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把文明视为个体幸福的普遍增进，那么文明的问题就是根据使得这一目标得以可能的那个“理论”来选择“手段”的问题。
这个手段的选择，是指根据这个“理论”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制度。
这种选择，是一种使文明得以可能的“理性”，它不同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做出的最大化选择那种理性。
但是，这种理性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社会是“好”还是“不好”，是扩展还是收缩的等等，而“社会”的状况又直接关系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增进自己的利益，即“社会”其实是个体选择的前提条件。
假如一个社会中，只存在个体如何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大化的问题，那么就不存在“文明”的问题，也就是说，之所以存在“文明”这一问题，是因为存在着“社会与你的利益有关”这一事实。
假如不存在这个事实，也就不存在文明的问题。
这意味着，有关社会如何存在与繁荣的那个理论，也是有关文明的理论。
这样的理论，将构成我们选择手段、产生一个有助于增进我们利益的社会（文明）的重要“依据”。
假如我们对这样的理论无知，那么我们在手段的选择上将是盲目的，这也意味着我们将无法产生一个有助于增进自己利益的社会，也即无法走向文明。
因此，文明是“理论”概念，而不是“历史”概念。
这个理论是从人的行动（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出发的，因此，它是一般的和抽象的，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它不同于经验性的理论，如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也不同于不是建立在人的行动之上的理论，如哲学。
制度，包括文化、道德伦理、法律、国家体制等等，本身是“历史”，因此，不是“文明”的核心。
制度是经验的产物，它本身不能像“理论”一样，帮助人们做出确切的“选择”。
相反，制度是“选择”的对象，人们根据有关文明的“理论”，选择“制度”，来走向文明。
一个社会最大的遗憾，就是把“制度”等同于“文明”本身，而忽视了“理论”，这意味着建构主义。
比如，假如我们对“理论”无知，那么我们就会对道德伦理进行建构，但是，这种建构有可能是损害文明的，因为它是脱离“理论”的。
我们要根据我们所要实现的那个目标（文明），以及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理论”，来调整（选择）我们的制度，包括道德伦理，而是试图通过建构道德伦理来走向文明。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批评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美德观”或“德性观”的原因。
这种德性观不是根据我们所要实现的那个目标和相关的理论来赋予内容（选择）的，而是某些人任意地根据他的“经验”来赋予内容的，因此，它是没有逻辑依据的，也是盲目的、任意的或“非理性的”。
比如，我们可以问，你凭什么认为你所推崇的这种“美德”是“好的”，依据是什么，凭什么要别人接受？你所认为的美德，只是你认为的“好”，未必是他人认为的“好”，或具有说服他人的逻辑。
确实，我们看到，专制社会正是建立在这种未经理性审视的美德观之上的。
所以，制度也好，道德也好，都是“选择”的对象，只有当人们事先认识“理论”的时候，它们才能被“正确”地选择出来，使之成为增进个体幸福、走向文明的手段。
所以，制度（包括道德伦理，如“仁”）本身是不能代替理论的，因此不具有帮助人们做出选择的功能。
在没有理论帮助的情况下，人们对制度的选择是“经验性”的，也是盲目的。
比如，儒家“强调仁”就是一种“经验性”的选择，而不是基于“理论”的选择，这种选择意味着“建构主义”。
所以，试图经验性地通过“仁”来走向文明是不可能的，相反，应该根据我们所需要的文明和理论，来定义我们所需要的“仁”。
假如一个民族对“理论”无知，不是把自己对制度（包括国家体制、道德伦理等等）的选择建立在这种理论之上的话，它会持续不断地做出类似的盲目选择，如选择皇权专制、选择计划经济、人民公社、混合模式等等。
类似这些选择只会使一个民族在怪圈里打转，走不出来。
我们可以说，对原理的无知，就是愚昧；不服从原理，就是野蛮（无论多么强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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