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圈邪教”谁之过？

近日，TFBOYS在西安举办十周年演唱会，其粉丝的疯狂举动引发了普遍争议——

粉圈问题是一个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典型话题。但一旦又有了各种新素材，我还是有必要再说一遍。我从来是对事不对人——分析普遍现象，不针对具体的流量明星和粉丝。本文也一样，我想深入分析一下为什么众多年轻人对看似“邪教”式追星行为趋之若鹜。

如果一个两个人这样，我们可以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但是流量明星那么大量的粉丝群体，资本早就针对性地批量割韭菜了，这就肯定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了。今天我决定整理一篇长长长的文章，从四个方面来阐述这个问题：

第一，微观的、个体的层面；第二，宏观的、资本与平台的层面；第三，更加宏观的，整个时代的某些问题，具体投射在了粉圈领域；第四，我们作为个体的人，怎样才能获得“人”的独立性与主体性，避免成为各式各样“邪教”的奴隶。

这个社会现象是可以多维度看待的，如果想看骂资本和流量明星的文章，请移步《流量明星和极端“粉圈”，为何成为了社会毒瘤？》《让流量明星饰演伟人，这就是惨痛的代价》《“粉圈”乱象批判：追星如何追成了“社会公敌”》《“流量明星”算不算资本家？“粉圈邪教”算不算工贼？烂片算不算对观众的剥削？》这些，我实在写了太多了。对于割韭菜的资本、对于德不配位的流量明星，我们要骂，狠狠地骂。但是对于热衷于粉圈组织的年轻人，我们还是本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分析一下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

（一）微观层面的问题

首先，不要在本文搞性别对立。这次引发争议的确实是女性为主的粉圈，但是男性也有自己的粉圈，比如说当年莫雷刚刚发表反华言论，在随后的NBA中国赛中，现场依然被狂热的粉丝坐满了，还被华尔街日报重点报道，认为中国人“离不开”NBA，实在是丢人丢到国外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共性问题。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共性问题，但是我们很容易被性别对立蒙蔽了双眼。

比如说这种给NBA球星磕头的，对自己爷爷奶奶估计都没这么亲。单从观感上来说，穿婚纱看演唱会，总比给美国倪哥磕头，强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吧？

我现在看见性别对立的言论就很烦，不管是打男拳的还是打女拳的，明明都是无产阶级，还天天在内斗。另外性别对立的问题，也跟本文所分析的问题有相通之处。下面开始具体分析上面提出的三点，我的观点是：正是因为上面三个主要问题，才会让年轻人被邪教一般的粉圈所吸引。

第一，意义的缺失。

人是需要“意义”的生物。从哲学上讲——尤其是存在主义这些“入世”的哲学——是否有意义、意义是否是制造的，并不是太大根本性的问题，问题在于人如何寻找自己相信的“意义”，或者说“意义”如何去规定人。

从哲学层面来讲的“意义”过于抽象，我们现实社会还是被非常实体化的“意义”的所构建。符合人类约定俗成、公序良俗的“意义”比如：学习知识、锻炼身体、职场发展；还有为他人、为集体的“意义”：家庭、社会、民族、国家等等。

而粉圈则是在“邪教”层面所规定的意义，它所规定的内容脱离了人类约定俗成、公序良俗，并且会对他人、对集体造成伤害。粉圈所规定的“意义”变成了要给割割做数据，做得越多“功德”越高；要给割割控评，控得越勤快“福报”越多；要跟割割的黑粉battle，骂人越狠越能证明我存在的“意义”……

这就是为啥说粉圈是“邪教”组织的原因，因为他们实实在在为大环境和粉圈之外的大多数人带来了负面效应——用专业一点的术语讲叫“负外部性”——就像工厂污染环境，就是给全社会带来了“负外部性”，粉圈现象也在污染整个文化娱乐环境。流量明星让歌坛、影视圈质量直线下降，绝大多数群众还不敢说什么，说了就会被邪教粉丝控评网暴。

批判粉圈的内容已经说过很多了，本文还是对流量粉丝多一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怜悯：因为这个时代的“意义”普遍缺失，他们才会选择被资本为割韭菜刻意制造的“劣质意义”。

意义缺失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从后现代的维度来看：前现代人们靠神话、宗教来维系“意义”，现代靠理性主义去维系“意义”，而后现代则是意义缺失的时代，意义被多元化了，而多元化却意味着很难找到意义。

从资本主义的维度来看，人类最完美的意义、最佳的价值实践——劳动，被异化了。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以剩余价值的形式被资本剥削，另一方面，劳动所产生的的成就感、满足感、自我认同感，也被一起剥夺了。

再细化一些，具体到我们这个短暂的时代、特定的社会，多元化的意义也越来越少。如果社会处在上升期、经济繁荣、主流意志尊重多元化，那么状况就会好很多。现在的情形大家也都看到了，年轻人最优选的前途就是考公、考编，

意义剥夺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我在《当代年轻人的五大精神困境》这篇文章中讲过我一个朋友的故事：

2020年6月，当时第一波广泛影响的疫情基本结束，但还有零星的复发。我回北京请了一位在京东工作的朋友吃饭，618他连续加班几天几乎都没合眼，周六周日又要去抗疫志愿者，过于辛苦所以请他吃顿大餐。他讲现在北京疫情稳中趋好，所以没有什么太繁重的工作，而过年期间才是真的要命。过年期间京东公司承担起了不少抗疫工作，他是北京土著，彼时交通不通，没有什么人能回到京东总部；而协调抗疫工作总部又是重要枢纽，所以我这位朋友包过彼时回到公司的人，承担起了大量不属于他们的工作，为抗击疫情尽心竭力。

我这位朋友从初二开始加班，整整到正月十六，都没回过家（毕竟亦庄离北京市区还是有距离的，虽然主要是线上办公，但是需要实地协调很多事宜），真正体会到了“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心境。而且他从初二开始工作，到初八这段时间是不算加班的，没有过年期间的三倍工资，只给一个北京市志愿者的补贴（大概率是国家出而不是公司出），初八之后才开始算正常工作，但是正常工作之外又要承担很多的防疫工作——即京东公司的公益行为。

当然钱是次要的，毕竟抗疫大局众志成城，也是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更何况互联网公司本身收入就不低，公司也给这些他们志愿者发了奖金和大量内购券（算是变相补了一个三倍工资）。只是他说，略微有一点心理落差：一线的医务人员就不用说了，不管是媒体还是全国人民，都是轮番致敬；武汉的志愿者也很辛苦，不过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的付出；但像我们这样也忙前忙后的，没有谁会给我们说声谢谢，反而觉得我这是为公司打工，理所应当，仿佛我们大公司就是欠全社会的，现在是要赎罪。

我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是你所说，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你某家公司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有一说一，今年疫情爆发初期，京东公司的反应和对策是甩了阿里一个身位的，毕竟京东公司有着自己庞大的仓储体系和物流体系，在紧急的环境下显示出了集中的优越性。

而刘强东本人也通过疫情期间京东公司的种种举措，一举扭转了舆论口碑。去年整整一年里，刘强东都陷入了在美国的性侵案件的影响，大家都开开心心刷着“直视我，崽种”“你转身离开”的表情包，热热闹闹讨论着“一东”的计量单位，而疫情期间京东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完全扭转了刘强东的名声，社交网络都充斥着类似“东哥又是我兄弟了”的声音。

在我国疫情最严重的期间，刘强东和夫人章泽天现身伦敦，高调共度情人节。相信没有整个京东公司在疫情期间给他赚来的好名声，刘强东也绝对不会在这个敏感时间点挑战舆论。

社交网络下面的评论也明显能够看到京东公司的公关痕迹，控评方向无非是“东哥为疫情做了那么多事，你做了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评价他？”“人家有条件去伦敦，凭什么不能去，他为疫情做了这么多事怎么不说？”“就冲着疫情期间东哥做的事，我就一辈子不黑东哥。”

远在伦敦的刘强东做了什么呢？你说他什么没做，确实不客观，他“操心”指导一下工作肯定是有的；但是，京东公司为疫情做的种种贡献，是像我朋友这样千千万万个基层员工，无数平凡而普通的快递小哥，上传下达沟通协调的中层干部，过年期间十数天没有休息共同取得的成就。但网络舆论却把这样大的成就和善行全都归功于刘强东一个人，我能理解我朋友的心理落差，因为好名声是东哥的，他什么都没有。

这背后其实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普遍规律：资本家把劳动者的劳动据为己有，同时也把劳动所产生的声誉、荣耀和成就感一并占为己有；劳动者从无法从劳动中获得正反馈或价值归属，自然会产生驱离、抑郁等情绪——这就是异化。甚至在公益慈善工作中，本身就是为正反馈去奉献，而资本家甚至都要把这种正反馈“巧取豪夺”，变成了他们一个人的好名声。

劳动者无法拥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同样也无法拥有自己产生劳动果实的成就感、认同感、价值归属感。就像我在京东工作的那位朋友一样，做了那么多好事，除了我们这些朋友心疼他鼓励他一下，没有任何其他的正反馈，正应了那句话：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

那么有朋友会问了：给钱算不算正反馈呢？发工资也很“快乐”啊，你这位朋友虽然没有获得认可，但是补贴京东一定发了不少吧？挣到钱了还不能偷着乐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马克思区分了劳动的社会价值与其的货币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工资仅仅是劳动社会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

更进一步地，当今世界的货币也不再仅仅是一般等价物，而变为了一种更加虚拟的资产，虚拟资本的流通借由种种非生产活动（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境下不会生产价值的活动）榨取财富，最终填满金融业者和债券持有人的荷包。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劳动价值和意义的获得。

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化的意义趁虚而入——包括有害的“邪教”式意义。

资本时代，万事万物皆被“异化”为了商品，我们每个人都是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商品”；而明星是文化商品的一种，再具体细分一些，流量明星是劣质假冒伪劣商品——他们没有唱功、没有演技、没有艺德艺品，只能靠资本维系下的“邪教式洗脑”才能割到韭菜。

在工业时代，消费是生产的实现部分，是依附于生产，生产赋予了商品怎样的品质、功能、效果，那么消费就是这些的实现。但是，在后工业时代，消费不再是生产的依附、不再以生产实现为目的，而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意义——即消费本身的意义。这一种意义成为了消费的目的，用鲍德里亚的话讲是：“消费主义时代的消费不再是针对实体的消费，而是针对于意义系统的消费”。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在消费食物、衣服、日用品等, 而必须接受“某种话语权下构建的意义体系”与物品本身的绑定, 这一种体系规定着物体额外的实现与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物品想要变成消费品，必须先经过这一种意义体系的构建。于是，被消费的不再是物品, 而是人与物品之间的被构建的意义本身。这一种“意义”可以是某种被激发的需求，可以是某种价值实现，也可以是身份和等级的象征，亦或者就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甚至集体仪式。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写到：“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

这一种“意义”，用鲍德里亚的话讲叫做“符号”，用居伊·德波的话讲叫做“景观”，它们都是被构建的超出于本质的幻象。同时，普通人也把自己的“意义”与这诸多消费品所绑定，一个人的自我实现被消费起什么级别的商品、买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仅仅联系在了一起。

流量明星就是这样一种幻象，被它所控制的就是被扭曲意义的邪教粉圈。

第二点，集体的缺失。

简而言之一句话：人是集体的动物，从在非洲大草原合作捕猎大于自己体型几十倍的猎物开始，到漂洋过海统治地球，都离不开团结协作，这是深深刻进人类进化的基因中的——换句话说，不融入集体、不能团结协作的基因，已经在进化中被残酷的环境淘汰了。

然而问题在于：现在是一个原子化的时代，集体被彻底打散了，一个个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我简单解释一下大家就能深刻理解什么叫“原子化”，因为这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曾经，工业化流水线大生产的时代，无产阶级之间有着密切的纽带，很容易就团结起来。那个时候工人们吃穿住行娱乐都是在一起的，因为社会生产力和他们收入不足以支撑他们脱离这个群体，吃就得吃大食堂，住就得住集体宿舍。

90后可能还有这样的记忆：国企大厂、前场后院、子弟幼儿园和小学、工人文化宫，邻里之间都非常熟悉，孩子们都是随便串门随便去别人家吃个饭的。但是95后、00后的童年生活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商业化的小区，市场化的教育机构，邻居之间谁也不认识谁，周末就是去购物中心四五层的儿童区玩一玩人造的沙子。

同样，生产工作模式也发生了“隔离劳动者连接”式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足以支撑他们点外卖、租单间，就算合租也基本跟室友没有交流，只有交水电费的时候合租群里才会有人说话；周末抱着个电脑刷一天的剧，基本没有与他人交流的需求和欲望；工作就在一个格子间中，可能连同事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也就知道个微信昵称。这样的原子化工作与生活，自然就消解了“团结起来”的基础。

大卫·哈维就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服务业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美国雇佣劳动力最多的企业是通用、福特和美国钢铁公司。但今天这些企业变成了麦当劳、肯德基和沃尔玛。那时，工厂是工人阶级的中心，今天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服务业。”

那么现在的同事是集体吗？你工作的公司是集体的载体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回答是否定的，具体原因我在《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隐藏在“管理学”的诸多理论背后》这篇文章中分析过，简而言之一句话：现代管理学中的绩效考核、末尾淘汰制，把“同志”变成了“仇人”。

原因很简单，公司内部的奖金激励体系，都是“零和博弈”：绩效A的10%，B的30%——还一定要有5%的D，连续两年拿D就被辞退……等等这些规定，导致同事之间并不是协作的关系，更多还是利用、提防、抢功劳、互相卷的存在。

每天上班只是看似人多，并不能称之为“集体”，当今的白领们在CBD钢筋水泥构筑的森林中，感受到的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孤独。

美国社会学家劳里·格雷厄姆专门对当代新型企业的生产方式进行过批判，她指出，现在新兴企业中普遍流行的“扁平化管理”“开放式空间”“团队生产”等不过是资方控制、监视劳动者的一种新手段，并用来对抗工会的工团主义的力量，因为资方普遍认为：“如果管理方与基层员工处于一个‘团队’之中，那么基层员工对于工作的不满程度就会大大降低，也应当不会有劳资冲突”。

更进一步地，管理者们会向基层员工灌输这种观念：要求提高薪水或拒绝加班会被认为缺乏团队精神。格雷厄姆采访过的一位从事创新性团队工作的劳动者对她吐槽，本来自己对团队工作充满热情，但后来发现只是“来自同事互相监督工作‘到死’的一种新手段”。

正因为此，资本豢养的“邪教粉圈组织”才趁虚而入，伪装出了“集体”温情脉脉的样子，向彻骨寒冷的孤独白领们抛出了橄榄枝，把他们变成了自己脑控下的奴隶。

第三，进步的缺失。

这也很好理解：应试教育是很残酷很折磨人的，但是我们对于学生时代的回忆，通常都很怀念，这是因为那个时代恰好拥有我们现在缺失的两个因素——集体和努力的方向。

现在是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每个人的天花板往往是自己父母决定的——现在还不仅仅是“天花板”了，兜底的“地板”，也就是购买一处属于自己的居所，也往往要靠父母的支持。这就跟我分析“躺平”的社会氛围如出一辙——努力没有什么用了，那还努力什么呢？

所以大家就沉迷奶头乐了，这就给了资本割韭菜的可乘之机。而粉圈则是终极版“资本主义奶头乐”：别人沉迷消费主义至少还是想花钱当大爷的，加入粉圈是花钱又找虐，天天被大粉PUA你这种表现怎么配爱自己的割割——又花了钱，又被白嫖了劳动力，又被凌辱了精神，堪称“剥削两开花”。这就是粉圈邪教式洗脑的威力。

所以说我们从微观，要去批判那些割韭菜的资本、德不配位的流量明星、PUA的粉头；但是从宏观角度来讲，年轻人还是普遍缺乏一个为之共同奋斗、共同进步的宏伟目标。这就涉及到第三部分的更加宏观的、时代层面的问题了。

（二）宏观视角

第一，从本质上说，流量明星是资本豢养的割韭菜的工具，流量也成为了资本增殖必不可少的助力，二者密不可分，流量明星即是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当前来看，豢养流量明星的资本主要分为以下三部分：

1、传统影视娱乐资本。我们耳熟能详的各大电影公司，基本都有自己的艺人经纪公司。他们很快就发现正经演员来钱太慢，养流量、造偶像一本万利，他们算是这个行业的先行军。

2、互联网垄断平台。优酷、腾讯、爱奇艺这些互联网公司，既有自己的视频播放平台，又有自己的影视娱乐投资公司。他们的特点就是财大气粗，为捧红一掷千金，捧红后全平台联动噶韭菜，出了负面信息也可以由平台出面摆平事端。

比如肖战的粉丝这几年频繁惹出了不少争议，但是各种资源依然丰沛，就是因为鹅厂在背后力挺。像京东代言人这样的大单子，鹅厂跟京东什么关系不用我说了吧。

3、地方卫视。不要小瞧这些地头蛇，深耕一省电视领域多年，真的很有钱。有些地头蛇不思进取，搞一搞抗战神剧，搞一搞养生节目，做一做男科妇科广告就日入斗金。有些地头蛇着眼于新兴行业，也做起了流量明星艺人的勾当。

多一句嘴，这几年影视行业一直嚷嚷着寒冬，没人敢投钱了没有新项目了，但是那些抗战片谍战片还是不少，地头蛇的现金流是真的现金流，别以为《娘道》不赚钱。

第二，所以大家要明白，流量明星即是资本的组成部分，整个文化娱乐圈已经被资本化了，由资本驱动。像三十年前的《大决战》电影系列、《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举全国之力不计回报的艺术创作，已经无法出现了。

资本的首要目的就是实现自身增殖，而不是在艺术上取得怎样的突破，也不是要满足老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流量明星就是资本增殖的最佳载体。

第三，流量明星的天价片酬要辩证看待，一方面他们确实德不配位，轻轻松松挣到了普通人几辈子的钱；另一方面，他们只是资本游戏中的一个小角色。垄断平台花大价钱投资某部流量剧，这部剧就意味着平台的资产，上映后随便刷刷几十亿的播放量，平台相应的估值也就会相应变高；而流量明星签约的娱乐公司，垄断平台都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就相当于把钱左手倒右手，就吹起了一个金融泡沫——反正财报上不会写你这部剧有多垃圾，网络评分二点几。

近年来非常离谱的制作成本，基本都是这些平台互相炒起来的，等金融游戏玩不下去了就开始哭穷了，大家千万别信他们。

第四，流量明星在资本泡沫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因为演技和口碑难以量化，而“流量”却可以作假，我买上百万阴兵水漫金山，我煽动无脑粉丝蜂拥控评，我PUA数据女工夜夜发帖，这些都构成了资本泡沫的一部分。金融这个东西非常奥妙，很多都是“看破不说破”的击鼓传花游戏，你拿出一份几十亿播放量、几亿互动的数据来，是可以唬到人的。

第五，流量明星的天价片酬还有很多“现实意义”。比如郑爽的1.6亿片酬是北京文化给的，北京文化属于上市公司花的是股民的钱。而郑爽拿了片酬之后，这个钱也不是全落在自己口袋里的，她要开展业务注定要跟更下游的公司有合作。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行业下游的诸多产业，比如化妆公司、灯光摄影公司、营销公司等等，它们纷纷都是上市公司董事们的产业——非上市哦，个人所有哦。再跟流量明星们签个“自愿”的合同，就相当于把股民的钱倒到自己手里。

在这诸多下游公司中，艺人营销、网络水军公司是他们最青睐的，原因也很简单：好做账。因为网络这些东西太虚了，像摄影器材、服装服饰这些都有明码标价，你弄个太离谱的价格不太好说。网络水军多简单呐，随便你怎么定价，你说一亿就是一亿。

第六，领导青睐流量也是同理。一方面资本和流量有求于领导，希望小鲜肉们能在重大节庆演出、主旋律作品中露脸、相关奖项的倾斜，这也就意味着搭上了“官方的线”。

有些领导是真的脱离群众，发自内心地地相信现在年轻人就喜欢这玩意；有些领导心知肚明，但也愿意做那个击鼓传花中“看破不说破”的那个人；还有些领导压根就是利益相关，非常建议查一查这些领导是不是有一个在娱乐传媒公司有股份的小舅子。

所以说啊，流量明星就是摇钱树、是放大器、是杠杆，出一个整个家族都沾光。君不见“子彬公大家族”为何对易烊千玺考编如此上心，因为都是利益相关的一条线啊。

第七，也正因为此，娱乐圈“素人”“草根”越来越少了，因为各种富豪们都把他们的子女往娱乐圈送，就是因为娱乐圈既弱智又来钱容易。

如果要让富二代接班参与运营家族企业，那确确实实是一个技术活，各种败光家业的故事在富豪们肯定都耳熟能详。于是拿资源把子女捧进娱乐圈最好了，资本增殖能力远超实体产业，还能让草包子女远离家族核心资产且不会心怀不满。

最牛逼的是还会有一群傻逼粉丝给自己家族洗白。老赖子女？不怕，没看见我家割割已经出道打工努力还钱了吗？贪污犯亲属？不怕，我家割割出道凭的是自己本事，你凭啥说他用的是贪污的钱？家族企业员工得尘肺病（比如华晨宇大伯的矿场）？不怕，他们得尘肺是他们自己不努力，不注重生产安全，我家割割从小也在那里长大，他为啥就不得尘肺病？

所以，一切资本原始积累中的罪恶就被脑残粉洗白了，资本家终于找到了最便捷最方便控制舆论的途径——把自己子女送进娱乐圈。于是乎，娱乐圈也变成了资本的游戏、富人的舞台，曾经“穷小子靠才艺实现梦想”“灰姑娘在舞台变身公主”的传奇故事，已经彻底沦为神话传说的范畴。

以前星光大道等节目草根气息特别浓，现在哪还有平民百姓去选秀啊，都是被娱乐公司先签下来才有资格上台，都是要拼资源拼背景，平白无故不会有人愿意捧你的，所以自然成为了有资源富二代们为所欲为的游戏场。以前选秀都是怎么惨怎么说，现在选秀都是一个赛一个去炫富。

他们那群弱智粉丝也是不争气，代入感强的一批，现在都是这种说辞：我家哥哥/妹妹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从小就是富家阔少小姐，受过贵族教养富豪教育，你们这种凡人怎么配吐槽哥哥/妹妹唱歌跑调跳舞拉胯？

就连粉圈搞CP互掐都要讲“门当户对”，我家哥哥比你家哥哥有钱，你家哥哥就不配倒贴我们。一个个的都被PUA出错觉了，觉得自己追星追了一个富家子弟，就觉得自己也特么有钱了。

第八，流量明星现象已经对传统文艺界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挤占了传统演员、艺术家的生存空间。原因很简单，影视作品需要资本投资，资本会倾向于用“自己人”——即自己经纪公司的签约艺人或是有利益相关的明星。这样一来，必须要拜码头、认大哥才能有资源、有戏可拍、有约可签。但资本更青睐于好控制、从小签下卖身契的自己人，真正的老戏骨恐怕也不愿意成为资本的傀儡。

诸如《人民的名义》中的老戏骨、《我不是药神》或《无名之辈》中的实力派演员，他们得到了主流资本的青睐么？可曾有一档热门的综艺或真人秀让他们担当台柱子么？可曾有时尚大牌邀请他们做代言了么？可曾有娱乐公司像推广小鲜肉小花们的力度去包装营销他们么？从来没有。

还是那句话，“资本”是最精明最嗜血的“动物”，如果有一个最低风险最低成本的方案，这只“看不见的手”绝对不会选择次低成本的。因此资本不需要审美，不需要实力，只需要复制成本最低廉的“精神鸦片”就足够了，保障资本增殖的收益在“自己签约的人”手中，至于作品质量、演员演技之类，who cares?

第九，资本和富豪想要通过流量明星变现，必不可少的就是通过各种粉圈邪教组织。首先还是本文开头所述：大家看看身边的例子不难发现：一个人追星，他同样是一个很友善很可爱可以正常交流的人，这并不冲突；但一个人加入了粉圈，他就变得极端、狂躁、富有攻击性且言论和思想都变成了“复读机”。

我能够体谅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狂热喜爱，但我不能够体谅这种狂热喜爱的行为严重影响到他人和社会秩序，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教育、价值观等问题。我们不是反对追星，而是反对“邪教式追星”——也就是正常追星变为极端粉圈的现象。

人性都是有弱点的，如权健这类的保健品传销，就是利用了老年人的弱点；年轻人的弱点也是相同的，只不过他们不吃保健品传销这一套，转而被精神鸦片传销所吸引。经纪公司、营销传媒机构、粉头，就是在极端粉圈现象中，扮演的类似忽悠老年人买保健品的角色。

不要小瞧粉头、站姐、私生饭们的敛财能力，贩毒多赚钱，贩卖精神鸦片也就多赚钱。看吴亦凡事件的时候报道，他的经纪人萌萌以拍摄MV、商业合作为名，给吴亦凡物色刚入行的新演员；而他的粉头毛可爱，专门给他从粉丝中物色漂亮的姑娘，可以说是分工明确。某种程度上讲，这些粉头就是高级工贼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十，在宏观的层面，不要忘了从中赚得盆满钵满的社交平台——最典型的就是新浪微博。

2014年被称作是“流量元年”，这一年发生了几件标志性的事件，开启了流量时代：第一是吴亦凡、鹿晗等流量明星从韩国回国，意味着对于流量明星来说，中国娱乐市场的重要性（韭菜肥沃程度），已经超越了“精神鸦片主产地”韩国。第二是新浪微博推出了“明星势力榜”，通俗点讲就是比谁家粉丝氪金多、刷得多谁家偶像就排名靠前。

这就是粉圈话语中“打榜”一词的由来——上篇文章中讲解了粉圈“逼氪”的特性，而这种精准针对粉圈割韭菜的排名榜单，可想而知是多么的暴利。因为这个榜单吸血吃人的本质，以及微博“一言堂”制定霸王规则的特性，该榜单自诞生之初就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还经常被主管部门约谈。

2019年，因某明星的粉丝花费千万元打榜，以及随后引发的持续争议，“明星势力榜”被北京消费者协会约谈。之后，微博调整了送花规则：鲜花不能买，只要是微博会员就免费送。月度或季度会员每月可送3朵、年度会员每月可送5朵。但是，微博会员也得花钱买啊。这个调整，无非是从恰大钱变成了恰小钱，这五年的野蛮生长中，微博早就赚得盆满钵满。

微博最牛逼的事情还不是这个，而是推出了与打榜制度密切结合的“追星贷”。使用新浪金融旗下借贷产品“微博借钱”，借款金额大于1000元，点赞翻2倍；借款金额大于5000元，点赞翻5倍；借款金额大于8000，点赞翻8倍。这个点赞数据是流量明星“打榜”排名的重要数据，所以被洗脑的粉圈小孩子们纷纷趋之若鹜，成为了“当代黄世仁”的韭菜。

当然，后来微博解释：这都是误会——点赞翻倍在特定的活动界面才生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微博通过宣传误导、暧昧暗示、并在特定的场所（追星打榜）下推广贷款业务，是严重的擦边球行为。

本身混粉圈的人特点就很明显：第一，智商不高，难以分辨好坏——不管是演技的好坏还是金融产品的好坏；第二，服从性强、或者说“盲从”，割割说啥就是啥、粉头说啥就是啥，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在重复着打榜、数据、控评；第三，把割割的数据看的无比重要。

所以在这些大前提下，微博非常暧昧的定向推广互联网贷款产品，真的是有点太……太那个了。讲道理，咱正常人刷微博，谁会需要5倍赞、8倍赞啊？给你点了就是点了么。这种规则绝对就是精准投放，常威你还说你不会武功呢？但是明眼人都看得明白，从银保监会到各大官媒也频繁提醒追星中的金融风险——

（三）时代性问题

这个问题我在讲好莱坞电影的时候分析过，包括我最近多篇历史、时政的文章：晚期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下行周期了。而诸如审美滑坡、流量横行等，只是时代问题的一部分。

在二战前后的几十年中，电影这一新兴的艺术接受了美国资本的助力，不断创造出许多伟大的实践。虽然文化艺术被资本驯化，变成了文化流水线商品，但不能小看艺术的作用，它其实一直在指导着文化商品的生产，为文化商品提供“范式”。

比如说卓别林大师的喜剧，就为后来近百年的喜剧桥段提供了诸多经典范式；希区柯克的悬疑片，也是日后无数同类题材的模仿对象；《教父》系列为黑帮片、犯罪片提供了范式；《控方证人》《十二怒汉》为法庭片提供了范式；《金刚》《大白鲨》为怪兽片提供了范式；《2001太空漫游》为太空科幻片提供了范式；《阿甘正传》为美国梦励志片提供了范式；《音乐之声》《罗马假日》《乱世佳人》等等，则是爱情片的经典范式，现在好莱坞的感情戏可以从男强女弱，变成男弱女强，甚至于男男、女女、猫狗，但是其核心桥段都离不开那些经典作品设计的模型。

所以现在好莱坞的问题就是没有创新力了，变成了“炒冷饭”的机器，拿着旧范式小修小补，甚至连小修小补的创意都没有了。大家不要以为漫威的超级英雄片是什么创新，其实超级英雄片的内核就是西部片，只不过把当年骑着马拯救小镇的神枪手，变成了有超能力拯救地球的超级英雄。

现在他们就连小修小补的创新都懒得做了，只能靠搞“粉圈”来收割消费者了。看漫威电影的评论，很多都是“钢铁侠不要拉踩我们家美队”“小虫来贴贴么么哒”“锤基太甜太好嗑了耶”类似的角度，就已经证明了他们彻底放弃了艺术层面的创新，转向了文化垃圾食品的生产。

为什么今天要讲“好莱坞丧失创新力了”这一话题，是想证明整个资本主义的生命周期律问题。资本的驱动确实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就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类比在电影部分，就是好莱坞为整个电影艺术的发展，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实践。

但是，资本主义是作为推动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的存在，但是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它们又成为了阻碍的存在。“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就是本文所分析的，为什么文化商品、流量模式扼杀了文化艺术，为什么整个世界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艺术，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地保守化。

（四）个人的应对

关于这个话题甚至可以再拔高一些，我在《不忘初心李自成》这篇文章中说过：我们要区分什么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什么是“客观规律”。有些人天天觉得“客观规律”不如自己意，就妄图改变“客观规律”，这是小布尔乔亚唯心史观的一种。

具体到这件事之中，粉圈乱象、邪教式追星，都是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诞生的特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我们再觉得邪教傻逼，再觉得怎么有人会喜欢这玩意，但你不能理解不代表这一现象没有存在的土壤。

存在的土壤就是本文所阐述的三个话题，是客观的、短时间内难以逆转的；但是，从微观角度来讲，我们个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免被“粉圈思维”“邪教洗脑”所影响。

我就针对第三部分“进步缺失”的话题简单谈一谈：诚然从宏观角度来讲，上升通道是固化的，但是对于个人微观层面来讲，努力依然是可以改变自身处境的。很简单的一点，绝大多数年轻人离开学校之后，就放弃了学习、放弃了知识的获取，这是很糟糕的现象。“活到老、学到老”可不是一个顺口溜，背后隐含着是改变人生唯一的契机。

对资本家的剥削，我们可以“躺平”；但是对自己的人生，可不能自暴自弃。每一个无产阶级可以在职场上“躺平”，作为抵御资本家剥削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是不能在自我进步上“躺平”，即便走出了学校，每个人也应该保持学习的习惯，既要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积攒经验，也要保持学习理论知识、跨学科知识、前沿学说的终身习惯。

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口头禅：活到老，学到老。他老人家一生也是在践行这个理念：六十多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退休颐养天年的年纪，但是老人家在这个岁数开始重新学习英语，大家去杭州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国宾馆看看，凉亭里就有一个“毛主席学英语旧址”。

（毛主席学习英语的卡片）

当年有一个嘴仗，可以证明他老人家的英文造诣学到了什么层次。最早有一个提法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有人觉得这个词太凶了，容易扩大打击面，也不利于被批评的人日后的改造，应该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主席同意了。后来又有人说，“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是一个完整的句子，用它来做定语是有语病的，念起来也拗口。

最后毛主席拍板了，就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用英语给大家做了解释：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就单从翻译这几个名词的水平来看，现在90%的大学生都达不到。

所以他老人家就是我们的榜样，不仅仅是英语，他早年为了学习马列著作，还简单进行过德语、俄语的学习，经常接见国际友人时，都要跟他们和身边的翻译人员探讨一些具体的翻译，比如说接受史沫特莱采访时，就发明出一个写进英文词典里的新词汇——Paper Tiger——纸老虎。这种学习态度可比那些为了赶时髦去法国留学，结果一句法语都学不会的人强多了。我们就应该用老人家的故事激励自己：我们还远远没到六十岁呢，工作再忙也忙不过毛主席，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学习和进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