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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拍》第400个口述故事
我是黄勋,在重庆长大,成都念艺校,上海读大学,现在在英国读戏剧。如果生活有关键词,那么32岁前我的关键词大概是奋斗和奔跑,而32岁后就变成了松弛和体验。
近期的我。
小时候我对数字的概念,跟山的高度有些关系。1991年,我出生在重庆市大足县铁山镇西北村,周围都是山,村里有很多队,数字越大,住得越高,六队在山顶,我是五队的,也接近山顶了。
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妈妈怀我的时候,正赶上计划生育,在我九个月大时,她被发现了。我们家后面有片茂密的竹林,为了逃避计划生育大队,她从竹林里偷偷跑到山上,躲进山洞后,花了5个小时才把我生下来。
我和妈妈。
家里条件不好,有时一个月才吃一次肉,小时候我的衣服都是穿别人的,我大伯家的哥哥比我大两岁,经常把衣服给我穿。父母做小买卖,卖过粮油、干杂,后来去各个小镇赶集卖布匹,我会在旁边帮忙吆喝。每个镇赶集日不同,他们就坐着货车到处跑。
有一次下大雨,路上滑,货车失去控制,掉到了悬崖下,死了两个人。我爸也在车上,整个人都血淋淋的,被送到医院里抢救,脑部开了刀。当时我还在上课,被亲戚叫到医院,姐姐和妈妈哭得一塌糊涂,我还什么都不懂,没太大反应。之后他在家休养了一年,家里只能靠我妈,她学过裁缝,会做衣服。
19岁以前我们没有固定住所,在镇子上租房子住,从小我就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住所。镇子里泥土、老木头的味道弥漫。房子上了年纪,房顶上瓦片翻盖,街道狭窄深长,每家每户双开的木门对着,左边是门市,门市有台阶,可以摆货。
镇上老街的样子。
为了做生意,我们一直在搬家,但都在镇子上。大家都认识我,我小名是飞飞,他们都叫我飞娃儿。吃过晚饭,人们都喜欢去镇政府的门口,那里有个舞台,会有一群阿姨聚在一起跳坝坝舞。
坝坝舞很简单,手上就几个动作,舞步有时是秧歌舞步。那时我8岁,也喜欢跟着跳,看三遍就能把动作记住,带队的老师说我协调性好。我们从天蒙蒙黑开始跳,一直跳到路边那盏像锅盖一样的路灯亮起灯,这是我艺术的启蒙。
小镇生活长在了我生命的深处,那段打弹珠、玩画片、抛石子、捡贝壳的快乐时光,还有小镇上的照相馆里为孩子们拍照的爷爷、像《芳华》里一样的电影院,定期来镇上表演的马戏团,滋养了日后学习表演的我。
铁山照相馆的爷爷为我拍的照片。
9岁后,父母去了成都开小超市,我和姐姐回到村里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开始自己做饭、洗衣服。
初中时我先在镇里的中学念了一年,住在伯伯家里,当时有朋友在县里最好的中学念,回来总跟我讲那里的生活,我很向往,但得交很多借读费。初生牛犊不怕虎,初二下学期,我去了学校,坐着拖拉机去敲开了校长的门,问他如果参加学校的考试,考得好的话能不能让我来这里上学,校长答应了。我考得不错,最后也没花借读费。转学后,学校的文艺氛围更浓了,尤其是我们班,在唱歌比赛中总拿第一。
从小学开始,每到六一儿童节,我都会上台表演,唱《七色花》和《大家一起来》,在老师的影响下,我参加了很多朗诵和合唱比赛。初中时我的梦想是做舞蹈家,刚好有个同学从四川艺术职业学院退学回来,会跟我聊之前在学校的生活,还给了我一本关于语言、台词训练的书,里面写的是绕口令和贯口。从那时起,我就在考虑走艺术这条路。
中考结束,父母不同意我读艺校,那时家里经济负担很大,姐姐还要上学,读艺校的学费又很贵,将近一万。但我还是想去艺校,自己在网上找资料,联系了老师,学校招生日那天,伯伯陪着我去。学校当天有很多表演,还是新起的校区,环境很好,回来后他和爸爸聊了一次,父母这才同意我去。
艺校的面试环节跟艺考很像,跳舞、表演、朗诵,我很认真地准备了,表演环节演的是过独木桥,我想起小时候山上的独木桥,一下子就跨过去了,老师还觉得我很有表现力。一开始我想报舞蹈系,那时候我已经16岁了,还没有系统地学过。几个表演专业的老师觉得我适合表演,告诉我表演专业也有舞蹈课,我就这样读了表演。
上学时我是有负担的,姐姐还在上大学,家里负担重,艺校的学费贵,最开始都是借的,很多时候我得比别人更努力。
参加比赛拿的奖状。
高中时我(左)穿着演出服和同学留影。
高中三年,我是班长,又是学生会主席,做事很有规划,每天会给自己排时间表。我的外在条件没有其他人好,就只能下苦功,高一高二按部就班地学习,练台词、学跳舞、唱歌,膝盖慢慢磨出茧子。
学校演出的机会特别多,所有大小型的省级的比赛我都参加了个遍,还参加了四川省才艺大赛,拿了亚军。奖品有时是钱,有时是鞋子和电风扇。
高中毕业汇报演出。
到了要准备考学的时候,老师跟我说,觉得我各方面都不错,但外形条件不好,身高太矮,只有172㎝。
一开始我很受打击,心理负担也大。我很较真,越说我不行,我就得做到最好。
高三时,我待得最多的就是排练室,很早就起来练基本功,练软开、台词、咬字、语感和声音的穿透力。那会儿放音乐是用碟片,晚上找老师借,早上再带过去,在空旷的排练室里一遍遍地跳,晚上还要复习文化课。其余的时间,就是在去老师家上课的路上。当时大家都上小课,我不想跟家里要钱,好在有些老师知道我家里条件不太好,会让我旁听。后来,舞蹈统考我考了学校的最高分。
高三备考计划。
2009年,四川是先校考再统考,12月底校考,初试、复试、三试。考完校考后大家都松懈下来,我还在拼命地练。3月份统考,一个考场二三十人,挨个报身高体重,接着考台词、唱歌、舞蹈,最后大家一起演小品。
我对自己的情况很清楚,舞蹈我比较有自信,转度和协调性很好,唱歌也没问题,剩下的就是即兴表演的部分。老师给我的是大家都在用的台词,我很清楚自己的劣势:不够高、外形条件不够好,想被看见,我得把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我在网上找了很久,找到了孙红雷在《刀锋1937》里演讲的片段,我把台词一字一句地打出来后,反复修改缩减到90秒,这段独白的难度很大,里面有多种情绪的转换,很考验演员的爆发力和声音的穿透力。好几个老师都没同意,觉得太难了,我跟他们说,相信我。后来四川的很多艺考生都在用《刀锋1973》的片段。除此之外,我还把《鹿鼎记》话剧版的韦小宝的独白和其他几个戏串成人物串烧,这段独白更俏皮灵动,这样的搭配在面试时能让老师看到我的可塑性。
统考第一站是南京艺术学院,我进了最后一轮。后来又参加了上戏的考试,我准备得很充分,很兴奋紧张。那天早上4点就起来练声、弄头发了。三试时老师对我很感兴趣,觉得我比较原生态,淳朴自然,他们问我家里是不是有藏族血统,让我上前看五官,都觉得我眼睛特别亮,但没表现出一定会要我。
我记得那天是周六,我还在学校外面的饭馆吃饭,有个021开头的号码打过来,我知道这个区号是上海的,心里非常开心。电话那头的老师告诉我过了,接下来要好好准备文化课。挂掉电话后,我拦了辆三轮车飞奔会学校,站在楼下跟同学大喊:“上戏给我打电话了!”
我成了那年学校里唯一考上上戏的学生。
上戏的录取通知书。
2010年,爸爸和姐姐送我来上海。
2010年9月,我来到上海,开始新的生活。上戏不大,前门看后门,每年招的人也不多,我们那一届400人,表演系分三个方向,我是音乐剧方面,还有喜剧和戏剧影视两个方向。
头一年我很沮丧,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周围人外形条件都很好,迪丽热巴跟我同届,我是音乐剧专业,她是表演班,有时拍戏、上课会在一起,后来钟楚曦也转过来了。同学里还有演戏很有天赋的,情绪转换特别快的,班里有个女生,趴在地板上想象自己的姐妹从悬崖上掉下去,她很快就能进入角色,人在地上哭到抽过去。反观自己,个子这么矮,在人群里很不出众。
我和师哥林更新,我大一时他大四。
毕业时,我和迪丽热巴合影。
课业上也需要适应,音乐剧方向会学百老汇的Belt(皮带唱法),在艺校我学的是民歌,两种方法打架。在舞蹈班里,同学都是北舞附中毕业的,舞蹈学了六年,在这种境况下,我十分怀疑自己。
这是上戏师生在癌症康复中心慰问演出,我在舞台上表演。
勤能补拙是我写在本子上的话。为了模仿狗,跑到宠物店待着模仿狗叫,从下午一直待到晚上,熬夜排戏、加练。建立自信的过程是漫长且细微的。
上戏的课紧密且扎实,大一表演是主课,做动物、人物模仿,上台词课,从基本的绕口令和贯口学,早上6点半上晨课,晚上排练。日常还有想象力训练——想象你是一滴水;被蜜蜂叮了;在沙漠里行走.......还要观察生活,刚入学时老师给了我们一份职业清单,让我们去观察。大二就开始排经典的音乐剧片段了。大三演小戏,当时我们班演的《芝加哥》、《警长的儿女》、《摩登米莉》,还买了版权,去全国各地巡演,中途还被借去帮师哥师姐演了很多大戏。
演舞台剧。
在学校里锻炼机会很多,大二时我跟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演员合作演了经典音乐剧集锦,作为歌舞演员伴舞。当时国内的音乐剧没有现在这么多,在跟这些演员合作时,感受到国外顶尖演员的专业实力,他们的声音一出来,我们都张大了嘴巴,他们的声音感染力和张力极强。这大概也是我留学的种子之一,想到更广阔的世界和舞台看看。
我和百老汇演员们合影。
我给国际学校做课程设计。
从大一开始我就做很多兼职,最开始是暑假时去成都的茶馆里倒茶,做兼职模特,自己在网上找,一天能赚800元;在同学亲戚的婚庆公司里做婚礼主持;做儿童剧,从早上八点一直到晚上九点半,给孩子们排剧目做演出拍短片和微电影;从大三开始给企业排年会。
我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拼命兼职,周末和寒暑假都在忙,加上有奖学金,从大二开始我就不跟家里要钱了,开始有了自己的存款。
企业年会排练现场,工作了12个小时。
临近毕业,同学们签公司、进话剧团、演舞台剧、当老师,每个人都有出路,忙忙碌碌,我却陷入了困境中。那时我的脸上长痘,前几年的睡眠不足、内分泌紊乱,当时脸上都是囊肿,从侧面看都是鼓出来的。之前演出,脸上会涂厚厚的油彩,又不懂得卸妆,毛孔堵塞,又用手挤,脸上都发炎了。寄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面试屡试屡败。去演影视剧和广告更不行,镜头特写,是不能看的。我的台词、表演老师都愿意帮我介绍工作,但都不顺利。
那段时间我不愿意照镜子,洗脸的时候摸到鼓鼓囊囊的包,连脖子上都是,人非常抑郁焦虑,怀疑自己为什么要选这条路。我爸特地成都过来陪我看医生,先用膏药,一停药又冒出来。打过火针,针头在火上烧到滚烫后往痘痘里扎。还做过点阵激光,做了点阵激光后肉重新长,下巴和脖子上密密麻麻的白点,非常疼,有段时间别人以为我是白癜风。2014年我大学毕业,一直到2017年,痘痘的情况才开始好转。
离开学校那天,我是最后走的,在宿舍里收拾好东西后,周围空落落的,我坐在床上哭,非常失落。搬出学校后,我在宜山路地铁站附近租了个房子,二十来平,屋内只有一张床,什么都没有。
有个同学找到我,邀请我一起开店。当时在上海的串串店不多,我没有固定的工作,偶尔去拍拍短片,今天拍了明天就没有了。小时候我跟奶奶生活,她会念“三穷三富不到老”,一辈子要经历很多,有的时候要想着没有的时候。我没有安全感,停下来时我会恐慌,不赚钱时我会焦虑。我答应了合伙人,拿出大学的15万积蓄,在上海开串串店。
开店前乱糟糟的,自己动手刷墙。
开餐饮店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被一下子猛地拽进社会里。找店铺,准备签合同,对方觉得我们做不起来,被放鸽子。最后找到一家在弄堂里的店,对面是堵高墙,很偏僻,但没有转让费。
我跟合伙人自己刷墙、学习餐饮技术、跟同行请教,询问好的供货商。开业前厨师跑了,试营业那天,老师、朋友都来了,厨房只有两个人、我在前厅打单穿串,乱成一团。当天晚上我俩在一起哭,不知道为什么要开串串店。
我在自己的串串店里。
一个星期后,客人明显少了——老师和同学渐渐不来了,串也不能天天吃。我们出去发传单、自己送外卖、硬拉周围的白领过来,合伙人长得漂亮,我又好客,慢慢地,大家都知道有两个上戏的毕业生做了一家串串店。
慢慢地,很多明星都来过,加上开店前,我们去四川的各个地方拜师,去找每个城市最精髓的小吃,学成后搬到店里。我们慢慢把店做成了网红店,2014年到2018年,店里的生意很好。
我跟合伙人合影。
开店后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事,邻居投诉、夫妻吵架,男方端起串串的油从头顶倒下去,老太太从楼上摔下去的……刚开始也慌张,但还是要面对。最麻烦的是洗碗工,动不动就说不干了,我经常在厨房里洗碗,戴着手套,面对一堆凝结成块的油渣,不知道自己怎么到这里来了。每天电话还要响个不停,供应商的、员工的,苹果手机系统铃声,我现在听到都要赶紧划走,那段时间我有电话恐惧症,听到铃声就恐慌。
店的名声打出去后,我们陆续在杭州、南京开了分店。
杭州店,在杭州的拱墅区,位置很好。
开店赚钱后,我在成都周边,首付60万给父母买了套别墅。小时候到处搬家时,我曾经哭着跟我爸妈说我们不要搬了好不好,买个自己的房子,爸爸在电话那头听了也哭。2016年,我实现了小时候的第一个梦想,给他们买了个房子。
这个在成都周边的房子,让他们再也不用颠沛流离。
开店后我偶尔也会去演戏,但渐渐也不认识什么人了,原先还会有朋友找你去演戏,给企业做秀导,为企业员工排戏。有时人静下来,还是希望能做回演员。把我招进上戏的老师叮嘱我,还是要回来演戏,学了这么多年不演戏很可惜。有个国家级的编剧见到我会说,你现在满脸都是油烟味,没有艺术的感觉了,以前还有。听到这些话,我还是很难过,虽然我不排斥“黄老板”这个身份,但我内心是更想回到表演这个行业的。
那几年我虽然在上海,但不愿意回学校,大家聊天都在聊最近拍什么戏,聊到我就是“黄老板,你最近生意不错呀。”路过机场时,看到迪丽热巴的大幅海报挂着,心理落差很大。
好在开店时偶尔还在做秀导,没有完全脱离这个行业。
店做起来后,我需要操心的事少了些,也有空闲的时候,2017年,有个大学同学找到我,想跟我一起做艺术培训机构,做艺考生的培训。这份工作更累,需要24小时开机,学生随时都会找,学艺术的学生都有个性,每个人的声音、外形条件不一样,要根据每个人的特点设置课程,还得家长的工作、做学生的心理疏导,精神很疲累。
从2019年开始,串串店的业绩开始走下坡路了,大家开始吃火锅、其他品类的串串店也起来了,加上南京和杭州两家店经营不善,收入也少了。加上合伙人离开、家里的事、培训机构的压力,轰隆隆地压过来。
我开始失眠,整夜睡不着,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流,眼睛一直在跳。听着空调的声音和窗外车水马龙,楼上响起的铃声,心砰砰的,跳得很快,能听到心跳声,像是要猝死。最长的时候三天三夜没合过眼,脑子里嗡嗡的。我住25楼,我怕自己有天想不开,就在窗户外装了钢条。
那时候脸色铁青,状态非常差。
在窗户外装了钢条。
我没跟太多人说,在网上测了心理,结果显示焦虑抑郁等均分高,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失眠三个多月后,我一个人去了宛平南路600号——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病历单。
医院里有此起彼伏的叫声,有情绪激动的人,我也害怕自己变成这样,但在心里还是有个信念,我会好的。
在医院里开了药,吃了安眠药后终于睡了整觉,但身体很重,总感觉胸口压着东西,一呼一吸像是顶着什么,气才出去,夜里总做很多梦。也不敢和家里人说,压力大的时候就出去运动、跳操,在汗水里慢慢稀释掉这些焦虑和压力,告诉自己会好起来的。之后,我做出了很艰难的决定:跟合伙人商量后我们决定转店。跨过抑郁症这道坎后,好像人生又上了一个台阶,困难时我告诉自己,只是两个字而已,很快就过去了。
店转掉了,让我去思考未来的方向。那几年忙到没时间看日出日落,拼命奔跑,像高速运转的车来了个急刹,惯性还在,发动机却熄火了。我去了趟西双版纳,那里的阳光很强烈,天空湛蓝,云层肥厚,我看着这些,想起曾经的留学梦,我想给自己重来的机会,回到初心,去伦敦学戏剧。
2019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备考,找留学机构,开始准备语言,从背单词开始。找老师上课,每周两三节,完成作业、读英文原著、练听力和口语。伦敦的艺术和戏剧氛围厚重,确定只去伦敦后,我问了在英国留学生,准备申请材料,有个朋友给我推荐了英国皇家戏剧学院。
我的备考计划。
在学语言时,要申请文书、发作品集、准备面试,当时考的专业是Text And Performance(文本与表演),有编剧和导演两个方向。面试要准备独白和演唱,解析文本、解释自己的理念和导演观。
做了这么多年生意,见到各种各样的人,挣脱了那些惯性,再次回到这个行业,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跟我这些年做秀导的经历有关,未来我想做幕后。面试官看到了我过往的开店经历,包括我导戏的经历。我希望把我认知里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呈现出来。
2021年,我收到了英国皇家戏剧学院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全校只有6个中国人。因为疫情,我延迟了一年入学。
这是英国皇家戏剧学院学生证。
2022年,我来到伦敦,开始研究生的生活。我先去了剑桥,坐船从康河上过,阳光在水里荡漾,柳条垂摆,路过了小时候在书本上见到的风景。
研究生的课程不比本科生,但仍然紧张,一周四天的课程,做项目、导戏、写剧本、写学术论文、看戏、运动,被排得满满当当。
我在学校里。
在学校里,我见到了不同肤色、高矮胖瘦、不同年龄的人,他们都非常喜欢表演,学校招生的标准也非脸蛋和身高,而是看学生在表演上的潜力和想象力。看到这些纯粹、热爱表演、各式各样的本科生,也让我放下了曾经对于身高和外貌的自卑。
今年我的研究生作品,是一部以我的成长故事为背景,把这些年的所感所想都写进去的作品,《blossoming (you undo me)》拿了学院的最高奖项,也将在伦敦西区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爱丁堡戏剧节巡回演出26场。我想用这个作品告诉所有人,不管你在什么境地里,不管你是什么家境,只要内心坚毅的力量不变,即使你觉得自己渺小又平凡,梦想也会给你很多力量的。
我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前的留影。
一年春天,我去了伦敦摄政公园,公园里开满了花,河水缓缓流淌,到处都是坐着晒太阳的人。我忽然发现,从大学到创业,我一直都在跟自己较真儿,每天恨不得要做一万件事,计划表里排满了事,思绪永远在跑,活得非常用力。后来患上抑郁症,其实是身体在提醒我,要慢下来。
我在摄政公园。
从小到大,只要停下来我就会恐慌、不安,所以我一直赚钱,也曾经失去过戏剧这个梦想,经历了这么多后,我很庆幸能来到伦敦,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开始,在戏剧这条路上深造。但比起前几年,我多了一份松弛感,以前我对自己很吝啬,现在我告诉自己,要多爱自己多一点。
*本文由黄勋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黄勋本人授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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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勋 | 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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