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2022年11月4日直播“对话许知远”)
2019年,我应邀拍摄了《十三邀》,并结识了北大师弟许知远。时隔三年,2022年的冬季,他又邀请了我做第八届单向街文学节的开幕对谈,对谈的主题是“爱与生命的历程——我们的阅读史”,我们在这场对谈中,分享了彼此文学记忆中关于爱与生命的决定性瞬间。现在整理如下,分享给各位读者。
吴琦(主持人):各位朋友好,今天的活动,我们请到两位大师兄,很多读者、观众对他们应该再熟悉不过了。
俞敏洪: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
许知远:大家好。
吴琦(主持人):今天聊天会是非常具体、切实的角度,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再自然不过:在最近的生活中,两位一定非常忙碌,阅读在你们最近的生活里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
许知远:谈论阅读对我个人来说有点像谈论空气和水一样,始终在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你非常依赖它。阅读、书籍是我通向世界最主要的方式,我跟世界的接触是通过书抵达的。这几年在发生一个有趣的变化,好像书籍到阅读本身越来越成为某种防卫机制,当我不知道怎么应对突然混乱、庞杂的世界,一本书给我带来非常大的秩序感、稳定感。如同毛姆的那句,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最近我开始重读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以前我也喜欢看,但没有(现在)那么强的感触。人怎么面对巨大时代的变迁?人都是根据此刻的需求产生阅读的需求,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此刻你内心需要应对的事物,在原来读过的书里找到强烈回响,这是我最近特别有感触的。
  我写的梁启超,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梁启超发现之前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新的道路他又想不清楚,他就彷徨。你看那时候他的诗,就能得到一种慰藉,给我一种新的动力、能量。使你不容易被外界影响,有种自我重组的感觉。
俞敏洪:我没你那么深刻的感受,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时间读书的,刚开始做新东方,为生计而奋斗,觉得赚钱比什么都好,就拼命做新东方,新东方起来以后又忙碌,自我管理能力又不够,各种乱七八糟的内部事物、外部事物,很长一段时间我读的书就是企业管理相关的,所以从1991年到2006年,有15年左右的时间,我读的书非常少。主要还是在北大的十年读了不少书,还有近六七年,可能年龄到了,过了50岁以后有了一种回归的感觉,而且新东方的业务相对稳定了,管理者也比较完整,就有时间多读一些书了。最近读的比较多,确实有回归读书的心态。
  我读书不像师弟要寻找未来的路,或者太过迷茫需要从书中找答案,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读书就是读书,没有太功利的目的,不是读了书就要去学会什么专业或者做一件事,我就是哪本书有意思就读一读。后来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在平台上推荐书籍变得很方便,所以如果我读到什么好书,就会在“老俞闲话”写这本书,有时候有人会问在哪儿买,同事们就说可以在“老俞闲话”里加一个链接,方便大家购买。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有佣金这回事,是过了很长时间,有人问我推荐书赚了多少钱,我心想推荐书还能赚钱吗?我就开始短视频推荐、直播推荐,渐渐进入了视频商业生态。
  后来新东方遭遇转型,大家都在讨论要做什么,我毕竟已经做过直播带货了,就说干脆做直播带货吧,大家就说卖什么,我就想,光卖书肯定不够,而且我自己卖书赚佣金也挺好的,新东方一卖我就不能赚了,利益冲突(笑)。就想要不就卖农产品,国家政策支持,人民也很需要,所以东方甄选就开始卖农产品了,不过现在卖书也是东方甄选很重要的业务。
  我仍然会在我的平台上推荐我读的书,我推荐书并不是出于商业目的,而是这本书我读了以后确实感觉挺舒服,觉得有思想,有教育,让人有收获,我才会推荐。所以近几年读书的数量越来越多。
吴琦(主持人):每个人和书发生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两位都是毕业于北大,有很相似的背景和起点,那时候大家都上学、读书,在那个时候,书和你们的关系或许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俞敏洪:本质上读书跟做生意是没关系的。
吴琦(主持人):每每听到从书中衍生出这么大的商业世界时,你心里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许知远:我突然想到自己很喜欢的一本书,《美丽失败者》。阅读会带给你生命的纵深感,你会读三百年前、五百年前的书,思想是可以穿透时代的。但现在我们时常对过去和未来,某种意义上丧失了真正的兴趣,我们只要此刻的获得和感受。但我相信,这些书终究会活过我们,我也希望我写的书能活过我们。
  我之前读到罗马尼亚一个诗人写的书,说自己生活的小镇到处是书店,很多人都在卖书。他说我来自一个属于人的地方。这种话永远会击中我。我为什么想开那么多的书店,虽然也不算太多,我特别希望在这儿成长的人,他们的小朋友长大以后说他来自书与人的地方。我最近经常碰到年轻的导演、作家跟我说,自己在小时候到单向听了讲座,西川讲了什么,谁谁讲了什么,对他们的影响很深,这个回报超过一切其他的东西。
吴琦(主持人):有的朋友不知道,我们在书店开会的时候,许老师会把他的失败与浪漫讲给我们听。最近几年因为疫情,大家的工作上有一些困难,我们正在想对策,开会,做报表。许老师说我们的公司应该做冬天的树,整个会议室气氛都凝固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理解冬天的树和一门生意的关系。现在想,这就跟美丽的失败者是连接起来的。
俞敏洪:其实读书和成功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尤其和做生意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读书跟一个人内心的成功与失败有关系,哪怕他是一无所有的人,他通过读书充实了自己的内心,觉得自己的人生过的很有意义,哪怕他家徒四壁,也会赢得自己内心的成功,在这种时候,他内心的富有、成功可能会大于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有的富翁尽管拥有资产,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生命除了享受钱财以外,还能干什么。古代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功利主义、科举考试似的读书,和我们现在讲的读书是两个概念,现在在学校上学约等于高考,通过高考可以进入北大、清华,进而进入人生另一个发展阶段。但进入人生另一个发展阶段也不等于成功,最多是一个起点而已。
  读书和世俗的成功没有关系,而是跟内心的需求有关系,你感到孤独的时候会读书,你感到需要有人交流的时候,会读有思想的书,为了内心的恐慌,内心的某种疑问,内心的探索,你也会在书中寻找答案。你,可以跨越千年,从苏格拉底、孔子、老子、庄子的书中,还能找到今天你面对现实世界问题的答案,这就是读书的好处。
  为什么中国很多老板跟着所谓的国学专家去读《道德经》,去读《庄子》《论语》,甚至还要读《弟子规》,其实他们也是在寻找内心的某种答案,这个事情本身,就意味着书和知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如果家里有一千本书,可能人类文明五千年的重要智慧、重要人物思想都会在里面,你只不过按需所取,哪本适合你现在的心境,你就会抽出哪本书去读。
吴琦(主持人):读书是很长期的过程,从一开始贯穿到整个人生,它跟人生发生关系,并在内在层面和人建立起了一种关系。现在我们把时间倒回到在北大求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对读书的看法和今天有什么差别吗?那时候的人对书的理解是功利的还是浪漫的? 
许知远:我到现在都记得,中午吃完饭无所事事的时候在北大图书馆闲逛,阳光非常好,我在各种门类的旧书架之间乱转,那时候就有很大的冲劲,想着将来我也要写一本书放在书架上。
  我会乱翻各种书,我现在都记得《哈默自传》,一个美国的石油业巨头,80年代跑到中国来,看的我惊心动魄,原来中国是这么开始改革开放的。我们这两代人成长经历中,没有这么多的美术馆,也看不到新的电影,视觉上的冲击是很少的,书给了我们最丰富的可能性。薄薄的一本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那时候书对于我们来说,每一本都像是潘多拉的盒子,你打开以后进入那个世界,你就被带走了。
俞敏洪:许知远可能赶上了北大最后一个浪漫主义时代,再到2000以后,各种游戏、智能设备占据了大量学生的注意力,大家读书的热情一直在下降,我现在跟北大学生交流,问你们一年能读多少书,有个别学生能读不少的书,大量的学生读五本、十本就了不起了,也有不少学生已经只读教科书了。我们那个年代是不读教科书的,就听老师讲课,老师讲课不精彩我们也不听,就是泡在图书馆,去读所谓不正经的书。不正经书的来源主要是上课老师有时候提到的书,要么是跟同学交流出来的,要么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许知远是从理科走向文科,很明显他的天性中带有对人文思想和文科内容的兴趣。我本身就是学文科的,上来就学西方文学史,老师讲课提到的书就变成我们日常必须要读的书,再加上当时北大读书氛围非常浓,我进北大第一天,把行李放在床上以后,回头一看,对面一个同学躺在床上读一本很厚的书——《第三帝国的兴亡》,我觉得我们到北大不就是为了学英语的吗?我就问他为什么读这么厚的书,他白了我一眼,根本没理我。
  这样的举动对我来说带来强烈的冲击性,我立刻就明白了,在北大读书不再是上课,上课不等于读书,教科书也不等于书,你得读大家都在读的书。前两年读的书目,都是同学们谈论的,基本上除了学习、恋爱,我们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了,读书以后就用在了卧谈讨论、编杂志上。当时在北大,学生编的杂志就有二三十种,我到大二大三还组织过《大学生诗刊》。像我们本身学文学的,看的书也会非常杂,小说、诗歌、散文、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哲学都会读,即使读不懂,也会假装读,黑格尔的哲学演讲论我读不懂,但会去图书馆借,也会装模作样的看,主要是为了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力,当时北大女孩看你在读她不懂的书,会对你很崇拜。
许知远:硬通货。
俞敏洪:不过我也没在北大谈恋爱,大家一看就知道我在装样子(笑)。我毕业后之所以留在北大,也是因为在北大读书和借书非常方便。进入北大图书馆会有一种神圣感,尤其我当了老师以后,基本上除了珍本书库以外,什么书库都可以进去,可以在一排一排书架挑你喜欢的书。我们当学生借书是很痛苦的,每次拿着十个借书条去,出来告诉你那些书全没有。今天我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说现在的书不难借,借书的学生不多了,要么在准备出国考试,要么就是考研究生,基本上不读我们读过的那些书。我留在北大还有个原因,新学生来了以后,如果有学生问我为什么在读《第三帝国的兴亡》这个书,我就可以白他一眼(笑)。
吴琦(主持人):两位都算是从书中建立了自己对世界最初的认识,在后来漫长的生活、工作中可能就渐渐失去了对书籍的热情,甚至俞敏洪老师中间有一段时间也没有读书。所以我很好奇,你们曾经的同学们,他们现在依然和书保有关系吗?
许知远:我学微电子,设计芯片的,我估计我的同学都不怎么读了。
俞敏洪:99%的同学都继续在计算机领域工作,除了像他这样的“逆子”(笑)。
许知远:我也有中文系、哲学系的同学,如果他们只是继续教书,应该也会读书。书在当时,真的是人和人连接的暗号或者是某种共通的语言。但当手机出来以后,大家不知为何对书会产生一种羞怯感,大家本质上不太好意思在等人的时候翻书,包括我们谈论文学思想,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但大家不愿意来谈。
俞敏洪:想靠在地铁、图书馆努力读书来吸引姑娘注意力的事情已经不太可行了。
许知远:这个时髦会再回来的。
俞敏洪:在我们那时候,读书最多的男生会比较受女生亲睐,比如西川,他读书也多,诗也写的很好,老开个人诗歌朗诵会,一朗诵,北大成百上千的男女学生都会去听,诗歌朗诵会完了以后,一大堆女同学追着他跑,我就在后面追着一大堆女生跑。我在北大也写诗写到了大四,我写了半天,唯一一次发表的诗是在诗歌报上,总共加起来有六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音信了。
  刚才说到这一代人有多少人读书的问题,我本身就是文科出身,更加能够散漫的读书,我的大学同学至少还有二十个以上都是在各个大学当教授,还有的在国外当终身教授,这里面很多人比我的水平要高很多,他们常常能够读英语原著。我的同学现在读书的还挺多的,有时候到大学同学家里去,家家户户至少都有两三千本书,像王强,家里的书有上万册,他的书都很贵很贵,他应该算是私人藏书珍本比较多的。我周围的同学和朋友还是有比较浓厚的读书氛围,我和周围的朋友,也常常是因为读书和对书的爱、对文化的喜欢才会交往得比较多。
  现在年龄大了以后,就会想我后半辈子最想做什么事情,我最想做的事情,第一个是阅读,第二个是行走,第三个是写作。我的写作没办法跟许知远相比,我的写作就是感悟型写作,许知远写北大的那本书,已经是研究型写作了,我现在还没进入研究型写作,太累了,就让他写,我读就行了。《青年梁启超》写得挺好,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迷茫,每个人都有家国情怀。
  整体来说,现在年龄越来越大,阅读背后不再是目的了,可能是更高的阅读境界,阅读不是为了在屏幕前面吹牛,不是为了阅读以后拿一个职称,也不是阅读以后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生意,读书对我来说变成了纯粹的快乐。我可以把书读到三分之一就扔到一边不读了,也可以把喜欢的书读个三四遍,这是我感觉现在最好的地方。
许知远:你已经进入蒙田和陶渊明的状态了。
俞敏洪:哪有到这个地步,向他们努力靠近。读书是为了纯粹的快乐,读书有感悟也可以记录,记录就是为了纯粹的记录,不是为了让别人看、出版,现在我很多的记录还是为了让别人看,我每周要写一篇周记,读的人还挺多的,有时候为了让别人看,不得不在言辞上有所掩盖、扭曲,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不够纯粹,我希望再过一段时间,能够更加纯粹一些,不加掩饰的交流我还是很愿意的,这种交流也是人心的碰撞。当然,为了功利读书也没有错,因为不管怎样,读书本身能给你带来人生更加美好的感觉就是好事。
吴琦(主持人):两位都会有面对公众的层面,不管是通过公众号、直播、节目,很多对书、文化有兴趣的年轻人也会找你们请教、交流。但他们世界的构成和我们已经大不相同,对于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人,你们二位的感受是什么?你们又怎么看待新的创造力、新的书写方式、新的娱乐方式对出现?创新科技的发展是否冲击了书本,是不是要替代书?今天许知远老师开书店,俞敏洪老师卖书,看起来书的生命力并没有被终结,那么,这些游走于游戏、智能手机之间的年轻朋友们,应该如何建立一种和书、阅读之间的关系?当你们遇到他们的时候,你们会对他们说什么?
俞敏洪:年轻人现在获取信息的能力比我们强很多,比如某些信息我不知道,他们立刻就能搜索出来,同时在十几个平台之间来回转,我搜信息只知道上百度,他们却能够宇宙上下纵观千年,这些孩子对于信息的瞬间接受能力比我们要强,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阅读。但是掩卷沉思永远是有价值的,只有在安静的环境中读书,知识才有可能真正转化成你气质的一部分。
  不到万不得已,原则上不应该在手机、平板上读书,手机、平板这种介质的现代性和你需要安静的掩卷沉思是相反的。但我并不反对电子书,出差带很多书不方便,就会读电子书,这并不矛盾,但还是希望年轻人每个月至少有一到两本深度的纸质阅读,对于培养他的气质、沉静的心理状态一定是有好处的。
许知远:我之前对纸质书有更强烈的喜欢,带有一种时代的印记。这些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反而更乐观了,不管媒介怎么变化,我对人性有信心,人性始终要寻求自己对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每个人始终会受到对爱的强烈渴望的召唤,每代人使用的媒介发生很多变化,但是每代人又是相似的。他们看 30 秒的抖音或者是短视频,很可能一无所获,但像我们翻很多书也有可能一无所获,但这些或许慢慢累积,会编织成他们对生命、爱的理解和感受。
  他们看新出来的网剧,跟我们那时候看金庸很像。我们这几代人,属于印刷文化的尾声,书之前都是羊皮纸,抄得乱七八糟的,在印刷文化发展下突然标准化,成为工业化产物。我们迷恋它的连贯性、线性,这都是工业时代的标准。而更年轻一代他们处于文化技术革命的开始,他们肯定是迷茫的,新的秩序尚未形成,他们现在的感觉有点像工业时代,机器还没有被驯服的状态。我相信未来,他们会产生自己表达领域的巴尔扎克,海明威,叔本华。因为人性本身是不会变的,我们对友情的渴望,我们对世界的爱,尽管假装厌倦,但仍然不知疲倦地寻求。所有东西本质上是没有变的,我很有信心。
俞敏洪:我觉得我们不太需要为年轻一代的阅读担心,他们现在已经是处在一个立体化阅读时代,甚至有时候阅读不一定非是文字性的,现在的视频、短剧、连续剧,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阅读。你去看西南联大、河西走廊的电视纪录片,带来甚至比阅读更强的冲击感,所以我们不用太为未来的年轻人担心,人类未来的传承一定会有不同时期不同的方法,我们不用担心因为这种传承方式的不同,人类的文明文化就会消失掉。当时收音机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说阅读完蛋了,大家只听了,不读了,电视机出来的时候,大家又说完了,不听不读,只看了。但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印书总量每年增长的速度还是很快,并没有因为各种阅读平台的出现而受到影响。
  中国每年纸制书的增长有5%-10%,很多人很有意思,会在电子阅读器上读完一本书以后再买下纸制书,我也是如此,不买纸制书总感觉没着落,总觉得电子书读完跟我没关系了,万一电子书弄丢了,里面三千本书就都丢了,但我要是把书放在家里的书架上,就不可能丢。
吴琦(主持人):我们此次文学节,不仅把做书、写书的人放在一起,那些对书有兴趣的人,不管在做脱口秀,还是在做歌剧表演,他们都会带着新的创作前来。文学节的这样的会面,许老师看来意义来自于什么?
许知远:单向空间应该是第一家持续搞活动的书店。因为有一天我们突然意识到,一本书在书架上是不够的,它应该走下来,让作者把它讲出来。你可以参与提问、表达,单向就变成更活跃的空间。知识应该在你的耳边、眼前,走到你边上跟你喝一杯。见面的碰撞会激发出更多灵感火花,产生奇思妙想,这种场域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美丽心灵》告诉我们双螺旋结构就是在酒吧里发现的,突然间的争论激发出了一个理念。
俞敏洪:阅读和交谈是相辅相成的,当你孤独一个人的时候,阅读是最好的充实。现实中的碰撞也是非常重要的。北大有两种聊天场景,一种是卧谈,男孩子们为了一个观点能半夜跳起来打架,就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的思维、见识、判断能力在不断改变,这种碰撞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种,是北大不同专业的同学在一起聊天,大家对某种事情的观点和看法是不同的,就会产生碰撞。当初我在北大,尤其是在大四的时候,最大的收获就是闯进了老师群里,徐小平,他之前是北大老师,到周末的时候,会有一帮年轻老师到他那里聚会,我就是普通学生,我想办法挤进这个圈子,为他们倒水泡茶,就可以坐在边上跟他们聊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不够的,一定要不断碰撞,而且是没有功利的碰撞,就是聊两三个小时,聊一个通宵,可能有一两个点,就能打通你智慧的任督二脉。
吴琦(主持人):提起争论和碰撞,我感觉现在的互联网舆论是非常抗拒、害怕争论的,面对很多事情,很多人选择不说或者是选择不跨越自己的舒适区,包括很多爱读书的人,也会习惯守在自己的书房内或者是守在非常狭窄的角落,觉得这个角落是世界上最纯净、纯粹的地方,不太会跨出这个舒适区,但两位一开始就跨出去了,比如许知远做《十三邀》,比如俞敏洪老师做自己的对谈节目,你们跨出去的勇气和决心到底来自于哪儿?
许知远:分两个阶段,一开始就是好奇心,会好奇他们为什么干这个事情,他们是怎么想问题的,而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慢慢也会意识到自己的狭隘性。我确实很依赖阅读,阅读本身也有它的偏狭。世界是很立体的,书籍则是浓缩高效的,而且书籍不会反抗你,读不懂黑格尔,那就跳过去,不用面对那种尴尬。我们需要安全,需要适度的安全,书籍给我们适度的安全,各种产品给我们适度的安全,但安全对人也是有伤害的,在安全之后是需要某种危险的,这是我最初做书店的冲动。
  说到这里,我想起之前我和俞敏洪师兄去贵州拍《十三邀》,那个过程真的让我倍受鼓舞。我们在贵州,他非常忙,我都累的不行,但有一天我跟他去那个山区的中学,他一进中学就讲他高考的事情。那些孩子上学很累,他们的眼睛很疲倦,但他讲了几句,所有孩子就都坐起来了,我看到有一些孩子眼睛明显发亮了,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命运是有可能发生改变的。他点燃了这些人,而且他在不知疲倦的点燃,今年师兄的事就更不用说了,我真的非常受鼓舞。
俞敏洪:对我来说,只要是我出现在我应该鼓舞别人的场合,我就会对别人进行鼓舞。这一方面来自于你必须要这样做,因为你没有必要把你的失望或者悲观带给别人,即使你自己内心有失望和悲观。另外就是,我说服了自己,我自己能够不断鼓励,不断燃烧自己才有感染力去鼓励别人,让他们把自己也点燃。许知远说到的贵州山区的孩子的现状就是这样,我相信通过我个人的奋斗,至少改变了我自己从农村走出来的命运,只要孩子有这样一股劲,或多或少也能改变自己。比如现在那么多粉丝喜欢东方甄选上的小年轻,也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种鼓舞的能力,而且他们有恰当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也是我值得骄傲的,某种意义上带有新东方的传统——用语言和人生态度给别人更多的希望。我个人一直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奋斗,一定能够给人生带来改变。
许知远:你用生命力证明了这些东西。
俞敏洪:主要还是赶上了好时代。一个好时代对于一个人能力的发挥是非常重要的,我常常说,如果我们早生二十年,可能这辈子就一事无成。
吴琦(主持人):愿意鼓励、懂得鼓励,俞老师和他的东方甄选真的很鼓舞人心。
俞敏洪:我会跟他们一起唱歌、喝酒,这也是另一种鼓舞。60岁,某种意义上算是老年人了,我愿意参与到青春洋溢的活动中,他们的青春洋溢也鼓励了我,所以这算是一种互相点燃。
吴琦(主持人):在这样的历程中,正向的鼓励真的可以给人的生命力提供很多动能。
吴琦(主持人):在跟沃尔沃的合作历程中,是不是也存在鼓励和被鼓励的关系?
许知远:我某种意义上是被沃尔沃“忽悠”了,我去他们的公司,上来就放了一个纪录片,关于“生命奇迹俱乐部”,里面每个人会去描述自己在经历极端生死考验时的状态。看完之后,我更体会到人在极端体验下会变得特别强大,要存续生命的欲望超过一切,这股能量超过我们的想象,不经历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对我们这家小小的公司也是一样,有时候这种极端体验、压力反而会让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更新的理解,对生命本身的感受,对爱的感受,也都是在极端体验中释放出来的。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接受命运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而书籍、思想、艺术会给我们带来精神的安全。阅读会陪着我们,在某些时候给我们保护,给我们某种安全、某种确认。当然,顺风顺水给你的安全也是真实的,但往往是一种虚幻的真实。
  “冬天的树”——我很喜欢这个比喻,树在夏天枝叶繁茂,你不知道树真正的样子,只有冬天的时候,当所有叶子掉光,你才能知道树干的样子。无论是组织、个体、品牌,还是群体,最终那个真实的个体,才是动人的。
俞敏洪:人有两个不可把控性,第一,作为个体,并不是能100%把控。第二,对于外在环境,也不可能100%把控。有一句比较庸俗的话,意外和明天到底哪个先来你是不知道的。当我们感觉追求未来确定性比较高的时候,就会努力用时间节点为未来做准备,当未来不可预期的时候,就会愿意为现在做准备。从经济理论的视角去看就能明白,未来越是有不确定性,借钱的成本就会越高。面对不确定性,人其实会不自觉的把现在和未来结合起来,只是你到底是把比重放在现在还是未来?年轻的时候我会放在未来,因为未来很长。现在我会把更多时间、精力、资源放在现在,我觉得我的现在更加重要,这是分配的问题。
  人的另外一个能力是,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去寻找出路。比如一个动物,它的视力范围内没有食品,它最多移到旁边一点点去找。人如果觉得有机会,可能几个小时就到上海了,再几个小时就到广州了,人转移环境的能力会比动物强。命运和环境,我们不一定100%能掌控,但在你可以掌控的范围内,你可以做出主动的选择。我认为个人主动选择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作为人,最主要的就是自主性。人不可能绝对自由,在你能够自由的范围内,你应该做尽可能以你个人意愿为核心的选择,这样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才会觉得此生没有白过。
吴琦(主持人):两位老师在社会、文化语境下提到了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不确定性,也试图在宏大的焦虑之中帮我们建立安全感、秩序感。我在想,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注意力放到具体事物中,那些焦虑、不安全感是不是会慢慢得到一些缓解?
俞敏洪:你不能忘了未来,依然要走向未来,对未来要有布局,布局不影响你对今天的布局,你把今天事情做好的时候,稍微想一想今天这个事情是不是跟未来有一定关系?比如读一本书,表面上是今天读完的,但其实它对你未来的走向、思想会产生长久的影响,这就已经跟未来挂钩了。我现在比较愿意把更多时间放在既是我现在的选择,又能部分意义上构成我未来的事情上,比如我现在选择锻炼身体,每天在小区里走一万步,这就是一种选择。我更愿意到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去走,因为后者既构成生命的丰富性,又完成了锻炼身体的意愿。
吴琦(主持人):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看看各位朋友还有什么问题。有人问俞敏洪老师,你为什么做东方甄选?
俞敏洪:我已经有了一个做教育的平台,再去做教育,一是重复,二是如果你在原有思维中再做一个简单的调整,其实是没什么用的,你在国道上不可能变成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上不可能变成飞机跑道,所以一定要转化到完全不同的状态中。当时就是讨论一圈以后,觉得卖农产品、生活用品跟原来新东方做教育不一样,而且也不违反新东方的价值观,因为第一能够帮助到人,第二能够鼓舞到人,第三是能跟社会的进步吻合。卖农产品和生活用品既符合国家方针,又符合社会的进步。不是我能做成功我就选择去做,而是觉得做的有意思,那就做好了,做到山穷水尽疑无路,还能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做过了,就不会遗憾。
  我做东方甄选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不能做,直播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而且农产品是风险极高的东西,确实比较容易出问题,大部分是非标化产品。但我觉得还是要试,我可以亲自参与选品以确保农产品的质量,我可以亲自参与直播,在我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内我去做一个新的尝试。
吴琦(主持人):谢谢俞敏洪老师。第二个问题,如何缓解自己缺乏安全感和焦虑的情绪?
俞敏洪:缺乏安全感和有焦虑是特别正常的,当然,如果你的焦虑变成抑郁或者是彻底消极则是另一回事。之所以缺乏安全感和有焦虑,是因为你在现实中没有能力得到某种你想要的东西,以及你发现以你的能力,要想得到那个东西,你得付出更多。缺乏安全感和有焦虑不是坏事,它们可以适当激发人的潜力,但这不能过度,像我在新东方最初组织结构调整转型的时候,我好几年根本睡不着觉,差不多十年时间吃了三千片安眠药,直接导致我现在变笨了。
  人会遇到自己处理不了的缺乏安全感和焦虑的时候,这是人最痛苦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要想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怎么办?绝对不能走到极端的状态,这是最没出息的、消极的想法。有一次我在国外出差,当时住在20楼,我就一心一意想跳下去。当时我女儿已经出生了,我知道肯定不能跳,我就穿着羽绒服在零下二十多度的雪地里走了四个小时,硬生生把想跳楼的想法给压下去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坐飞机回家,当我女儿出现到我面前的时候,哪种感觉就开始消除了。
  而且,实在解决不了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放弃?新东方当时为了组织结构、股权,打架打的半死不活,我当时是新东方45%的股东,我说我把我的股票分给你们,我一分不要。过了几天,他们说你还是要回来,你不回来,我们干不下去。就这样,事情解决了,而且因为这个行为,他们对我的态度就好了很多,我的焦虑也就解决了。就像小时候,我妈把我给打急了,我就两天没回家,第三天回家的时候,我妈再也不打我了,也不骂我了,这也是一种抗争。
  有一定的焦虑和缺乏安全感不算是坏事,完全没有焦虑,完全舒适的状态下,你的反应速度会变慢。一只狼能在大自然中生活很久,但如果把家养狼狗放到大自然,它不一定能活,因为它对外面的反应速度没有了。保持一定的不舒适性,让自己对外界有更加敏感的反应速度,不算是坏事。我到现在老给自己加压,甚至某种意义上是主动的加压。
许知远:你自己加了什么压?
俞敏洪:要求自己一个月至少要读几本书,其实就是加压。包括我现在仍然每天都会去上班,原则上我现在一个月不去新东方,新东方也不至于倒闭,但我依然每天都去。偶尔还带着新东方的员工爬山,垂度一千米,爬的半死不活,这对我来说也是产生了一点压力。
许知远:他还是喜欢极端情况,他喜欢压力。
俞敏洪:我喜欢自我完善,我给自己订一个每天行走一万步以上的目标。有一天工作特别忙,回家打开手机一看,只有三千步,我就边走边听书,直到走到一万步以上。
吴琦(主持人):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大家再见。

  今天(5月30日)18:40,“老俞闲话”直播间,我将对话梁建章,我们将围绕梁建章的双重身份——企业家、人口经济学家,聊聊他求学、创业等经历,以及他关心的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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