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过土匪的老王从五百里外带来没有“毒”的礼物

思想的碰撞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有良知有深度有温度

《大西南剿匪记》剧照图源网络

从五百里外来的礼物

文/胡庆和

今天（08年11月18日）上午九点钟不到，披着初冬的寒气，我提前几分钟上班，来到办公室，刚把空调打开，正准备出门淘洗帚帕拖地板，从楼梯口上走来一人，他喊我道：胡总编！

我一楞，赶快止步，发现来人似曾相识。我立即对他说，您早，屋里坐！的确，来者，我曾经见过两次，他姓王，名成喜，是一位老上访者。

他也不客气，径直向我的办公室走。我急忙上前接过他背上的东西。

他背上背的一个背篼，背篼里装着的是用蓝绿色的塑料编织袋包着的一个包裹。我接下后，问他道，你背的啥呢？

他回答，没有啥。

我也转身进屋，给他倒茶，装烟。他接过了纸杯，但他没有接我递过的烟，而是摆摆手，示意不抽。我边递烟，边倒水，我心里也在想，王大爷又来找我做什么？

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藏区工作的老同志，开始在新龙县下占区林业站工作，在六十年代末被处理（下放）回老家汉源当农民。可能是渴了，也可能一路风霜寒，他接过我的开水，狠狠地喝了几口，然后用手背揩去沾在嘴唇上的水印。他说，我来看你，怎么能空着手来呢？说着，他就伸出青筋凸暴的手，打开编织袋。纺织袋没有扎上口，一拉就开，里面是一个纸壳包装箱，包装箱上印有广告内容的字，其中两个字很醒目：牛奶。

我问，王大爷，你这是干啥？

王大爷耳朵有些背，他没有听到我的话，只顾自己自言自语说：上次来找你的麻烦，你不但不嫌弃，还给我给钱。我记着你的情，我是个记情的人，我给你带点东西来。

我打断他的话说，您老别客气，您这么大的岁数了，能来看我，我心里对你感激不尽，怎好意思让你送牛奶？

“什么？牛奶？不！”他这下听清楚了我说的话了，他接着话说，我不是送牛奶，我怎么能给你送牛奶？你们城里到处都有牛奶，我送那玩意儿干啥？电视上说牛奶有什么安，有毒，不能喝，我是个农民都不能喝，还能让你来喝？

你说的是不是三聚氰胺？我问。

他说，对，就是“山居轻安”。你说，山居就是山居吧，山上住的、山上长的，那点不好，还有弄个什么安，弄得全国不安宁。

我说，您老弄错了，不是牛奶有什么三聚氰胺，而是有的婴儿奶粉中加了这种有害品。也不是山上住的不好，也不是山上长的不好，而是那些乱整的人把事情弄坏了。

他说，这么说来，山上的东西还是好的哟。既然是好的，那我拿来的东西就不会有错了。我给你拿来的是山上的东西，是我家地里长的，没有毒。说着，他解开了缠在包装箱上的细麻绳，打开纸箱，里面装的是苹果，可能有十多个，有小汤碗大，黄白色。里面还有一包用蓝色塑料袋包着的东西，是两瓶花椒油，用白酒瓶子装的。王大爷说，这苹果是我家树上摘的，花椒油是自己炼的，没有加“安”，没有毒。

从汉源到康定有五百里多路，虽然这段路可以坐汽车，但从他家到我的办公室，上车下车，把这个包装箱提来提去，这对于一个年青人来说都感到是件挺麻烦的事，何况是对一个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说，那将会有多少麻烦。他给我送的这点礼物，按当时价格不过十多块钱，并且也不稀罕，但是却有不同的意义，那就是，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我心里油生感激之情。

希望是信任的象征。我想到，我并没有为他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只是尽到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责任而已。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一年前的一天，那是个高原夏天的好日子，他戴着一顶黄军帽，上穿蓝黑色中山装，下穿黑色裤子，脚穿一双黄色解放鞋，手里提着一个白色塑料口袋，走进我的办公室，他说，记者同志，请你帮帮忙。

我以为又是什么报料人士，或者是要请记者报道什么新闻，就喊他坐，意思是让他坐下后慢慢讲清楚事情经过。从他嘴角边的花白胡子和滿脸皱纹可以看出，他已是年过七十，且饱经风霜。对待老人，我得和蔼、尊敬。

他坐定后，从塑料袋子中掏出几页纸和一张报纸，那几张纸已经揉得皱巴巴的。他对我说，请你给评评理，请给我主持公道。

通过询问，才弄清了他找记者、找到我的原因。

上世纪五十年代，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西南革大学习后，为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建设到了康定林业站工作，成为革命干部，后来为追求爱情，到远离康定400多公里的新龙县林业站工作，任林业站负责人。他的爱人是乐山市峨眉市城关镇人，在五十年代西南革大财会班学习后分配到那个县的牧区商店当会计。二人相识相爱，在拉日马那间木板房里完成了两个肉体的结合。

《大西南剿匪记》剧照图源网络

五十年代的新龙县，不通公路，叛匪猖獗，野兽出没。下乡到基层工作的工作组遭遇叛匪包围，王成喜和工作组几个成员被围在乡政府院内。乡政府只有几间泥巴房，房外是一堵泥巴墙。一个星期了，工作组和乡干部们吃完了粮食，喝干了储存的水，叛匪仍无退意。不能让大家饿死、渴死，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王成喜怒火中烧，捏紧了拳头，大声呼叫，随即挺身而出，背起藏胞背水的木桶，向院墙冲去，刚探出头，几粒枪子打在院墙上，溅出几缕黄色的烟尘。乡长是个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干部，他很有经验，一把拉住王成喜说，你想送死？我们再坚持几天，解放军就会来的。

怎么坚持？人是铁，饭是钢。大家已经有两天没有吃饭喝水了。乡干部和工作组成员中，有的已经睡在房子里没有任何精力了，有的发现了墙角有一包用獐子皮口袋装的青稞面，就像见到了救星，于是抓了一把就往嘴里塞。可是那些青稞面闻起来香，但如果干吃，就像吞灰尘那些难受，有的面粉直扑鼻孔，有的扑进腹腔，有的会扑进眼眶。一个年青的女同志受不了，咳得喘不过气来。王成喜想，有不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一下干吃青稞面的状况？

他想起在参加革大学习时，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的故事，红军长征路过甘孜时，吃过马皮，吃过草根，有草就有水，有马就有尿。他挥起锄头，在院子里顺着那些草皮挖下去，挖了三尺深，也没有挖出水来。他又想到牲口圈里的两匹马，那两匹马，是乡上的运输工具，又是战争年代的军事编制牲口，肯定不能吃。他找来一个木盆，放在马的下胯，希望那马能够屙出尿来，可是在马圈里等了两个小时，也不见马屙尿，这不能怪马不为他们解决困难，而是马也有几天都没有喝过水，哪儿还有什么尿？

可能是王成喜他们的艰难与期待，感动了那马，竟然翘起尾巴，拉出了一堆屎，那些屎散发着热气，而那些屎又恰巧落在了低洼处，低洼处里还有没有散发完的尿水。王成喜如获至宝，从屋里的帐蓬上割下一片布，把那些马粪与尿水一起弄进布包起来，吊在屋内的一个支杆上，下面放着一个盆子，让那些尿水一滴一滴的滴进了盆子，滴了半天，盆子里有了半碗水。他不管是否干净，就把那些尿水倒进锅里煮开，冷却后，拌上青稞面，让大家吃上了“尿水糌粑”，缓解了大家的饥饿问题。虽然那些糌粑是用马尿水揉成的，的确味道难忍，但在战争年代，为了生存，为了革命，为了未来，他和他的战友们同志们吃下了那些糌粑。两天后，从县上来的解放军赶走了叛匪，王成喜他们才得以逃生。

如果说这次在与叛匪的斗争中能够坚持下来是勇气和智慧的考验结果，那么参加对叛匪的战斗则是他对革命的无畏精神的具体体现。一天，从县上来的通讯员送来一份通知，说四个叛匪逃到雅砻江一带，极有可能向他所在的乡窜来。这四个叛匪原来不是匪，而是兵，是藏民团的兵。藏民团是在平叛的年代，我军为了组织更多的兵力投入平叛战斗，组建的一支以藏民为主的战斗部队，这支部队纵横高原，以极强的战斗力为平叛取得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但是这支部队仍然有混进革命队伍的败类，经受不起考验，立场不坚定，经受不住盅惑成了叛匪利用的工具。

这四个叛匪正是这样的人，他们杀害了工作组成员，向雅砻江畔流窜，他们每人一支枪，子弹又多，枪法准，县委要求王成喜他们侍机阻击予以歼灭。如果让他们逃过雅砻江，不但追歼更加困难，而且还有可能对邻县造成危害。当时乡上无领导，乡长书记有的下乡，有的到县，作为林业站的负责人，王成喜意识到自己应该挺身而出，他召集乡上的几个干部和附近的基干民兵，组成了一支20多人的临时战斗队伍，立即赶赴雅砻江沿线搜索阻击叛匪。

《大西南剿匪记》剧照图源网络

雅砻江纵贯甘孜高原南北路，是长江的重要支流。沿江两岸，有的森林密布，有的悬崖狰狞，有的风光绮丽，有的草原绵绵。而在新龙境内的雅砻江则是一条穿行在深山峡谷中的一条巨龙，是那样桀骜不驯，把两岸切割成深沟峡谷。那天下午，他们沿着江边的山路向下游搜寻。这时，在江边的一处缓坡下，几个人正抬着一只小木船往江边走，王成喜立即指挥大家卧在石堆边，向江边的几个人喊话，问你们是什么人，要到哪儿去？回答是我们是民兵，要到江对岸去追叛匪。一听是民兵，又是执行追叛匪的同一任务，王成喜所在的追击队伍中有人以为真的碰上了革命同志，就要起身，王成喜一把拉住那个同志，说，慢，再问问他们。王成喜问他们是哪儿的人，叫什么名字。那几个人，开始说是县上来的，可又答不上县长是谁，他们又改口说是武装部的侦察员，他们是化装侦察。经过反复盘问，那几个人做贼心虚，就原形毕露，他们卧在滩边的石头边，向搜寻队开枪射击。一个是居高临下，一个是困兽犹斗，半小时的枪战，王成喜所在的队伍将那四个叛匪击毙。后经上级确认，那四个人正是县上追缉的叛匪。

血与火的考验铸就了王成喜的筋骨，但亲情和爱情使他作出了一个在别人看来是个荒唐而自己又不得不这样做的决定。正是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以致造成不可逆转的人生结局。

新龙县拉日马草原美丽无比，但离县城有60多公里，交通极不便利，从县城到拉日马要翻越一座海拔4500米的大山。无论是从县城到这个乡，还是从乡到县，骑马要走三天。有一年大雪封山，他的在拉日马草原工作的爱人从乡上到县，在翻越这座大山时，马失前蹄，从马背上摔了下来，造成骨折。王成喜非常关心妻子，把她接到家里照顾，亲人的关怀使她养好了伤，但也遭到非议，说他爱人怕苦、怕累，说他想的是个人爱情，缺乏革命热情。她妻子不等病好就得回到乡上工作，给牧民送货下乡，收购酥油牛肉，走村寨，进帐篷，全乡的草原和大山都有她留下的足迹。

有一次她和商店同志下乡搞收购工作，遇到叛匪袭击，打死了商店的出纳，他爱人逃生。后来上级前来商店清帐，发现账上短款200多元，作为商店会计，他爱人知道这笔款的去向，说那款是出纳收购畜产品的预提款，是出纳揣着的，但上级不信，上级的理由是他妻子“把事情住死人头上推”，最后以莫须有的名义开除他妻子的公职。开除公职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被赶出了革命阵营，意味着生活无望。他的妻子是个老实巴交的妇女，只知埋头干活，不知抬头伸诉，她回到县城王成喜哪儿，爆发的痛哭就像决堤的洪水，她哭诉自己的冤屈，哭诉自己的悲愤，哭诉命运的不公，哭诉苍天的无情。

丈夫是妻子的依靠，丈夫是妻子的大树，丈夫是妻子的港湾，王成喜不甘心妻子受到这样大的不白之冤，于是找到上级领导申诉，他申诉的理由是要上级领导拿出证据，要上级领导调查核实清楚，他还说既使是妻子真的贪污了二百多元，他愿意全部偿还，而不能对为党工作多年的同志一棍子打死。上级领导当然知道，王成喜说的道理是对的，但感动不了上级。在那个革命激情高涨的年代，粗暴代替了理智，武断代替了法规，过激代替了公理，上级不但没有听从王成喜的申诉，还要他与妻子划清界限，与“腐败分子”离婚。王成喜怎能与他妻子划清界限，又怎能与相濡以沫的妻子离婚，如果与妻子离婚，那不是落井下石把妻子往火坑里推？妻子回到王成喜所在的汉源县老家，住在了一间破草房里，由于骨折未好，生活困难。为了照顾妻子，王成喜有时不得不请假回老家，可是这样一来，领导又说他革命态度不好，对上级有抵触情绪，借在全国性的1962年压缩干部的政策，将他“处理”回原籍安排。

图源汉源县融媒体中心

他的原籍在汉源县九襄区农村，离区上有30多公里，原籍政府安排他当了农民，在山上耕耘故乡的土地。从农民到干部，再由干部到农民，由内地到高原，再由高原到内地，人生的轮回让他吃尽了生活的苦难。他以为这辈子永远就这样贫困下去。2006年，他看到报纸登的一条新闻，让他看到了新的生活曙光，这条新闻是中央关于解决退休人员待遇的规定，其中一条是说在高原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年滿十年的老同志，可以按退休处理。于是他揣着那张报纸和写好的关于要求有关县按退休处理的报告从几百里外的汉源县农村赶到高原，但他原所工作的县上领导说没有政策依据，不予理睬，他又到州里信访办。信访办的同志对他很热情，但说他的事该县上解决，于是他又找到县，县上说事情过了几十年了，现在情况不清楚，不好解决，如果盲目解决了一个，就会有第二个，造成连锁反应，事情不好办。

王成喜走投无路，想到了报纸，想到了记者，于是在一年前的那天，他来到报社，走进我的办公室，找到了我，诉说了他的经历和他四十多年所走过的路，以及他的要求和愿望。当时，我虽然被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以及他的苦难所打动，但并不敢肯定他的那些人生苦难和他的遭遇都是真的，但凭我的直觉和他是个年过七十的老人来讲，我相信他的经历又有可信之处，因为如果他是假的经历，他再找多少部门和领导都没有希望，他也用不着犯这么大的代价来折腾自己。同时我非常清楚，作为一个州里的新闻单位的新闻人，对于解决这件事的难度有多大，但是我又不能不给他以安慰和有限的帮助。于是当时我就对他说，你把材料放一份给我，我以新闻单位的名义想想办法，保证把你的情况反映给有关领导，还给他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点子，比如他该去找那个部门，去找那个人，该怎样反映问题以求得大家的理解、同情。他放心了，连声说感谢。

临走时，我请他到我们单位的伙食团吃饭，然而他不愿，说我怎能既让你帮忙，还让你请吃饭？他边说边往室外走。我一把拉住他的手，说，你就相当于我的父辈，请我的父辈吃便饭，算不上是麻烦。但他使劲挣脱我的手，我怕再用力拉伤着了人，立即从包里掏出两张十元钞票给他说，你自己到外边的馆子吃碗热面吧。也许是我的真诚打动了他，他收下了钱，但嘴里不停地说，谢谢呀、谢谢呀！

回望过去，并不是真的希望看到自己，而是看到历史这面镜子。

事情过了几个月，大约是在08年春节前的一天，他冒着高原的严冬，披着几片雪花，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一见我就说，感谢你哟，我的事情解决了解决了，我的事让你费心了。不等我给他倒水，他就自言自语地向我讲开了：上级已经答应给予适当关心照顾，给他和老伴每月各解决500元生活费。虽然有关县没有给他按退休政策处理，但毕竟给他作了一定解决。他想，既然事情不能圆满解决，那是上级有难处，退后一步天地宽。我说，这就好这就好。说完这些，也许他见我正在看报纸大样，也许他见不停有人来找我，于是说完这些后就告辞了。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既感到欣慰，也默默祝福他一路走好，幸福健康长寿。

这次他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一定有什么新的好消息告诉我，我这样想。然而他却说，又要请我帮忙。他说，这两年物价飞涨，那五百元的生活费根本不够，他向州里有关部门写信反映，信访办几个月也不给个答复，他没有办法，只好再到州里找领导，那知大门有武警站岗门都进不去，他又找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有的人说他是得寸进尺，根本不理。走投无路，他又想到了我。他怕我烦他，也是想到来找我多次了，总不能每次都空着手来找我的麻烦，于是专门从家里带来了那个纸箱。我知道，他来此不仅是来感谢我，而更是因为他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各级领导对他的关心的一种表示感谢的方式，同时我感到，只要我们为老百姓做点力所能及的有益事情，老百姓是不会忘记的。

他的真情真谊，我得收下。但我却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他的忙，也不愿一推六二五伤了老人的心。我仍然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倒水，一边给他讲主意，把他说得高兴笑了起来。也许他真的看到了希望，也许他感到我没有骗他，他好像豁然开朗似地，说，我知道了，我走了，他放下那纸杯，转身出门。我连忙拉住他的手说，你等等。我掏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递给他，他摆手摇头坚决不收。我只好把那张票子塞进他的衣包里，我说，你是老前辈，你是老革命，理应得到尊重。我给你的这点钱，对你的生活来说，好无意义，帮助不大，但我要你收下一个晚辈对一个老前辈的尊重。

他见我的话说得沉重而诚恳，就没有再推辞，转过身后又回过头来看看我，然后迈着缓缓的步子走出办公室，走下楼梯坎。看着他的背影，我心里感到茫然，不知他今后能不能找到为他说话的领导，也不知道他今后的生活将会怎样，我也不知道今后还将怎样帮助他，但我心里始终有一个美好的希望，他的面包是有的，他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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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庆和，男，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人，曾在万县务农，康巴高原服役和从事新闻工作，现居成都。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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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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