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3000例调查发现,年少就执着名校的当代中产父母,已停不下疲于奔命的脚步…
看点 美国当代中产父母,差不多都是千禧一代(1981~1996年生)。他们年少时,就在学业这条路上“血拼”,希望通过在学业上的成功来打开人生的大门。然而,如今的他们却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现实:怎么越努力,越躺不平?通过大量调查和访谈,美国一位“千禧旧人”为我们揭开了当下80后和90后陷入的系统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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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总能在刷手机时刷出这样一条内容:“你是不是好像什么也没做,却觉得很累?”AI通过大数据,精密地计算出这一代人的生活状态。
这个标题的完整版是:明明已经精疲力竭了,累得短暂躺平都仍然感到倦怠,却不得不强迫自己继续前进。
无独有偶,美国的千禧一代,也在经历着这样精疲力竭的“卷翻天”的生活。
出生于1981年-1996年的千禧一代,拼命地咬牙坚持,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也已成为父母。他们希望通过努力工作,让孩子过得更轻松些。有趣的是,他们的父母在培养他们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可惜事实刚好相反。
美国作家和记者安妮•海伦•彼得森在《躺不平的千禧一代》一书中,通过3000余份在线问卷、上百次访谈,用千禧一代的访谈原声及作者的个人经验,真实记录了美国千禧一代的中产家庭中,内卷与倦怠如何在代际间传递。
面对这样的世界,不仅父母们需重新审视当下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该怎样为孩子们创造及寻找更好的机会。
婴儿潮一代:
在经济衰退下焦虑育儿
千禧一代的父母大多出于生二战后不久的1946年-1964年,因这段时间是美国生育的高峰期,他们也被称为婴儿潮一代。几乎是被放养长大的他们,在青年时代,又遇上了经济日趋繁荣的好时候。
不想读大学,可以早早在职场上谋到工作,薪水足够养活一家人;
不想工作,可以花好几年在不同的大学修好几份文凭……
这一代的人生,主打一个随性而活,以致于让他们有一种错觉——后辈们能够“世袭”他们的中产生活,过得越来越松弛。
人口众多的婴儿潮一代,给美国经济带来不小的刺激作用,但同样,当他们退休时也会给政府的养老保险带来巨大的压力。在他们养育子女时,经济危机到来了。
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经济危机,正赶上千禧一代(1981年至1996年)出生的日子,这让上一代人感到了危机,育儿上也显露出明显的焦虑感。有些家庭还从大房子搬进了小房子,手里能用的钱减少了不少。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也能够保持中产,孩子便不再被“放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严密监控和安排,甚至即便得偿所愿、孩子们接受了常规的大学教育,也带不给这一辈父母足够的安全感。
为什么呢?
随着知识慢慢变成职场中的第一生产力,大学作为一种筛选机制被升级,普通大学文凭的含金量日益贬值,名校的声望却愈发提高。这让文凭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二战以前,大学还是一种稀有资源。
但到了2018年,上过大学的人高达45.4%,拥有高中学位的比例达到了90.2%,几乎覆盖所有人。
想要提高被求职市场接纳的可能性,不仅需要名校文凭加持,甚至还需要“研究生”或更高等级的学历来提高竞争力。
那时,这一届父母都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非但没有缓解压力,反而让他们的焦虑感大大提升了。
因为在上一代的观念里,只要年轻人足够努力,就可以换来一切,仍能有份非常体面的工作。所以,年轻人只要肯努力,总会有机会。
为了能提高一点上名校的几率,上一代想方设法在学习、生活的各维度培养孩子的能力,以期待这些技能点能在未来的竞争中为孩子们赢下关键的一分。
教育可以渗透于每时每刻。作者安妮•彼得森还记得儿时母亲带自己去正式餐厅吃饭的情境:
有句俗话叫“技多不压身”。美国千禧一代也是在类似的理念下被父母全面监管,拼尽全力变成“别人家”的优秀孩子。
那么在他们的视角里,面临的是怎样的成长经历呢?我们也要从经济的衰退开始讲起:
严格来说,这一届父母们上学时的经历,远远没到被鸡娃的程度,但他们从小被填鸭式灌输了很多,加之成长中感受到种种焦虑,这让他们对上名校和变得优秀执念很深。
面对不得不完成的既定升学目标,他们早在学生时期就已经自律到没有进步空间了。有人失眠,甚至患上拔毛癖这样的罕见病症。这些伴随升学问题产生的阶段性症状,并不会很快消失。
实际上,很多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整晚整晚的瞪着天花板,一直到太阳出来。这样的日子只需要持续一到两周,就足以击溃他们的身心,让他们烦躁和崩溃。
即便有一天,升学的压力不再出现,严重的失眠问题仍然会时不时重卷而来,像梦魇一样萦绕不散。
然而,这些焦虑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还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
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努力学习,创建好学生简历进入大学;再次创建优秀简历,就能获取完美、稳定、充实、高收入的工作。”——好像和事实有很大出入。
千禧一代:
职场“好学生”的倦怠与茫然
婴儿潮一代,赶上美国经济繁荣之最,企业扩张之盛——岗位供不应求,求职几乎是唾手可得,普通本科就已经意味着不错的饭碗。
如此顺风顺水,让他们以为下一代可再走老路子,成功复制成功。可这究竟是时代带来的错觉。千禧一代的确把老一辈的上进内化于心,却不慎猛撞上“小冰河期”的轮替:
且看千禧一代的大学学费,动辄几万美元,绝大部分人毕业十年八年还没还清贷款。有时候为了找份体面工作,甚至实习和校外实习费用也由自己承担。
上代人培养自己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期待他们快速进入中产阶层,从事律师、医生、教授、企业管理者等体面的工作。
但千禧一代的“好学生”显然没能让他们的父母满意。
比起上一辈人所经历的“努力就有收获”,如今名企大厂晋升的“绩点”算法和规则要隐秘得多。
当代中产很难像升学时期那样,在努力之外寻找一些“捷径”,譬如持续地把戏剧一类爱好变成可加分的特长。
或者,他们已经无暇思考这么多了。很多满腔热忱追求职业理想的人,不但要面临求职和晋升上的种种困难,也要平衡低薪酬所带来的生存问题。
当种种不确定的因素扑面而来时,父母的成功经验和从小就被培养的诸多能力,几乎一点也用不上。
等到80后、90后开始进入大学、职场,他们面对的是高昂的学费贷款和房价,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又让职场收入水平下跌不少。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的主流,节源增效是企业永恒的追求。劳务合作、外包合作,代替了一大部分雇佣关系。父辈们用来赚取零花钱的兼职收入,却成了很多千禧一代的全部薪资。
尽管千禧一代已经疲于奔命,他们的表现在社会上评却价并不高。这让他们感到深深的委屈。
被规训过的人总希望自己能够变得再优秀一点,但没有人是全能的超人。当年轻人的求职理想从“很多钱、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做善事”变成了“需要一份开价最高、且允许我在五点以后与它切断联系的工作”时,他们早已患上空心病,陷入倦怠的深渊无法自拔。
这与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威廉戴蒙的观点不谋而和——在监管教育体系下成长的孩子最可能面临的问题:“不是压力太大,而是无意义,他们的人生没有方向。”
无法躺平的千禧一代,在成长过程中饱受内卷之苦。当他们自己也升级为父母的时候,一定会任性地暗暗发誓:要让自己的下一代在童年时无忧无虑的玩耍,长大后绝不走自己“996”的老路。
但改变,往往很难。我们不能低估社会评价体系带来的巨大惯性。
倦怠与焦虑,在代际间传递
为人父母的千禧一代,终于活成了他们最讨厌的样子。育儿之路和他们的最初设想不能说一模一样,简直是毫无关系。“向下流动”的焦虑迫使他们选择了与自己父母相同的监管式育儿方式,不过是“PLUS版”。
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就是精细化养育。这套养育理念,规划的不仅是学业,甚至还包括日常的衣食住行。
为了避免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父母们千方百计地挤出时间,希望给孩子足够的陪伴;
独自出行也是危险的,有些父母连一秒钟都不会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
与此同时,育儿活动正360度无死角的被社会严格监管,哪怕仅仅离开孩子一小会,也可能被路人拍照、举报一条龙……
2014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过度保护的孩子》一文中,汉娜·罗辛的丈夫意识到,自己当时只有十岁的女儿,有生以来仅仅经历过不到十分钟的无监管时间。
但是,如此面面俱到的养育,最终都会变成画地为牢,总会有父母无法完成自己制定的过度要求,或者是要为此做出巨大牺牲。
就单说托育这件事。事实上,学校全年只有四分之三时间运转,仅能覆盖三分之二
的工作日。孩子的作息节奏,与大部分双职工父母不一致。
而托育费用还在飙升,大多数州的托育费用竟然超过州立大学一年的学费,有时甚至超过住房费用。有些家庭选择咬咬牙,把孩子托付给托育机构,那些负担不起的家庭,不得不选择留一个人做全职妈妈/爸爸。
而这还只是千禧一代育儿任务中的冰山一角。
在这个PLUS版的精细化养育道路上,孩子几乎无法选择自己的玩伴儿,就连庆祝生日的聚会都要与同阶层的孩子们搞好社交。
如何让孩子找到同一层级的玩伴,如何体面的应付多如牛毛的亲子聚会,简直让爸爸妈妈们寝食难安。
他们不得不时时刻刻维护住自己所在的育儿圈子,避免因为被排挤而让孩子错失任何机会。
也不是没有人想过反抗。
《躺不平的千禧一代》作者访问过一位叫朱莉的女性,她讲述了一次非常典型的“妈妈购物”经历:他们为孩子的游戏室购置了几套Yogibo牌巨型枕头,单价高达100美元。
这样的事情发生太多次,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就是个不大不小的经济负担,且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于是,朱莉决定不再追随这样的潮流。但后来,她的儿子想在那种有蹦蹦床的地方举行生日派对——这是中产阶层的孩子们都有的待遇。
他们不能让孩子被排除在这类社交之外,最终只好花了700美元为12个孩子举办了一场聚会。
朱莉的故事不是一个个例,它的成因是系统性的,需要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内卷是个社会问题,
但总有办法慢慢停下来
在《躺不平的千禧一代》这本书的前身,Buzz上的观点文章《千禧一代如何成为倦怠一代》(How Millennials Became The Burnout Generation)中,作者安妮就观察到,千禧一代面临的困境是系统性的。
这些并不是个人的失败案例,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仅靠自我优化解决不了“内卷”与“倦怠”问题,只能让人们越陷越深。
但,这不意味着完全无计可施。
安妮建议,我们可以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位置,把成功限制在一定的程度,精简你的赛道。已有不少专家、学者给出独到的见解和建议,都为已成为父母的千禧一代提供了可靠的参考。
也有一些名校毕业的家长们愿意尝试放下“精英人士”的包袱,觉得孩子们也不一定非要比自己更优秀。给孩子一个合适的目标,会让家长和孩子们从容很多。
社会层面上,下一代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也会面对大环境不断改变。
比如美国断崖式下降的出生率可能带来社会资源分配的变化。我们不能保证事情一定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以身作则地教会孩子判断和选择才是最有用的。
我们可以为工作争取更多应得的权利,也可以让孩子少参加一两次无聊的露营……硅谷经济学家和数据科学家Nate Hilger也公开呼吁过,要在社会层面,提供更多更专业的公共服务。
在短期内要改变整个现状,当然无比困难,但安妮相信,只要千禧一代能把握住手中的选择权,至少过好自己的日子,那么依旧未来可期。
参考资料:
1. How Millennials Became The Burnout Generation
2. The Boomers Ruined Everything
3. The Myth of the Broke Millennial
4. Millennials Are New Lost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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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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