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0日，“钱理群学术思想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外的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与会，围绕钱理群教授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社会参与等议题展开讨论。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先生以一名海外读者的身份来说明他对钱理群教授36年间对于学术界贡献的心得。在王教授看来，钱理群是全球文化批评的视角下现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界一位重要的代言人。
王德威教授在视频致辞中以“历史、思想、行动、人间”四个关键词定位钱理群的文学研究，他认为，钱理群的文学研究是将“文学”动词化，用以介入我们所生存的空间。最重要的是，钱理群的“文学”与人间息息相关，“所谓人间指的不仅是你我生老病死的所在，也是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集结”。
“立意在反抗， 指归在动作”
——作为通关密码的“钱理群”
王德威｜文
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2期
钱理群先生是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学人之一。他的治学经历、鲁迅研究，还有对青年教育的关怀，早为学院内外所熟知。从1987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合作）到《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2023），钱理群已著述上百本专书，编纂超过六十册文集读本，多数为2002年自北大中文系退休以后累积的成果。这些著作除了源自旺盛的创造力外，更透露一种辛勤求索、直下承担的勇气。
钱理群先生在中国享有盛名，但国外学界犹待认识他的贡献。过去三十年来中西学术交流频密，青年世代谈起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巴迪欧（Alan Badiou）、齐泽克（Slavoj Žižek）等大师无不朗朗上口，不少国内学者也打着旗号奔走东洋西洋。相形之下，钱理群少了些“国际认证”的光环。即以他的鲁迅研究而言，既乏“左翼忧郁”“反抗绝望”那样的姿态或辩证，也不擅征引“国族寓言”“回心”“作为方法”之类的大叙述；他的论述甚至显得过于直白素朴。然而熟悉钱理群的读者都知道，他的文章洞若观火，引人深思；他的文字直抒心意，魅力自在其中。
如果现当代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研究的一部分，钱理群理当有一席之地。他的风格，恰恰揭露国内外学院的“话语”、套路如此眩人耳目，反而忽略眼前最实在的声音、最尖刻的问题。他笔下的鲁迅并不莫测高深，无须拐弯抹角地分析再分析。从同为知识人的立场出发，他直面鲁迅的焦虑和挫败，仿佛看见自身时代的倒影。但他更要叩问，这条路究竟要如何走下去？他从早期鲁迅发现“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立意恢复“精神”与“战士”的当代意义。
B站课程“北大钱理群教授讲鲁迅”
这是一个幽灵当道的时代，谈“精神”如何如何，似乎不合时宜——这个词汇不已经被用得穷斯滥矣了么？幽灵论其来有自（包括《共产党宣言》），20世纪末重获左右派学者青睐。尤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名作《马克思的幽灵》引来种种后社会与后现代主义版本，高来高去，宛如新玄学。钱理群却坚持他的“精神”，一如既往。幽灵和精神都有不可捉摸的形上（或形下）面向。前者徘徊生死阴阳，留下忽焉来去的痕迹，轮回的延宕，还有天启救赎的期待；后者则直指生命本质及其气力的涌现，所谓“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其名为同帝”（《庄子·刻意》）。幽灵是虚浮的，精神是抖擞的。
幽灵与精神在现代的谱系值得继续追踪，此处的重点是钱理群的选择如何决定了他的文学立场。回顾青年鲁迅《文化偏至论》的名句，“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显然心有戚戚焉。鲁迅认为要实现立人的理想，必先解放个体精神自由，关键则是要有一批“精神界战士”。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鲁迅的呼唤竟是应者寥寥，只有长叹，“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摩罗诗力说》）
众所周知，鲁迅所谓“精神界之战士”其实是拥有恶魔一般力量的诗人——摩罗诗人。摩罗以其摧枯拉朽的能量大破大立，从而撼动人心，改换古中国的面貌。换句话说，鲁迅寄望于一种新的文学拔地而起，振衰起敝，重建个人与家国关系。所以当钱理群召唤“精神界之战士”时，他是隔着世纪的鸿沟重新思考文学的能动力。
但钱理群明白“精神”有其阴暗面。摩罗以毒攻毒，充满内爆因子。不仅此也，摩罗的远亲阿Q更以“精神胜利法”点出“精神”竟能反其道而行，在你我之间滋生一种辩证诡圈：倒果为因，化腐朽为神奇，将一切丑陋的、残暴的点染得头头是道。
钱理群期待“精神界之战士”的归来，并且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这一战士绝非横扫一切的超人。他挥笔如剑，不但挞伐社会的怪现状，也随时准备自剖其心，欲尝其味。钱理群从不避讳自己的缺点、弱点；因为“懂得”，批判时也多了一分慈悲。他诸作中最为动人者首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1948：天地玄黄》《1949—1976：岁月沧桑》《1977—2005：绝地守望（我的精神自传）》）。从1948年到21世纪，他写三代文学界知识分子的遭遇与妥协、希望与怅惘，而作者自己的心路历程也呼之欲出。那是他所谓“哈姆雷特”或“堂吉诃德”之间的摇摆，“周作人”或“鲁迅”之间的挣扎。漂泊还是困守，依自还是依他，这部“精神史”正是关于当代“文学”是如何炼成的实录。
钱理群“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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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对“文学”的定义有不同于一般的看法。论者有谓他的文论无所不言，每每越出文本，涉及社会观察、体制反思，显得不够纯粹，殊不知这正是关键所在。我们视为当然的“文学”其实是现代的发明，文类的划分、创作与阅读的范式、学科的建制无不承载现代化逻辑，而且与国家、政教建构密切挂钩。钱理群所致力的文学远过于此，而有了返本开新的意义，就是向鲁迅作为文学者的自觉回归。
古典“文”学不仅意味审美创造，也是彰显知识人伦、治道与天道的过程。顾炎武因而有言：“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1] 晚清西方文论输入中国，强调文学模拟、再现、改造现实的能动力，此与时代维新诉求一拍即合。然而“文”之为学的深层结构未曾消失。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仍然倾向将文心、文字、文化与家国、世界做出有机连锁——那是“精神界”的显现。
五四运动以文学革命作为爆发点不是偶然。胡适、陈独秀等视古典语言文字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相对于此，章太炎等反其道而行之，坚称恢复“文”的亘古根源才是鼎革之道。双方立场相反，但都借“文”如何存续表达历史危机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横跨现代中国，文学和思想、历史方方面面有如此重要的关联：从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到鲁迅弃医从文，从瞿秋白号召“文化革命”到毛泽东发表延安讲话及日后的种种运动，再到鲁迅、茅盾、诺贝尔文学奖的风潮，“文”的魅力不曾消散——虽然人民大众未必消费文学。
从这一脉络看钱理群的文学研究，我们才能理解他在当代文学论述的位置，不是一二时髦话语或时事点评所能概括。他的信念、深情和批判须有更复杂的历史语境依托，才能显现力道。然而钱理群不是复古主义者。就如同他所崇敬的鲁迅一样，他对“文”学澡雪精神的另一面总是保持警惕。他明白各种书写与压迫，记忆与遗忘的角力未尝或已。除了彰显、反映外，“文”也可能是一种关于遮蔽、监管、消杀的技术，以及秘密书写的技艺。
以此，我提出钱理群文论的特征：他企图将“文学”动词化，用以介入我们所生存的空间。他不断书写言说，从而显现参与历史、思想、行动、人间的心力，即使“口干唇燥”，也在所不辞。识者尝用《诗经》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形容他的努力甚至徒劳。但如果“文”原初的意义是痕迹、线索、铭记，钱理群的“文”学目的无他，就是我“写”故我在。
钱理群的首要之务是“文学了”历史。“文史不分”的传统历久弥新，一般认为“史”多信而有征，“文”则踵事增华。但钱理群不作如是想。呼应《论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那句老话，他认为“文”若失去素朴根底，反可能如“史”一般矫饰虚伪。这也是鲁迅“白心”信念的延伸。不论早期的周氏兄弟研究或是1940年代、1950年代的作家研究，钱理群都能从作家的行止、作品的隐显思考更广阔的历史课题：时代的流变、信仰的消长、偶然的际遇、肉身的感受交相为用，激荡出各色文章。而他个人的经验何尝不是如此。1960年至1978年，他曾因客观因素在贵州安顺一待十八年。然而这一山城却成就了他的史识——与诗心。
2020年钱理群结合众人之力，费时十七年的《安顺城记》出版，仿照司马迁《史记》体例，为安顺一地作史。全书七卷两百万字，始自新石器时代，迄于二十世纪中期，熔文学、方志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为一炉。《史记》与《安顺城记》的隐秘对话令人瞩目。这不仅关乎《安顺城记》所承载的地区意识和历史视野，更关乎书写者、编者所自觉或不自觉透露的精神面貌和思维轨迹。换句话说，《安顺城记》记叙安顺风土人物固然洋洋洒洒，但字里行间另有动人之处，而这动人之处来自于情感。套用沈从文形容《史记》的话，《安顺城记》是一部“有情”的历史。
《安顺城记》 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其次，钱理群心目中的文学“能够”思想。现代中国曾有启蒙时刻，也曾呈现众声喧哗的盛况。鲁迅的作品之所以精彩，正因为不论虚构或纪实，字里行间总有慧心闪烁，或褒贬生命，或探幽触微，或嬉笑怒骂，思辨线索无所不在。这样的文学风格，让钱理群心向往之。另外，在历史翻腾的岁月里，他也曾潜心马克思著作。“文革”之后，他以第一部作品《心灵的探索》叩问鲁迅与马克思的异同。他认为辩证法的真谛在于推翻“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的绝对状态的想法”；他提醒我们《共产党宣言》论革命的目的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文学以其神思力量，虚构或架构种种论说场域，供我们思辨而无惧，这才是自由人的基底。
钱理群曾在不同场合总结他的贵州经验为“脚踏泥土，仰望星空”。“脚踏泥土”指的当是贵州土地，但站在土地上“仰望星空”同样意味深长，不禁令我们联想到康德名言：“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星空之所以灿烂，因为超越一时一地的羁绊，体现无垠的真理，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这“仰望星空”的抱负，又是何其沉重的悲愿。钱理群发愤著书，所为何来？为的是“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样的难题引领钱理群文论的第三个特征，文学与行动的辩证。面对现实考验，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不论多少兴叹，实践才是硬道理。这样的逻辑曾经主导现代文学论述，引发各种运动与方案，隐含其下的是直截了当的工具论。钱理群当然期待文学“有用”“能动”，但却提醒我们有多少时候过分追求立竿见影的效应，反而斫丧文学“作为”行动的真谛。“文学了”的行动不在于一个口号、一个动作，而恰在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想象力。想象力不是胡思乱想，而是狂人的日记，是“失去的好地狱”，是颓败线上的颤动，是“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钱理群自觉地发掘“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也有意承担、延续这一谱系。他引用鲁迅对精神界之战士的期待：“拒绝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而要“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而且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是不顾利害的”（《关于知识阶级》）。他以坚守两个原则自勉，“一是永远不满现状，作一个永远的批判者；一是永远站在受侮辱、受损害的底层民众，社会弱势群体这一边”（《2004年总结》）。
然而知易行难，钱理群何尝不知道现实的挂碍与险阻，甚至承认自己“阶级”和思维的局限性。这就回到他有名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症候群的辩证。前者耽于空想而怯于行动，后者勇于追寻空想却无从落实一切。两者都是“文学”人物，但却无比真切。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钱理群的“文学”与人间息息相关。所谓人间指的不仅是你我生老病死的所在，也是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集结。1960年，钱理群人大毕业，因出身问题失去深造机会，被派至底层，来到安顺卫生学校担任语文教师。这却是他走向“人间”的契机，也是文学启蒙的开始。在安顺，他亲近学生平民、获得巨大回馈。与此同时，他审视贵州人情风土之美。这样的美感带来诗意：他“写了无数的诗，红色的本子写红色的诗，绿色的本子写绿色的诗”。他结识一群背景不同的青年，他们对文学都有兴趣，凭着一套游国恩编的《中国文学史》开始聚会。
安顺经验是钱理群文学视野最重要的背景。“在这最困难的时期，饥饿的年代，荒唐的年代，我活得诗意而神圣。……慢慢地……我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年轻人，一直到今天，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那里成了我的一个精神基地。”（《如果不幸身处黑暗，请永远活出诗意和尊严》）
钱理群以“民间思想村落”一词说明青年的聚会，也何尝不是“诗意”与“精神”的呈现？在人间烟火中，在山乡陋室里，他们借着文学阅读、思考，体会时代剧变、思想解放。“当新的历史转机出现时，这些民间思想村落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民间思想的坚守》）
钱理群教授与“民间思想村落”的朋友在北京重聚
人间经验是钱理群一切论述的基底。多少年后，他仍然省思鲁迅的话：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惧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钱理群讲鲁迅》活字文化策划，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版
文学的使命无他，就是去看“地底下”，寻找被埋没的“中国的脊梁”，感受总也不熄的“奔突的地火”（《野草·题词》）。
国际汉学界对现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变化众说纷纭，中国学者如应斯响，作出或正或反对话，有的引经据典，有的紧跟形势。但堂皇的大说外，如果忽略那“地底下”“奔突的地火”，就无法理解有心之士如何仍能坚持底线和底气，以及“文学”何以至今仍得以保有的深沉力量。
钱理群恰恰是那“奔突的地火”的探勘者、守望人。他自谦为历史的“中间物”，但他所经受的压力与试炼数十年如一日，那是需要“脊梁”才能承担，也需要“精神”才能前行。“钱理群”的名字就是一个通关密语、一则隐喻，以此，我们重新认识鲁迅，理解中国的日夜。
版画作者 :曲光辉
王德威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
比较文学系
注释：[1]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七，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03页。
一审：陈   艳
二审：李蔚超
三审：李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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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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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承担的学术》是学者钱理群知人论世的有情之作，集中书写了二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人学者。钱理群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学人”的影响比“学问”的传授更重要，更根本，更带基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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