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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拍》第363个口述故事
我是范垂琦（化名），七零后，在吉林长春长大。有一哥一姐，母亲体弱不工作，父亲是大学老师，五十六块钱工资养全家，奶奶和我们挤一间小房住。
逢年过节钱不够用，父亲火气上来，就和哥哥掐架。父亲那时最头疼的是哥哥，哥哥大我五岁，他头大脖子粗，一言不合就到处惹事，和他走在一起，没人说我俩是兄弟，我简直像白面书生，又斯文又听话，还聪明过人。我六岁考进东北师大附小特长班，一路当班长、当大队委员，小学时年年是三好学生，我这聪明来自父亲。若有人问我的理想，我会说，上清华、上北大呀！
这是1974年，三岁的我（左一）和亲人在长春家里的合影。
我这聪明来自父亲，他从吉林大学数学系毕业，作为国际象棋高手，差点被苏联顾问挑走。去苏联就成了他念念不忘的梦。1982年，父亲调到大连舰艇学院，工资二百多，分到两室一厅，父亲心情好了，我却开始叛逆。在学校，我年年拿三好学生，老师跟我商量，你让给别人吧？在家里，父亲一个严厉的眼神，我就乖乖的，不敢造次。
说心里话，我早就腻味了当别人眼里的好孩子。我第一次离经叛道就是专门去找那种不良少年玩。结果初一转学到大连，我成绩一落千丈，父亲力挽狂澜也没管用。我没考上重点高中，个子却蹿到一米八，走在校园，十分抢眼，在形象上扳回一局。我上了个大专，学了电子计算机，啥也没学着，天天打扑克。1990年，我稀里糊涂毕了业。
毕业分配是去冶金局，我没去，进个安稳的体制，过个一眼望到头的日子对我没什么吸引力。那年大连外企第一次招聘大学生，赶巧丽景大酒店在招人。丽景就在家门口，我从没进去过，压根不知道五星级大酒店是啥样。那时有部电视剧很火，叫《公关小姐》，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五星级大酒店的致命吸引力。我英语不赖，形象又好，大胆走进丽景去应聘，成功了！做财务集合，跟计算机专业正对口。负责汇总酒店一天的流水，工资二百多。
父亲不反对我去，但跟我约法三章：不许和酒店小姑娘谈恋爱。理由是，她们爱虚荣。我转身就“违约”了。刚进酒店第一天就认识了她，她在西餐厅收银，我去收账。我注意到，她很特别，我没见过任何姑娘，眼神能像她那么自信。她也瞄上了我。我们相约下夜班去遛弯儿看电影，一来二去就好上了。没什么理由，不需要理由。我偏要和她好，家里顿时闹翻天，这孩子怎么了，敢挑战父母？这是头一遭，父亲骂我离心离德，母亲没好脸色。坏孩子的自我确立就是反权威，凡是大人禁止的，我都要坚持。
这是十九岁的我和女朋友的合影。
我下班认认真真谈恋爱，上班却吊儿郎当，从不打卡。晚上拎个钱袋子到处晃悠，去保安部吃吃喝喝打扑克，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混混。结果真出了事，弄丢一千块钱，死活对不上账。处分来了，被罚五百块钱，下调到保安部，我带的徒弟很快顶替我位置。我心有不服，到保安部，我还是不执勤，只负责打酒弄菜，结果头头儿发现了，我索性辞职不干了。
我姐夫那时正想做对俄贸易，沈阳经贸委刚好招人去圣彼得堡学俄语，七个月一万块钱，包吃包住、包路费学费，每月还发二十美金生活费。姐夫交一万块钱，派我去打前站。此举正合父母意，一是要分开我和她，二是他们对苏联有着不可名状的向往。合着我是去圆他们的梦去了，我百般不乐意，但丢了工作，不去又不行。
培训了一个月俄语，1992年10月，我出发了。出发前，我去辽阳佟二堡买了几件皮夹克，又带上“大大”泡泡糖，听说在那边这些可以当礼物也可以换钱。女朋友送我到沈阳，塞给我一百美金。俩人互相明白，道别的话不用多，两句就得，心里都装着对方。
这是1992年我第一次出国，女朋友送我去沈阳，在辽东半岛的火车上。
坐上K19国际列车，六天六夜，一路吃喝玩乐。路过西伯利亚，车门一打开就有人叫卖皮夹克，进价四十块钱能卖两百。旁人说，别着急，以后能卖五百，我按兵不动。有人卖货收到两千卢布，到手后钱上的“0”就掉了，变成两百。原来骗子在钱上贴了个“0”，车开走了，找谁去呀？
到莫斯科火车站，直接往外走，居然没站台，外国和中国真不一样。再转车到圣彼得堡，进入圣彼得堡大学预科班，我被分到校外宿舍。为解乡愁，我天天用卡式录音机听《哭砂》、《星星点灯》，翻来覆去。老师吓唬我们说，哪也不能去，外面有危险。过一个月，大家蠢蠢欲动，都想跑出去给家里打电话。圣彼得堡打不了国际长途，莫斯科能打，一分钟人民币五毛钱。我为了给女朋友打电话，和几个同学坐火车去莫斯科，下火车直奔电话局，那电话打起来没完，老毛子直敲窗。
离开父母的孩子们，每月发二十美金生活费，天天喝进口啤酒、抽万宝路，不甘寂寞的就去玩夜总会。我每时每刻想女朋友，不停给她写信，爱情好比定海神针，诱惑来时，它能让我把持住自己。我偶尔也去喝喝酒，太出格的事绝对不做。别人胡作非为时，我就在家看书背单词、看俄罗斯电视剧、练听力。请老师喝咖啡、给老师上烟，找一切机会和老师聊天，练口语。
离开学校，我不可避免要踏入复杂莫测的成人世界，俄罗斯乱世中的成人世界更暗黑，可那时我浑然不觉。有了成分不明的土壤，深藏在我骨子里的坏孩子基因，就一点点冒出来，盲从又将我一步步引入险境。
这是我从国内带到俄罗斯的老歌片。
七个月的预科班快读完时，一个电话从乌克兰打来。电话那头是父亲介绍的大连张老板，他在基辅找不到事做，想来俄罗斯找我。我说，来吧。就自己掏钱帮他租了个房子。他来后不久就提议我搬出宿舍，和他一起开公司，我们很快注册了公司，叫万丰公司。
因为注册公司需要法律顾问，我认识了俄罗斯律师柳德米拉。柳德米拉的丈夫叫伊格里，无业，有个黑色双开门老式宝马，他经常和我们厮混在一起，帮我出力干活。我和他家人没有金钱瓜葛，就是很投缘。后来才知道，柳德米拉的顶头上司在芬兰，她的真实身份跟圣彼得堡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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