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在古代,一个优秀干部要具备什么能力?
文\谢承汇  编:瑞秋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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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说,中国古代传统社会,考核官员方式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搞钱。既然是能不能搞钱是最重要的标准,那官员们就一定会盘剥百姓。
在中国古代,参加科举考中了就能入朝当官,但如何考核这些官员合不合格,是不是一心一意为百姓服务,做一个称职的“父母官”,这里面的故事没有聊过。
今天就聊聊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 舜画像
说起来,考核官员比科举的历史长多了。早在上古时期,官员考核就存在。《尚书·舜典》里就有当年舜对官员考核的记载:“三载考纪,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就是说,舜三年考察一次政绩,考察三次后,罢免昏庸的官员,提拔贤明的官员。
到了战国时代,各国纷纷变法图强,对官员的考核更加严苛细致,每年都要通过核查政绩以作为官员升贬的依据,史称“上计”制度。这其中就包括仓库存粮数字,垦田和赋税数目,户口统计,以及治安情况等等等等。
比如《商君书·去强篇》中就明确规定:“强国知十三数: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稾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这个所谓“十三数”,就是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
◇ 上计制度的目的也是为了“耕战”服务
每到年初,地方官员需要把今年定下“十三数”的KPI定下来,然后送给国君保存。到了年终,把今年的实际情况统计下来,到国君那里去总结报告。这时国君就会拿来年初定下的KPI问责或奖赏官员。
之所以让官员对自己的行政地区民众情况进行数字化管理,就是为了方便君主榨取民力,为自己的战争机器源源不断提供燃料。
到了秦汉时期,上计制度日臻完备,官员考核一般来说三年一次,从政务、管理、法纪三方面对官员进行考核。还专门设置了刑狱官,对不合格的官员进行处罚。如果在考核时发现官员有违法犯忌行为,犯事官员不仅本人要被革职,家人甚至要一起受牵连。考核内容也基本相同。这主要是中国古代经济比较单一,长期以来,官员干的事儿实际上是大致相同。而且从汉朝开始,税收就成了地方官考核的主要内容。
后来的魏晋南北朝,因为常年战乱,中原也缺少统一的集权,官员考核就不再是固定三年一次,而是皇帝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考一次。考核内容也都虚头巴脑,没啥硬指标。
◇ 《步辇图》
到了唐朝,中原趋于稳定,官员考核才正式固定下来。所以也有一种说法,唐代之后,官员考核才正式出现。这种说法虽然狭隘了点儿,但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唐代对官吏的考核不再三年一考而是一年一考,考核主要包括“德”、“行”两个方面。“德”指的是官吏的品质、道德修养以及对君主的忠、信、笃、卫等;“行”包括官吏的能力大小、守职的勤惰、政绩的好坏等。“德”的标准是“四善”: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简称“德、慎、公、勤”。这“四善”是对全国所有官吏而言的标准。“行能”政绩的考核标准有二十七条,称为“二十七最”。
说的这么复杂,其实真考核起来,还是看税收。能给国家收钱的官员都是好官,所以唐代对官员收税这事儿特别重视。以至于越到基层越是层层加码。甚至到了基层,如果官员不能定时收税,惩罚手段非常狠毒。
唐代规定,如果官员收税不及时,第一次罚奉,第二次留岗查看,第三次直接动刑,打完之后还要戴枷示众。收税不力的官员都是如此下场,那当官的对老百姓能客气吗?
尤其是到了唐代中后期,因为安史之乱,大唐国力衰退,官员欺压百姓的事儿越来越多。这里面比较有名的,要数大诗人白居易。他曾经当过所谓税吏,还不是税官,但因为上司给的压力太大,以至于白居易在收税过程中经常动用暴力手段。踹寡妇门,刨绝户坟都是常见手段。
 白居易画像
有一次,白居易被上级催税催狠了,带人半夜踹门收税,把百姓家里翻了个底掉,最后把人家仅有的口粮给收走了。之后还做了首诗《纳粟》来抨击这种收税制度:“有吏夜叩门,高声催纳粟。家人不待晓,场上张灯烛。扬簸净如珠,一车三十斛。犹忧纳不中,鞭责及僮仆。”
可以说这首诗不光是白居易对当时收税手段狠毒的讽刺,也是他的工作日记。类似的,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也是他的受害者。最后白居易能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书,封冯翊县侯。跟他早年收税上的辉煌政绩有很大关系。
到了宋朝,经济相对发达,官员在收税这方面也相对轻松一些。宋真宗时期,皇帝特意下旨,考核官员时,要看他治下有没有冤案,收税的时候尽可能不扰民。话虽如此,但实际操作时,真宗皇帝可不都这么干。像是他要封禅泰山的时候,就暗示手下官员,不要上报民变、灾祸等情况。并且把这条作为年终考核标准,如此一来,老百姓日子就不好过了。类似的情况还有神宗时期,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其中核心之一是青苗法。
 北宋《清明上河图》
这实际上就是朝廷强迫百姓贷款,不管你需不需要这笔钱,都要把款贷给你。到最后不仅没有达成政策的初衷,反而让民众负担加重。这种事儿多了,老百姓自然苦不堪言。
再往后的明清更加惨烈。明朝施行海禁政策,民间也不鼓励商业发展。朝廷挣钱主要靠农业税和人头税,这俩这两样东西不会让财富实质性增加。这样一来,国库不可能充实,而明朝对外战争还不少,到处都要花钱,这就让朝廷对官员考核时只认钱。
比如说张居正当权时期,他对官员考核就认一条,能不能搞钱。像是海瑞那种清官,哪怕天下百姓说他是“海青天”,张居正也对他毫不感冒,反而对王国光这种人非常信任。王国光是典型的酷吏,对官员百姓下手非常狠。他掌管户部的五年中,大明王朝税收年年攀升,张居正对他非常满意,不断升他的官。几年时间就坐到六部之首,加了太子太保头衔。
 王国光(1512年12月8日—1594年8月21日),字汝观,号疏庵、可乐山人,山西泽州府阳城县白巷里人,明朝中期政治家、财政家、文学家
但王国光私下官品不佳,贪污受贿,不少官员弹劾他。但奈何张居正喜欢,王国光躲过一次次弹劾危机。后来张居正死了,王国光也被牵连,当然,这是后话。
既然搞钱作为官员考核标准,那不可避免涉及一个问题。全国各地存在贫富差距,各地的收税差距大,那如果一刀切,势必让穷地儿官员不满。为了解决这种情况,明朝开始,把地方分为“繁”“简”两类。凡是征粮7万石以上的州,称为繁,其他为简。考核时因地适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说,你这个州是简,哪怕今年只收了4万石,但是比往年超额完成任务,还是可以表彰的。如果你这个州是繁,哪怕你收了6万5,考核也是不合格。不合格的州,官员除了罚奉之外,严重的还得被廷杖,摊上这么个规矩明朝官员也是够惨。
大清入关之后,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基本照搬了大明,官员考核制度也跟大明类似。而且大清对于地区分类更加细致,除了穷富之外,还按照是否是交通枢纽、政务多少、治安复杂程度,定了“冲”“繁”“疲”“难“四种标准。之后把各地分类,如果一个地儿特别穷,还处于交通要冲,政务复杂,民风彪悍,之前这四项都占了,那这地儿就叫”最要缺“,占了仨的叫”要缺“,之后是中缺和简缺。比如说晚清时期的上海,因为洋人在那有租借地,民风比较复杂。所以大清把当时的上海从“简缺”提升到“最要缺”。
 晚清官员集体合照
并且规定,考核这种“最要缺”的官员时,要酌情降低考核标准,别的地儿一年最多能有10起刑事案件,这里可以有15起,税收别人必须100%完成,那这种地儿可以完成90%。这样一来,官员在具体办事的时候,就不会因为必须冲业绩,而过多难为老百姓了。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社会,考核官员方式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搞钱。既然是能不能搞钱是最重要的标准,那官员们就一定会盘剥百姓。碰上白居易那样的,还能写点儿诗装一装。绝大多数当官的,为了乌纱帽,装都懒得装。最后,朝廷有钱了,当官的发财了,老百姓只能一辈子吃吃不完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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