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文化的保守者，精神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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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写作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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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智慧的现代性光彩

“我认为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在竖轴上人类四大精神传统的融合，二是在横轴上文学、道德、宗教的紧密关系，这两者构成了吴宓的精神世界之经纬。”

—— 周国平

每逢佳节倍思亲

——读周轶群《吴宓的精神世界》

一

周轶群在相当程度上是懂吴宓的，《吴宓的精神世界》（商务印书馆二〇二三年版）把握住了所论对象的重要特征。吴宓一生最注重的是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有他充满了坦诚自省自白的海量日记为证。他的著述、讲学、办刊、发表主张，也都是这构建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他的精神世界的外显。他真正是学以为己，以心立言，做人和做学问相统一，这在中国现代文人学者中为数并不多。因此可以说，探究吴宓的精神世界实为吴宓研究之关键，而吴宓的精神世界本身也的确值得探究。

全书共三章，即“吴宓与世界文学”“吴宓与宗教”“吴宓与《红楼梦》”。其中，“吴宓与宗教”这一章是探究吴宓的精神世界的核心篇章，他对世界文学和《红楼梦》的识见皆可由之得到说明。根据作者的论述，我认为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在竖轴上人类四大精神传统的融合；二是在横轴上文学、道德、宗教的紧密关系，这两者构成了吴宓的精神世界之经纬。

二

人类两千年来有四大精神传统始终发生着巨大影响，即中国儒家哲学、希腊哲学、佛教、基督教，吴宓称之为四大宗传，他的坚定主张是四大宗传之融合。他留学哈佛期间的导师白璧德把儒家哲学纳入新人文主义的框架，作为解决现代问题的四大思想资源之一，这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因此，五四时期当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孔子之时，他奋起反抗，力证优秀的中国古代传统和世界其他古老传统之间息息相通，欲救现代社会之穷，非回到这些共同的古代智慧不可。

就个人而言，在四大宗传之中选择何者为自己的信仰，吴宓的回答是“无妨随缘而自定之”，换一种说法，“由二法：一曰事之偶然，二曰先入为主”。一般来说，出生地和成长环境往往起决定作用，但这并无不妥。作为中国人，自幼受孔子教化之熏染，信仰儒教实属正常。他自己就属于这种情形，所以，他表示，无论世人如何辩论，他仍将终身依从儒教。就中国整体而言，他认为，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于中国人之国民性尤为适合，因此四大宗传的融合理应以儒教为中心。

周轶群著《吴宓的精神世界》

以儒教为中心绝非排斥其他三大宗传，在我看来，他立论的重点是融合，而融合的基础是四大宗传的共性，他称之为“宗教之本体”，并说这才是他的“真信仰”。针对世人指责他维持中国旧传统，他申辩正是通过研习西洋文化，他才更能够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和孔子之崇高中正。他反对存“中西门户之见”，对于所谓西洋重物质文明而中国重精神文明的流行论调嗤之以鼻，主张“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

正是基于对四大宗传之共通价值的深切领悟，作为一个西洋文学专家，吴宓看文学的眼光是广阔而通透的。他心目中的文学，不限于诗、小说、戏剧等体裁，而是包括了古今中外文史哲的一切精品，亦即人类文化宝库中的全部不朽之作。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他对世界文学有全局性了解，能够高屋建瓴，异中见同，而不是流于细枝末节的比较。

三

吴宓把自己的特长概括为“颇具宗教性”，同时坚信“宗教乃根于人之天性，故当人类之存，宗教必不能废”。他反复强调，他所看重的是宗教的内质、本体、精神，而非宗教的外形、教条、体制。根据他的阐述，宗教的本体，亦即宗教性，有三个要素。

第一要素是向上。吴宓认为，在人类精神活动的诸形态中，科学使人求真，道德使人向善，艺术使人爱美，哲学使人得全，而宗教的指归和目标乃总结为一个“上”字，即引人向上，使人性上升于天性（神性）。凡使个人奋力实现其更高更好的自我、引人类走向完美人性之理想的东西，其中皆贯穿着宗教的精神。孔子的学说为中国人提供了“向上之鹄的，模仿之标准”，在此意义上也可视为宗教，因此吴宓每每以儒教称之。

第二要素是主内。吴宓说，宗教的内质是一种尊敬虔诚的心情，如果具备这一内心状态，则一切人、一切事皆可云具有宗教性。宗教注重内心的建设，给人的心灵带来快乐、满足、智慧和安宁。他自己体会，孔子之教给他带来了内心的节制、坚定和安乐。

第三要素是重“一”而轻“多”。对此有必要多说几句，因为正如本书作者所说，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吴宓世界观的一个重要基石。柏拉图的世界二分模式把世界划分为本体界和现象界，吴宓喜欢用的表述是“一”和“多”。他如此表述：宇宙及人生中有二世界，第一世界为一为真，第二世界为多为幻；第一世界永存不改，第二世界息息变换；第一世界为真理之所寄托，灵魂之所安居，第二世界为人世所翻滚之祸福利钝、成败得失、苦乐喜怒、荣辱尊卑。第一世界是宗教所关心和寻求的，科学对之不关心也无能触及。现代社会的问题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区别被迷失了，轻重高低的关系被颠倒了，科学取代宗教成为主导社会和统治人心的力量。

四大宗传的共性是重“一”而轻“多”。从儒家来说，吴宓认为，君子和小人之别就在于“君子重一，小人重多”，而中庸的本义即为“调和或折衷于一多之间”，一多兼具，但重一而轻多，是对一多关系的最完美处理。他自云兼识“一”与“多”，且知“一”存在于“多”之中，但“宓之态度及致力之趋向”则注重于“一”，所以“宓之总态度可名为理想主义”，而“其他名词或派别均不足以代表宓”。由是观之，他在宗教性和理想主义之间是画了等号的，他在宗教中所寻求的是可以为理想人生提供根据的根本信念。

吴宓日记

在吴宓的精神世界中，文学、道德、宗教都举足轻重，三者由宗教性所贯通，是一个有紧密关系的整体。他信奉的儒家以道德为本，他本人也极看重道德，而道德和宗教密不可分，共同的目标是向善向上。他的专业是文学，而对于他来说，文学是他发扬自己宗教性之特长的途径。正如他关于宗教和艺术（包括文学）的关系所分析的，宗教精神是目的，艺术修养是方法，艺术借幻以显真，由美以生善，其效果是诱导人于不知不觉中向上。

吴宓断言，宗教性是所有伟大作品的共性。他的《红楼梦》研究，着重讨论的也是贯穿其中的宗教精神，尤其运用了“一”和“多”的世界二分模式。大略言之，该书以太虚幻境示“一”之世界，以大观园与贾府示“多”之世界，而如贾宝玉、林黛玉、惜春、紫鹃等角色，则演示了离弃“多”之世界而归入“一”之世界的解脱之道。

四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新文化运动代表变革和进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吴宓和学衡派则被贴上了守旧和倒退的标签。然而，不可不细察的是，吴宓反对的是什么，又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反对的。他看重四大宗传的价值，看重宗教和道德的价值，所坚守的正是人类伟大的精神传统。站在这个立场上，他敏锐地觉察到，在世界科学化、工业化的潮流中，物质主义兴起，中国的思想界也受到了影响。在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下，新文化运动把宗教和传统道德都当作反科学反民主的东西予以否定。“中国人今所最缺乏者，为宗教之精神与道德之意志。于此二者，直接、间接极力摧残，故吾人反对之。”要造就真正的新文化，就必须纠正这个偏向。很显然，他是立足于人类永恒的精神价值，反对时代与之违背的错误倾向。

吴宓与家人的合影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界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强之真理，目光始终聚焦于科学和政治两个领域。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原因只在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的落后。无论清末民初的新学，还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皆局限在这个思路之中。在同一时期，西方思想家已经在批判现代文明所造成的物质主义和人性异化之弊端。吴宓由于其精神世界的格局，能够与后者一拍即合，从而超越前者的局限。这里似乎发生了一种时代的错位，在一个刚开始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国家中，他以一个批判现代化之弊病的智者的面目出现，于是被视为守旧。换一个角度看，他何尝不是超前。在激进主义占上风的时代，能够从总体上观察时代的走向并预警其偏差的清醒之人，往往出自所谓保守主义的阵营。在一个有底气的保守者身上，古代智慧闪放出了现代主义的光彩。

本书作者提及钱锺书对吴宓的一个评论：吴宓压根儿不是一个迂腐的保守派，相反具有一种本质上的现代性。这个评论可谓独具慧眼。作者还提及吴宓在日记中的一个自我认识，说在五四运动时期，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健将像百科全书派，而他像卢梭，相像之处是：用感情、想象；重宗教、道德；复古，保守；独行，毅然自行所是，与时人反背。他以卢梭自比实在有趣，两人不但在个性上和精神追求上有相像之处，而且在遭遇上也都受到主流改革派的打压或排斥。

依据周轶群的著作，我讲述了我对吴宓的精神世界的理解。最后我想说，在吴宓建构其精神世界的过程中，他的哈佛导师们固然起了引路的作用，但是，决定性的因素却是他自己的个性和精神特质。像他这样一个卢梭式的人物，终归会走出一条原本属于他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