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权力运作」与传奇人物书写——专访《奥本海默传》作者凯·伯德

美国历史学家、传记作者凯·伯德（Kai Bird）正忙于新书的写作，书的主角罗伊·科恩（Roy Cohn）被称为「塑造了特朗普的人」。特朗普冷酷，分裂政治，喜欢撒谎，总是坚持自己的立场，以及喜欢在法庭上提起反诉，这些似乎都源自科恩。由于科恩销毁了自己的所有文件，伯德要像侦探一样去搜寻蛛丝马迹，可能得花上 5 年时间。

但 72 岁的伯德对此兴致勃勃。因为科恩的故事会帮他进一步理解「美国权力的运作」。这是他一系列人物传记的共同主题。他书写那些对历史走向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吉米·卡特，又比如奥本海默。导演诺兰基于其《奥本海默传》改编的电影《奥本海默》，让全球观众看到了一位「科学英雄」的诞生与陨落，以及美国的政治现实。

伯德对「美国权力运作」的好奇，可以追溯到他与众不同的童年。他是外交官之子，一个在中东战火中长大的「非典型美国人」。我们的对话从他的童年开始，一直延展到当下的「奥本海默时刻」。文末有完整音频，不要错过。

▲ 凯·伯德 | 图源：America’s Diplomats

声动活泼

您在很小的时候就和家人一起搬到了耶路撒冷，能谈谈那段经历吗？

凯·伯德

那时我只有 4 岁。我的父亲是一名外交官，他在美国西海岸俄勒冈州的一个小镇长大，被派往耶路撒冷是他的第一个驻外任务。

当时，耶路撒冷是一座分裂的城市，一半由以色列控制，另一半由约旦控制。我们住在城市的东边，那里是阿拉伯区。有一段时间，我在西耶路撒冷上学，那里由以色列控制。每天我都会经过曼德尔鲍姆门（Mandelbaum Gate），那是连接这座城市东西部唯一的检查站，通常只有外交官能通行。所以我能看到城市两边的情况。

我们到达后不久，1956 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我和母亲、妹妹被疏散到了贝鲁特（黎巴嫩首都），而我的父亲必须留在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工作。被迫与父亲分离，是我童年最早的记忆之一。

声动活泼

对于一个小男孩而言，很难理解这样的事吧？

凯·伯德

那时我只知道有两个不同的民族，他们长得不一样，说着不同的语言。

后来我在撰写回忆录《穿越曼德尔鲍姆门》时，做了大量关于那段历史的研究。追根溯源，这场冲突始于 100 多年前，并在 1948 年以色列宣布独立和开始在巴勒斯坦殖民定居后达到高潮。

▲ 1948 年战争期间的阿拉伯难民。｜图源: WSJ

在我看来，巴以冲突是一场悲剧，每个人都知道合理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两个民族需要在政治和领土问题上达成妥协。但鉴于多年来发生了多场战争和许多恐怖主义事件，双方积累了太多仇恨，很难想象他们可以和平共处。

以色列总是被当做一个犹太国家。事实上，以色列 20% 的公民有巴勒斯坦血统，以色列社会本身在特拉维夫的世俗文化和耶路撒冷的正统犹太教文化之间存在分歧。同时，也不是所有犹太人都在以色列生活，超过一半犹太人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如果可以把以色列看作是一个以希伯来语和希伯来文化定义的国家，而不仅是一个犹太国家，就可以包容非犹太人，为政治解决巴以冲突打开大门。但我的观点非常不受欢迎，属于少数派。

声动活泼

但那里并不一直这么分裂。您在书里提及，您童年时有一个好朋友，父亲是巴勒斯坦人，母亲是犹太人。

凯·伯德

的确如此。早在 19 世纪，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其他地方就生活着一些犹太人，不过数量极少，那时巴勒斯坦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像一个文化大杂烩，亚美尼亚人，基督教各教派信徒、希腊东政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共同构成了非常多元的文化。

到了 20 世纪初，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一批又一批欧洲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越来越多的犹太移民也引发了一些紧张局势。尽管如此，不同背景的人们还是相互交往，在同一个城市共同生活，保持着「文化马赛克」的状态。

直到欧洲发生了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大约 600 万犹太人遭屠杀。这段黑暗历史中的幸存者，有些选择移民到美国、阿根廷和其他地区，有些最终到达巴勒斯坦。可以说，他们是历史风暴中寻找安全港湾的朝圣者，完全有理由寻找一个新的家园。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那片土地上早已有生活了数百年的阿拉伯农民和商人。不过以色列人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在某种表述里，以色列像是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的一片新的土地，而以色列人只是在 2000 年后重回故土。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无法和巴勒斯坦人建立和平关系。

声动活泼

您的父亲后来先后被派往中东不同国家，您也跟随父亲在不同国家度过了童年和青春期，这些经历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凯·伯德

我在耶路撒冷、贝鲁特、沙特阿拉伯和开罗长大，在印度完成高中学业。回到美国上大学时，我反而感觉自己像个外国人。那是 1969 年，越南战争还在正如火如荼进行着。我当时 18 岁，必须登记参军。那是一场疯狂且徒劳的战争，看着许多美国年轻人和上百万越南人在战争中丧生，我感到非常震惊和困惑。

当时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如约翰·麦克罗伊 (John J. McCloy) 、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不明白，这些自称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让美国卷入这场看似毫无意义的战争的。这些困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我进入新闻界。记者的工作就是观察、采访，并试图挖掘事情真相。这实际上也是成为传记作者的绝佳训练。

传记作者只是写了一个更长的故事。作为传记作者，我选择写一些有权势、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来自美国的精英阶层，我想弄清楚权力在美国这个复杂的民主国家是如何运作的。

声动活泼

当您创作第一本传记时，已经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写作主题了吗？

凯·伯德

我一直对美国的权力运作方式感兴趣。我第一部传记的主角是约翰·麦克洛伊。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华尔街律师，代表着大型公司、石油公司等利益集团。同时，他是美国政策制定者的代表。从20 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群体，以总统顾问的身份主导着美国外交政策。麦克罗伊就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罗斯福政府，到 80 年代的里根政府，他一直在幕后发挥影响力，向每一位总统提供外交政策建议，后来还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机构的主席。

我不仅书写麦克罗伊的政治经历和个人生活，也书写二战和冷战时期的历史，揭示美国的外交政策。通过传记这种载体，你可以讲述一个更宏大的时代，也正是传记存在的意义。

▲ 凯·伯德关于约翰·麦克洛伊的传记封面。｜图源：Simon & Schuster

写麦克罗伊的传记花了 10 年时间。与麦克洛伊有关的文件到处都是，比如国家档案馆、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图书馆、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我不得不前往所有地方，花了很多时间。

声动活泼

写传记需要如此多时间，以及做大量研究。您是如何找到下一个写作主题的？

凯·伯德

需要非常小心，你必须有热情，有动力，对新的主题非常好奇。

我最近的一本传记写的是总统吉米·卡特（出版于 2021 年）。他现在已经 99 岁高龄，正在接受临终关怀。我第一次萌生为吉米·卡特写传记的想法是在 1990 年。对我来说，这位来自佐治亚州的政治人物是一个谜。他是一个种花生的农民，在 1976 年的大选中横空出世，成为美国南北战争后第一位来自南方的总统。

直到今天，许多美国人仍然把卡特视为一位失败的总统，但如果我们仔细看，他在白宫的 4 年里其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他通过了许多重要立法，实现了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在多天紧张谈判后促成以色列和埃及签署「戴维营协议」，这为中东带去冷和平，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但他也恰好处在美国由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转变的关键时刻。1980 年，他在大选中败给了罗纳德·里根。

▲ 吉米·卡特 | 图源：The New York Times

1990 年时，我写了一篇关于卡特的杂志封面文章。那时，我只在佐治亚州待了两个星期。写完这篇文章，我意识到，我不了解南方。那里对我来说像是另一个国家，当地人有着不同的语言和口音，我不理解他们对非裔美国人的看法，也不熟悉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对南北战争的叙述也与我大相径庭。如果我要为卡特写传记，我必须像外国记者一样搬到佐治亚州，住在他出生和成长的一个只有 600 多人的小镇。当我告诉妻子我有此想法时，她说，你得自己去。我退缩了。

但我仍对卡特怀抱好奇。2015 年，我回到这一主题，最终花了 6 年时间写成。卡特有 200 万页的总统文件存放在图书馆里，其中约 80% 已经被解密，可供历史学家查阅。

写传记是非常严谨的学术研究，是一场无止尽的追求，总是有更多的人要采访，更多的档案要查阅。同时，传记写作也是一个主观的过程。比如你写「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不可能把有关奥本海默的一切都写进传记里。你必须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对故事的兴趣决定放什么，不放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同一个人的多本传记，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多面的历史。

声动活泼

《奥本海默传》的书写中，您的独特视角是什么样的？

凯·伯德

《奥本海默传》是我和马丁·舍温共同写成的，可惜他在 2021 年去世了。马丁从 1980 年开始写这本书，花了 20 年时间作研究。最终，他提议让我加入这个项目，我答应了。然后，我们又花了 5 年时间完成写作。

在我看来，奥本海默一直是个谜。我们的传记不涉及太多具体的科学知识，那并不是我们感兴趣的部分。我们感兴趣的是他更广阔的个人成长历程，无论是他的个人生活、爱情、婚姻，还是他个人的探索之旅，以及他的政治观点。他代表了我们所生活的原子能时代，我们无法撤回原子弹的发明。他确实创造出了一个危险的东西，但他不得不去做。

▲ 电影《奥本海默》剧照。｜图源：The Hollywood Report

奥本海默曾说，1939 年时人们其实已经知道制造原子弹所需的一切。他知道德国物理学家正在尝试制造原子弹，以帮助法西斯赢得战争。作为一个希望击败法西斯的左派人士，他迫切想要参与这个项目。

于是，他陷入一种自我矛盾的困境中。一方面，他不得不发明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另一方面，他痛苦地意识到这有可能带来的后果，并为此深深担忧。

只是他不承认有任何后悔之情。他去过日本一次，当他到达东京机场时，一群日本记者在那等他，问了一些问题，比如，「奥本海默博士，您对您所做的事情有没有任何后悔？」他的回答非常模糊、躲闪，「我只能说我昨晚并没有比前一晚睡得更糟或更好。」

但是传记作者发现奥本海默的妻子在 1945 年写给朋友的信，提到奥本海默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不知道是否能挺过来。这表明奥本海默对所发生的事感到非常痛苦，甚至可能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奥本海默非常愿意利用自己的名人地位和声望来影响军政人士。他享受进入五角大楼和白宫，见到美国总统，就核武器问题提供建议。在原子弹投放后的几个月里，他不断呼吁，要立即采取行动控制这项技术，禁止原子武器，并且建立一套国际性的管控和监督机制，确保世界上任何实验室和工厂都不会制造核弹。然而，美国的政治家，包括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等，都忽视了这些建议。相反，美国和俄罗斯陷入军备竞赛。

奥本海默成了现代版的普罗米修斯。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偷取火种并赐予人类，然后被宙斯惩罚。同样，奥本海默某种程度上也像是从天上偷取了原子之火，交给杜鲁门和其他政治家，并在被誉为美国最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时代的标志人物之后，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受到惩罚。在 1954 年麦卡锡主义鼎盛之时，奥本海默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经过 19 天的秘密听证会，原子能委员会撤销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禁止奥本海默接触政府的原子机密，使他的职业生涯以蒙羞结束。

这是一个悲剧故事，从中可以看到美国的政治现实和更大的原子时代。

声动活泼

最近一年，关于 AI 的讨论非常多，我们的世界看起来也正在彻底被这一新技术所改变。这会让你想到核弹吗？

凯·伯德

OpenAI 创始人和其他 AI 开发者都表示这是另一个「奥本海默时刻」。科学家们试图探究应该如何应用这个具有革命性的新技术，它显然会变革我们的世界。

AI 应该以某种方式受到监管，使其不可以侵犯个人隐私，以及被用来制造假新闻或深度伪造。那将是极其危险的，它会导致人们对媒体丧失信任，进而无法就任何问题展开理性辩论。

声动活泼

作为《奥本海默传》的作者，你认为人们能从「奥本海默时刻」中吸取教训吗？

凯·伯德

无论是面对 AI 还是核武器，我们需要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建立论坛，共同协商，达成协议，而不是对彼此大声叫嚷，乐此不疲展开口水战。

声动活泼

虽然现在拥有新的技术，但也有延续至今无法解决的冲突。人性似乎从未改变。你会对人类感到失望吗？你对未来是否仍然报有希望？

凯·伯德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个人而言，我天生是一个乐天派，所以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我倾向于相信人们的真诚，并且总是假设最好的情况。但不可否认，我也经常感到失望。回到中东问题上，我无法相信我们正经历着又一场巴以冲突。这与我在 1969 年回到美国时经历的战争一样，毫无意义。

人类总是无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一遍遍重蹈覆辙。这更凸显了阅读传记和了解历史的重要性。历史是充满争议的，每个人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人类如果想在世界上找到自身的方向，必须置于某种历史情境下进行理解。我们需要理解某个事物是如何搭建起来的，它从何而来，这些故事对于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