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怎样才算真正的活得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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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夫妻吵架的两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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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劝说自己接受死亡，是从两个方面找理由的：一个方面是在哲学上讲道理，让自己明白死亡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另一个方面是在心理上做推测，让自己相信真到死亡临头时，情形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可怕。

在哲学上讲道理，他的确没有超出斯多葛派所说，无非是两条：第一，死亡是公正和自然的，人人都得死。“想到死亡时给我最大安慰的是它的公正和自然，在这件事上要求命运格外恩赐是不合情理的。”“你为什么担心最后一天？它并不比其他的每一天更促成你的死亡。天天都走向死亡，最后一天走到了。”第二，死后与出生前没有区别，都是不存在。他学塞涅卡说：“为一百年后我们不存在而哀哭，正与为一百年前我们不存在而哀哭一样傻。”

所以，大自然的教导是，“你怎么来也就怎么去，你由死入生的走得不激动也不害怕，那么就再这样由生入死走一趟吧。”

在心理上做推测，死亡的可怕很可能是被我们的想象夸大了。死亡临头时，如果是猝死，我们就来不及害怕；如果是被疾病慢慢夺走生命，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对这逐渐衰弱的生命产生一种蔑视。

人在生病时比在健康时更容易接受死，当活着不是享受而是受苦时，对生命的留恋就会减弱，死也就显得不那么可怕了。人在心理上容易把远处的东西放大，对死亡更是如此，随着它的临近，应该会恢复本来的大小。尤其是能够活到老年的人，他的生命是点点滴滴消逝的，因此最后的死亡并不完整，只取走了剩余的那一部分生命。总之，大自然既然给我们安排了死亡，就也会在这件事上帮助我们，让我们比较容易实现生和死的交替。蒙田还试图想象人在弥留中的感觉，灵魂好像在飘浮，还掺杂了渐渐入睡时的舒适感。他认为我们仅从濒死者的外表就断定他们很痛苦，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不知道蒙田是否真正说服了自己，反正没有说服我。对于死亡，人最害怕最不愿接受的是什么？是自我的永不存在，化为虚无。斯多葛派竭力论证这永不存在是合理的，正是把不愿接受的原因当成了应该接受的理由。蒙田说人临近死亡时恐惧会减弱，对此我相信，但是，本质性的恐惧是对自我永不存在的恐惧，当生命感觉微弱时，这种恐惧只是麻木了，或者说没有这个心力了，不管这是好还是不好，都丝毫没有解决我们在死亡问题上的根本困惑。

一个人平时可以讲一些如何正确对待死亡的大道理，说些哲学中的漂亮言辞，可是，一旦和死亡面对面，就不是装腔作势所能对付的了，必须抖出箱子里装的真货色了。这是最后的审判日，我们毕生的行为都要经受这块最后的试金石的检验。蒙田说：“我把我的研究心得交给死亡检验，那时候才清楚我的话是出自嘴皮子还是心底。”

勇敢对待死亡的最高也最自然的境界，是不但不慌乱，而且不操心，继续自由过日子，直到进入那个时刻。奥维德的诗曰：“我死时但愿正在工作。”蒙田说，他希望死神来找他的时候，他正在园子里种菜，而他不在乎死神的到来，更不在乎菜还没有种完。他认识一个历史学家，临死前痛苦万分地诉说，自己写书正写到第十五或第十六位国王，手上的历史之线就被命运无情地割断了。这实在可笑。愉快地工作，死神来了，就痛快地把工作放下，这样才洒脱。

蒙田还认为，死是一件只与自己有关的事，要尽量不去打扰他人。“死亡不是社会活动，而是个人行为。让我们生活和欢笑在朋友中间，而去陌生地方死亡和承受痛苦。”虽说死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让他选择，他说他宁愿死在旅途上而不是家里，远离亲友，因为向亲友告别，伤心多于安慰。在亲友围绕中死去似乎成了人际关系中的一个义务，他觉得这种境况惨不忍睹，人们或真或假地对你表示关心，使你不得安宁。“在宁静孤寂的沉思中离开人世，这符合我的隐居意愿，我会感到满足。”如果要有人在场，他希望是一位聪明而交情深厚的男性朋友给他送终。古罗马贵族加尼乌斯·朱利乌斯被暴君卡里古拉定为死罪，临刑前一个朋友问他：在这个时刻你会做什么和想什么？他回答说：我正全神贯注，想要在死亡的瞬间知道，灵魂是怎样离开身体的，离开以后还会不会看到什么。蒙田对此激赏不已，说在如此重大关头还有闲情进行哲学探讨，把死亡作为课题，这是多么自信和勇敢。哲学家一辈子思考死亡，死亡之时正是揭开谜底的时刻，这时如果灵魂足够强大和清醒，是应该会有收获的，可惜的是不能把收获告诉活着的人了。

和斯多葛派哲学家一样，蒙田认为寿命不重要。“在死亡面前，活得短和活得长没有区别。对于不复存在的东西，长和短也不存在。”关于长寿，他指出，所谓寿终正寝，其实是一种罕见的、特殊的死亡，是给予极少数人的特权，因此不能称之为自然的。应该把常见的、普遍的东西称为自然的，人到年老时死于各种疾病，这就是自然的死亡。从生命的价值看，寿命也不重要，活得好胜过活得长久，而且是真正的活得长久。耶稣和亚历山大是西方历史上两个最伟大的人，他们都只活到三十三岁，但可以说他们比任何人都活得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