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一个人交出自己的自由，就失去了他的人性

©文/叶克飞 编辑：瑞秋的春天

☄ “如果连起码的一点自由都没有，我们就没有了选择，也就没有了人之为人——按照我们对人这个字的理解——的可能性。
现实中有许多荒谬的思维，其实都可以在逻辑教育和阅读中避免。我对好书的定义，就是它能回答许多问题，戳穿各种荒谬。
比如聊起历史，许多人动不动就来一句“你没经历过，你怎么可能知道”，这句话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如果它成立，那么历史书和历史学家就都不可能存在。恰恰相反，在人类历史上，真正了解一个时代的往往是后来人，所谓的“经历过”并不代表了解，在纳粹时代陷入狂热的德国人就是个例子，他们经历了完整的黑暗时代，但他们的脑子一团浆糊。
以赛亚·伯林在《扭曲的人性之材》中也回应了这个错误思维，他写道：
“如果说过去是完全不可知的，这也就等于掳夺了过去一词的所有意义，因而这绝对是一个自我毁灭的想法。”
现实中还有许多人，对人文学科极端蔑视，认为只有技术才是“王道”。以赛亚·伯林则在《扭曲的人性之材》中写道：
“如果说，在一个社会里，所有人都接受同样的目标，通过技术手段，所有问题都能解决；这样一个社会，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人的内在生命、道徳、精神和美学的想象力。”
还有许多人，认为理想的乌托邦理应存在，为了实现乌托邦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剥夺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并试图为那些黑暗过去掩饰。以赛亚·伯林则写道：
“乌托邦自有它的价值，再没有什么比乌托邦更能够如此神奇地扩展人类潜在的想象视域，但是以乌托邦为行动的向导，它的的确确将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假如真的有人相信这种解决是可能实现的，那么他们就会以为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不为过……为了制作这样一个煎蛋，肯定是打破多少鸡蛋都无所谓了……有些武装起来的先知谋求解放全人类，有些只是解放他们自己的种族……无数人在战争和革命中遭到屠杀都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必须付出的代价；汽油弹、古拉格、种族灭绝，这些穷凶极恶的东西，让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被牢记。”
有许多人迷恋秩序，对政府管制十分热衷，动不动就来一句“国家应该把什么什么管起来”，《扭曲的人性之材》中也解答了这一问题：
“对秩序的渴望，反映了人们在自然力量面前的恐惧感；为了对抗失控状态下的混乱，对抗传统、习俗和生活规则的式微，人们企图竖起壁垒和屏障，并且努力保存那些必需的支柱，离开了这些支柱，人们就会堕入深渊，失去与过去的关联，也无法看清通向未来的道路。而当制度变得过于僵化，阻碍进一步发展，秩序变成了压迫，固步自封的时候，这种状态迟早要被生活、运动和创造的生理本能，被创新和变化的需要打破。浪漫主义正是这样一种突破，它反抗已经变成僵化的桎梏的那种道德和政治的结构：最终，这种结构将会腐朽，而且，总有一天会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里土崩瓦解。像所有的革命一样，浪漫主义揭示出了新的真理，赋予人们一些他们永远不会完全丧失的洞见力，让古代的建制重新焕发了生机，同时，它也会矫枉过正，造成扭曲，有其暴虐之处，暴虐之下也有其牺牲品。种种扭曲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许，要比任何其他人类社会曾经为精神失范所付出的代价都更为沉重。”
以赛亚·伯林作为上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一向强调多元化价值观，这也使得他的著作有海纳百川之感。《扭曲的人性之材》展示了太多伟大创见，并被以赛亚·伯林加以阐释。
伯林终其一生所希望的，就是以多元论反对根深蒂固的一元论。《扭曲的人性之材》这一书名，来自于康德的名句“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这句话有着深刻的隐喻，正因为人性是“曲木”，。所以人类从来无法依照标准蓝图塑造人类社会。
这本书创作于1990年，一个旧时代告别的时刻，也是人们预期的未来的开始。世界局势的剧变，让各种理论都在尽力寻找现实依据。这一年的伯林已经81岁，他试图在这本书里尽量解答更多问题，吸纳更多观点。他坦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是对19世纪自由理性主义的核心学说的抗拒，是企图回归到一种更为古老的道德混乱的努力”。
在伯林看来，完美社会的类型是多样的，每一种都有其理想的“美德灵光”，“每一种真正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视野，各自的价值衡量标准”。但同时，这种多元化并不是放任与消极，伯林认为需要“尽可能地去避免他们相互伤害——最大程度上促进他们相互的同情和理解，尽管这是永远不可能彻底实现的事情”。
对于自己身处的现实，伯林这样将之与历史联系：
“在18世纪，将人们从迷信和无知之中，从国王、教士、政治寡头的自私与贪婪之中，尤其是从反复无常的自然力量之中解放出来的伟大运动，正是科学的理性主义所取得的胜利。反复无常的自然力量曾经是束缚人们的枷锁，但离奇吊诡的是，它反过来也唤醒了人们脱离它的统治而独立的渴求。这是人们呼唤属于自己的空间的一种渴求，借此人们可以实现自己的天性、癖好乃至其他一切东西，自由自在地生活，不受教师、征服者、恃强凌弱者、巧言令色者以及各种统治者的命令或胁迫。”
同时：
“众所周知，欧洲的历史就是在追求公共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摆荡的一种辩证的进程。对秩序的渴望，反映了人们在自然力量面前的恐惧感;为了对抗失控状态下的混乱，对抗传统、习俗和生活规则的式微，人们企图竖起壁垒和屏障，并且努力保存那些必需的支柱，离开了这些支柱，人们就会堕入深渊、失去与过去的关联，也无法看清通向未来的道路。而当制度变得过于僵化阻碍进一步发展，秩序变成了压迫，固步自封的时候，这种状态迟早要被生活、运动和创造的生理本能，被创新和变化的需要打破。浪漫主义正是这样一种突破，它反抗已经变成僵化的桎梏的那种道德和政治的结构。”
伯林见证了上世纪的跌宕历史，这一切也体现于《扭曲的人性之材》中。他出生于里加的一个木材商家庭，1916年举家搬至圣彼得堡，在那里经历了1917年的俄国革命。1921年，他移民英国，在牛津毕业后留校任教。1932年成为第一位被选为万灵奖学金的犹太人。经历二战后，伯林于1945年到1946年间访问苏联，见到了幸存但受迫害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尤其是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这段经历对他的思想影响极大。到了上世纪50年代，伯林开始专注于捍卫自由主义，冷战的阴霾也让他呼唤多元化。
更重要的是，多元主义是对伯林此前自由主义的修正，让他的自由主义不会陷入教条。他思想体系中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具有价值并应相互平衡，相比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更清楚真正的自由可能与真正的平等、正义、公共秩序存在冲突，同样需要平衡。
正如书中所言：
“平等，也许就意味着要限制那些有统治欲望的人的自由。为了照顾社会福利，让饥者自有食，寒者有衣，无家可归者有一席之地；也为了照顾其他人享有自由，让正义和公平得以实现，自由，也许就必须打折扣。如果连起码的一点自由都没有，我们就没有了选择，也就没有了人之为人——按照我们对人这个字的理解——的可能性。”
这段话就说明了平衡的重要性。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像伯林所写的那样：
“一个人交出了自己的自由，也就等于交出了他自己，失去了他的人性。”
—End—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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