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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时，局长问李亮宏：“来到这里，基本上注定了你下半辈子都要在这儿，你确定可以？”他那时觉得，再也没有什么会比无法上岸更痛苦，颇有信心地回答，“可以，我已经和家里商量好了。”
没想到，才过了几个星期，他就动摇了。
余童正忐忑地等待。
那是校招的第一轮面试，招聘岗位是在编教师，竞争者有80多人。
她路过教室，看见里面的十几位面试官围坐在一边，神情严肃地看向对面的应聘者。
被叫到的人越来越多，余童也越来越紧张。
她跟坐在前面的同学搭起了话，感慨应聘者多、成功难度大。聊得投机，她们互相加了微信。得知她是香港城市大学的硕士，余童羡慕对方优秀的同时，也更清楚地意识到，在这场教师编的角逐中，突围到底有多难。
终于轮到余童了。
她走进考场，十几双眼睛一起看过来。鞠躬、自我介绍，回答面试官的问题，“感觉傻傻的。”面试结束后，她自觉无望，直接买了张回家的火车票。
快到家时，她收到了加微信的那位同学发来的消息：你的名字在第二轮面试的名单上。
余童在下一站下了车，又买了返程的车票。
她已经拿到一家私立学校的offer，年薪保底15万，提供免费公寓，奖金、班主任费另算，但还想再争取一下编制，尽管这个编制，远在千里之外。
那时，她没想过自己会后悔。
李亮宏已经在高速上堵了半个小时。
时间似乎比汽车行进速度还要慢，他随着车流，时不时向前蠕动几米。车不动时，就看看手机或者放空发呆。天早就暗了下来，李亮宏不耐烦到了极点——这是他入职异地机关单位以后，第一次回家。
堵车让李亮宏无比头痛。200多公里，平日2个半小时的车程，他花了整整4个小时。
不同于路上的煎熬，周末的时光过得飞快，还没听够女儿叫爸爸，又要回单位了。
以后的日子里，“回家”意味着600元的来回路费，和至少5个小时的车程。而他的月薪，也不过6000元。
回单位的路上，车驶进山区，日光消磨在车轮下，人烟被抛掷在身后，黑暗逐渐包围了他。
那一刻，李亮宏“孤独极了”，他反复问自己：远离家人，远离大城市，来到这么一个山区的县城，就为了一个编制，真的值得吗？
“值不值得”这个问题，始终在他脑子里盘旋：
孩子才刚上小学，他的工作有8年的服务期，如果一直异地，会错过孩子的成长。李亮宏小时候，父亲在异地工作，只有周末回家，忙起来一个月都见不到，他从小缺少父爱，实在不想给孩子留下同样的遗憾。
妻子也不看重编制，比起“铁饭碗”，她更在乎的是一家人能生活一起。
回家的路上|讲述者供图
“考公不异地，异地不乡镇”，邢安琪是在上岸后，才真正理解这句话。
语言是工作的第一重障碍。虽然同省，工作地的方言邢安琪“一个字也听不懂”。同事们习惯用方言聊天，尽管时不时有人停下来翻译，但她还是“像个局外人”。
领导知道她是外地人，尽可能使用普通话沟通，邢安琪依旧听不明白对方的发音，而且“语速太快，内容太简略了”。
现在，只要领导来安排工作，她就会赶紧打开手机，偷偷点下录音键，把对方说的话录下来。
想起第一次挨领导批评，邢安琪还是会觉得委屈。
当时，领导告诉她，写篇发言稿。她答应下来，想着这是自己第一个重要任务，加班加点写了快一周。没想到交给领导后，对方直接发了火，“怎么只有一篇？不是让你写两个人的吗？一周了才写出这么一个东西给我，句子都不通顺！”
邢安琪呆住了，自己真的会犯把“两个人”听成“一个人”这样低级的错误吗？
观察了快半年，她发现，这是领导的说话方式。
想要弄清楚对方的要求，就要结合单位最近发生的具体事情，猜测他到底想要什么。直接问也是不行的，会被一个反问句堵回来，“你难道不知道怎么做吗？”
某种程度上，编制宛如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各中心酸，却只有置身其中的人才清楚。
毕业即入编，余童是亲戚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但没人知道，她一年前就已经在看心理医生。
余童承认，自己实在是太紧绷了。作为老师，她已经无法顺畅地写字，听到有人大声说话，会感到刺耳和心慌，和别人交流时，也常常会紧张，甚至颤抖。
最后一次治疗结束，医生说，她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焦虑症症状，继续治疗意义不大，应该去看精神科。
但是，真去看了精神科，病历会不会留在档案里？她的工作还能保住吗？
邢安琪在路上拍摄的景象|讲述者供图
余童工作的学校位于繁华的省会城市，距离老家1500多公里，跨过了好几个省份。“异乡人”不仅在物理意义上成立，性格内向的她，始终游离在同事的圈子之外。
“我感觉自己为人处世比较单纯。”有次，隔壁办公室的同事传播余童所在办公室的谣言，“那个办公室不好好备课，从网上下载课件、教案互相抄，上班时间总聊天”，最后传到了领导耳朵里。
她气不过，去找传谣的人对峙，对方自然不承认，反而找了过来，让余童办公室的同事“评评理”。
余童没想到，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自己说话，甚至有人说，没听过谣言。但她也不敢再和同事“撕破脸”，因为在这里，“独美”是不可能的。
评优、推介，几乎都是教师内部互相评选，极少有能摆上台面的客观标准，甚至成绩都不重要。
有次班歌打分，余童班上的学生因为打扫卫生的缘故，一半没在教室，但她带的班级还是拿了最高分。她和打分人聊起这件事，对方说“咱们关系好”，还嘱咐她不要告诉其他人。
当然，有好就有坏。
每次班歌打分，都会有老师不满，质问打分人，为什么自己的班级分数那么低。余童也不能幸免，有几次被打了极低的分数。对方总是有理有据：我还没走到你们班，班歌就唱完了；前面赋分，我已经把分全部给完了……
班歌她次次都盯，没听出什么差别，归根结底，不过是看老师之间的关系。
学校组织的公开课评选，余童几次被评委高度表扬，但负责打分的是同事而非评委，等到成绩出来，她的排名很靠后。“工作好几年了，我仍然不知道什么样的课堂才叫好的课堂。”
偶尔，她也要应付家长的举报。
双减政策后，教育局不允许老师给小学生布置作业。有些老师担心孩子学习跟不上，会少布置一些作业，不强制、也不敢强制学生必须写完。有位家长非常反对，多次向教育局反应。这样的事多了，她渐渐感受不到老师的尊严。
 一点点累积的琐事和情绪，压垮了余童。
“编制”几乎贯穿了李亮宏的前半生。
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自然希望他也能“有一个带编的工作”。上岸前，李亮宏在广州的街道办做合同工，工作稳定，工资也足以应付生活。但父母并不满意，每每看到考编公告，一定会转发给他。
每次回家，也会听到父母念叨，谁家的儿子考上了编制，哪家的女儿进了好单位，“在他们看来，只有有编，才有出路，以后养老才有保障，才能获得归属感。”
父母的督促和期待，给了李亮宏极大的压力。他何尝不知道体制内的“香”？毕业后，他一直在在职备考。这一考，就考到了34岁。
多年来，身边的人几乎都在考编，亲戚朋友、大学同学，以及街道办的同事们。“任何一个年轻人进街道，都是想把街道当成一个跳板，然后调走。”毕竟，这里几乎没有上升空间，更何况合同工。
同龄的同事一个个离开，最后只剩下李亮宏和另外几个人，压力和焦虑沉沉地压下来。
他大学学的是林业专业，体制内对口的岗位，几乎都在县城或乡镇的山区。加上年纪增长，眼瞅着离35岁越来越近，想上岸的心情也越来越急切。在选择岗位时，李亮宏不再挑挑拣拣，“不管是不是异地，上岸了再说，只要有岗位我就会报。”
因为工作的缘故，李亮宏无法集中备考。他每年都参加国考、省考，考试前一个月刷题、看课，把正式考试视为模拟训练，希望经过多年积累，某次“训练”考出高分，让他成功上岸。
其实，李亮宏此前进了几次面，最后都惜败。
标志着上岸的录用名单公示结束后，李亮宏请同事吃了一顿饭，把那些备考的材料，全部都送给了他们。“好爽，以后终于不用再看那些书了。”
元清备考时的照片|讲述者供图
考公这件事，“五分努力，五分运气”。选岗、备考、笔试、面试，多多少少都有点运气和机遇在。
元清在上海某事业单位工作了一年多，她是山东人，选择这个“和生活、学业与未来规划都没什么关系”的城市，纯属偶然。
毕业那年，元清的第一选择是考研。考研笔试结束、等待成绩的日子里，她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如果考研成绩不理想，就马上开始考公，不浪费应届生身份”。
体制内几乎是她唯一的职业选择。一直以来，元清没有很想从事的行业，只希望工作稳定清闲，能有时间做喜欢的事。
父母也希望她考公，在元清爸爸的印象中，“企业里女生干错了活儿，会被领导骂得很惨，很有压力”。基于这种印象，“他不想让我干那么有压力的工作，在他看来，好工作挣钱也不需要很多，稳定就可以。”
考研成绩不理想，元清开始着手选择考编地点，她的第一选择自然是老家，但当地事业编的题目不同于公务员题目，实在来不及准备。
元清不得不把目光转向那些题目相同的地方，备考异地。上海是她第一个考上的城市，她不想再费时费力，干脆选择入职。
邢安琪原本的目标也是老家的市区，但没能如愿上岸。之后，她放弃了相对热门的地区和岗位，转向竞争压力更小的县城，终于顺利考上。
那时，她来不及考虑其他条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先上岸再说。
每天下了班，回到空荡荡的出租屋，李亮宏无事可做，经常躺在床上，在不同的平台搜索“怎么适应异地编制”，思考去与留的问题。
回想起报到时，局长问他：“来到这里，基本上注定了你下半辈子都要在这儿，你确定可以？”
在考公的海里浮沉多年，李亮宏觉得，再也没有什么会比无法上岸更痛苦，颇有信心地回答，“可以，我已经和家里商量好了。”
没想到，才过了几个星期，他就动摇了。
他给父母发去一条长长的短信，写清了自己想要辞职离开的原因，“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家人，特别是我女儿。”
得知儿子有了辞职的打算，李亮宏的父母发动全家人，对他进行“轰炸式劝退”。
爸妈、叔叔、甚至是年迈的奶奶，轮番给他打电话，没有一个人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得来不易的编制，“孩子可以给父母带”“不用每周回家”“辞职就是不孝”……电话也打到了妻子那里，话里话外，希望她能好好劝劝李亮宏，不要轻易辞职。
他也在思考，如果离开这里，而他35岁前又没能成功上岸，自己必然要走向体制外的就业市场。那自己能够做什么呢？
李亮宏的工作地|讲述者供图
他曾在在体制外打过工，知道体制内外的工作“完全是两个体系”，吃香的技能互不相通。在体制内如鱼得水，不见得能做好体制外的工作，反之亦然。
不确定能否适应外面的环境，也是邢安琪不敢轻易辞职的原因。
大四那年，她决定考公，两个室友选择了考研，但她们没能上岸。那时，邢安琪庆幸自己选对了，“我的能力可能不足以支撑我考上研究生”，眼下，尽管工作不算开心，她还是决定先忍耐，“我也不知道出了社会还能做什么。”
过去，邢安琪总想和父母分开住，因为“很烦他们催婚”，现在，她却希望能考回家，“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起码能感受一下家的温暖，让自己放松一些。”
拦在面前的，是整整5年的服务期。
暂时无法离开，邢安琪只能尽量让自己快乐一些。她想过去旅个游散散心，只是，收入有限，房租就占了1500元，交过伙食费，再买点“基本的生活用品”，每个月所剩无几。她少有的娱乐是打打乒乓球，或者和朋友出去走走。
邢安琪拍摄的夕阳|讲述者供图
余童离职已经快一年。辞职的过程并不顺利，她找领导说尽了好话，跟办手续的同事赔笑脸、把离职原因中跟学校有关的部分全部剔除，“每天都担惊受怕”。好在，拖了许久，学校终于放人了。
比辞职更难的，是决定辞职的过程。
余童家在农村，父母是农民，帮不上什么忙，家里有个刚十岁的妹妹，患有基础疾病。可以说，她是家里唯一一个工资能准时到账的人。妹妹的学费、生活费和医药费全都压在她身上，每年入冬，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妹妹冷不冷？要给妹妹多买几件过冬的衣服”。
身边的人觉得，对一个女孩来说，老师是一份极其体面且成功的工作。不止父母觉得“有个编制好”，很多人相亲，最基本的条件也是“有编制”。外界的肯定曾带给她极大的安全感，离开舒适区后，她不知道如何应对别人的眼光。
此外，她在校时成绩平平，甚至有几门课在挂科边缘徘徊，绩点不算好看。而教师招聘时，往往要应聘者提供在校成绩单。余童很担心，离开之后，自己还能找到工作吗？
但是，在岗的每一分每一秒，她都觉得煎熬。
离职手续办下来的那天，余童连夜坐火车离开，甚至没想好接下来去哪里。她计划着，随便找一个城市落脚，先治好自己的焦虑症。她也不敢让父母知道，计划着再等到再稳定一些，委婉得向他们摊牌。
“回想起来，好像真的只有上岸的一刻是开心的”。
内耗了三个月后，李亮宏还是选择离开。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他决心利用好35岁前的最后一次机会，背水一战。
做出决定的那天，五月天正巧开演唱会，他和老婆孩子坐在场馆外，听到偶像唱：
“我的人生就是一错再错，错完再重头，也许放弃掉一切，活得更轻松，我却不再是我，我不愿一生晒太阳吹风，咸鱼也要梦”。
五月天演唱会场外|讲述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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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均为化名，部分信息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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