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毛泽东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毛泽东
（一）从纣王的故事讲起
纣王，即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帝辛，一直以来都是昏君、暴君的典型代表，诸如宠信妲己、残害忠良、酒池肉林、炮烙酷刑、杀妻害子、敲骨验髓、剖腹验胎……凡此种种都是多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帝王反面素材。尤其是在《封神演义》这部影响力很大的通俗小说之后，纣王的罪恶形象更是板上钉钉深入人心。但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呢？

我们来看最早的历史文献：武王伐纣时，有两篇控诉纣王的檄文《泰誓》和《牧誓》，其中给纣王定下的罪状是：酗酒、信有命在天、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听信妇人之言、不留心祭祀。
历史学家顾颉刚专门写了一篇考证详实的文章《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文中统计了关于纣王的恶性，最早出于《尚书》的有六项，战国期间增加了二十项罪恶，汉朝增加了二十一项，两晋时增加了十三项。现在传说的纣恶事实上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
举个“层层加码”的例子。最早《尚书》中记载纣王爱喝酒：“方兴沈酗于酒”。
到了《韩非子》中，这一段的描写是：“掘深池，罢百姓，煎靡财货。”至于池子是放酒还是放财物的，没明说。
在《吕氏春秋》中，正式提出了“酒池”这个概念——“以糟为丘，以酒为池，肉圃为格。”不但有酒，还有肉，可惜没有火锅。
等到了西汉初年的《史记》，就成了这个样子：“大聚乐戏於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司马迁就是很厉害，寥寥几笔生动形象的画面感就出来了，不但规定了名词“酒池肉林”，还要强调“男女裸相逐其间”——这就是我们语文课里学习到的“细节描写”。
等到了东汉年间的《论衡》，把细节数量化了：“纣沈湎于酒，以糟为丘，以酒为池，牛饮者三千人。长夜之饮，忘其甲子。车行酒，马行炙，百二十日为一夜。”可见对于纣王的清算，定性分析还不够，还要来定量分析，有数据才有真相嘛。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人们能够想象到最奢靡堕落的景象就是“酒池肉林”“男女裸相逐”。但是，肉类是一个易腐坏的食品，既然人们还能脱光了衣服跑来跑去，说明天气肯定温暖，那么肉类怎么可能以“肉林”的方式保存呢？这是明显不符合科学常识的。
我从来都尊重司马迁的旷世才华和专业素养，但是这个地方他写的就是禁不起推敲，我们只能理解为“裸相逐”之类属于文学演绎的成分。
再举一个例子，还是纣王奢靡生活的代表——鹿台。《史记》中的记载是：“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看来这个时候是鹿台还是纣王用来存放财物的场所。
到了刘向编写的《新序》中，鹿台就是——“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我们在商代年间，就建造了三千米长、两百多米高的巨型建筑，要知道埃菲尔铁塔也就三百米出头，可见我们上古时代的生产力有多么惊人。
再到了西晋年间成书的《帝王世纪》，纣王的鹿台一下子变成了“高千丈”了。我们就按周代的度量衡，即一丈相当于1.8米左右来换算，纣王的鹿台比泰山海拔还要高。纣王每天想要享乐一下还要爬个泰山，身体也是够好的。
所以说古代文人士大夫们写的很多东西，既没有生活常识，又没有科学常识，更没有一个严谨的考证态度，完全就是根据个人好恶以及现实目的来创作，这是我们当代人再去读史时需要警惕的。
简而言之，从最早的材料《尚书》中，纣王最大的罪状不过只是酗酒、任用“小人”，而到了西晋《帝王世纪》中，基本囊括了我们熟悉所有的坏事。
纣王的这些罪行，很多古人都觉得不靠谱。《论语》中子贡就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纣王的罪恶不是他做过什么坏事，而是因为有些人说他坏，久而久之所有人就觉得他坏了。
宋代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也做过一番考证：如纣大造宫室、建造酒池肉林、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等罪恶，与夏朝末代君主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尤其是炮烙之刑，一开始记载是桀那么害人的，结果都按到了纣的头上，从此“桀纣”成了一堆CP，变成了暴君的代名词。所以罗泌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些罪行都如此相像，大抵都是后人“发明”的内容。
现在考古学进步了，出土了大量商代甲骨文，让我们对那一段历史有了更充分的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了，纣王是曾经出征东夷并且取得了胜利：“禺夷方率伐东国，册夷方，妥（绥）一（人，予）其比多侯”（《甲骨文合集》）。但是也国力受损，武王趁机攻商，纣王仓促之下只能组织囚犯和奴隶迎战，再加上王族出了两个带路党微子和箕子，最后在牧野战败，商朝灭亡。
对比史料，我们发现最初纣王的六大罪状其实并不能称之为“罪”。比如酗酒和轻信妇人，这顶多就是个人爱好，关于轻信妇人这个问题，根据出土甲骨文的记载，纣王属于政治联姻，对于妃子的生育、疾病状况非常关心，也给她封地（《商代史·卷二》第六章，甲骨文所见商王朝臣正纪略）。
而且这个妃子不是妲己，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妲己是东夷部落认输送给纣王的“战争赔偿”，因为武王发动战争，纣王先行匆匆赶回朝歌，妲己跟随后面的战俘和奴隶，很可能到纣王死他们也没能见上一面。结果却背负了几千年奸夫淫妇的骂名。
最双标的是什么啊：纣王天天跟女人泡在一起，荒淫无道；周文王有99个儿子，多子多福，是贤明的体现。
而纣王其他的罪状甚至可以看做是“历史功绩”。比如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比干、微子、箕子这些人，都是商朝王族，但是纣王打压贵族势力，最终比干被杀、箕子被囚禁、微子给武王当带路党了：
“箕子者，纣亲戚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乃遂杀王子比干，刳视其心。”另外，这里的“小人”不是《出师表》那个语境下的“小人”，而是指出身低微的人。
这样一看纣王还能打破血统与家族的天花板，不任人唯亲，而是提拔平民唯才是举，颇有些超越时代的理念。而纣王提拔的人才中，最为有名的是飞廉、恶来、费仲、左疆等人，但这些人无一例外，在后世的记载中，都是奸臣，有贪财的，有酷吏，有枉法的……我们不难想象，他们的罪行恐怕也跟纣王一样，是“层层加码”后的结果。
另外他的罪名里还有两样：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这都是在削弱神权，以及神权的代表——祭祀集团的权力。相信“有命在天”，也就是说祭司们搞得那些占卜、神谕、祈福就没有用了，别来干预世俗政务。不留心祭祀也是为了此，没有仪式祭司就没有权力。同时商朝的祭祀是很残酷的人殉，纣王不举行祭祀，客观上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们把前因后果都捋顺了，纣王一方面打击王族、贵族，提拔地位出身的官吏；另一方面打击神权祭司势力；同时出征东夷，扩展了华夏文明的传播范围。总而言之做了很多促进历史进步的事情，但是自然招致了贵族集团、神权集团的反攻倒算。
从这个角度来看，纣王后世的各种“脏水”也就不难理解了。儒家以周朝为正统，因为周公“创礼乐”，孔子的政治理想也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里回复“周制”。而纣王不任用身边的贵族，也不热心于祭祀，自然与“礼乐”的理念背道而驰，后世的文人士大夫们也难对他有几句好话。
同时，既然奉周朝为正统，儒生们就要为武王伐纣找到合法性，总不能说趁人家大战之后国力空虚偷袭吧？所以就一定要把脏水泼到纣王身上，说他宠爱妲己，说他剖腹挖心，说他炮烙忠良，说他酒池肉林，说他男女裸相逐……
近代以来，随着考古不断挖出新素材，同时人们对于一些新理念的认同——比如亲近贵族不一定是好事，打破统治阶级的固化现状才是一件有勇气的事情，所以纣王的“平反”也不断有有识之士提出。
比如郭沫若先生就指出，纣王是加强“中央集权”第一人，他打压王族、贵族，提拔普通官吏，架空祭司集团的权力，是符合历史进步的趋势的。同时四处征伐，虽然导致了国力空虚、最终败亡，但是把华夏文明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促进了民族融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是大功一件。
“纣王平反第一人”应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在所有人普遍受儒生叙事与民间通俗小说影响的大环境下，毛主席一针见血地给予纣王高格调的评价，他说：
“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它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
同时他还强调：“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
并且在讲到纣王时，明确提出了“翻案”两个字：“尽信书不如无书。给纣王翻案的就是讲这个道理。”
1959年2月25日在济南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毛泽东又说：“龙山文化很有名啊！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的很坏。它的俘虏政策做的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有一次，毛泽东爬玉皇山。那时，山顶上有道观，还有道士住在观内。观内供有周武王、姜太公、哪吒、玉皇大帝等塑像，都是《封神演义》中描写的主要人物。毛泽东一个个仔细看过供奉的神像，边看边问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封神演义》你看过没有？”对方回答：“在家读中学时看过。”毛泽东问：“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对方答道：“纣王宠信妲己，乱了朝政。”毛泽东说：“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毛泽东又说：“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
以上几段是毛泽东对于纣王的评价。现在网络发达了，我们获取信息很便利，这些历史真相很容易就发掘出来了。但是不要小瞧了儒生两千年洗脑的威力，就像秦始皇这样的人，长久以来都是以暴君的形象存在的。明清时期帝王庙供奉了188位皇帝，甚至连晋元帝司马睿、宋高宗完颜构这些玩意都拉进去凑数了，就是没有秦始皇。
但是毛主席说了：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再比如曹操，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大奸臣的形象，京剧里就是白脸的代名词。而且人们黑曹操也不是黑他屠城，而是黑他杀了孔融、杀了崔琰这些世家大族，黑他对朝廷不忠。
但是毛主席说了：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我们看毛主席一定要“翻案”的这些历史人物，帝辛得罪了贵族、祭司，秦始皇得罪了儒生，曹操得罪了世家大族，都是有一些共同点的。“历史宜粗不宜细”——为的就是用“粗”来掩盖背后“细”的真相。
若不是别有用心，为何要历史如此之“粗”？

（二）要抓主要矛盾
当然，还必须要强调的是，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讲客观、全面、公正——简而言之要讲辩证法。虽然本文说了纣王很多好话，指出他其实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但是被历朝历代的文人“层层加码”泼脏水。
但是，毕竟纣王那个时代还是奴隶社会，不可能产生多么先进的思想。纣王任用奴隶为官、清算宗室贵族力量、打压祭祀神权，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服务的——为了他不断征伐扩张。现在有些网文把纣王都吹捧成反封建旗手了，好家伙，人家还在奴隶制社会呢你搁这反封建了。
毛泽东主席一方面评价纣王“能文能武”“为华夏文明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另外一方面也指出，纣王好大喜功，滥用民力，把通过战争俘虏来的大量奴隶用来修建大型工程，以至于“没有做好俘虏工作”，让周武王趁虚而入。这就是评价历史人物的辩证法——讲究矛盾的两个方面。
同样的，辩证法讲究“抓主要矛盾”，纣王的主要矛盾是他大大扩展了华夏文明的边界，以及被文人士大夫泼了各种荒谬的脏水黑了三千年，所以毛主席的评价重点在强调纣王的功绩，以及当代人应该有的严谨历史观——“要翻案”。
同理，对于秦始皇的评价，主要矛盾必须是大一统、书同文车同轨，次要矛盾是秦朝的苛政。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其实老人家也很明白的批评过：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逸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
要抓主要矛盾，最明显的例子还是曹操。老人家是这样评价曹操的：“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
这其中有四个关键词：统一北方、抑制豪强、发展生产、推行法制，毫无疑问都是站在历史进步的角度来谈的。但是曹操有一大黑点，就是屠城——三屠徐州，“泗水为之不流”。打荆州的时候为啥百姓们“用脚投票”，成就了刘皇叔“携民渡江，以人为本”的美谈？就是因为曹丞相屠城的名声在外，荆州当时就有不少徐州的难民（诸葛亮一家就是从徐州逃难来的），谁能保证曹丞相不再来一次？
我们看毛主席点评历史人物，他夸诸葛亮的话一样很多，因为诸葛亮也是法家寒门的执政理念，也是以法治国、公正廉明、勤政爱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批评诸葛亮的有且仅有一句话“隆中对二分其兵”。但是因为诸葛亮千年来都是“贤臣”的典范，而曹操这是戏台上“白脸”的代表，所以诸葛亮不需要“翻案”，而一定要强调给曹操“翻案”。
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这段话就是问题的关键：曹操被黑了一千多年不是因为他屠城被黑，士大夫们屠城的也多了去了，就没把老百姓当人过——“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他曾文正公“曾剃头”屠遍了小半个东南，一样被当成圣人捧。曹操被黑是因为他得罪了世家大族，因为他抑制豪强，因为他搞唯才是举，因为他杀了孔融，杀了崔琰。
孔北海是什么人，大儒。崔清河是什么人，大儒。所以仔细品味一下老人家的那段话，什么是“反动士族”，什么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为什么“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也就这么说”？
简而言之，历史的天平一直是处在一个不正的状态，“翻案”就是要把历史的天平重新摆正。
（三）颠覆“儒教叙事”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纣王对待奴隶俘虏很苛刻，秦始皇滥用民力，曹操直接屠城，在我们当代人的价值观来看，这些都是需要批判的。毛泽东主席何尝不是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为什么一定要为这些人翻案？同样是抓主要矛盾的问题——这些人被黑了几千年，背后有一个非常难以撼动的“思想枷锁”。
这个思想枷锁，就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贤们，立志所要打倒的“孔家店”。对待历史，我们要把孔孟、儒家和儒教分开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的思想是一回事，后来董仲舒“独尊儒术”搞的“天人合一”那一套理论又是一回事，再后来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又是另一回事了。
孔子孟子也不知道啊，他们的思想不断演化发展“层层加码”，成为了桎梏中华民族千余年的“思想后腿”。反对一个成为体系的、迫害新思想与社会进步的“儒教”，而不是反对有修身养性、学习实践思想的“儒家”，也不是反对孔子孟子本身，这是需要有的一个基本立场。
譬如毛主席就说过：“黑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此人似乎当了一世教员。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就是当教员当到死吧！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出几个黑格尔呢？”
再比如这一段评价：“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他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毛对于孔子的评价有两个核心点：一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认为这是很先进的平等思潮；二是孔子实践的立场，很多正确观点是从周游列国的实践中得来的。我们都知道，毛主席的梦想就是做一个“教员”，而《实践论》是他哲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一，他对于孔子这个人肯定谈不上厌恶，至少也是“心有戚戚焉”。
但是对于孔家店、儒教的门徒，那就是两个概念了。儒教千余年根深蒂固，太难了，他们举着孔子的大旗，我们想要打倒，怎么可能不误伤？
毛主席曾经表过态：“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时重庆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我们要强调：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
这些“尊孔读经”的人，恰恰就是千余年来的既得利益团体——地主士大夫阶级。
从经济层面讲，他们是大地主、大乡绅，农民土地要租他们地，借钱要找他们贷；从政治层面讲，他们参加科举博取功名，基本垄断了一个国家的官僚；从思想文化层面讲，他们推崇程朱理学所规定的儒家思想，是保守主义的集中代表。
所以纣王他们要泼脏水——因为儒家奉周文王为正统。纣王喜欢妲己就是沉迷美色，周文王生一百个儿子就是多子多福，好像他姬家是无性繁殖出来的。所以秦始皇他们要泼脏水——因为“焚书坑儒”。所以汉武帝他们也不喜欢，就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武帝抑制豪强，盐铁专营，把很多作威作福的地方大户拉去充边了。士大夫们就是地方大户啊，屁股决定脑袋，所以必须批判汉武帝“穷兵黩武，与民争财”。
同理，汉文帝被推崇为“三代之下唯一贤君”，文景之治被誉为“文治”的典范。但他们压根不信儒教，人家推崇的是道家黄老之学。只是因为休养生息、清静无为，尊重读书人的意见，“不与民争财”，所以成为了儒教叙事中的“完美皇帝”。
当然，我并不是说汉文帝有啥不好或者汉武帝完美无瑕，只是否定汉武帝，推崇汉文帝，可以看出屁股决定脑袋的道理。相比而言，毛泽东对文景二帝的评价就两句话：“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
“儒教叙事”厌恶一切改革，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改革就得动既得利益。大家都维持原状，农户年年交租，草民年年还利息、服徭役，这样不好吗？比如王安石在历史中往往是以一个小人、奸臣的形象出现，便如朱元璋这样的一代雄主，也难免会被士大夫们的历史“洗脑”——
老朱一看见臣下提“理财”这两个字就炸毛：说“理财”都是王安石这样的大奸臣才会搞，为的就是盘剥民脂民膏，想把我大明帝国搞的民不聊生吗？张居正变法的时候也是频繁被骂是“当代王安石”，张居正还得在反驳里面加上一句臣绝不是王安石那样的。但按理说王安石为官可比张居正清廉多了。
不止是王安石，只要沾上“改革”二字，就要被“儒教叙事”所贬低。比如永贞革新中的柳宗元和刘禹锡，后世评价并不像如今这么高。苏东坡这样的大才子，对于柳宗元的诗文推崇备至，但还是要特别强调柳宗元人品不行——
“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云云。此所谓小人无忌惮者。”“柳子厚敢为诞妄，居之不疑。”苏轼直接质疑柳宗元的道德品质和修养，扣了一顶“小人”的帽子。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儒法大辩论”期间，柳宗元的政治立场，以及他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观，才得到彻底的正名，与他的文学成就一并熠熠生辉。
对王安石的“翻案”要早一些，近代戊戌变法期间，改革派也需要给自己找价值观背书，所以梁启超写了一大堆文章为王安石正名。梁给王安石下了一个定语“三代以下唯一完人”，意思是数完尧舜禹汤这些人就数王安石了，可见要把历史的天平摆正了，另外一段要加多大的砝码。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王安石的：“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
（四）古为今用
维新派为王安石平反要为他们的“改革价值观”背书，毛泽东主席为纣王、秦始皇、曹操翻案，是要颠覆几千年的儒教叙事，树立起当代需要的价值观——革命叙事。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是革命叙事。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是革命叙事。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是革命叙事。
“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是革命叙事。
毛主席给纣王、秦始皇、曹操翻案，更要给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领袖翻案。在封建士大夫的笔下，农民起义军是贼、是寇、是乱党、是逆民，而毛主席则不吝把最热切的赞美给予勇于反抗的农民起义军。比如“盗跖”的这个“盗”字，就是统治阶级的污名化称呼，毛却称之为“流誉后”。
再比如陈胜吴广起义与秦始皇的这组矛盾，上文中也提到了老人家的评价——“秦始皇志得意满，耽于逸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
批判《武训传》也是这个道理。明面上来看武训是千古义丐、乞讨办学、支持教育，多么高尚多么值得肯定啊，但是为什么被禁呢？历史上，武训三十岁和哥哥分家得地三亩，变卖得钱一百二十吊，合讨饭所积九十吊，共二百一十吊，跪求乡绅娄峻岭，杨树芳替他向穷人放债生息，从三十岁到五十岁，武训积得土地二百三十多亩，现钱二千八百多吊，成为地主兼高利贷者。
看到问题了吧，武训乞讨得来的钱，离办学远远不够，他是以“办学”为名，央求当地乡绅为他发高利贷——二十年时间土地增长八十倍，现钱翻了三十番。说白了武训办学的实质就是，以为统治阶级宣传价值观为名，成功进入统治阶级的吸血体系中获得利益，再用所获利益宣传封建价值观培养新一代奴隶。当然，武训这个人没有这么高的见识，他可以是高尚的、不谋私利、怀有美好愿望的，但是他做的这个事，在当时把旧社会旧价值观砸的稀巴烂的共产党人那里，不被批判才怪。
简而言之一句话：武训就是被封建社会儒教价值观PUA的人，而他要继续维系、宣传、巩固这个PUA体系，成为了这个价值观的帮凶。
可以看到，毛泽东点评历史人物，是有着非常鲜明的现实意义的。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个通读二十四史的历史大学者。而这种历史观就与儒家传统的“厚古薄今”产生了根本分歧。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
其实儒生们“厚古薄今”，也无非要为现实服务。他们吹上古三皇五帝鸟生鱼汤，其实是为其总体保守主义的立场所背书，另外以鸟生鱼汤的大旗来制约当下的皇权。不要以为儒生都是书呆子，他们搞起斗争来精明着呢。比如影射体系就是儒生们最喜欢用的，《评新编历史剧XX罢官》不就是典型么？
吴晗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当年写了一篇朱元璋的小册子《由僧钵到皇权》，把明太祖从头到尾黑了一遍。后来吴晗交待材料的时候承认了：“由于当时对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
毛泽东主席很尊重这些知识分子，给吴晗的《朱元璋传》提了不少建议。比如吴晗吹捧彭莹玉：“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散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大家看明白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么？夸彭莹玉“回到人民中间去了”，是鼓吹革命者在革命成功了之后就“让贤”“退位”，至于让给谁呢？当然是“贤臣”们呐。
写彭莹玉这一段“私货”毛主席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直接表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简单明了。最后毛泽东在给吴晗的回信中写出了一个结论：
“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话虽然说得很委婉，也算是直至核心了——你这一套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可惜啊，肺腑之言，有些人就听不进去。
所以文人士大夫能搞“暗示”，就不许我们革命领袖搞“暗示”啦？我们的“革命的暗示”还要打败他们“儒教的暗示”。
（五）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儒教叙事过于根深蒂固，已经深入所有中国人的骨髓中了，所以想要颠覆难上加难。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屡次举过韩丁《翻身》这本书中的例子——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威廉·辛顿在重庆谈判后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就，深受触动，创作了以土改为背景的长篇纪实文学《翻身》，其中就详细记载了关于封建士大夫对于劳动人民的精神奴役方法：
等到土地多得自已经营不过来了，就把它租出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得到土地被看做是德行端正的好报应。根据这种观点，张庄的一大部分财富为几户人家所据有——实为武力掠夺——竟成了道德高尚的证明。无地少地的穷人若对此不服气（地主没有道德往往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总是怪自己的命不好。有钱人之所以有钱——他们这样开导佃户——是因为他们吉星高照；而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一出娘胎就生不逢辰。
这可以通过测“八字”推算出来。还有一种更加迷感人心的名堂是看风水。这种迷信认为基地有某种灵气。据说，富人发财是因为他们的祖宗墓址选在山、水、风都很吉利的地方。穷人受苦则是因为祖宗葬错了地方。既然有钱人靠着风水先生的指点，总有办法找到一处理想的基址，而穷人却只能随便找个倒霉的土坑当做葬身之所，那么这种命运便是永世注定的了。
张庄的地主有意识地宣传这类思想。他们积极支持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向人们灌输“正统观念”。在那个只为少数人开办的村学里，儒家的《四书》《五经》被列为主要的学习课程，过年唱戏，宣扬的是“善恶报应”；“孔圣道”大力提倡祭祖，并且请神婆来扶乩；“北老社”则宣扬佛家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到了近代，那个在保卫欧洲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残余方面积累了几世纪经验的天主教教会，又成了反对社会变革的顽固堡垒。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毛主席虽然说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思想上跪着的人比比皆是。经过了很多实践，做了很多尝试的老人家做出了一个伟大的论断：要在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之后，进行文化上的革命，彻底改变人的思想。
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创新，在日本、美国、欧洲都掀起了很大的波澜。马尔库塞、萨特、居伊德波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非常认同这一理念，在法国发动了“五月风暴”，并结合欧洲的特点，提出了要用艺术融入日常生活、用艺术作为武器解构资本主义的观点。
在中国，毛泽东主席发起轰轰烈烈的“儒法大辩论”也是这个缘由，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新思想、什么是旧思想、什么是唯物史观。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伟人最后十年殚精竭虑但是依然不够我们的民族去实现这个宏愿。当然这些事情只能慢慢来提，现在一笔带过，将来一定也会重新提起。
文章的结尾再举一个朱元璋的例子。有一个普遍的以讹传讹谣言就是朱元璋禁《孟子》，因为孟子中有“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话。其实朱元璋从未有把《孟子》设为禁书，他只是出了一个《孟子节文》，要求节文之外的言论“科举不以取士，考试不以命题”。说到底就是出了一个《孟子》的官方解释版，你原书爱怎么流传怎么流传，我官方考试以我朱元璋的官方解释为准。
不过朱元璋死后，官员们立刻奏请朱棣不再将《孟子节文》当做科举依据，因为它与朱熹批注的《孟子》有出入。有趣的是《孟子》没成为禁书，《孟子节文》反而成为了禁书，到明末清初时，许多藏书家都表示《孟子节文》已经失传，而一直到清朝灭亡、故宫变成博物院之后，人们才在宫廷档案馆里发现了这本书的明初刻本。这就牵扯到一个话语权的问题，是文官士大夫集团最敏感的神经——你皇帝怎么能来解释经典呢，解释经典的权力一定要在我们文官集团手里。
与《孟子节文》遭遇同样命运的是《大诰》，这本书非常有名，是朱元璋亲自编写的普法反腐教材，要求老百姓家每人收藏一本，若犯罪可以凭借此书减刑，同时《大诰》中的种种反腐案例是作为科举出题的依据。结果朱元璋死后《大诰》同样被排除出考试范围，相关政策也没有人去认真执行。
等到了清初编写《明史》的时候，史官们想找一本《大诰》作参考，已经找不到了。朱元璋内心咆哮：都说老子搞文化专制，老子才是文化专制的受害者好不好，我一开国皇帝的书成了准禁书找谁说理去？
姜文拍了一部《邪不压正》，这部电影从名字到剧情统统都是“明示”——就是为的醋包的这顿饺子。
《邪不压正》中“老三”杀死了师父，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朱局长”，同时也成功改写了历史。第三部中展示除第二部“污名化”之外的另一种“诛心模式”。亲手杀了师父和师母、把土地卖给日本人种鸦片的朱潜龙，成为了枪毙毒贩、伸张正义的大英雄：

而生前最反对鸦片的李师父，塑像立在了一片罂粟田上。老三年年祭拜，百姓也年年旁观这种活动：老三成为了受人敬仰的英雄，而李师父在围观群众看来，也是在为老三背书，证明着老三的忠诚与报恩。
所以说，立塑像的目的不是为了继承，而是为了诛心，老三通过立塑像，也就获得了对李师父的最终解释权，李师父生前反对鸦片的理念也就永不为人所知。老三不但爆了李师父的头，还诛了张麻子的心。

本文主要从历史的评价出发讲解历史，是希望大家明白两点——
第一，历史是要为现实所用的。我们要明白，儒生给纣王泼脏水，给秦始皇盖棺定论，说王安石是大奸臣，说雍正得位不正，都是有现实目的的，是为了维护士大夫阶级的利益和话语权。用“儒家叙事”去定义暴君、奸雄，而儒生们永远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
第二，一切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相关的决与议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毛主席说过，儿子们出了修正主义，孙子们也是会反对的，这就是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的思想，看纣王的平反等了三千年才来，这三千年他已经成为了文人创作暴君形象的反面典型。“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历史终将会被历史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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