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讨论建筑/建筑学的意义有种双重性：一方面行业低迷确是反思良机，可现实重压下重回理论又显得不合时宜。这场13年前关于什么是好的/应该做什么/如何做的讨论对今天而言仍有深刻意义。杰弗里和马丁以公共住房为基础，在行动主义和话语叙事的对立路线上展开激烈对话。学科如何持续更新？建筑师为谁设计？行动路线是否有高有低？建筑的范畴在哪里？让我们一起从这篇对谈中寻找答案。
译者导读
近日，扎哈事务所总裁帕特里克·舒马赫（Patrik Schumacher）在参观完部分第18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内容后发表了一篇文章，其内容是对双年展中“建筑性”匮乏的控诉，这种对具体建筑项目的讨论让位于艺术装置的符号表达，在舒马赫看来表明了这门学科的解体和消失。难道对建筑学的讨论只应被限制在“建筑教育者”当中吗？或者说对建筑/建筑学的讨论究竟要借助何种媒介才不会被理解为是”狭隘“的？建筑/建筑学的内外环境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存在一种真相吗？假如有的话，它在这个领域内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呢？发生在2010年哈佛大学建筑学院的这场讲座，在两位一流学者——莱因霍尔德·马丁和杰弗里·凯布尼斯——的对话中似乎隐藏了一种对当下类似”困扰“的回应，在他们对同一话题的论述形式上也采用了截然不同的策略。
本期关键词
怪诞魔术用于知识生产？
物理等式vs建筑观念
铁丝网与都市主义
乌托邦的幽灵
斜杠建筑认识型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202篇讲座。
本文主体整理自2010年11月16日，杰弗里·凯布尼斯（Jeffrey Kipnis，左）和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右）在哈佛GSD的论战,讲座由时任系主任的普雷斯顿·斯科特·科恩（Preston Scott Cohen）主持，原题目为“What good can architecture do”（建筑能干啥好事儿）。讲座视频地址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Do40Fr41os，由闫晓露翻译，王婉琳编校。
译者：闫晓露
202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现工作生活于上海
编校：王婉琳
知识雷锋执行主编，清华建筑学院博士生，研究日本战后建筑思潮
对谈人：杰弗里·凯布尼斯（Jeffrey Kipnis）
退休前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建筑系，是活跃而独具一格的建筑评论家、理论家、设计师、制片人、策展人和教育家
对谈人：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
任教于哥大GSAPP，建筑史、媒体史学家、《灰空间》（Grey Room）创始联合编辑，哥大比较文学和社会研究所、全球思想委员会成员
正文共约2.4w字70图，阅读完需要3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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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涛老师和知识贡献者带你解读本篇讲座！
 开场介绍
主持人：普雷斯顿·斯科特·科恩（Preston Scott Cohen）
哈佛GSD Gerald M. McCue 建筑学教授、建筑学MArch II 项目主任，2008-2013年担任建筑系主任
今晚由杰弗里·凯布尼斯（Jeffrey Kipnis）*和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带来关于“建筑能干啥好事”（What good can architecture do）的对话，它属于哈佛大学建筑学院正进行的讲座系列*的一部分，该系列致力于阐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与思潮中的不同视角倾向与分歧主张——无论它们是无政治意涵的还是具有政治性的，讽刺的还是诚挚的，愤世嫉俗的还是道德充溢的，颓废的还是正义的。在此背景下，建筑的权能（matters of agency）将是今晚讨论的重点，而两位主讲人——莱因霍尔德和杰弗里——的观点在当下的学术语境里通常被视为完全相反的立场。
*根据Harvard GSD Platform 4 ，该讲座属于2011年The Harvard GSD Symposia on Architecture系列，因时间较久故GSD官网未摘录。【知识贡献者@林曜】
莱因霍尔德·马丁作为哥大比尔建筑研究所的主任，在2009年的夏天，组织了为期一天的峰会（尽管他没有明确地将其称为峰会）。建筑师、理论家和建筑学院的权威们被组织起来讨论了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经济危机中尤为凸显。他把一天分成两部分，早上来面对建筑学科的外部要素，下午则要解决学科内部出现的问题。一方面回顾CIAM以及TEAM X，另一方面回顾夏洛茨维尔录影带*（Charlottesville Tapes）和《ANY》*(Architecture New York）杂志。马丁提出，“无论学科面临什么紧迫的问题和责任，我们必须坚持，它们充其量只代表了故事的一半，因为建筑显然也是一种艺术形式（art form），或者说，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或社会经济实践。因此，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有必要处理难以捉摸的美学问题。这门学科是出了名的深奥，但它也从中汲取了大量的内在能量和意义。”
*夏洛茨维尔录影带*（Charlottesville Tapes）：1982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为期两天的执业建筑师会议的文字记录和照片。每位建筑师介绍自己的一个项目，参会成员进行评图。
*《ANY》 (Architecture New York)：“任何杂志”或“纽约建筑”，双月刊《ANY》对建筑本体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及其在千禧年末的总体文化作用进行了批判性研究。【知识贡献者@沐璨琦】
如果说马丁一方面表达了对形式（form）的怀疑，另一方面又赞美它无可辩驳的力量。那么杰弗里则是这一等式另一边更为坚定的批评者，人们总是指望他来阻止建筑与劳役（servitude）或科学的结盟。马丁的两本书：《组织性综合体：建筑、媒介与商业空间》*（The Organizational Complex: Architecture, Media, and Corporate Space，2005）与《乌托邦的幽灵：建筑与后现代，再度》*（Utopia's Ghost: Architecture and Postmodernism, Again ，2008），从建筑学科外部以至深入其中地去研究建筑的危机，阐明了战后景观的美丽与浩劫。杰弗里在其开创性著作《月亮河》（Mood River）中彻底颠覆了这一切，用莱因霍尔德的话来说——从那时起，它就“困扰”（plagued）着建筑学科。对杰弗里来说，建筑话语不再被“让建筑有意义地发声”这个问题所主导。相反，它主张与文化政治以及难以捉摸的知觉相融合的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严谨还是粗略的，它首先是关于情感（affect）产生的。
显然，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关今晚的对话形式——为了更清晰地表达对建筑学权威的质疑——莱因霍尔德和杰弗里同意把对住房案例的评估（an assessment of housing）作为今天的主要讨论对象。每人都展开一个大约20分钟的演讲，然后进行讨论，在讨论中他们将互相提问。我们假装已经通过抛硬币来决定谁先开始，那就是杰弗里。让我们欢迎杰弗里·凯布尼斯以及莱因霍尔德·马丁。
 分别陈述
杰弗里·凯布尼斯
Jeffrey Kipnis
“我们必须放弃那种科学模型——即我们为普通支持者生产可重复、有价值结果的通用模式。因为一旦我们发现有样东西是有用的，它就会被快速模式化和规范化。”
谢谢斯科特。感谢邀请，很高兴能够在这儿见到诸位，尤其是斯科特，还有其他朋友。每次回来都很有意思，这应该是我第三次和马丁对谈*。有一次，我们和卡尔·楚（Carl Chu）在哥大进行了一场极为激烈的交锋，他今天也在这里，称其“激烈”是出于我们各自的信念与讨论的激情。我对他怀有深刻的敬意，所以我希望他的感受能或多或少地与我相似，但我们确实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略有不同。
第二次是在伦敦，马丁特别明确地表达了对一些事情在功能（function）方面的兴趣，比如真理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the truth），并不一定指形而上学范畴内的真理，而是在建筑与历史中的真理的功能。我对这些也很感兴趣，但最后因为一些别的原因，没有太过展开。当时，我向斯科特表达了对建筑中日益增长的科学主义（scientism）或伪科学主义（pseudo scientism）的担忧，它们就像腐生在纽约的酒店和建筑中的臭虫一样。
 思考新建筑的三种“知识型” 
所以我给斯科特写了个提案来讨论这些，我之后会来读一读这个提案，某种程度上它也促成了今天的讨论。所以，建筑如何干好事（how does architecture do good）或建筑可以干好事（can architecture do good）吗？假如可以的话，它又能创造怎样的好事，以及它如何去运作呢？我和马丁一直在讨论真相的本质以及它在这个领域内具体是如何运作的，我们的对话就开始于此。在讨论中
我们持续探讨的基本问题就是：思考一座新建筑时，究竟什么样的“知识型”应该被用来生发出具有当代性的建筑策略。
我对这一问题有极大兴趣，我对新建筑——那些不忠于传统价值（customary values）、舒适代价（comfort costs）、便利、荣耀、愉悦和熟悉感的新建筑感兴趣。这些是那些将购入房产的人会考虑的价值，如同准则（codes），除了这六点外，他们只希望房子不要被烧毁或倒塌。我认为讨论很有必要聚焦在新建筑有关的问题上，因为我理解的建筑很显然是一种对话，所以它需要历史类、技术类等其他方面的专家实践。

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去解释和评估现有作品，而是为新建筑搭建舞台。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对文学与写作的研究不尽相同，对音乐与作曲的研究也有差异，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建筑学话语在教育中的神化是通过对新建筑的影响体现的，尽管有大量证据，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一种状态，也可以称为我个人的“偏见”（bias），我想总结一下，目前有三种截然不同的适用于新建筑的知识型：
第一种认为建筑是一种专业服务（service profession），第二种指建筑是一种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第三种指建筑是应用型人文科学（applied human science）。这三种知识型的划分依据如下：第一种的工作内容属于有利润的专业实践，与此同时客户满意度作为裁断标准；第二种是具有学科话语性质的人文学科作为裁断标准；第三种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以及普适性标准的科学，个人和集体都可从中受惠，此时的裁断标准是指其可以被测量出的实际效果，以及被复制的可能。这就是三种具有合理性的建筑知识型。虽然从历史或日常建筑实践的角度来看，上述知识型都不能完全符合，但也没人会质疑这个分类。每一种知识型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当下真正的问题是：既然任何连贯的教学体系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知识型，并在其所要求的能力基础上，再去吸收其他知识型中的智慧。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进行建筑学教育？
很显然我会站在建筑学科这边（第三种），并且我相信，建筑学科不仅能够更好地吸收其他领域——包括专业实践、法律实践、经济实践和科学方面的知识，还能不抛弃自身的历史和智慧。
 科学发展与建筑学科 
接下来我展示的这些幻灯片是想讨论作为建筑学科智慧的本质，因为我把建筑学定位于艺术范畴内。我觉得大部分同学应该看过这张图片，觉得这座建筑令人反感的请举下手？

the Antilia
它令人反感的原因大概是标榜自己为“史上最贵住宅”。该建筑位于印度孟买，由拉尔夫·约翰逊（Ralph Johnson）及他所在的帕金斯威尔建筑公司（Perkins + Will）设计。那么问题来了，难道仅仅因为这种异乎寻常的、奢侈的财力浪费，就意味着它是糟糕的（bad）建筑吗？还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建筑（intelligent building）？
《a plan for sustainable future》
这本书关于一个我们尚未有过的新未来*，我读了里面的文章，有一点非常吸引我，它讲述了一个相当合理又令人信服的、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一直到2030年。现在是2010年，这意味着在二十年内，这个困扰我们的问题在原则上会得到解决。意思就是说，科学会迅速发展，全球范围内的连接速度变得更快，火灾规范以及建筑电气的科学也会得到发展。
科学在某个时期短暂地对建筑产生过巨大影响，接着就遇到了瓶颈，收益递减，开始被法典和法律所规范，然后所有人就需要遵循同样的游戏规则。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为所有人提供了同样的游戏平台，但它并未回答任何问题——关于未来的实现是否能够妥善的问题。
我想指出，你们中几乎没有人研究过建筑物电气化的历史，也并不清楚谁是第一个使用电力的建筑师,谁是第一个使用水管的建筑师，哪栋建筑是把刚性绝缘技术运用得最好的。
这些变化对建筑领域来说至关重要。也许在建筑界还没有发生过比空调的出现更影响深刻的事情了——空调彻底地改变了世界，在社会学、在经济学方面……它消灭了夏季和南方，创造了被称为“暑期大片”（summer blockbuster）的产业，电影《大白鲨》（Jaws）的上映时间定在炎热夏季，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会有观众去看（彼时电影院没有空调，在夏天室内非常炎热），但是孩子们都跑去看了。接下来，好莱坞就开始了普遍低龄化的过程，这也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制造出一部接一部的暑期大片，中间穿插着小众电影（minor film），直到下一个暑期档的到来。
下图为译者补图
顺带一提，这张幻灯片与我要讨论的内容毫不相关，是之前开车路过芝加哥的时候看到的，我觉得太棒了！这个是补救型环境人力（Remedial Environmental Manpower，简称R.E.M.）公司，对吧？至少我这么认为，现在这个公司建造了一个新的REM办公室（开了和建筑师库哈斯的同名玩笑）。
 从物理等式到金融模型：
 住房市场中人的因素 
在我本人以及在座与我同龄的人的生命中，这两个等式几乎可以定义20世纪的科学。它们定义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上面是相对论等式（relativity equation），它赋予了我们一种哲学观；下面的是与量子时间相关的量子力学等式。现今我们使用的所有技术都来自于这两个等式中的其一，这也是历史上创造财富最多的两个等式。所以我们的（讲者及其同代人）生存状态就是有关这两个等式的，现在你们的状态（在座的学生）已经由新部分组成（指科学研究的更替）。
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更多信息了解https://tradeoptionswithme.com/black-scholes-explained/
你们的生命状态有关于上图这个等式——用来期权定价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Black-Scholes Model）。我不确定你们是否对此有所了解，这一等式被称为新星级的世纪等式*（the equation of the century）。这是所有导致金融危机的衍生品交易(derivative trading)的基础*，它同时也是自刚才那两个方程式以来最令人兴奋的新财富生产的基础。
*布莱克-斯科尔期权定价模型，该公式给出了欧式期权价格的理论估计，并表明该期权在给定证券风险及其预期收益(而不是股票)的情况下具有唯一的价格。【译注】
在经济危机爆发前，人类（运用等式）创造了大量财富，这是实际收到回馈的财富。但我们刚刚使用掉了万亿美元，这是这个国家在四十年期间内创造出的万亿美元。我觉得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个等式运行得很好，它真的很好用。但如果你看这等式的两端，会发现等式的前半部分都关于股票成本，即股票的时间摊销成本，后半部分则是由衍生品的执行价格（strike price）所承担的风险。

这个等式好像赋予了人们一种“合理的”定价方式，问题在于“实际的”分布情况，于是就有了关于人类行为的统计分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表现会呈现像这条灰色曲线的正态分布，但实际上却更接近黑色虚线，甚至比它更加激进。也正因如此，刚才提到的定价模型在特定的情况下完全失效了，这虽然很罕见但也会发生。例如，根据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股票市场每1000年可能会崩盘一次，而在肥尾分布（Fat-tailed distribution）中，其崩盘次数可能为100年内8到10次*。
极值分布（extreme value distributions）是指在概率论中极大值（或者极小值）的概率分布。极值分布分为第Ⅰ、Ⅱ、Ⅲ 型极值分布，也分别称为 Gumbel、Fréchet、Weibull 型极值分布。
事实上，不同的群体和价值取向呈现各种奇怪的分布方式。图中就是三个略显极端的分布情况。把它们代入模型，就会得到非常不同的估值。也因此，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比作为工具的等式有更大的力量。
例如，繁荣表象背后的驱动力是对住房大量建设地的需求，建造大量住房又是因为人们对居住的需求，给每个人提供居住空间的可能性，可被理解为是一种政治野心。对个人住房（individual housing）的需求肯定是存在的，但住房与期权模型表现出来的又不太一样。所以当我们插入期权时，即基于抵押贷款做一个衍生产品包，为房子赋予潜在价值时，就可以利用这些方程。这就是现在真实发生的事情。那时，我们会得到一条新的曲线，而不是所谓“正态”（正常）的曲线，这就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的原因。
 不能交给建筑师的学校、医院和监狱 
从历史的角度纵向来看，我建议将小学（elementary schools）看作可以弄清建筑如何发挥作用的地方。请注意，监狱和医院这两种建筑类型很特殊，它们把建筑学排除在外。事实上，这两个机构的功能——让人们（尤其是被排除在社会体系之外的人）保持健康或远离危险——如此重要，肯定不能被随便置于一个建筑师手中，我们不能让建筑师在监狱里胡闹，所以我们不再做监狱设计，也不再培养监狱设计师。我们只围绕着外部做些装饰工作，或者有时做做总承包商，但是，主体设计（比如勒杜式的监狱）已经不再是我们历史教学中的一部分了。医院的情况不同，其主要部分是被当作景观设计的形式模式（formal model）来教授的，而不是作为医院本身。现在回到刚才的话题，目前倍受攻击的建筑类型就是学校，尤其是小学。因为孩子们的安全和教育问题变得相当重要，而他们又太过脆弱，不能任由建筑师在他们的尝试实验中出现问题。
在与学校有关的方面，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多引人注目的实验，如果你们对罗西发起的类型学暴政的历史有所了解，就会知道它们是建筑类型生产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建筑类型是建筑学科的敌人，尽管它得到了那么多专家拥护。在这样的分类下，世界各地有数百万所学校，其中大概有十所具有实验性质的，比如汤姆·梅恩（Thom Mayne）在加利福尼亚州设计的戴蒙德公立高中*（Diamond Ranch High School，1999）等。
 多米诺体系之于建筑范畴 
回归正题，莱因霍尔德想研究住房，那就开始研究它吧！住房是很好的研究对象。上图这个项目，你们应该都了解吧？它是唯一一个不仅在居住和建筑领域，甚至是在建筑史领域，都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项目。它是一个低成本住房。我想展示一些这个项目的其他图片，可能会帮助你们想起它。
这是一副绘制得更好的草稿。也许你们能认出来。认出来的请举一下手吧。啊，所有在座的教授都举起手来了。
这张呢？我在努力帮你们认出它呢。
这张有点难，你们不一定能认出来。
这张是室内。
这张或许有点用。
这张肯定没问题，所有人都认得。我刚才给你们看的是柯布西耶的多米诺住宅（Maison Domino）提案，它是一个实验性的建筑项目，旨在为低成本住房提供新的混凝土浇注系统。从结构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个混凝土方案行不通。因为它很难像想象的那样被无限制的重复，因此它被遗弃了。然而，这张图在建筑学范畴内展示了不可思议的想象力。
这张图绘制于1914年，已经快过去100多年了，我们应该在2014年时庆祝它诞生一百周年（笑）。我进入建筑领域之后，发现人们会不断地在讲座中讨论它。我就一直在思考，那东西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明白。顺带一提，我是个超忠实的理性主义者（笑）。现在我终于懂了，因为我理解了多米诺体系，它激发了我的很多想象力。比如，我们该如何为平等而建造，如何分解早已成为地皮（land）概念的大地（ground）并将其数据化。它有各种各样的奇妙品质，所有这些品质都会对我们这些波西米亚圈子*（bohemian demimonde）里的人有作用。
*十九世纪末，它作为波希米亚世界的一个子集获得了流行，在这个领域里，例如，年轻的艺术家们与贫困作斗争，以建立他们的职业，大多数人自愿选择贫困作为对布尔乔亚价值观的拒绝。【译注】
所以作为观众——一个对微不足道的效果有着歇斯底里般夸张兴趣的观众，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建筑到底能干什么好事/我们是如何做好事的。我经常会和我的妻子贝弗莉去参观密斯的柏林新国家美术馆，我认为它与赖特的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一起，可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参观时我会声情并茂地告诉她这个美术馆的故事。她说，好好好，明白了，但谁在乎呀，我们还是去吃点东西吧。

我想说的是，你们得理解，我们必须放弃那种科学模型——即我们为普通支持者生产可重复、有价值结果的通用模式。一旦我们发现这一点（事实是我们几乎永远不会发现），它就会离开我们。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发现有样东西是有用的，它就会被快速模式化和规范化。
 柯布西耶如何用建筑“做好事” 
*Cité Radieuse，Briey, France，是勒·柯布西耶设计的Unite d'Habitation中的第三座，最初建于1957-1962年
这座建筑*是个美丽的事物，无论是从人性化住房还是人文主义自身来看，都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因为它是一个统一体。我知道人人都爱马赛公寓，我也不例外。我不打算展开说这个单元式住宅的背景，但我切实地认为它代表着一个有趣、天真的时刻，通过对建筑本体的思考，展现出了一种展现其积极之处的野心。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楼宇左边的色彩，它们将成为这座建筑对未来住宅具有启发意义的关键遗产。
*Moisei Ginzburg and Ignatii Milinis，Narkomfin apartments，Moscow, USSR，1928-29. 【知识贡献者@刘媛卉】
图上这座单元式建筑*，基于一栋苏联建筑建造。我忘记名字了，但马丁肯定知道，我猜他就是那个逃跑成功的苏联间谍（笑）。不管怎样，柯布来访过这里，这就是马赛中单元的由来。
我展示上面这张图像的原因……你们知道的，柯布对建筑“如何做好事”非常感兴趣。我不知该如何描述，但如果你们看过这些图，走过那些建筑，或者看过相关展览，就会意识到，柯布的作品是如此震撼人心，它们的清醒克制、激情与欲望，还有对细节的关注——不像阿尔托（Alvar Aalto）或凡·艾克（Aldo Van Eyck）那样过于强调以至于压制其他方面。他知道（在建筑中的细节）何时介入与撤退，因而他思考、设计出来的结果是那么美丽。所以就有了下面的模度系列。
上图就是柯布关于模度研究的精彩成果。
上面这张图简直太棒了，他将斐波那契数列应用到人类身体（尺度）上。
很多人并不熟悉这张图，关于每个人以不同姿态坐着时会呈现的不同高度。他知道在标准化和物质性以及结构间，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他试着找到一种富有逻辑的方式来回应人体与建筑物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有赖于一种建筑与几何紧密相关的认识，他的解答结果相当精彩。建筑确实与几何密不可分，不仅是结构上的关系，更是发挥了一种生活中的功能性作用。建筑似乎是将几何与生活结合在一起，这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可质疑的。直到我们看到下一张图。
这是瓦斯图-普鲁沙曼陀罗（Vastu Purusha Mandala），与柯布在几何形状中描绘身体状态的工作方法十分类似，但他们对身体的组织方式完全不同，这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和意义。
因此，代表生命行为的正态分布曲线的端点开始让位，让位给文化差异、欲望变化——短期的、长期的各种欲望，让位给身份差异……最终导致了之前提到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的崩溃，即意图涵盖所有建筑发展迹象基础（包括描述其可持续性）的正态分布曲线，实际上并不能维持自身变化的可能性。
你可以把它类比成拍恐怖电影，我们得要做到两件事：首先，必须研究恐怖片的历史，其次就是不能重蹈过往。如果你选择抄一部，那你做的所有事，不过就是把俗套的陈词滥调变成一部坎普讽刺剧（camp comedy，一种审美风格和情感，因品味低劣和具有讽刺意味的价值而认为某些东西具有吸引力）。你必须了解所有关于喜剧的内容——抱歉解释得有点多——必须有一些直觉和技术来发挥恐怖效果的魔力。
 掌握“怪诞魔术”的技巧 
假如你出门买这个月的杂志，封面上就会是这个男人，内容是关于人脑对魔术的反应，一位科学家调查了一个也许叫阿波罗的魔术师，了解他是如何表演看起来不可思议的魔术的。这位魔术师被安排在20个神经生理学家围成的观众圈里，当着其中一位的面表演。他本来应该告诉大家自己是怎么变戏法的，但他一边讲述魔术，一边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扒了所有人的口袋，拿走了每个钱包，每块手表。当他在说如何做的时候，他就正在做。
接着他被财政部（treasure department）雇来做同样的事情，在场的还有仪仗队（honor guard）等，保护总统的职位叫什么呀？特勤处！于是，他去扒了那些专门为总统服务的特勤人员的口袋，得到了他们的行程、电话号码和一切隐私信息——这时候，这些特勤人员才接到指示要求注意他。
科学家们对此作出这样的解释：日常佩戴手表时，手表被一定的力度按压在皮肤上，人体会留下对这种感觉的记忆。当你摘下手表时，他们会产生仍戴着手表的错觉。还有其他类似的小把戏可以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看到。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建筑能否更好？假如我们尝试研究建筑所产生的影响（affect）相关的神经生理学，是否会更好地理解自身？我们的发展，是通过向历史上一系列的工艺“魔术师”学习的，我们必须保持基本上20种技巧的更新，也许还要发明新技巧才行，我不知道。
gif截取【知识贡献者@刘媛卉】
我也准备了一个小把戏，来吧！现在我要开始了，这是我的“对人友好丸”，能看到吗？没有这个的话，我就会变成老杰弗里了，我可不喜欢那个人（笑）。我要把这个药片放到这里碾碎，我得制造点声音演示一下。看好了！它消失了！有人知道它在哪儿吗？就在右手大拇指里！这个把戏还不错吧？
所以，当你们清楚魔术师如何表演把戏时，这就是“科学”，当告诉你们（魔术背后的）“科学”究竟如何运作时，它就不再能糊弄你。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干好事”的方法论，我们确实一直在潜移默化地这么做，所以建筑也一直在干好事。我们极大地改变了对自我、他者以及集体关系的理解，我切实地认为这是我们的职责。
 柯布之后：在建筑中思考个体与集体 
皮特·布洛姆，the Kubuswoningen，Oude Haven，Rotterdam，1984
提到决定性图解（verdict diagram），我会想到皮特·布洛姆(Piet Blom)，提到住房，我还是会想到研究皮特·布洛姆，我对他非常感兴趣，上图的房子是后柯布西耶式的住房思考模型。
*卡尔马克思霍夫公共住房，Karl Ehn设计，建于1927-1930年，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知识贡献者@刘媛卉】
它制定了所有的基本标准。非常像卡尔·马克思·霍夫公共住房*（Karl-Marx-Hof public housing），有许多立方体。
每个立方体都代表着一个个体（individual），也阐释着个体和与集体的关系,为这些具有象征性的形式和间隙创造了美丽的含义。
我认为荷兰人发明了一种很有意思的象征手法——通过不同颜色来表达个性。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你们看，这简直像某些游戏一样奇妙。
anderson bell + christie，85 mixed tenure apartments，382 Great Western Road, Glasgow, G4 9HT        
OFIS Architects，SOCIAL HOUSING，IZOLA, SLOVENIA，2006
可以看出，在当下，对于如何协商、解决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问题，集合住房和社会住房一直在试图做出回答。而且他们好像必须总是通过一种奇怪的标识性设计来回应，尤其是在窗户的设计上。
MVRDV，The Hagen Island，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2000 - 2003
这些图片展示的住房属于同一类模型。不管怎样，MVRDV设计的哈根岛住宅群（Hagen Island）在我看来具有很重要的品质，因为它引入了一种新的本体论。这些房子看起来太像一个玩具了，看到它们突然就能意识到，里面居住的每个人是什么样的“产品” （由房屋属性产生的个体性）了。
我们是存在意义（existential）上的个体，我们是直接的现象学身体（phenomenological bodies）。但现在我们是不同于这些的另外状态，我们居住在一个场景中，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以及我们与他者的关系中有一种人为性（artificiality）——这在MVRDV的这个作品中被完美地显露出来。
*Factum I &Factum II ，1957
罗伯特·劳森伯格通过该系列作品革新了自我的“拼贴画”事业与该家族更为单一的代表不同，Factum 绘画是 Combines 系列的成员，Factum I 和 Factum II 就像生物双胞胎：彼此不完全对照着。【译注】
我认为上面这些罗伯特·劳森伯格的作品*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两幅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驳斥了姿态*（gesture）做为直接性表达的观念。
*姿态：一种媒介性的表现，一种使方法可见的过程，参考阿甘本，跳转2条推送“讲座内外”更多详细解释【译注】
这两幅画，分别有印刷部分和字母部分，还有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t）的“姿态”，但其实每一幅都是完全一样的（姿态）。我认为这是一个突破——在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这些问题上，但不能一直重复这样的思考。
Tom Friedman，Untitled, 1990
当代艺术家汤姆·弗莱德曼（Tom Friedman）也有兴趣参与到这个思考中，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他做的是两张具有相似折痕的纸，即使他作出了确立一个艺术机构的贡献，但是就用35万美元来做这个！？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做的吗？我本来以为弗莱德曼是闲着没事才像这样弯折纸片——拿两张纸，叠放，揉成一团，然后把它们分开，就得到了两张几乎一样的纸片。但事实上，光是想到这个主意就有35万美元。
gif截取【知识贡献者@刘媛卉】
上面这些是Mos事务所的迈克尔·梅瑞狄斯（Michael Meredith）和希拉里·桑普尔（Hilary Sample）做的“沙堆”（Mos Sand）。
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项目，因为
其主要的工作侧重于过程，以很特殊的方式将这些东西设置成运动状态，并最终产出一个结果，再改变它的生成方式，再继续产出，它表现出了在建筑上思考集体性和个体性的雄心壮志。
我觉得刚才这些例子——从劳森伯格到弗里德曼，再到皮特·布洛姆和MOS，展现了我们这个学科可以保持自身的持续更新，杜绝矫揉造作，打破过往陈规，同时又接地气（utterly grounded），能够产生奇妙的、魔法般的效果。
在一个我带的工作室里，我们直接复制了MOS的沙堆。因为打算呈现固定态，所以没有做数字模型，而是做了硬纸板模型并把它涂成蓝色。
这就是我带的那个工作室制作的东西。我的部分说完了，谢谢大家！
莱因霍尔德·马丁
Reinhold Martin
“我们可以学习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转译”（translate）——在我们特定的领域上不断跳进、跃出，为的是阐明我们所谓的范式问题的不同维度。”
到我了。我没什么魔术能表演。你刚才的发言非常精彩！谢谢斯科让我加入这次对谈。在没有特定语境的情况下,我不确定我们俩中真的有人了解谈话的走向，但我想提供一种解释，来说明我是从何处走到现在这个话题上来的。听了杰弗里的发言后，我的部分也许会回答他，也许反应没那么及时，但后面的对话环节，应该会诞生相当多的共鸣。
 Pruitt-Igoe的失败叙事作为一种建筑话语 
我想先读一些文本，再尝试解释它们的含义。这些文本来自于我写的小书《乌托邦的幽灵》，所以应该可以解释得不错。我要讲的内容都或多或少地与下面这张图有关，它是书中引出住房问题的信息碎片。按照我的设想，这本书本身并不涉及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书中有大量的、直接的、各种形式的历史事实，它的目的实际上是试着较为准确地提出住房问题。
首先，城市更新是一种美学经验（aesthetic experience）的问题，我想坚持的观点是，当我们在观看这张照片时，它不是任何形式(formal)意义上的艺术品，而是一个被不断重复的图像，并且可以延伸为对真实历史的重复……所以这是一种美学经验的问题。
普鲁伊特-伊戈（Pruitt-Igoe）公寓，圣路易斯
为了理解我说的，需要先看到其他方面。图上是普鲁伊特-伊戈（Pruitt-Igoe）公寓*，我想向你们展示一个由城市更新造成的困境。
*Wendell o . Pruitt住宅和William Igoe公寓，合称Pruitt - Igoe，是1954年首次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建成的联合城市住宅项目，开业时是全国最大的公共住宅开发项目之一，由33座11层高楼组成，由山崎实设计，采用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它是由联邦基金在前贫民窟旧址上建造的，是该市城市更新计划的一部分。最初目的是服务种族隔离，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迫使该项目被整合，但从一开始它几乎只容纳非裔美国人。【译注】
我先读一小部分摘录，希望可以澄清我从这张图像开始的原因。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城市更新已经将具体化的种族和阶级分歧内化。这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矛盾的是，废除种族隔离的制度再次被叠加，以弥补城市空间上的分割，许多大型住宅区都是建立在这种分割基础上的”。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或许就是圣路易斯的普鲁伊特-伊戈住宅开发项目。1950至1954年间，由莱内韦伯（Joseph Leinweber）,雅玛萨奇（Minoru Yamasaki）和赫尔穆特（George F. Hellmuth）设计，其中雅玛萨奇因两个主要作品被以极为壮观地方式拆除*而享有独特“盛誉”，这是第一个。普鲁伊特-伊戈住宅名称的双重性反映出在最初平面中的种族隔离性质——P区是为黑人居民准备的，而I区则为白人设计。虽然在建造前，两个区域依据《废除种族隔离法》的要求被连接在一起。绝大多数开发项目的居民都是贫穷的非裔美国人，他们要么是从被新住宅区取代的贫民窟搬来的，要么是从南部农村迁到城市的。
“甚至在1972年拆除前，普鲁伊特-伊戈住宅已经成为现代建筑的一个标志，被认为是社会改革领域的失败范例。这种对其建筑的盲目崇拜（fetishization）是如此强烈和顽固，以至于后来激发了强调政治经济因素方面的反诉，将该项目的最终夭折归因于资金不足、行政疏忽，以及以大量白人中产阶级为主的逆城市化（deurbanization）。这就是那种把一切归咎于建筑的叙事。”
尽管如此，普鲁伊特-伊戈项目持续困扰着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建筑话语，它的拆除在城市想象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演，仿佛是为了确认现代主义乌托邦事业的失败。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同时是一个仍然生动的后像*（afterimage）。普鲁伊特-伊戈项目汇集了几个重要元素：
*后像：心理学术语，指在原始图像曝光一段时间后继续出现在眼睛中的图像。此处可被理解为，普鲁伊特-伊戈住宅项目的失败作为瞬间性的既存事实，但是一直在被持续讨论。【译注】
一、话语和环境改革的实践。其中物理环境（physical）的现代规范化被转向精神环境（psychic）的后现代规范化（与管理有关）。
二、城市的生命政治力量,沿着包容-排斥（inclusion-exclusion）的新路径重塑，通过诸如“贫民窟清拆”（slum clearance）等机制，逐渐成为幽灵式（spectral）的乌托邦未来。这个项目在50年代中期完成时，已经被认为是“过去”的了。
作为环境改革的工具，普鲁伊特-伊戈项目处于即将突变的门槛上。在这里，生物物理环境的规范化，被建筑中仍然可见的关于“光和空气”的超科学范畴的（para-scientific）、功能主义的话语赋予了决定性力量，这随后被内化为一种新的心灵功能主义*。
 可防御的空间 ：住宅环境与犯罪抑制 
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是1972年出版的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的《可防御的空间：犯罪预防与城市设计》*（Defensible Space: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Urban Design）。该书的标题指的是“一种住宅环境模式，它通过创造自我保护的社会结构的物理表现来抑制犯罪”。该书以普鲁伊特-伊戈项目拆除的照片做为封底，五年后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在《后现代建筑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 ）中借用这张照片（参考了纽曼）来纪念“现代建筑的死亡”。
纽曼的分析将区域与情感结合起来。普鲁伊特-伊戈项目非常具有代表性，它的地形模糊，具有不可辩驳的多孔性和形象的不确定性，所以纽曼从“内部和外部”对此建筑进行了形式空间的本质批判。纽曼将“形象和环境”等无形（less tangible）的建筑特征与鼓励“区域性”的更有形（more tangible）的物理边界建设联系在一起，从而加强了物理层面与心理层面的联系。
此外，《可防御的空间》交织着“后全景主义”*（post-panoptic）“自然监视”*（natural surveillance）的微观机会，以便建筑可以“允许互利的态度浮出水面”，即使不能完全直接决定它们。
因此，这是一种典型的
社会决定论*
（sociological determinism）的例子，可以说是投射在建筑上的准科学（quasiscience）。

*又称背景论，认为技术不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也是伦理、政治与文化等社会价值的体现。根据社会对技术作用和影响的程度的不同认识，可分为强社会决定论和弱社会决定论。【知识贡献者@周夏宇】
 铁丝网边界与社会流动 
纽曼还讲了栅栏的问题，栅栏属于公共空间建设的一部分，改变了这个地方的动态。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分析*，纽曼认为边界的存在是必要的，能缓解住房项目中社会和经济的紧张关系。他的结论是，“这是区域定义（territorial definition）的一个极端例子，当然这不为我们所提倡，不是一定要建立栅栏，但相比于普鲁伊特-伊戈项目的失败，它的成就很重要。所以问题是，如何在一开始就实现深思熟虑的建筑组合，而不是在事实发生后诉诸铁丝网围栏和锁”。
*该栋建筑的犯罪率和破坏公物率比Pruitt-Igoe标准低80%。这栋建筑和Pruitt-Igoe的其他建筑一样，没有保安。这是唯一一栋居民开始关心内部维护的建筑:捡垃圾，清扫走廊，更换灯泡。这栋建筑的空置率从2%到5%不等，而Pruitt-Igoe的总空置率为70%。【译注】
那么，“如何将栅栏升华为一种建筑语言，在空间想象层面，完成它的生命政治使命？”换句话说，“
如何借助深思熟虑的建筑组合，来标明虚拟区域（心灵范畴的潜在领地），而不是通过铁丝网这种原始野蛮的力量?
”这是纽曼提出的关键问题。虽然他承认这可能是“不成熟的想法”，但他认为，“一个流动性和开放性社会，可能会无意产生一个结果，那就是它被要求分离成物理上独立的亚群体（subclusters），这些亚群体在社会和经济上都是不可侵犯和统一的”，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都市主义。

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书的其他地方，他都没有反对将“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与大都市资本主义的“开放性”（openness）联系起来。例如，他将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视为城市高层、高密度生活中不稳定的社会因素。作为回应，《可防御的空间》对其名称的专制一直表示歉意。事实上，它不仅在落地层面，还在头脑中，提供了一个区域定义的公式，辅以分散的、微观物理层面的监视手段。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部分，关于社会科学对空间和形式的操纵的一种案例研究。
 新城市主义意识形态的叙事性虚构 
现在进入第二部分，我将提到在哈佛的另一场对谈——安德烈斯·杜安对战哈佛大学的那场表演*（Andres Duany vs Harvard GSD），我没有亲身经历，但是在网上读了它的内容，认为是个很好的讨论对象，代表了可防御空间(defensible space)话题下的有趣研究。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它是一个在建筑和城市监管（agency）下的个案研究，可以被概括为关于“如何解读新城市主义？”的讨论，还提到了一种建立在可防御空间档案（archive）下的城市建筑语言，以及其他相关的命题和一系列策略。
我个人更喜欢新城市主义的意识形态。我认为杜安的论点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让人晕头转向，而我们不应该上当，那么学会解读杜安这么做的原因就变得很重要。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表现出新城市主义更为普遍的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它是一种讽刺的、几乎没有补充的、不连贯的、错位的红色诱饵*（Red-baiting）形式，通过革命政变*的指导性隐喻来运作。说实话，我知道这么写是种戏谑，但这里面蕴含很严肃的潜台词。
*也被称为reductio ad Stalinum和红色标签（菲律宾），是指通过指责、谴责、攻击或迫害目标个人或群体为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或这些意识形态的同路人，来诋毁政治对手和对手逻辑论点的有效性，红色指的是自19世纪以来世界各地传统上象征左翼政治的颜色，而诱饵指的是迫害、折磨或骚扰，如诱饵。【校注】
*Coup d'état的缩写,政变通常是由一小群人发动并事先计划好的。【译注】
第二，它是一种强烈的、毫无顾忌的的新帝国主义（neo-imperial）的狂妄和民族主义的混合体*，将自己的利益与第三世界的利益直接对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中，表现为无端对我的好朋友拉胡尔·马罗特拉*(Rahul Mehrotra)进行人身攻击。不过，他现在有能力很好地为自己辩护，不需要我的帮忙。
但我认为这是一系列强烈的症状性陈述（symptomatic statements），被公开发表并持续流传，在某种意义上，我抵制这些。话虽如此，我还是建议忽略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干扰，以“忽略”作为一种反击，并质询这种陈述是如何作为一种话语运作的，这种话语是“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的指标。事实上，这种陈述是可以被公开谈论，也可以被广泛知晓的，比如关于谁来应对第三世界与谁来负责欧洲和北美的讨论。
这是一种学科性的羞赧（disciplinary embarrassment）。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需要的是一种话语轮廓（contours of a discourse）的功能，而参与者实际上对这种话语的掌控相对较少。这涉及到话语是什么，它是一个书写你的东西*（参考维特根斯坦），简单说，就是你写的、你说的东西定义了你。
所以他究竟是在何种方式、何种情况、何种历史语境下去讨论？杜安的论点到底如何形成？由于后现代的背景，这些论点在话语（discursive）意义而不是文体（stylistic）意义上*变得可以被理解，其中美学和政治以非常具体的方式相遇了。
就像这个图像（手指普鲁伊特-伊戈项目照片），就是这种状况指导下的一种美学形象。整个新城市主义式的运作再现了一系列叙事性的虚构，这些虚构来自于诸如可防御空间的
伪科学（pseudoscience）*
，仿佛这些是事实的表述，从而导致了其他的事实，诸如下面的图片呈现的东西。

 政治经济形态与美学话语的相互作用 
故事的表述说到底，还是为了某种形式的重建，反过来，这些表述和那些写在论文中的表述等，它们所对应的制度结构和金融利益，在可思考和可言说的事物周围构建了边界；工具(instruments)，例如基于形式的编码（code），将实施和执行在这些边界内建立的规范。另一个规范化的例子，正如“形式基础”这一名称所表明的，是在严格的美学术语中完成的，放弃了对功能或使用的规范，几乎完全集中在对形式表达（formal articulation）的控制上。
然而，其前提本质上是土地使用的去管制化（deregulate）和国家主权的去合法化（delegitimize），这与私有财产和房屋所有权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对应。这反过来在社会文化层面，通过代码（诸如像“社区”这样的词）来引导，并在美学疗法（aesthetic therapy）中显现出来。最重要的是，（这些代码）被设计出来的首要目的，是安抚市场及在其中往复传播的家庭的价值观。
Gloria Robinson Court Homes，Jersey City, New Jersey
因此，新城市主义、伪人文主义（pseudo-humanism）的基本策略是“假左走右”（fake left and go right）。刚才那张图是来自“第六希望计划”（HOPE VI）*，是新泽西州泽西城的经济适用房开发项目，它就像是普鲁伊特-伊戈项目在现实世界的再现。同时，有一个来自于duany plater-zyberk（DPZ CoDesign）事务所的“真”项目*就在这条路的尽头。如果你想的话完全可以对比它们，那么你就会发现图上这个是“假”的。
*HOPE VI是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一项计划。它的目的是将美国最糟糕的公共住房项目振兴为混合收入的发展。其理念主要是基于新城市主义和可防御空间的概念。【知识贡献者@Melissa Xiao】
我认为这代表了美学和政治相互作用间的一种基本情况——这就是我所关心的——
美学表述和政治表述及其各自的实践究竟是如何相遇的？它们在哪一点上以什么方式相互作用?
我认为新城市主义者已经理解了关于上述事实的后现代互动是一种普遍的话语现象，他们找到了干预的方法，所以这整个行动是需要被承认和尊重的。我们是否可以用有效性（effectiveness）这样的词，这发挥了怎样的效果（effective）呢？除了一些我们可以谈论的情感的东西，还有一系列关于此处的历史叙事。
现代主义失败了，普鲁伊特-伊戈项目失败了。正是在这种叙事中，我们会得到某种表述性（performative）的、某种言语行为（speech act）的东西。也就是说，基于这一明显的结论，各种可能性互相妥协并自相矛盾着，它们可能是类似集体住房的东西，但不是由开发商建造的，而是由国家或一切其他被排除在外的、负责的实体建造的。
因此，就住房领域来说，当我们试图说“公共”（public）这个词时——比如在今天的美国——遭遇到了可被称之为阻力的东西，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被规训得无法想象有这种可能的选择，比如说像“公共住房”（public housing）或“社会住房”（social housing）等，我们不得不用“经济适用房”（affordable housing）来代替，搞得就像在谈公私合作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这样的事情似的。但我们得知道，重点不是直接的政治经济问题，而是至少应该看到，这种（政治经济）形态和某种美学形态之间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的行动方式 
最后，再次引用我自己的话来总结：

“鉴于这一切，我们该怎么做呢？从头开始，重新审视一下住房问题。回顾公共住房的例子，它们是所谓失败的现代主义乌托邦的象征，这其实与总结后现代主义话语经济（discursive economy）的边界问题相对应。表面上的问题是区分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但其实都是关于真理的考虑。历史上存在过对抗现实合理性（real rationality）的尝试，如国家因缺少足够住房未能充分安置人口，然后一次次地被转化为漫无边际的幻想，比如被称为普鲁伊特-伊戈的蓝图。这些又被召唤出来，作为对两个雄心勃勃计划的‘现实告诫’，以解决目前的失败。这样一来，文化领域的后现代主义就继续作为一本培训手册，在其他领域完成对人类生活的系统性反对。
因此，合理的反应可能是对现实的去现实化(derealize)，这必须在两个层面上完成。首先，通过批判性地审问，反思反批判现实主义所假设的前提条件；其次，将非现实即乌托邦恢复到它作为一种表述应有的状态，一种与我刚才描述的过程相反的表述。换句话说，去现实化意味着学会在表象和生产的交汇处思考，这需要通过文化形式的调解（mediation）来实现，这种文化形式也包括建筑。”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试图提供的正是这种调解，即美学和文化形式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运作，在一个非常具体的层面上调解。它们在许多方面产生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效果和经验，但正是通过类似形式编码（formal code）的能力，它们进入世界，或者说与世界互动。
因此，这是一种公理，我想用它来描述这种更内的内部以及更外的外部，我总是把它作为对自己和学生的提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学科专门领域内的活动，正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运作话语的接触点，对吗？因此，我非常感谢斯科特的那种反对意见，也谢谢你引用我的文章。
正如你所引用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错误的反对，它在论坛政治内外富有成效。但在我看来，事实上，新城市主义大会（congress of New Urbanism）所采用的策略是如此有效，正是通过在类似于建筑形式层面上的工作，一个人可以利用其他人的天真，这是额外的学科实践。
我并不知道我所做的工作、所说的内容，是否与你们切实相关，但我很真诚地向你们表达。我真正想做的，是用这种方式阐述问题，而不是告诉你们该怎么做。和我对话的主要是学生，我更感兴趣的是看你们怎么做、怎么回应，这也许会折射出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不同向度的工作。但更具体地说，就我本人而言，我们可以学习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转译”（translate）——在我们特定的领域上不断跳进、跃出，为的是阐明我们所谓的范式问题的不同维度。
我认为住房问题，尤其是与市场和国家角色等有关联的住房问题，所有这些令人烦恼的问题，都被现代主义以不同方式、不同形式处理了。一般来说，后现代主义试图在某种意义上脱离过去，这属于我们可以考虑的一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范式以一种，可以说更普遍的方式，来运作特定的话语。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对谈环节
左：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 RM；
右：杰弗里·凯布尼斯（Jeffrey Kipnis）=JK；
第一回合
社会行动vs宣言行动
JK：
我可以先开始发问吗？首先，马丁的发言如往常一样精彩，我对他正在思考的事情非常感兴趣。他真的非常聪慧。其次，即便他很小心地强调不要让自己的思维工具化（instrumentalize），但我想讨论的是，思维的工具化对“工具”本身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不是为了让它更有历史意义，居伊·德波曾设法努力去回应巴塔耶的批判*，他认为做建筑不可能不去服务实体化的权力(instantiated power)。在很长一段时间，这都对建筑师们采取行动造成了阻碍。德波通过异轨*（Détournement）和漂移*（dérive） 给行动以可能，甚至可以秘密地行动。但我想我们或许可以尝试，通过建筑，或在建筑领域内，去松动制度化生活（institutional life）中的堡垒。
这方面有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不是住房领域的，但我很欣赏——你们去过纽约的普拉达门店吗？去那儿买东西的目的已经变成了“被看”，因为那个场所的窥探和展示机制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根本无法购买任何东西。这不是在政治生活中，对某种政治上交集的真实结果的诠释那么简单。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什么是我无法赞同的，那就是你们的想象被“这种”政治和美学过多地占据，而我想象的，是有一种政治和社会行为，以及另一种政治和美学生活，“骗子”将是比诚实的人更好的榜样。
*JK想说的是RM的政治与美学更多的是人脑中的产物（想象、诠释），而JK更赞同和具体的社会行为相交集的它代表了另一种....，哪怕这是“骗子”。【译注】
我知道自己总是下我认为对的结论，这就是我的“毒性”。但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假如人总在为你所认定的阴险政治服务时，就不能真正地采取行动了
。

RM：所以你是在说，这让人失去能力。
JK：完全是这样。
RM：当然，好吧。你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站在建筑师的立场，在教学或别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来解决。从某种意义上，我的看法与之相反。我认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行动。那么问题就是，该做什么呢？这就是你发问的原因，该做什么、如何去做？行动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可以采取特权的形式去做需要妥协的事，也可以在东北部的私立大学（说话人任职的哥大）教书，你知道这确实是不同的（行动方式），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存在内在矛盾。
关于建筑最擅长的事——我举了很多可防御空间的例子,它们可能相当为人熟知，但它在表现症状性行为（symptomatic acts）方面非常出色，这些行为倾向于引导权力关系，我认为这就是新城市主义的基本情况。我试着解释这一论点：
首先人们得就此进行诊断，而这可能就是你的行动，一旦你弄明白了，那就是揭露真相的时刻。那接下来做什么呢？你必须学会在没有任何基础的、不确定的情况下行动，即不在特定意义中行动。尽管是假以某种名义，但你去说真话、学会行动，这其实是一种形而上学的（metaphysical）信念。在这种情况下，刚才的提议，实际上是非常适中、极为有限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去做一件事——就是把“公众”这个词再次与住房联系起来。我认为这就是一种行动，既在宣言行动（speech act）的意义上，也在一系列可能的未来中，它将包含对城市的、对使用期权定价等式的不同观点，这会让孟买的那座大楼看起来更加令人憎恶。因为有了这些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就会有一套意识形态的信念，这些信念本身可以被去神秘化。
就像社会保障房，国家对其的态度是盲目迷信（fetish）的，如果恢复国家的建筑赞助人的工具身份，那将是疯狂的，就会产生辉煌的马赛公寓方块或别的什么。所以，不应该如此，在某种意义的真实生活中，建筑能做的，是作为一种有争议的对象来运作。
这样说实际上是在对某事提出质疑，或许吧。关于质疑的内容——假设是我刚才展示的新城市主义，那么我会建议在此提出一些真正能设计的东西，比如做工作营等。
正因为它不能是以某种不可争辩的真理体系为基础的形而上学，所以将会同样带来争议。但是，其中一个影响——即使非常不可预测——将产生把公众聚集在一起的效果。这是我可以承诺的有价值的事情。大众（a public）作为一系列的集体，可能还是一系列的公众（publics），甚至是反公众，也许会反对事情的进程，他们被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并努力寻求状况的改变。这就是关键，这就是历史学家的观点。假如说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世事无常，历史就是如此进展的。
JK：历史一直在告诉我们，它对未来的预测非常糟糕。
RM：就是如此。
第二回合
讲更多的“故事” vs 树立唯一的“叙事”
JK：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一直尝试用历史来预测未来？但我先回到你的问题，你的话语中仍然有这样一种想法，即一个人可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可证明的生存环境。你提到了一位新城市主义者，罗伯特·索莫尔*（Robert E. Somol Jr.）。我认为你们俩都认同新都市主义者的工具和效率是我们应该效仿的。他的观点是，“应该提出另一种仍未存在的生活方式”，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在语言上说要拒绝新城市主义。所以他说也许我们应该提出类似于加州现代主义*等的新城市主义。
*小罗伯特-E-索莫尔是一位建筑理论家，2007年至2022年担任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建筑学院院长。【知识贡献者@Melissa Xiao】
但由于我的背景，我会有一些不同想法，我担心你会想出故事（story）和叙事（narrative）之间存在区别。任何文本都可展开引人注目的故事，它们也许还相互排斥。如果你讲述一个带着某种激情和修辞热情的故事，它就会成为叙事并且屹立不倒。
就我和你来说，我同意你关于新城市主义的观点，这就是新城市主义的“叙事”。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大部分人都看过《阿甘正传》吗？
如果你对电影制作和技术感兴趣，就会知道这部电影通过图像处理实现的对现实主义（photoshop realism）的切割非常棒，这部电影很有意思，很有娱乐感。如果你对主题分析尤其是女权主义的分析视角感兴趣，故事就会变成这样：主人公——一个不太聪明的白人，上大学，参加体育项目，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在战场上救了最好的朋友，也表现很好；回到家乡后，他变得非常富有，会打乒乓球，还幸运地会见了总统，对他来说眼前的生活一切都很完美。但如果你是他的女朋友，你对这种生活不满意，决定离开家乡，成为一个女权主义政治倡导者，开始一种艺术和行动主义并行的生活——如果是这种叙事，你们中还有多少人喜欢阿甘?（孩子，你真有胆子啊。）
我想说，讲故事的技巧是我非常欣赏的，那种作为主导“叙事”的普遍性是我所怀疑的，尤其是在我自己就很擅长歪曲它的情况下（笑）。所以我可以给你们讲两三个《阿甘正传》的故事，把注意力转移到电影摄影、镜头语言，或种族问题上。我这样做时，就是在进行操纵的过程。这似乎是阴险的，似乎是我们应该反对和谴责的。但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唯一有效的做法，我们应该增加“故事”的数量，而不是相信那个最具激情的“叙事”，就好像它就是唯一的事实。所以你讲的关于新城市主义的“唯一”叙事……就是我憎恶新城市主义的地方。
RM：我在这里花了大约35分钟来试图了解所谓的新城市主义的真相。出于某种必要性，把它和其他可能的真相区分开，其他的可能中包括故事吗？我不确定，但对我来说，在这个特殊情况下，重要的不是数量。比如说，现在这张桌子上有一百份文本，它可以是任何文本，每份文本都用各种的方式书写自己。后现代主义已经向我们表明，实际上存在很多故事，我们可以讲述其中任何一个。你是这么说的吗——讲什么都可以的叙述方式。我真的不这么认为。也不是不这么认为，而是有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蒙蔽其上，让人捉摸不透，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想要阐明的问题是：真理的发生，是一个事件，它以权力和知识相互作用的形式发生；它发生在沉思式的体验层面上；它发生在街头政治活动的层面上，它发生在很多层面上。知识分子的任务之一就是辨别像真理这样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真理总会发生，这确实有点像拉开“巫师的帘子”。
我想用这个很久以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有趣类比警告大家——当你拉开幕布，那儿空无一物，所有人都试图以意识形态批判（话语）的方式来揭示它（那层表象）。这里真正发生的是，一个人终于能够在祛除幻觉的状态下，看到真相。不！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真正能做的是，进入一种话语中，重新引导权力知识关系。而这正是我想了解的。在怎样的话语条件下，我们可以用温和的方式说“公众”这个词与住房有关，并将其附加到建筑中？
JK：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公众”是一个不存在的一般化的集体，我们都不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希望有一天能见到这些“公众”。
RM：它不是潜藏在事物之下的东西。
第三回合
光说不练的传教术 vs 指导实践的计划
JK：当然啦，我知道他们不在那，但我要换一种方式表达。我知道你（RM）阅读过米尔顿·库里*（Milton Curry）对新城市主义者的分析，米尔顿是非裔美国人，获得了哈佛大学研究生的学位，在康奈尔大学时，是杰出的城市社会学家(social urbanist)，不知怎么的，他完全拒绝了我一直想让他做的所有事情——为我教书，或者和我结婚（笑），我就是很欣赏这个人。
总之，他写了这篇精彩的分析。他带着《新城市主义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New Urbanism）去了洛杉矶中南部的一个“快克”（crack town）*城镇区域，那里有诸多表现健康的新城市主义社区的标志，比如街角的贸易，人们坐在前面而非后面的门廊上，低成本，低速度，这个社区被他分析为一个完美的、新城市主义式的社区。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毒品交易已经成为洛杉矶中南部这个社区的一部分，以至于“摇滚”或快克可卡因在人行道三明治板上公开做广告。【译注】
对我来说，这比直接告诉我新城市主义有什么错更有效，因为我们可以从那里吸收一些智慧，并变一些魔法以在他们自己的游戏中打败他们，这是一种通过修辞激情的抵抗。
如果你是茶党（Tea Party，上流社会人士）的话，原谅我的措辞，我认为他们不仅是老左派还是一群喋喋不休的白痴。但当我仔细思考他们的论点——说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之上的，所有的机会都要被抓住。如果能抓住机会，就可以支付自己的医疗保险，只要不太糟糕，就有家庭和社区来负担其中的一部分。他们说的是事实，这个国家确实是建立在这种激进的、企业家式的经济基础上的。
这是真实的事情，它经得起历史的审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处在什么位置？这是我们想要的价值观吗？卡特里娜台风是我们造成的吗？我感觉到必须调动关于同一政权的众多故事。如果你对建筑的诉求，是希望它成为主要的实践方式，要它在短时间内对具体问题发挥根本性作用，它一定会惨遭失败。因为这样其实是放任自己沉溺于自身失败的那一部分——享受着自己是一个被客户所困扰、被技术所玩弄的悲剧失败者。但如果你尝试关注建筑是如何被建造的——就像艺术实践一样——它其实有着让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我没记错的话，你的书《组织型综合体：建筑、媒介和企业空间》（The Organizational Complex:  Architecture, Media, and Corporate Space.2003）是对可防御空间的主要批评之一，它没有反例吗?
比如密斯·凡·德罗在底特律设计的拉斐特公园项目*。它和另外一个项目同年建造*，它们形成完美混合的社区模式。混合的伦理，繁荣的社区，所以当两者不再同时出现时，就是我开始感到怀疑时。你刚才的演讲中没有展示反例，那它就只是种诽谤，没有给我们在其他模型和选择间做出抉择的自由。所以我要指责你是一个廉价的商贩，一个激进的修辞学家，而且还在模仿《埃尔默·甘德里》（Elmer Gantry）的把戏*呢！
RM：
你终于说出来了，太精彩了，我虚心接受。让我来快速回答一下关于模仿埃尔默的控诉，还有小商贩的评价，是吧？不如这么说吧，我们都同意，我们俩虽不一定会团结起来，但在今天讨论的这个地方是存在一些共识的。事情通常都是要改变的，对吧？我刚才讲座中呈现的是不足够、不恰当，先不管你的评价是否公正。但它真的需要被改变了，那么问题就变成——如何改变？以什么价值为基础？通过什么方式？最终走向怎样特定的未来？——这一系列的焦点。

在我看来，并不是所有选择都相同，或是在同一层面上。你可以说所有关于这个特定未来的可能，会发生的故事都相同，甚至能描述地非常具体，但实际上这些描述是具有战略性的。就像你提到的新城市主义的其他例子，都可以被战略性地部署下去。我认为这很好，如果真能做到那就太棒了。我想知道，未来会是怎样的?这个项目如何达到未来的？关于新城市主义，我承认这可能不是完全的理解，但是我们拥有对现代主义最忠实的延伸，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计划，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害怕蓝图（master plans），他们在做所有坏事的时候也会做表格，他们会微笑着站在门廊上道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某种认识论上的问题，在建筑中得到了非常具体的表达，它真的不能很有效地转化为其他艺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等。
所以就这个“计划”是什么的问题，我认为大家知道该如何谈论它，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谈论，在工作室，在办公室，在陪审团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我的意思是，以那个计划为目标，去了解那个计划是很好的，不是因为自怨自艾会让你自我感觉良好，而是你很清楚你会错过那个目标。这正是这个计划的本质，就是说，历史的规则可以骗得了你，但你无法欺骗别人。对我来说，我所感受到的责任，实际上是在这个学科中具体体现出来的，并不是任意的。
 现场提问
A. 新城市主义批判
观众A：我想问马丁，什么使你在你的教学中选择新城市主义做为研究对象的？因为在像哥大或哈佛，新城市主义属于早已事先达成一致去拒绝的对象。它就像怀旧的产物或别的什么，对吧?
你的书在描述“计算心灵效果”（calculating psychic effects）并“将其转化为形式”之类的事情时，会使用一些诸如“技术必胜主义”（technological triumphalism）的批判字眼。我认为它们是一种卑鄙的攻击，因为在我看来，似乎你批判的都是……玩Maya之类软件操作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的人，我的意思是，你在攻击那些在使用这些软件的人。
RM：是的，没错。
观众A：所以对我来说，在你的语境下，你是在告诉人们讨厌那些他们早就怀恨的东西。
JK：我本以为你是赞同他的呢。
观众A：我当然赞同啦，只是……
JK：我只是想确保你知道（你的发言是在反对他），因为我肯定是要反对他的。
观众A：不，我只是同意这个前提，但……
RM：我觉得我好像明白你在表达什么了。
观众A：一方面, 你吸收了所有这些东西, 但你只是让它们就此过去了, 接着你告诉人们入侵别的一些他们已经在厌恶的东西。
RM：不！我不会那么做。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不会告诉你或者任何别的人，包括我的学生说，你应该讨厌这个或那个。
JK：干脆和我说吧，你觉得他们（提问学生们）很邪恶吧（笑）。
RM：不！不！事实上，我认为你应该在很多方面都尊重新城市主义的计划，视它为一个计划，没有必要去抗拒它。我不欣赏它这种长期愿景，但这和我说不喜欢建筑的外观或风格上的技巧是不同的。所以别担心，你可以基于代码来做参数化形式的房屋，与此同时，新城市主义自身的偏好会对这个问题作出在某种意义上的回应，所以这不是被制定的规则。事实上，这确实是最开始的参数化建筑。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是整个过程中领袖般的人物或别的什么，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研究来确认。但值得思考的事情是，你描述的那些看似对立或截然不同的实践，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共享怎样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愿意视我所提供的内容是对这些前提的一种挑战，我们也可以再次就前提提出质疑。只是问题并不在于以下这类问题：在参数范围内什么是可能的?这只是你设定参数的选择，你们（学生）都知道，这是一种基本的设计类问题——如何让它停下来、如何把它托起、支架是怎么出来的——一个一个的设计决策，不论你说的是小门廊，还是其他似乎更有趣的形式语言。我认为这类问题确实可以通过你所说的来解决，才能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两个方面（你提出的和我提出的）的问题。
JK：我有一个不同的观点，事实上，我并不讨厌孟买的那栋大楼，对此也不采取冷漠的态度，甚至我还很喜欢它。有趣的是，它几乎是对隈研吾在日本东京还是大阪的文化艺术中心的直接山寨。我甚至不讨厌那些喜欢巴瑞·曼尼洛*（Barry Manilow，美国歌手和词曲作者）的人，我也不控诉音乐产业对那类喜欢巴瑞的人进行政治性操纵，以达成种族或经济上的目的。
举个例子，我读安德烈斯·杜安（Andrés Duany，前文提到与哈佛对战的建筑师）的写作、听他讲演时，意识到我们在思考同样的事情。我还记得电视上播放的《屋顶上的小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音乐剧）里的场景：有个人说了自己的论点，泰维耶说，你说得有道理。接着另一个人提出了相反的论点，泰维耶说，你说得有道理。再接着还有一个人说，泰维耶，他们不可能都是对的呀，泰维耶说，你说得有道理。
所以我想的是，好，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不过也可能只有我这么觉得啦。但很明显，学生们将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遭遇灾难性破坏的地球：这里稀缺资源几乎荡然无存；如果还有任何剩余财富的话，还存在财富的绝对转移；并且人口将在他们有生之年增长50%，我们这一代经历了10%到15%的人口增长，如此已经令人无法忍受，所以你们的生活糟糕透了，但我想让你们感觉上好一些。
虽然我和杜安有一些相同的价值观，但我希望哈佛能发生一些变化。学生们到这里听讲座，他们想知道，他们能在代表自身的状态下行动吗？他们能代表世界采取行动吗？杜安说，他们被讲述的是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个叙事。“一个”故事？所以我最终决定，要给你们多讲“几个”故事，这就是我认为正确的做法。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剧他们对短期成功的直接兴趣，然后把这种兴趣与学科性联系起来，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的。一旦可持续性被法规化，你们和其他建筑师就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当你们站在同一个场地时，你会怎么做？但现在，这样做就是对的。
我认为你们对孟买大楼厌恶的潜台词，不仅仅是对财富的不适，而是对平衡模型（equilibrium model）回归的不适。平衡模型基本上是最公平的资源分配，它保证了每个人都会死亡。这种平衡绝对是创造性生产力的核心，所以会有富人诞生。这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过去在整个家庭领导税收和遗产法的状况下，本应该允许同一群人永远持有权力和财富。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希望见到的局面是，像东柏林新市长在柏林墙建成后的第二天宣布的那样：在德国柏林的每个人都将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绝对的公平）。
确实有的人存在一种对孟买项目的抵制，但新城市主义者或多或少都是富人。人们想要融入社区，因为他们害怕民族和种族差异。这是真实的需求，但我觉得没必要加入他们，因为我代表了另一种波西米亚圈子的需求。我可以有效地运作由这些不同小团体建立的生态系统，它不再是集体-个体这样的关系，而是一个多物种叠合的生态系统，这是更有成效的模式，给了我们一种谈论和讲述故事的方式，允许行动主义和利益存在，同时不会让我们在实践中陷入彼此对立的境地。支持资源模型（model of resources）幼稚的对立实践，必然会导致失败，这就是平衡模型所做的。
RM：我认为你刚才在指称我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JK：是的。
RM：我想让观者自己来判断。
JK：顺便说，他确实是的。
B. 公共住房中的个体与整体美学
观众B：在之前的演讲中，杰弗里提到一些关于类型学和住房的事情，你展示了多米诺体系和MOS的沙堆。后者是整体性的美学，被解读为不确定的形式。当阅读部分时，有助于理解整体。你展示荷兰房屋的例子时也是一样，注意到它的颜色模式与刚才的例子有同样的部分。我想知道，在考虑公共住房时，是否需要考虑这样一种美学，即部分决定整体，而不是整体决定部分的可识别性？我认为MOS是基于这种美学的例子，但在我们的学习中，类型学更像是符号，而与各个部分的组织结构无关。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JK：你问的问题得花很长一段时间，开设一门收费高昂的课程才能给出完整的答案（笑），总之需要时间和持续性才能产生效果。我认为西尔维娅·拉温*（Sylvia Lavin）和的作品聚焦在建筑话语的价值以及具有即时建筑效果的典范，以及山姆·雅各布*（Sam Jacob）建筑中的那些昙花一现的效果，对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我想说说住房的六个价值——也是随之而来的课程产生的原因——成本、舒适、方便、自豪感、愉悦、亲密（cost, comfort, convenience, pride, pleasure，familiarity）。你们中有没有人参加过这类课程的？我猜应该没有。但你们肯定都听过，因为你们一进入工作，就要在15分钟内学会这些。你们现在就可以去买一本叫《200个终极平面》的书，只花19.95美元，就可以得到200个完全符合所有这些品质的绝妙的平面。所以我说，那不是教育要起到的作用，这是暂时性的问题。
就皮特·布洛姆的项目和Mos的沙堆的比较，我想与弗里德曼和劳森伯格做类比。这与将工作去学科化的风险有关，工作已经到了荒谬的地步。所以我甚至不把沙堆理解为一个住房项目，而只是一个实验，如果它真的是，那它将无与伦比。但皮特·布洛姆，做了很多劳森伯格做的工作，也能做出漂亮的图案，像是一个立方体中的金字塔。
Michelangelo Merisi, called Caravaggio (Italian, 1571-1610)，荒野中的施洗者圣约翰（Saint John the Baptist in the Wilderness）, 1604,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校者补图】
你们看，沙堆是不是有点像卡拉瓦乔（Caravaggio）画的圣约翰？他去掉了所有装饰，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圣人，没有光晕（halo），没有灵晕（aura），没有权杖（staff）。他还将角色性化，并将其置于22岁的深刻冲突中。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看过这幅画，但你可以想象，这是对传统的极端攻击，关乎如何在绘画中将日常生活与神圣联系起来。这是必须不断自我动员，接着不断努力的事情，类似于制作一部新的恐怖电影。我们变了，他们也变了，决定性的图解出现了，我们甚至开始吃印度菜……我的意思是，发生了如此之多的事情，是一场不停息的斗争，来让一个新把戏奏效。我对沙堆项目报以如此多的欣赏，是源自于它完全的荒谬和作为集体模型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这不是关乎个人与集体的对抗，而是彼此关系的问题——一个人如何从物种中建立生态，以及使物种之间的经济发生。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回应你的问题了，如果你想知道理解答案的话，可以和你的招聘代理谈谈，或者来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吧。但这就是我关于建筑如何发挥作用的模式理解，没把你绕晕吧！
C. 权力下的自由与非行动的诽谤
观众C：杰弗里关于魔术师及神秘化的观点十分令人信服。巴特（Kadan Bart）说过，对付消失最好的办法，是反过来使之神秘化，所以在这点我同意你，但我认为你今晚对RM的一些评论有点令人不安。你似乎是在说，如果我们不能战胜新城市主义，就只能通过继承某些他们成功的方面来加入他们的行列。换句话说，我们只是在接受某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市场作为生活和工作的决定性基础。我想知道这些替代方案——罗伯特描述的加州现代主义和佛罗里达现代主义什么的——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如果我们是被迫接受这个潜在的基础呢？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在指责马丁对真相的寻找，可恰恰是新城市主义者提出了一些我们都必须接受的事实，这是一种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JK：简短来说，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生态中，这不再是我们（us），而是一种世界经济平等，它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生态学本身是丰富的，而贫困的生态学是以物种数量的稳固程度和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来衡量的。所以就我而言，自由来自权威赋予的自由，或者说这就是我认为具有破坏性并且隐蔽的权力关系模式。自由是指真正在选择上的倍增，但我不知道我想要的真正是什么——我不想生活在这，也不想做这些，我不想让他们不住在那里。
我认为在音乐界，特别是在非古典音乐界，这种对物质的权力已经扩散到一定地步，这是小团体、民主或甚至不是民主国家的完美模式，算是自由和民主的新结盟。在音乐间已经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了，我不太确定，但我觉得是没有任何辩论争吵在鲍勃·迪伦（Bob Dylan）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之间的。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小团体的一部分，这些团体中的大多数并不相近。其原因是，他们被从物质实践中解放出来了，这在绘画中发生得更早。
我们今天在建筑中拥有的对物质的权力是完全不同以往的，而这是绘画在18世纪就发生的情况，当我们通过数字和材料方法获得这种对物质的力量时，就在我们即将破产和没有任何掌握的时候，这有点可怕，现在它就在悬崖边上。对我来说已足够有趣，但你不妨理论化一下权力超过行动的可能性，因为灾难性的崩溃会自己得到解决的。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对立的辩证模型？当一个物种形成的模型，是像我们这样的对资源反应的图解，无论是在生物还是经济状况下，它几乎在每一个分析情况中都在教我们。
因此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不接受的意义在于，如果你真的想打击一种特定的实践，比如经济霸权，那么就去研究经济学。如果你想与极权主义政权中的不公平现象作斗争，那就去做军队研究。每一种可能的实践都有工具。但在实践的生态中，每一种实践都要对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想负责的想法是错误的。它基本上没有维持生产性生态中平衡结构的东西。
有一个词叫多态性（polymorphism，在一个物种群体中出现两种或多种明显不同的形态或形式），在两栖动物中存在，比如青蛙，如果有大量丰富的资源，它就会跳过进入成年阶段而保持蝌蚪的状态。现在让我们从建筑中的文化多态性出发去回顾80、90年代，会发现在形式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幼稚化，原因就是某种程度的资源稀缺。我不再感叹它，只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在那里了。而你们确实必须做出调整，这些调整有一部分是出于因果关系，但主要是学科性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以一种非行动方式的诽谤帮助我们做出那样的决定。
感谢本期「知识贡献者」
@F（RMIT）@Melissa Xiao@沐璨琦（UMICH）@王欣蕊（同济）@刘媛卉（BJTU/SCUT）@KK（CQU研0）@Fei（TU Delft)@林曜（PrattGAUD）@周夏宇（武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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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创造防御空间》（Creating Defensible Space）1996
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乌托邦的幽灵：建筑与后现代，再度》（Utopia's Ghost: Architecture and Postmodernism, Again ，2008）
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可防御的空间：犯罪预防与城市设计》（Defensible Space :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Urba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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