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伟大的李耳，伟大的「无为而治」
©文/言九林编辑：瑞秋的春天
☄ 导读：再后来，李耳他老人家针对“圣人”而言的“不折腾”，也被曲解成了要民众与世无争。
最近想讲一讲我对先秦经典的一点粗浅认知。先从《老子》说起。
最新版初中历史教科书里（2017年统编本），有这样一句话：
“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人们与世无争，天下就能太平。”
这话说得太模糊——李耳他老人家的政治主张，确实是“无为而治”，但这“无为而治”所约束的，不是“人们”，而是“圣人”。在李耳他老人家的语境里，“圣人”的指向非常明确，就是统治者。
亦即：李耳的无为而治，不是呼吁“人们与世无争”，而是告诫统治者不要折腾。
他老人家在书里说得非常明白，“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统治者应该收敛自己的欲望，别动不动就要什么南海的珍珠、大宛的宝马；“（圣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统治者要安分，少搞事情，别动不动就玩什么人定胜天。
他老人家还在书里给“圣人”，也就是统治者分出了一个等级：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最好的统治者，会让民众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因为他完全不折腾）；次好的统治者，会让民众喜欢他赞誉他（比如做了一些对民众有好处的事）；坏的统治者，会让民众恐惧他（比如以严刑峻法治国）；最坏的统治者，会让民众恨他骂他诅咒他（比如以暴力机器控制、榨取、迫害民众）。
对那些一心要“有所为”而不停折腾的统治者，李耳他老人家有这样一段评价：
“大道至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大路非常平坦，那些人却总想走斜径。朝政腐败、农田荒芜、仓库空虚，那些人却致力于追求华美的衣服、锋利的宝剑、精致的饮食，想着从民众身上榨取更多的财货。这是强盗头子的作为，是“非道”之举！
孔子曾向李耳求学，他可能也是最理解李耳“无为而治”真意的人，因为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大意是：历史上践行“无为而知”最好的统治者，也就是最不折腾的君王，大概是舜了吧。他什么都没干，就只是以正直立身，安分守己地坐在王位上。
李耳所处的春秋时代，有太多一心“有为”的诸侯。他眼见着民众（可能也包括他自己所在的家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征发、被榨取，沦为君王们满足“有为”野心的炮灰。现实之痛，促成了他在《老子》一书中，以各种牵强的比喻，反反复复劝说统治者“无为而治”，反反复复劝说“圣人”不要有自己的“常心”，要“以百姓之心为心”。
李耳是没有政治力量支撑的知识分子，他的这种劝说，自然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直到三百多年后，刘邦在暴秦的废墟上建立了汉朝，以无为而治，亦即不折腾为核心的“黄老之道”，才首次在庙堂有了存在感。
西汉前五十年，之所以尊奉“无为而治”，与其建国模式有直接关系。
刘邦这个皇帝的合法性，来自于诸侯的推举。据《史记》的记载，诸侯之所以推举他做皇帝，是因为他在灭秦与灭项羽两事上“功”最高，且在恢复诸王和封赏功臣方面“德”最高。换句话说，刘邦的“帝位”与秦始皇的“帝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秦始皇的“帝位”，意味着至高无上不容置疑，是一种绝对权力；刘邦的“帝位”，仅意味着他的功与德相对其他诸侯更大更高，是一种相对权力。
与这种相对权力相匹配的，是“白马之盟”对政治蛋糕的划分。
权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掌握者永远都在寻找安全感。权力的边界越清晰，安全感也就越高。刘邦称帝后的汉初高层政治，恰恰缺乏一个明细的权力边界，所以刘邦和功臣们都充满了不安，汉初政治也充满了试探与杀戮。高帝十二年三月，满身血腥的刘邦自觉时日无多，终于决定妥协，尝试通过与功臣集团举行盟誓的方式，将各自权力的边界固化下来。
统治集团中的三方势力参加了白马之盟：（1）代表宫廷力量的刘邦；（2）代表王国力量的刘姓诸侯王；（3）代表军功集团力量的列侯，如王陵、周勃与陈平等人。盟约的具体内容包括：
（1）王与侯的分封，只能由皇帝进行；
（2）封王，只能局限在刘氏皇族内进行；
（3）封侯，只能对有功者施行；
（4）若违反上述约定，天下共击之。
这是一场以互相制约为核心要义的权力分配——无功者不得侯，旨在保证军功列侯的利益，不会被皇权随意稀释；非刘氏不王，旨在保证诸侯王的权益，不会被权臣侵犯。皇帝则在上述范围之内，握有王与侯的分封大权。
这一盟约，具化到汉初的政治生活当中，则体现为皇室掌控宫廷、军功列侯掌控政府、诸侯王掌控王国的分配格局。
遵循这种分配格局，自刘邦时代开始，担任政府首脑，也就是丞相一职者，全部都是军功列侯，他们依次是：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审食其—吕产—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陶青—周亚夫—刘舍—卫绾。从萧何到申屠嘉，除吕产外，皆是军功元老；从陶青到刘舍，俱属于军功二代（军功一代已死亡殆尽）。军功排名第一的萧何刚死，军功排名第二的曹参就知晓自己将继任丞相、赶紧催促家人收拾行装，其缘故也在于此——按蛋糕分配规则，不必等待皇权下旨，就该他曹参做丞相。
与这种蛋糕分配格局相匹配的，则是“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汉初的“无为而治”，说白了就是：
（1）皇帝你不要折腾，不要去侵犯军功列侯和王国的蛋糕；
（2）军功列侯和王国你们也不要折腾，不要去侵犯皇权的蛋糕；
（3）统治集团的各位，自守范围，开开心心度日，安安稳稳发财；
（4）执政者不搞朝令夕改，不折腾被统治者（这条最不受重视，执行得最差）。
当然，也有仍有波折发生——毕竟，白马之盟未形成正式文件，最高权力仍有一种冲破制约、打破均衡的冲动。
比如吕后时代，汉惠帝曾经在朝会上责备丞相曹参，说他在政事上少有新举措。曹参的回应是“陛下不如先帝（刘邦），臣不如萧何，先帝与萧何一起定下了治天下的制度，陛下只要垂拱无为，臣等只要遵循成例即可，不需要有什么新的施政举措”。惠帝听了曹参这番话，即不再过问政事。这是成语“萧规曹随”的由来，其实质，是皇权有意委婉入侵军功列侯掌控的朝堂，军功列侯则对皇权的入侵做了委婉抵抗。
最惨烈的一次波折，是吕后去世前夕“以吕产为相国”。吕产是外戚，他出任相国，打破了汉初以来只有军功集团人士能够担任丞相的惯例，破坏了“白马之盟”所确立的权力分配原则，很自然地被军功列侯视作皇权在侵犯自己的蛋糕。于是，在公元前180年，趁吕后去世之机，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军功集团发动政变，诛杀了以吕产为首的吕氏家族，并捏造“安刘必勃”的刘邦遗言，将整个事件粉饰成了“诛吕安刘”。
简而言之，史籍所载的“孝惠、高后之时，……君臣俱欲无为”、“孝文好道家之学”、“窦太后好黄老之术”，其本质均是“不敢折腾”。皇权对外宣示自己喜好黄老之学，推崇“不折腾”，是在刻意安抚社会之心——主要是安抚军功列侯和王国集团的心，他们构成了汉帝国的统治基础。
待到窦太后去世，孜孜于“有为”的刘彻登上帝位，军功列侯与诸侯王被驱逐出权力核心，“不敢折腾”一变为“敢于全面折腾”，汉帝国民众，遂随之陷入了“天下户口减半”的惨剧之中。
再后来，李耳他老人家针对“圣人”而言的“不折腾”，也被曲解成了要民众与世无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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