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新闻人普利策有一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记者作为一个传统的职业，其存在的必要性一方面在自媒体浪潮中被消解，另一方面又在信息杂糅中被重建。
在信息产业高度发达的当下，我们被大量无意义的信息所裹挟，这使得我们不禁追问：
在不确定的迷雾之中，记者的内核是什么？
在求新求变的写作中，新闻的本质是什么？
在此起彼伏的案件中，社会的关切是什么？
本文是我们与《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吴琪对话的部分内容，她与我们分享了自己作为记者的身份认同以及从业见闻；传统媒体转型新媒体的思考；以及当记者努力呈现社会复杂性的时候，读者可以如何去理解时代和我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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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确定性的迷雾中，成稿仰仗陌生人的慈悲
声东击西：你是新闻学科班出身，毕业后一直做记者。和过去相比，现在许多传媒专业的毕业生会去考公考编，你怎么看待这种倾向？
吴琪：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所有人都在追求不确定性，所有人都会觉得一眼望到头的职业很无趣。那时新闻学是一个很热门的专业，记者这个行业也因为其不确定性吸引了很多人，那时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向我们敞开。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考编，这其实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中追求一种确定性。公务员的生活能够被预知，有稳定的运作体系。相反，记者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职业，在新闻采写时也并没有金科玉律可以去遵循。
声东击西：那从事记者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职业，你会焦虑吗？
吴琪：焦虑是永恒的。当下很多人都在谈焦虑，但如果我们回望历史，便会发现焦虑无处不在。尽管我已经做了挺久的记者，但我心里仍会有一些隐隐的担忧，因为我知道每一篇稿子的出稿都非常不容易。记者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职业，采访的事件永远在变化，受访的人物也永远在变化。但我觉得愿意做记者的人，TA 可能会把这种焦虑当做一种前进的动力。
做记者永远都在和他人建立联系。很多时候三联的光环并不能为三联记者的采访背书，尤其是在做社会新闻时，受访人愿意接受采访仅仅是因为记者个人的一些品质或者其它外因。所以我们有个记者也曾经说过，我总是仰仗陌生人的慈悲帮我完成一篇篇稿子。
▲ 簇拥的记者，图片来源：Unsplash
受访者的信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方面我们需要感恩，感恩无私的分享，感恩被人托付；但另一方面，记者不能被信任禁锢。因为复杂事件都是多元立场的混合体，记者在报道中需要客观，不应该有立场的偏向，不能够仅报道一家之言。所以我们在采写过程中，既要尊重受访者，又要尊重事实本身。
除此之外，媒体还应该厘清自身的边界。面对困境中的受访者，有记者会提出利用媒体发起募捐的想法。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媒体并非公益组织，我们没有能力去鉴别受访者是否需要公益帮助。我们能做的就是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例如将受访者介绍给公益平台，作为媒体，我们可以告知读者捐款渠道。
信息过载的当下，如何重建媒体的价值？
声东击西：2008 年是媒体的辉煌期，随后社交媒体开始入侵公众生活。三联做转型时面临哪些困难？
吴琪：其实不管是微博时代还是微信时代，我们的核心并没有什么变化。三联在前新媒体时代就是在以新媒体的速度干活，那时我们的记者对内容的急迫感就很强，出稿也非常快。所以我们在适应了快节奏的采访写作以后，会发现无论发布平台如何变迁，我们的内核都是不变的。
除此之外，三联内容的多样性也很适合新媒体时代。我们有各种垂直领域的记者，所以在媒体转型时不会那么痛苦。
声东击西：社交媒体的出现给我带来了一些冲击。我之前做商业科技的内容，但其实分析师们比记者更加专业，社交媒体又让他们有了自己发言的场所，所以我当时不太知道我做的内容的价值是什么。你会有对职业价值的困惑吗？
吴琪：2011 年前后，我开始做一些学者访谈，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自身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一场平等的对话中，记者的价值在于提问的点子非常好，或者能让与谈人看到一些新的东西等等。除此之外，记者的价值之一在于「多方叙述」，在一个主题下，记者可以采访的对象非常广泛。我们能从不同的人身上提取不同的东西，最后再综合呈现出来。
记者还有一些更宏伟的价值，包括我在内的部分三联记者会想让三联具有时代文献的作用。如果一两百年后，人们能够通过翻阅《三联生活周刊》这本杂志了解这个时代的概貌，宏观上不会漏掉大事件，微观上能洞察到这个时代的各种社会情绪，那这就是记者莫大的价值。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与事件隔着一定的历史间隙，对内容有更高的要求。
声东击西：2016 年的美国大选在某定程度上「拯救」了美国的传统媒体，你觉得现在有什么事情可以拯救中国的媒体？
吴琪：2020 年武汉的疫情算是一个。传统媒体在疫情爆发初期得到了很多关注，那时大家会发现，传统媒体在内容的客观性、全面性以及被信任度上较自媒体还是更胜一筹的。
▲武汉现场，图片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但我知道这类因公共事件引发的关注增长不会持久。重大的公共事件使所有人关注的议题变得单一，但是一旦社会回到常轨，市场上流通的信息又会变得多元，用户的信息选择也会恢复多元化。
武汉疫情爆发时我们公众号的粉丝积累很快，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些极速增长的新粉丝与常年阅读沉淀下来的老粉丝不同。新粉丝会对我们的内容立场有一种预期，如若我们只是纯粹地陈述内容，而不站立场，便很可能引来他们的谩骂。
所以高幅的涨粉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你吸引来的人最后可能会制约你。如果媒体的内容完全由用户主导，那么媒体只能活在一个用户设定的人设之中，这与公共媒体的初心是相违背的。所以我们对受众或者对数据既要重视，又不能为它所牵制。
复杂性的呈现：杭州杀妻案中的社会问题

声东击西：可以聊聊杭州杀妻案[1]吗？三联对这个事件的报道引发了很多关注。
吴琪：这个案件发生在 2020 年的夏天，一开始我们以为这是一个随机的恶性杀人案件，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这个案件非常复杂多面，可以从中挖掘出非常多的子议题。
例如拆迁户无法融入城市的问题。案发小区是一个拆迁户聚集的小区，周围聚集了非常多现代化的购物场所，但是我们发现小区居民有很多还是自称村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这座城市的人，包括被害人来惠利的哥哥，尽管拆迁后在不动产上有了迅速的积累，但他还是找了一份守小区公厕的工作，他将小区内外割裂为两个世界，他与小区外面的城市格格不入。
在这些场景中，我意识到人的城市化并不是搬到城市中就能完成的。高耸的现代化建筑对于没有城市化的人而言，其实是一座孤岛，外来的力量是陌生的，外来的人也无法与城市进行真正的对话。
再例如个体被挤压的情感需求问题。我们在采访来惠利前夫时，他说到，「我们农村人是不讲感情的，那是你们城里人的事情。」但事实是，个体的情感需求与农村人的身份没有关系。在不了解人物心理时，大家会觉得来惠利这个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很可恨，因为她抛弃了前夫和女儿，抛弃了一个家庭。但是通过补全一些细节，让人物「鲜活」起来之后，大家又会发现一些看似可恨的行为可以被理解：来惠利是一个有着情感需求的个体，而这个需求在前夫身上并没有得到满足。
声东击西：这种剥丝抽茧的报道非常有意义，这些被生活挤压的人群也需要被记录。所以当市场上充斥着空洞的内容时，当所有人都在关心一些无关紧要的绯闻时，我觉得很可悲，因为我们缺少了一种理解周遭正在发生什么的机制。
吴琪：当命运给你特别大的馈赠的时候，你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很大。
在拆迁的报道中，我发现有了拆迁这个巨大的人生命题之后，拆迁户们对其它的事情都不关注了。诸如孩子考大学这种日常的话题很难和他们聊下去，但是说到拆迁分房，大家则会吵成一锅粥。他们除了把每家拆迁分财富这件事情摸得一清二楚，其他的事情好像都不被他们的记忆捕捉。似乎他们所有的人生命题都仅仅跟房子和财富有关。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失去的是他们没有察觉到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幸福。
当财富成为几乎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时，它在一个群体里扮演的角色不是凝聚力，而是拆分力。很多年前我去一个拆迁村庄做报道，涉案律师说了一句话：人们能忍受一样的穷，但是不能忍受不一样的富。很多人都是不书写的，尤其是当事人，他们意识不到这些问题。
后来我也在想，记者这个职业存在的意义或许就是去记录事件，然后在记录中看见事件的意义。
▲ 伦敦地铁与看报的乘客，图片来源：Unsplash
见证太多跌宕起伏后，最大的收获是心理平衡能力 

声东击西：这十几年的从业经历中，你积累下来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吴琪：收获最大的就是心理平衡的能力。
作为现代人，我们为现代的进步耗费了太多的情绪。100 年前，人们会讨论现代病，会对工业时代持疑惑和警惕态度。但是现在，当我们被技术裹挟之后，我们似乎都忘记了技术只是个工具，它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烦恼。但是，我们很难意识到我们正在承受技术带来的代价。我们太被进步主义拥抱了，我们忘了进步主义是有伤害的。
其实站在历史的维度去看，我们会发现每一代人都有夸大自己不幸的倾向。但是站在未来的时间点回看现在，可能我们也会觉得现在挺不错的。其实每个人都很难超出个人的生命体验去理解一些事情，但这也正是阅读的意义所在。在阅读中我们可以进入到他人的世界和过去的历史之中，在一个大尺度里，我们会发现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当下的一团糟在过去早就经历上演过无数次，这样会豁然很多。
在做社会记者的过程中，我们会和无数的人打交道，见过从高位风光后又跌下的人，也见过默默无闻后功成名就的人。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为我们的内容提供素材，相较被记录的人，我们这些记录的人并不会经历那么多的大起大落。做一个记者说不上高尚或者卑微，这就是一个职业而已，但是这个职业的经历让我们内心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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