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警告切忌蛮干硬干，“全力拼经济”的关键是什么？

调整防疫政策后，“全力拼经济”成了频频出现在中国舆论场的关键词。

6月2日，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进展及下一步重点举措汇报，研究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在谈到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时，李强坦言，“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但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稳固，要把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稳定社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运动持续回升向好。”

此外李强还提到两个努力的方向：其一是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在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建设统一大市场等方面，分批次加快推出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并通过深化营商环境重点领域改革，切实增强政策有效性。其二是要着力强化服务意识，加大政策落实力度，打通政策落实堵点，确保政策落到实处，让企业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具体到新能源汽车，李强表示“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一周前，特斯拉创办人兼总裁马斯克（Elon Musk）旋风访华，虽然公开信息显示其并未与李强会面，但马斯克与李强的往事，也借着马斯克的中国行，成为民间舆论场热议的话题。主政上海期间，李强以“店小二”的低姿态推动特斯拉超级工厂在上海落地。今年4月，特斯拉宣布将在上海投资建设超级储能工厂，用于生产大型商用储能电池Mega Pack。该储能工厂计划在今年三季度开工建设，2024年二季度投产。

如果说高层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期是“喜忧参半”，那么普罗大众的“忧”显然要远远大于“喜”。一方面是高企不下的失业率。数据显示，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较上月减少0.1个百分点，16-24岁失业率为20.4%，较上月增加0.8个百分点。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高达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后续就业压力仍然较大。

按照《财经》旗下公众号所刊文章《到底有多少青年人失业》推算，疫情以来大约共新增5400万左右青年人失业人口，虽然该文表示“不排除有相当部分经过一段时间又重新找到了工作，或者通过灵活就业形式，实现了再就业”，但结合人们的实际感受，青年失业率已经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问题，失业数字只是人们悲观预期的一个具体呈现。

另一方面是基于悲观预期导致的不敢消费与不敢投资正在成为新常态。数据显示，4-5月份经济数据大幅回落，居民不敢消费，预防式储蓄，企业不敢投资，1-4月民间投资只有0.4%，落后整体投资增速4.3个百分点。

那么问题来了：一边是决策层一再宣誓的“全力拼经济”的信心与决心，一边却是民众和企业层面的不敢消费、不敢投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全力拼经济”的关键是什么？

面对民间投资的低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杨伟民在6月5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青年企业家峰会上，结合全国政协曾经做过的有关民营企业面临的100个问题的调研，总结了导致民营经济预期不稳的七大问题：一是在市场准入方面仍然存在着准入不准营、三重门等隐形壁垒依然存在；二是涉企收费，名目繁多，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服务不足；三是融资环境；四是拖欠帐款；五是监督检查过多；六是政策衔接方面出现新老政策、部门间政策不衔接，政策执行中一刀切、一律关停、全部停产、先停再说等情况；七是产权保护，仍存在侵犯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情况。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给出了更直接的追问：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孙立平结合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对当下的“全力拼经济”热潮发出警告：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就越是不能病急乱投医，就越是切忌蛮干硬干。“每当看到有的地方喊出拼经济要敢字当头不惜一切代价之类口号的时候，总是让人感到有点内心不安。不安在什么地方？多少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规律的面前，我们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大呼小叫，虚张声势，说大话，说狠话，说极端的话，不但没用，而且往往是事与愿违。大轰大嗡，碰到事情就用非常规方式解决，就诉诸打仗思维，用运动方式来应对，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后患无穷。”

“现在人们经常在讲一个词，预期。可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症结。预期是什么？是对外部环境的感受和反应，是对未来的某种想象。为什么很多人节衣缩食减少消费？为什么一些本来很想干事情的企业家不愿做长远的规划和投资？是因为心里不踏实。所以，要走出经济疲弱的状态，关键是要营造一种让人踏实的营商环境，营造一种让人踏实的生活环境。怎么才能营造这样的环境？正常、平和、稳定、明确、弹性，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孙立平在最后写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此前在接受《香港01》专访时指出，亚洲成功的后发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泰国、印尼、越南，它们都有一个基本的策略，就是向社会开放资源，扩大社会自由，给予人民权利，当然主要是经济社会权利。这样形成了一种整个社会的经济预期，再加上开放的市场，允许自由流动，自由迁徙，放松了监管。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调动了出来。当然亚洲各国的说法不一样，一样的是内在机制。此外，房宁还多次提及义乌当年著名的“四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四允许”也是义乌得以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

巧合的是，现年64岁的李强是浙江瑞安人，曾长期在浙江任职，2002年至2003年，李强担任浙江省温州市委书记，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李强在接受传媒采访和公开讲话中，也多次谈到温州的重商文化，以及浙江的草根经济、创业文化和开放诚信。而从其最新国常会将优化营商环境、提振发展信心摆在首位来看，李强显然深谙“全力拼经济”的关键所在。接下来，就看怎么做好“施工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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