我想当时如果你爸支持我，要我躲起来，我肯定听他的”。

住进医院妇产科，护士给她做好登记，就等打针引产。当时医院每周固定一、三、五做引产。到了周一，护士就来病房叫我母亲：“今天轮到你做手术了。”

进了手术室，认识的张医生让她躺上手术台，一旁药水已经备好。母亲知道这时候自己必须说点什么，一骨碌爬了起来：“我早上喝了豆浆，不舒服，想吐。”因为母亲之前请阿梅跟张医生打过招呼，她这么一说，张医生也没强求她必须做手术，也没说要上报情况，母亲趁势赶紧下床走出了手术室。

那段时间，父亲特地请了假在家给母亲炖鸡汤、做好吃的，天天去医院送饭。他有时在病房坐一下，有时送完饭就走。母亲说，结婚以来，他是第一次对自己这么好，“一门心思要我听话引产”。

父亲也是生平头一次求母亲：“还是别生了，生下来我就要受处分，没了这份工作，我还能干什么？”

“做什么都可以。”

“别的我都不会啊。”

“那就学呗。孩子在动，是个活人呐，你把他搞掉好可惜的。”母亲说，怀我三个多月时，她就能感受到我在肚子里头动了，“越长大动得越厉害，我舍不得。”

不打针的日子里，母亲吃过早饭，待在病房里等到八九点，黄专干和另外一个李专干上班了，就来轮流做她思想工作。每回这两个女人往她床铺上一坐，也没什么新鲜话：“哎呀你说你想不想引呐？还引不引呐？你什么时候想引呢？”她们喊母亲“老油条”，因为别的妇女基本上是一被计生干部抓到就“引掉了”，唯独我母亲自有一套应对方式，有时朝她们笑一笑，说“还没准备好”，有时就说“状态不好”，或者说“过几天吧我，还没想好”。

她们走后，母亲就出去玩——所谓“玩”，就是在医院楼下的院子里独自晃悠。她很少跟病友打交道，想到要引产，心里就不痛快，想到自己的丈夫面临着被单位开除的境地，心里也很矛盾。

晚上，母亲常常到阿梅家看电视。阿梅两口子都在镇医院工作，阿梅做后勤，她丈夫搞采购，家里条件比一般人好。那一年《上海滩》刚引进内地，我母亲喜欢看赵雅芝演的女主角冯程程。阿梅家还有很多苹果橘子——那时候过年才有橘子吃，母亲每次去阿梅家都能吃个够。

晚上九点多，母亲再回到医院病房睡下，有几次被医生撞见，就说她：“没见过这样的病号，大晚上穿着皮鞋呱嗒呱嗒走回来。天天在这里吃啊玩啊，像住宾馆一样。”

到了下一周，母亲又被叫进手术室，结果又挺着大肚子走了出来。父亲知道后，跟医生表态：“她要是再不肯，你们就强行。”又怨母亲：“医生都说你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没有人像你一样！”

父亲知道我母亲一向听外婆的话，就把丈母娘请来医院劝：“孩子他爸都不要，你为什么要生下来？像我生了这么多孩子有什么好处吗？你去吃这个苦干嘛？”

外婆十七岁出嫁，这辈子一共生了九胎，活下来七个孩子，生下我小姨时，她已经四十四岁了。我母亲在家排行老二，从小到大，外婆要她做什么就做什么，过年时别人家孩子出去玩，母亲也想去，外婆就让她留在家帮着给几个弟弟妹妹做棉衣棉裤。

和我父亲认识那会儿，有人在我母亲面前说她未来的婆婆比较强势、住得又近，让她比较动摇，最后很大程度是因为外婆说我父亲人好、家里条件好，母亲才嫁进这个家的。但这一次，我母亲回外婆：“我什么都是听你的，就这回不听你的。”

外婆只能说：“你今后要受苦的。”

母亲住院那段时间，看到过一些情况。有一次她和一个“病友”一起走过一间屋子，病友忽然小声叫她：“你看你看，还没死呢……”透过敞开的门缝儿，母亲看到一个完整的婴孩躺在一个柜子上，没有声音。医生看到她们俩在偷看，立马赶人：“走走走，不许看！”

母亲还听另一位怀头胎、来保胎的“病友”说，看到过“不完整”的婴孩——有的打针没成功，就搅碎了再弄出来。这些事情，让母亲更不忍心堕胎了。

母亲在医院一共待了十九天，三次被叫进手术室。第三次进去，她躺下又爬起：“我快八个月了，肚子都这么大了，要是引产出了问题，大出血怎么办？你们可要负全责！”

看到她一副不好惹的态度，张医生可能也有点怕了：“那不引不引，不关我的事。”

隔天早上九点多，爷爷和他的三个手下来到了病房。爷爷上来就喊母亲小名：“娟子，没办法，碰上这个朝代，不是针对你一个人，你还是听话，把孩子给引掉吧。”爷爷的语气很平静：“这个不是挑担子，我们能帮你挑了，这个没办法咯——你看我不想要孙子吗？”

怀上二胎以来，母亲算是第一次看到公公表态。她终于哭了出来，只是流眼泪，没哭出声，“换别人说我可能还好受些，这回是孩子他爷爷说，我心里更难受”。

另外三个专员在旁边也不做声。之前常来的李专干，住得离我外婆家很近，我母亲知道她只大自己两岁多，已经生了三个小孩，“她生得早些”。

那天晚上，母亲在阿梅家吃饭，阿梅安慰道：“你别怪你公公，这是他的工作，他是做给别人看的。”

从头到尾，阿梅是唯一一个支持我母亲生下二胎的人。每回我母亲到她家，她都会问我母亲今天怎么样、有人跟她说什么了吗？阿梅说：“要生就生下来，怕什么撒，开除就开除呗。”

第二天，李专干又来找我母亲：“娟子，娟子，你怎么办？引不引呐？”

那天已是腊月二十七（阳历1985年2月16日），我母亲回：“快过年了，住医院不好，要引也过完年回来再引。”就这么骗着李专干回了家。

母亲当时心里计划着，要跑到外面去把孩子给生下来。她天天口口声声“不引不引”，其实心里还是怕的。春节前出了院，她一直躲在家里生怕被人看到，在我爷爷奶奶家过年，除夕夜来了很多亲戚，饭桌上，我母亲不做声，感觉犯了错误似的，亲戚们也都默契地不说什么。吃完年饭大家打牌，母亲就早早退回了房间。

母亲在屋里一边开始做我的尿布、裤子、衬衣、毛衣，一边打电话联系好姐妹小王。王姨之前跟着父母从云南下放到我们镇上，父亲是军医，母亲是妇产科医生，她也学医，毕业后被分配到邻镇的水泥厂医务室工作，距离我们这儿一个多小时的火车车程。他们家以前还捡过个几个月大的小孩，那小孩有病，被救活了，结果父母却不要这个孩子了，把他丢在他们家门口，王姨爸妈就收养了下来。那天我母亲正好在他们家，听到孩子哭得跟猫一样，她后来还给那个孩子做过衣服。

母亲信得过王姨，当时跟她商量好，到她那里去生，生完把我给她领养。

没想到，来不及了。

正月廿三（3月14日）下午一点多，母亲在家刚吃过午饭，肚子就开始痛起来。离预产期还有好几天，她还没做出行准备——要等凌晨一点多的慢车去小王的镇上，而且每天只有一班。

父亲那时出差在外，母亲赶紧到婆家，我叔叔要去上班，帮不上忙，便去叫来了我小舅。晚上，母亲打包好给我预备的衣物，带上一些鸡蛋，一共两大袋东西，就和自己的弟弟出发了。临走前，爷爷也没有挽留，他趁房里没人时，偷偷对我母亲说：“娟子，要是生个男孩，就把他带回来，罚点钱、受点处分算了。”

我母亲挺气的：“他平时不讲，心里还是有数的。”

母亲巴不得公公能搞辆车直接把她送过去，但她没开口。她走去火车站，一路上越走肚子越痛。出门前在家吃了东西，加上走动，母亲明白这些可能会加速生产。到火车站已是午夜十二点多，母亲在月台上等小舅买车票。阵痛大概两三分钟袭来一次，痛得厉害时，她就拿几件宝宝衣服垫在地上坐一会儿。天空下起毛毛雨，她没带伞，但不敢进候车室，“我怕丑，肚子痛起来被其他人盯着看哟”。

一会儿，小舅急吼吼跑了过来：“火车晚点了，估计要等到两点多。”因为小舅妈前阵子刚生完二女儿，小舅提醒母亲说，生第二胎特别快，万一生在了火车上怎么办？母亲琢磨了一下，当下决定：回家生。

小舅问：“回哪个家？”

“回娘家！”

我爷爷家在火车站左边，外婆家在右边，步行差不多要十几分钟。母亲让小舅先走，去请个医生，她一个人走在后头。阵痛来得更频繁了，痛的时候她就垫衣服坐一会儿，不痛了就“快点走快点走”。终于走到娘家门口，母亲“咚咚咚”一个劲儿地敲门，随后传来了外婆的脚步声：“谁呀？这门敲得像锤子似的。”

母亲发起了脾气：“快点快点快点！是我！又不是鬼！”

外婆把门打开，外套还半披在身上：“你不是去生宝宝吗，怎么又回来了？”

母亲疼得说不出话，进院子，看到椅子，一屁股瘫坐下来。看到她痛苦的样子，外婆急坏了：“哎呀，你生在哪里？没有地方啊。”

院子里还下着毛毛雨，又冷又潮。外婆火速搞来一块床垫，去屋后头的空房铺上，再让母亲躺了上去，接着跑去敲隔壁大儿子儿媳家的门：“娟子要生了！”

房间里只剩母亲一人，“我心里害怕，会不会出什么事？”可她没想到，没几分钟，一溜就把我生了下来。听到我的哭声，母亲总算松了口气，“当时你在我屁股底下，我把双腿弓起来，怕压到你”。

外婆再进屋来，赶紧拿着棉被给母亲和我盖上。床头就对着楼梯口，从上头刮下来的风很大，这时外公也起来了，急急跑上去把风口盖上，然后在屋里生起了柴火。那时候屋里也没有钟表，母亲推算我出生时可能还没到三点钟，“要是再晚个几分钟，我真相信会生在路上”。

当时农村人基本都在家接生，母亲生姐姐时是在医院。大舅妈拿着剪刀和盆子进来了，母亲见了，立刻说：“你别动别动！这么剪脐带我怕破伤风。”

大舅妈揭开棉被看了眼：“哟，又生了个女娃哦。”

当时母亲累极了，听到这消息，心里禁不住地难受，流下了眼泪。“怎么就没生个儿子呢？”

不一会儿，小舅叫的医生到了，给我剪了脐带。那时候接生一个宝宝是三十块钱，母亲让外婆拿钱给医生，但医生不要：“不要钱不要钱，都这么晚了，你前面痛得这么厉害还自己在路上走呐，太不容易了！”

医生把我包起来放到母亲头边，母亲看到一张圆圆的脸蛋。“我不知道你当时有多少斤，就感觉好瘦好瘦，皮肤都是蜡黄的。想来怀你时，我确实也没吃什么营养东西”。

我家这边的军工厂早上八点上班，军号吹响了十五分钟，我也哭了足足十五分钟。母亲知道我饿了，但不想理我。本来她计划去外地生，现在可好，暴露了。想到接下来得受处分，而我又是个女孩，她心里难受。

上午，王姨两口子就赶来了，小舅连夜给她打的电话。在我们家吃过中午饭，王姨跟我母亲说：“娟妹子，生在这里你还是自己带吧，现在要我带回去，别人都看到了，我也有压力。再一个，宝宝太小没奶喝，怕养不好。”

我出生三天后，父亲出差回来，进门第一句话就问母亲：“真是个女儿吗？”

“还唬你不成？”

父亲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蔫儿了。母亲让他过来看了我一眼，没说几句话，他就回单位报到去了。他给母亲三十块钱买营养品，母亲没要，“我做裁缝计件，工资一直比他高些”。

母亲怕父亲会因此被公安局开除，一心想把我送走，就托亲戚找人家。本地厂矿上有几户人家都来看过，可能因为我当时面黄肌瘦的，没人愿意收养。后来母亲给我吃黄连，我的黄疸退下去后，一个月就变得又白又胖。

父亲再回家时，母亲把我拿给他抱，他看到我指甲长，抓起剪刀给我剪起了指甲。

在十二岁上户口前，我的名字叫谢险。上小学后，我每次提笔写名字，心里总不那么舒服。姐姐记得那会儿我中午回家吃饭向母亲嚷嚷着要改名，在饭桌上讨论要改成什么晓啊、婷啊的，讨论了半天也没个结果。

这个名字是母亲在我满月时给取的——她总说生我的时候“好险”。大概从我五六岁记事起，每当家里来了亲戚、客人，母亲跟人家聊着聊着，就会聊到生我的这段往事。小时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母亲聊起我的出生故事总是很开心，一直是笑着在说的。听者附和着，时而和母亲一起笑嘻嘻地看向我。对我来说，那是个放松的场景。

直到很久以后，我了解到种种细节，才意识到她在其中经受的艰难。母亲只淡淡地说：“反正当时大家都爱吃苦。”上一代人为了生活一天忙到晚，内心似乎没有空间来容纳多余的感受。

在母亲的叙述中，父亲无疑是个负面形象，说实话，这多少让小时候的我在心里和父亲有些隔阂。父亲究竟为我的出生承担了什么，他从不愿开口谈论。我就听着母亲的一面之词渐渐长大了。

印象中，父亲常常不在家，在家时也总是很严厉。我关于他记忆的起点，是读小学时他辅导我的功课。记得有回我一个字没写好，用橡皮擦擦，余光里可以感受到他正瞪着我。接着，他就往我脑袋拍了一下，我开始流鼻血——小时候我特别爱流鼻血。周末，他经常让我和姐姐抄生字，那是他额外布置给我们的作业，一定得写完才能出去玩儿。除此之外，他跟我生命的交集还在于，我生病了，他会带我去打个针，再背我回家。

当时，我们老家对“超生”的公职人员的处分是“开除后，两年之内不得上班”。母亲说因为父亲工作能力强，公安局最后让他“查看一年”，每个月的工资从上百块钱降到三十五块，五年内不得晋升——这个“黄金期”没升上去，之后也就没什么机会了。

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把更多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他字写得好看，办事能力也强，很多人给他送礼，即便只是些水果，他都油盐不进、一律谢绝。我记得有些送来的水果都没怎么见过，比如热带产的红毛丹——那天父亲回到家，看到母亲已经让我和姐姐吃上了，他很生气，说怎么都没跟他说一声，这下退不回去了。

母亲觉得不过就是些吃的嘛，没必要这么较真。但在父亲看来，这些送礼啊，求情啊，其实会影响到他在工作上的判断，他希望能做得明明白白。母亲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他俩在很多观念上都存在分歧。

小时候，姐姐会说起在我出生之前她的“优渥”生活——能吃上大白兔奶糖，还有上发条的玩具和小自行车。长大后，她有时和我调侃：“要是没你的话，我就是局长女儿了。”想想，也不算是她完全凭空想象出来的玩笑话。

外婆说得没错，母亲生下我之后，过得确实很辛苦。她知趣地不再去服装厂上班了，在家带了我一年后，存款用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想办法做起早餐生意。

父亲单位上的领导看到我们家困难，就帮忙用大车从厂矿拖来一个野营用的大铁棚，搭在了镇上的商场对面，有三四十平米。母亲托人请来厂矿食堂退休的老太太当师傅，给她开工资，教自己做馒头、油条、面条，等等。一个早餐铺子就这么张罗起来了。

几个月后，老太太家里有事不干了，母亲就一个人做。为了方便经营，她干脆带着姐姐搬到铺子里住。晚上睡在里头，棚子上边、下边都会透风，到了冬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保暖措施，母女俩盖一床厚厚的棉被，足有十二斤重。

每天凌晨三点，母亲在一片冰冷中起床，把被子一卷，床杠上放上盆子和案板，在揉面中开始一天的营生，直到晚上所有东西卖完再关门。早餐铺子刚开张时，母亲做面食的技术还不过关，做不好就卖不掉，只能自己琢磨着慢慢改进。熟能生巧，到后来，铺子赚得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有八百多块收入。

父亲会在休息日帮母亲买来面粉、柴火，但他从没在铺子里吃过一餐饭。母亲说那时她整个人瘦得只有八十多斤，忙到都没时间洗脸，但她脾气硬，不会求人，父亲也就不主动来帮。

旁人见了母亲总说：“要是老二是个男孩，你家根本不会让你过这种日子哦。”

有天早上，母亲正炸着油条，邻居急匆匆跑过来喊：“快点去！你小孩被车轧到了！”

母亲心急火燎跑到公路上，看见我姐姐躺倒在路面上——她上学时正值厂矿上班早高峰，自行车不断线，她过马路都是用冲的，那天一个不小心，一辆自行车从她腿上轧了过去。

母亲赶忙把她提起来，瞅了瞅，拍掉她身上的灰，问她痛不痛。姐姐说不痛，看她没什么事，母亲也顾不得嘘寒问暖，就让她快点上学去，自己又“噔噔噔”跑回早摊铺接着炸油条。

“那天晚上我才发现，你姐姐脚背都发青了。幸好没有大事。但我看了怎么会不心痛呢？”

母亲忙生意，父亲又经常出差，我三岁之前，大部分时间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的。每晚是爷爷哄我睡觉，因此比起家里的其他孩子，我和爷爷相处的时间最长。

我三岁那年，我家搬进了公安局的家属楼，我也回到了父母身边。父亲说服母亲放弃了做得不错的早餐铺子，去了公安局附近的供销社上班。母亲忙工作之余，对我们姐俩在生活上做到了溺爱程度的照顾。姐姐去读寄宿高中之前，每天早上牙膏都是母亲帮她挤好的，我上高中时，早上六七点就要去校队练排球，母亲天天早起给我做饭，为了让我节省时间多吃两口，她还硬要帮我系鞋带。

母亲非常看重吃，家里一日三餐都是她亲手做的。她喜欢给我熬汤，猪肺汤、豆渣汤、排骨汤……我从小体质弱，经常感冒打针，所以她才让我去打球——可能她觉得对我有所亏欠，总说怀我的时候没吃啥好的。

每逢寒暑假，我还是会回爷爷奶奶家常住。母亲从小常对我说“你奶奶就喜欢孙子”，而爷爷从来没说过，或表现出这样的意思来，他对我而言，意味着温暖、关爱，远胜过小时候爸妈给我的。

我和爷爷很亲，我们一起打牌、看电视、去山上摘野果。暑假时，爷爷会把摘下的无花果放进抽屉里，等变软了再给我吃。一有好吃的水果，爷爷就会让我在家里先吃完，再出去和小伙伴们玩耍——他希望全部好东西只给我吃。每年过年吃完年夜饭，爷爷都会帮我点花炮，然后站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几个孙儿玩。我会把很大部分压岁钱给爷爷保管，因为我信任他。而姐姐从小是我妈带的时间多，她就不会这么做。

同样是关于“过年”的记忆，我家的似乎就冷了很多。母亲去供销社后，过年时总是忙翻了，按北方传统要“扫房”（打扫卫生）时，父亲闷头做自己的事，性子急的母亲总是让他“你去干这个、去干那个”。这种发号施令的态度让父亲不乐意了，就不理她。然后，母亲就会赌气说她不回爷爷过年了，一个人在家吃面。

那年，我和姐姐跟着板着脸的父亲回爷爷家，亲戚们见我母亲没来，都劝父亲回去哄哄她，可父亲就偏不。他们两个人性格都倔，总是各忙各的，互相间没太多情感交流，一言不合，冷战是常有的事儿。有时我不免揣测，是不是自己的降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但他们磕磕绊绊走到今日，两人的感情又岂是我一两句话能揣度清楚的？

后记

十二岁上户口时，母亲给我改名为“选”，因为在老家话里，“选”和“险”读起来差不多。这对女孩来说，也是个不多见的名字，我一直用到了现在。

我大学读的是护理专业，实习轮转时进到产科时，确实觉得这是个让人很有喜悦感的科室。大学毕业后，我申请去法国做了两年互惠生，临回国的前几个月，一天中午，我在住家洗着碗，就想起许久未见的母亲，小时候她讲的如何生下我的故事，一下子从潜意识浮现上来……可以说，我是在种种危险和巧合下诞生的，又好像冥冥之中受到上天的保佑，我忽然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非常感恩。

工作后，我没有去做临床护士，而是辗转于企业、高端诊所做市场工作。第一次向别人介绍我名字背后的故事，是十年前一次公司外出团建。三四十号人坐在大巴上，轮流做自我介绍。我拿着话筒起身前，也没做什么预备，忽然来了灵感，开始讲自己的名字：“我叫谢选，拣选的选；而我之前叫谢险，危险的险——作为‘85后’超生的孩子，我是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下被生下来的……”

事后，一个外国同事找到我，说这个分享让他很感动：“生命有上天的保守。”

2018年，我姐姐怀二胎时自然流产了，为了帮助她走出这段阴影，我接触并在随后加入了一个公益机构，专门服务那些面临危机的孕妇们，为她们提供心理干预、医疗及生活资源，帮助她们生下孩子，还有流产后关怀。

有时，我常常会感叹，生活真的很奇妙，我现在帮助的这些对象所面对的境况，不就类似我母亲曾经历过的吗？

（文中人物为化名）

编辑 | 许智博运营 | 嘉宇实习 | 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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