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2022年12月8日直播“对话苏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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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大家好,今天我邀请了著名散文家苏沧桑老师进行对谈。苏沧桑老师文笔非常优美,有着古朴优美之风,写的文字读起来韵味悠长,她的一些文章还选入了中小学课本,大家读一读可以感受到这位江南女子内心非常细腻的情感。
  今天主要推荐她的两本书,《纸上》和《遇见树》。《纸上》是苏沧桑老师写的七个中国民间匠人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故事,结合融入式调研,用优美的文字写出了中国文化传统和工艺背后厚重的故事,这些故事能给我们带来比较好的文化熏陶,以及对中国传统工艺比如传统养殖业、种植业、酿酒业等等的理解。《遇见树》是苏沧桑老师过去30年优秀散文的精选集,这里面的文字很适合孩子们当作范文阅读,因为里面有不少文字是比较浓缩的散文精华。
  很多人都读过李娟,她的书也相对比较流行,因为她写的游牧文化给我们带来很多吸引力。而在江南烟雨文化中,苏沧桑算是其中一个代表,江南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柔美和飘逸,可以从苏沧桑的文字中感受出来。
  有不少人说受我们的影响,开始读很多很多的书,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事情。其实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没事的时候,不要老守着手机不放,而是真的每天花一两个小时读读书。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有读书的习惯,我60岁了,我觉得读书是渡过生命最好的方式之一。
俞敏洪:沧桑好。
苏沧桑:俞老师好。
俞敏洪:你现在定居在杭州吧?
苏沧桑:对,从读大学的时候开始,已经在杭州待了30多年了。
俞敏洪:能见到你特别开心,我读你的书,发现你的作品内容充实、文字优美,意境也比较高远。我有个好奇,我刚开始读《纸上》时,看到“沧桑”两个字,我以为是位男作家,后来上网一搜才发现是一位女士,我就一直在想,“沧桑”这两个字是你的真名还是笔名?
苏沧桑:是我的真名,这个名字是我父亲给我起的。
俞敏洪:一般给女孩子起名字都会起比较温柔的名字,但你这个“沧桑”,感觉好有沧桑感。你父亲为什么要给你起这个名字?
苏沧桑:是取自毛泽东诗词,“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我出生在60年代末,当时是很动荡的十年时期,刚好我们家老屋的墙上就挂了这两句诗,我父亲一想,说这个年代这么动荡,希望改天换地一下,就起了“沧桑”,沧海桑田,会有巨大变化的意思,其实是为了他的一种愿望。
  我20几岁的时候,有一个散文得了奖,因为奖金比较高,全国很多报纸就登了这个消息,而且把我的单位都登上了。我原来在民航局工作,就收到很多读者朋友的来信,就有四五个读者称呼我“苏老先生”、“沧桑老先生”,20多岁的时候都这么叫我了。现在年纪大起来了,也越来越名副其实了,我很多朋友现在都很真诚地称呼我“苏老先生”。
俞敏洪:听你这么一说,你父母是不是还是挺有文化的人?
苏沧桑:我父亲是中学老师,教数学的,但他是师范学院毕业,所以琴棋书画都会一点。我父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俞敏洪:你父亲上学的时候应该是在十年动乱之前,功底还是比较扎实的。
苏沧桑:对,他当时在温州师范学院,他在我们老家玉环的楚门中学主要教数学,还兼音乐、美术、绘画,会国画、会钢琴、会小提琴、会胡琴,所以我觉得我父亲给予我最多的影响可能是审美天赋上的。
俞敏洪:所以你继承了你父亲的审美天赋,但没有继承你父亲的数学才能,是吧?
苏沧桑:你怎么知道?我经常连个位数都加错(笑)。
俞敏洪:在十年过程中,父母有受到什么冲击吗?
苏沧桑:有,其实我父亲是从温州调过来的,在我七岁的时候回到了玉环。
俞敏洪:你在温州长到了七岁?
苏沧桑:对,在温州平阳。我父亲当时被派到工作队,不让他教书了,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我们家特别压抑的一段时间。从那个时候,我和我姐姐知道父母亲受到了不公平待遇,非常苦,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父亲有很严重的胃病,一米八的个子,很高很瘦,以前还有个外号叫“长人苏”,他后来到了工作队要劳动,就得吃很多饭,因为他劳动、饮食各方面都正常了,他的胃病后来就好了。
  我父亲做了一件特别执着的事情,对我们三个孩子有很大的影响。在1980年,他在我们小镇的山边买了一块地,他说我一定要让我的三个孩子在有树、有花草、有鸟鸣声的空间里长大,而不是在一个很逼仄的空间里长大,他说这样对孩子的胸怀、眼界以及对大自然的亲近都很有影响。我姐姐是搞音乐的,是北航的音乐教授,一个合唱指挥家,我觉得在这方面,我父亲真的给我们三个孩子创造了特别好的成长空间和环境。包括我写《纸上》的时候,我父亲给了我很多好的建议,所以我在《纸上》后记里说,我的父母是我这七篇长散文的第一读者,甚至陪着我去体验。他说我特别希望我的女儿写了那么多的散文,能够写出一部真正能流传下去的书。
俞敏洪:我觉得《纸上》一定能流传下去。
苏沧桑:谢谢俞老师,我觉得我做得很不够,但他这个愿望,也是我自己的心愿。
  我的母亲也是一位很特殊的女性,我母亲跟俞老师的母亲一样,当过裁缝,自己办过小厂,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小学老师。我母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文学创作,她特别相信胎教的神奇,她说她在怀我的时候,因为是文革时期没有什么书可以看,她看的最多的三本书:一本是毛主席诗词、一本是《红楼梦》、一本是《红楼梦》研究,她就反反复复看这三本书。所以我为什么从小就那么痴迷文字、文学,她说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她说我姐姐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就喜欢唱歌、跳舞,我弟弟是做生意的,她说那时候马上就有三个孩子了,得赚钱养家,所以她脑子里想的全是赚钱的事情,所以我弟弟后来就做生意了。
俞敏洪:冥冥之中会有一定的影响。
苏沧桑:好像是有点,很有意思。我母亲对我写作特别大的一个影响,是她做了一件事。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在我们老家的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是一首诗,拿了大概十块钱的稿费,我母亲没有给我,也没有给我买好吃的,而是拿去买了四幅字,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岳飞的《满江红》,还有辛弃疾的,四幅字画挂在我们家三楼雪白的墙壁上。我小时候很沉默寡言、很孤僻,几乎不说话,我也不太会跟小朋友出去玩,我做完作业以后,就在我们家三楼,默默背诵那面墙上的诗词。那四幅字画让我第一次真正领略到中国的宋词之美、真正的中国文字之美,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从此痴迷上文学。
  我爸爸妈妈跟我们就像朋友一样,非常民主,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家从来不会有训斥、争执,特别是我母亲,她有特别坚定虔诚的信仰,她对我的个性形成或者改变产生了影响。我前两天读俞老师的《在岁月中前行》,我看您给您母亲写的那些文章,我就特别特别感动,我母亲也给我这样一种感觉,她特别宽厚、豁达,有很虔诚的信念和信仰。你知道她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她不会为自己祈祷什么,也不会为子女求什么,她第一句话一定是国泰民安。她从西藏回来以后,她说我们以前不知道,那些那么贫苦的人在那里跪拜,他们嘴里念的是国泰民安,而不是我自己要如何如何。所以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对我想成为一个作家,起到了特别深刻的影响。
俞敏洪:你感觉你父母关系和谐吗?琴瑟和谐还是也会互相之间发生冲突?我小时候最大的记忆就是我父母老打架。
苏沧桑:我的爸爸妈妈吗?会!
俞敏洪:通常是为了什么打?是生活艰苦?观点不一致?还是为了子女的教育?
苏沧桑:那倒不是,对我们子女,他们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矛盾,而且以前我觉得父母亲因为忙于生计,也没有特意规划我们三个孩子将来要做什么,或者我们读书怎么样,就好像我赶紧去挣钱,把你们养好,能够有钱供你们上大学就行。他们之间的矛盾最主要是性格,我父亲是性子比较急的人,什么事情都快快快,所以他们个性上会有一些冲突,在孩子面前也会有表现。但我觉得没什么大碍,对我们也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俞敏洪:整体来看还是个满完美的家庭,你们三个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很和谐吗?
苏沧桑:也有吵来吵去的时候,我和我弟弟互相欺负,他跟我隔了两岁。但我姐姐比我大五岁,所以她特别辛苦,因为她是长女,我爸爸妈妈很辛苦很忙的时候,我姐姐会分担家里的家务,有一次她带我们河边洗衣服,掉到河里面,自己又爬起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岁月中的大姐》,她是我们小时候很崇拜的对象。
俞敏洪:我姐姐刚好也比我大五岁,所以我知道一个姐姐大五岁,基本在我们长大过程中就把她当大人看了,因为我们10岁的时候,她已经15岁了,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姐姐已经当赤脚医生了。
苏沧桑:大姐好像有与生俱来的责任感,而且比我们更加早熟。
俞敏洪:对,尤其在那个年代,更容易早熟一些。
苏沧桑:我的姐姐和我的母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二能够任何心情、任何心事都可以分享的人。
俞敏洪:这个非常了不起,很多家庭到最后,家人之间互相有隔阂、不说话,兄弟姐妹之间也常常各奔东西,这是一个比较痛苦的状态。如果兄弟姐妹之间无话不说,或者有了问题大家可以互相一起出主意、想办法,这就是特别幸福的人生。中国的传统文化都讲究大家族文化,其实就是为了在无助的世界中能够互相帮助,当然现在国家也有五险一金、退休金会确保人工作退休之后也能活得下去,但人的孤独和寂寞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靠家人来解决的。
苏沧桑:对,亲情在我们生命中真的太重要了,而且可能是最最重要的一种情感。
俞敏洪:我在你文字中还看到你回忆你的太婆、祖父,太婆是指?
苏沧桑:是我外公的妈妈,是我妈妈的奶奶。
俞敏洪:我看你太婆都能读《醒世恒言》《红楼梦》,你母亲那条线的家族是一个书香门第?
苏沧桑:书香门第倒谈不上,我也问过我妈妈,因为我很少见到我太婆,小时候有那么几次很深刻的印象,她坐在我妈妈的裁缝店前面,晒着太阳,手上捧着一个铜暖炉,就在那里默默看一本书,没什么事情的时候,她就会去二楼,二楼有一个佛龛,她就在那里念经。但我在我太婆那里会看到很多特别古旧的线装书,她就会看那些书。我妈妈说我太婆是从外地嫁过来的,和我太公一起在我们小镇开了个类似于现在的快餐店,后来慢慢有了一些家业,就开了一个南货店,那种卖烟酒一类的杂货店。所以,她特别爱读书,也有这个经济条件,但很奇怪,她原来是不识字的,她就是从念经开始,从经文里开始学字,后面开始看书。
俞敏洪: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是自学成才的。
苏沧桑:是的,我母亲说她是出口成章,说出来的话就四个字四个字的。
俞敏洪:很聪慧,我觉得喜欢读书学习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个人内心的追求,当然也涉及到家庭的文化氛围,比如你的家庭文化氛围,你妈妈当过小学老师,你爸爸是中学老师,而且文艺范儿又特别浓厚,很容易把你们兄弟姐妹带向喜欢学习的道路。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的写作才能并且坚持写作的?
苏沧桑:大概在小学、初中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语文老师们对我影响很大,在小学时候,我是很喜欢听好话的一个人,特别喜欢听表扬,我的语文老师很瘦小,他老是说,你的作文怎么写得那么好?每次我一交卷,他就会表扬我,“你又第一个交卷”。有时候写的不好,匆匆忙忙写好交给老师,就是为了得到他的表扬。
俞敏洪:你作文当初写得好,是因为你小时候阅读多?还是因为你父母亲要求你小时候写东西?
苏沧桑:没有,我父母从来没有要求过我做任何事,包括考大学、工作、结婚,在我人生很重要的步骤里,他们不会说一定要我怎样,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从来没有。小时候他们没空管我,但我们家里有很多杂志,《十月》《人民文学》《少年文学》,都是小时候我父母亲订的,我舅舅也很喜欢看书,所以我觉得一个是熏陶。另外就是确实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加上语文老师的引导、表扬,到了中学也是这样,说我作文写得好,帮我拿去参加比赛,给我抄在教室的黑板后面,当时就觉得特别光荣,慢慢就去投稿了。
俞敏:你大学毕业后还在航空公司工作过,这个过程中,你一直没有中断写作吧?
苏沧桑:我读的杭州大学,现在合并到了浙江大学。当时我还当过树人文学社的副社长,我的师兄当时是树人文学社社长,我跟他说,我们又不熟,你们怎么会让我当文学社副社长?而且后来你们也没叫我做过什么具体的事情,都是你们自己在那里出刊什么的。他说了一句话,我后来特别有感触,他说那时候我们的文学社多么纯,全都是特别热爱文学的人,而不是我们为了什么。有些社团可能会跟名利有关系,但我们那时候真是由一群热爱文学的人组成,会让我们觉得特别有才华的这些人。所以我也很感慨,很感恩我一路遇见的美好,各种人或者事物,虽然终究告别,我们也不知道和谁是见了最后一面,但我真的感恩生命中所有的遇见。
俞敏洪:从你的文字中可以读出你的文字功底和文化功底是比较深的,对于文化历史中的一些事情比如诗词、歌赋、诗人平生,引用起来也非常熟练,而且恰到好处。你是从小就背这些东西,还是后来写作后,有意加强了自己这方面的文化修养?
苏沧桑:阅读、知识储备是写作必需的,但我可能从小养成了一个习惯,我喜欢阅读,我爱读书,除此之外,我还有着和现在的年龄很不相符的好奇心,对这个世界极强的好奇心。俞老师可能不知道,我大学读的是政治系。
俞敏洪:后来怎么不去考公务员?
苏沧桑:我可能高考的时候语文没考好,就被政治系录取了,但我觉得很幸运,因为我平时热爱文学,肯定还会去读文学书。因为我读政治,我就读了很多别的书,比如伦理学、政治社会学、逻辑学、人类学等等,这对我的眼界开阔、思想深度都有益处,后来我在民航工作,不同行业的跨界对我也有一些影响。
  关于知识储备,我有一些习惯,我是一个很贪玩的人,除了阅读以外,我会看大量的纪录片,而且我看纪录片有一个习惯,我会截屏,我有时候会劝自己,说好好享受一部纪录片吧,不要再去记什么了,但我做不到,我就会截屏,或者把我有感触的画面回放、记录下来。我还会在平台上关注很多宇宙奥秘、探索,关注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公众号,睡前会翻半个小时。这些碎片化的阅读,不是阅读,但也算是阅读,我会去探究很多,甚至我在手机上玩个小小的游戏,在玩的时候,我脑子里会天马行空,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构成了所谓大阅读。
俞敏洪:好奇心加上好学精神,还有对于有用知识的记录能力,构成了你的知识框架或者视野框架。
苏沧桑:在具体的写作中,比如写《纸上》,我会去买很多专业的书研读,而不是去网络上找答案。比如写养蚕,我就会去找一些古籍或者带图画的书来读,我觉得这才是最扎实的功课,看大量的专业视频也挺重要。
俞敏洪:散文集《遇见树》,为什么不是遇见人呢?
苏沧桑:《遇见树》其实是书中的一篇文章,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个名字是我和编辑商量定的。确定这个书名的时候,我把《遇见树》当成一个文学意向,我们生命中会遇见树、遇见一粒沙子、遇见一片海、遇见某一个人,我们又不断告别,但我们在不断的遇见和告别中,其实已经完成了能量交换,我们遇见的这些人、所有的一切、欢乐的或者苦难的、忧伤的烦恼的,才让我成为了现在的我。其实《遇见树》也是遇见万物、遇见万象、遇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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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这本书是你过去所有文字比较精华的一个合集,对吧?
苏沧桑:对,是我35年来文学创作、散文创作的精选集。我主要写散文,也写了一个长篇小说《千眼温柔》,我以后如果有精力,还会再写一个长篇小说。
俞敏洪:你在《遇见树》里专门写了娘家小院,娘家小院是你父亲买了地,亲手建起来的,还在院子里打了一口井。我对你在文字中提到的娘家小院,以及娘家小院中的桂花树印象特别深刻,你还拍了不少照片,照片也非常优美。到今天为止,娘家小院仍是你们一家人心灵安放的地方,挺让人羡慕的。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希望在自己家乡有一个小院,在小院中能够安放自己的心灵和家人,能够喝茶、聊天、修行,或者过着阶段性与世隔绝的生活,像陶渊明回归桃花源一样,当然陶渊明的回归是很穷的,即便如此,陶渊明也在农业生活中、悠然见南山中获得了一份心灵的宁静。你觉得娘家小院在你心灵成长中、在你的作品中、在你对家乡的留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苏沧桑:我觉得我的故乡玉环以及那个娘家小院,对我来说就是一棵树的根或者一条河的源头。
  我的家乡玉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孤悬于东海之滨,在台州最南端,是一个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曾经是交通末端。玉环由楚门半岛和玉环本岛,还有一百多个离岛组成,有一大片海洋湿地,是一个具有非常独特审美气质的空间。我的家乡既有江南的美,又有东海之阔,所以我们那里的文化是由海洋文化、农耕文化、移民文化水乳交融而成的。
俞敏洪:具备天然的文化丰富性?
苏沧桑:对,我们那里一个小岛上就有十几种不同的语言,所有人想交流都要用普通话。我们一直在询问我们来自哪里?有的来自温岭、台州,有的来自温州、福建,还有的来自外洋,甚至有些是海盗的后代。
俞敏洪: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尤其是明朝时期,那里是海盗频发的地方。
苏沧桑:我们娘家小院的山后铺,原来就是海盗的山寨,所以玉环人的性格,融合了这么多文化,有那么多不同的基因,玉环人的性格很独特,很豪爽、很幽默,勤劳善良、敢做敢当敢想,什么都敢。
  大家知道浙江是很富庶的,我们台州玉环在浙江里面又算是特别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原来是交通末端,现在居然成为江南,甚至整个中国最富最美而且最有活力的一个所在,真的很特别。
俞敏洪:本来是一个在海边的小地方,甚至是与世隔绝的地方,随着经济发展变成了一个繁荣之地,不光经济繁荣,还有文化繁荣、旅游繁荣。我从地图上看,玉环其实是一个半岛,不是一个全岛。
苏沧桑:对,半岛,我们家就在楚门半岛,中间隔了一条漩门湾海峡,外面就是玉环半岛和一百多个离岛,小海岛很多,鸡山、海山、披山,跟台湾那边遥遥相望。
俞敏洪:那边往北是舟山群岛,再往南就到了福建那边的岛屿了?
苏沧桑:是的。我们家乡人还有个特点,特别热爱生活、热爱美食,我们家乡常年都会弥漫食物的香味、水果的香味、酒的香味。
俞敏洪:对,整个浙江都以酝酿著名,你的《纸上》里专门有篇文字写得特别好,把玉环当地的酝酿文化和你自己对酒的回忆、你的家族成长史,和作家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做了非常好的陈述,这篇文字叫《冬酿》。
  说回玉环,我从你的文字中读出了你对家乡的依恋、对家乡美好事物的描述。你文字的根,跟你在玉环长大是有比较大关系的,所以能否分享下玉环给你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
苏沧桑:我的第一故乡和第二故乡,对我散文创作风格的形成有很深远的影响。玉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她有两种美,又有江南小桥流水、烟雨濛濛的美,但她又在东海边,有大海之托,有那种豪气在,我觉得这对我思维方式的形成都有影响。我的第二故乡是杭州,我从1986年到杭州读大学,后来一直在民航局工作,后来又到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我们都知道,杭州既有风月,更有风骨,可能很多人觉得杭州就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觉得她有很温婉的美,其实不是,杭州有钱塘江、岳飞、张苍水、秋瑾等等,她有钱塘江万马奔腾的气势,有风骨,有非常厚重的历史沉淀。
  所以,我的第一故乡玉环和第二故乡杭州,对我散文的风格有很大的影响。很多读者包括评论家,会说我的散文特别细腻,但又有宏大、深邃的东西在里面,我自己也有这样的追求,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够营造灵动幻美、大气磅礴、深邃宏大的文字空间。当然我还需要更加努力,还做得不够好。
俞敏洪:我觉得一个作家生长和生活的地方,对他的文风、表达方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之前我访谈了李娟,她生活在北疆地区,尽管也有女性的柔美和纯净,但她的文字中就体现出了游牧文化中彪悍和粗砺的一面,那种大雪漫天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但读你的书,尽管也有宏大和弥漫的远方,但更多是对于当地文化的细致观察和描述,而这种描述读着读着就充满了江南烟雨的感觉。
俞敏洪:你最新出版的书籍中,我觉得《纸上》特别值得一读,这本书是你亲身体验,通过七个故事讲述了在中国文化中,手工艺人或者老百姓跟历史相连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是如何在一种热爱自己的生存方式中,既产生优美的产品,又能传承中国的文化。你用女性特有的敏锐视角和对美好的向往,把七个普通人的故事写成了宏大的气氛,这种宏大的气氛不是从文字中表达出来的,因为你的文字依然很细腻,但最后把七个故事连起来,就会发现他们组成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生生不息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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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的时候,我感觉无论是《养蚕》《造纸》《跟着戏班去流浪》《茶园》,还是《养蜂》《酿酒》《船娘》,这七个角度都切入了中国老百姓在过去几千年到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许现在更年轻的孩子跟这些东西已经离得比较远,但在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也养蚕、看着戏班演戏、看到村民养蜜、看着妈妈酿酒、坐着摇的船去外婆家……这些东西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是南方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只不过现在这个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文化遗产。现在更多人在大城市长大,吃着工业化批量生产的粮食产品,坐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所以那些我们儿时的记忆变成了遥远的、像诗一样的存在,甚至有可能在历史长河中消失殆尽。
  我觉得这种对于文化的保存、记录和观察,尤其是中国人民如何能够把这些作为活的文化遗产,用某种商业方式让他们能生生不息的保存下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尤其你在《纸上》里写的那个用竹浆所造的纸,特别精美,你还给我邮寄了一卷。我觉得所有你在书中写到的产品,最终实际上必须商品化,并且被老百姓认可,才能让这样的文化传承下去。你最开始怎么会想起来去采访这些民间艺人和民间工匠?你的初衷是什么?
苏沧桑:其实让我回过头去看我的前几年,我也会觉得我有点不太认识那个我自己,会那么执着地去追寻那些慢慢消失在我们视线中的特别美好、特别珍贵的非遗文化、手艺、行当等等。特别是我跑到新疆,从新疆东部一直到新疆西部伊犁、河谷,追寻三代养蜂人的足迹。
俞敏洪:当时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一直追到新疆的养蜂人那边去?
苏沧桑:我当时都不知道这个是有生命危险的,我朋友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当时采访养蜂人,我身上停满了蜜蜂,整个人都是在蜜蜂群里跟他对话,我后来才知道,一群受惊的蜜蜂瞬间可以蜇死一头大马。这几年确实做着这样沉浸式的体验,也有朋友会问我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说起来有几个:第一,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第二,是担忧,我去很多学校讲座的时候就会问,同学们,你们养过蚕吗?他们说养过,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到网上买蚕种,然后去养、去体验。我说你们见过养蜂吗?没有。你们见过古法造纸吗?没有。你们去看过这些草台戏班演戏吗?没有。好像这种优秀中华传统文化里特别珍贵的东西,正在慢慢离我们远去。我就很怕,好像眼看着我们存在银行里的钱流失了、没有了,很想赶紧把它抢回来。所以我就想我要去体验,要去探寻,要去记录,要去重现,我想把它留下来,这个可能就是第一个初衷。
  另外,往大了说,可能是一个作家的使命感或者责任感。这是个有点严肃的话题,我特别喜欢看纪录片,自然的、人文的各种纪录片,我有一个习惯,在写东西的时候,我会把纪录频道开在那里,把声音关掉,时不时抬头看一眼,就好像自己坐在大自然中一样。在十年以前,就有一个纪录片很触动我,在南太平洋地区有这样一个职业,在那里有一个小岛,因为环境破坏,珊瑚都死掉了,很多鱼类需要在珊瑚礁中生存,所以鱼也没有了,当地的生态完全被破坏了,居民的衣食都成了问题,他们就培养了一群种珊瑚的人,那些人在陆地上把珊瑚苗培养好,潜到深海里面,潜到死去的珊瑚礁中,把那些苗一个一个种下去,过了五年,那些珊瑚就长成了正常的样子,他们的生态就也恢复了。我十年前看这个记录片的时候,就特别触动,我们每年在做着的这些有什么意义?我就特别想做这样有意义的工作,我觉得我也想去种珊瑚,我也想做这样的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想,我是一个作家,我可以种点什么呢?就种文字吧,如果我的文字能够对我们的生态环境或者精神生态有一点点作用,我的劳作也是有意义的。这是我当时理解的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所以,我想去做这个事情,不光是为我自己,我希望能用我的笔把这些记下来,重现给人们,最好是将来的人们能够看到,就像我在自序里说的,未来的人们能够看到它,还能看到萦绕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之河中的那些特别丰盈的元气。
俞敏洪:我觉得除了成人以外,《纸上》也特别适合中小学生阅读,因为它会在孩子们的心灵中种下两个东西:第一,文字表达之美,因为你这本书可以说是文字表达之美的代表作。第二,种下中国的日常生活,带有传统色彩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保护之美。从你故事的描述中,能够让孩子们感觉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他们的力量从手艺人的汗水中、脚步中、眼神中、思考中都能够体会出来,而你的文字刚好把这些东西比较完美的表达了出来。
  但我有一个问题,中国人一方面天天喊着保护文化、保护传统,对于我们五千年的传统之深厚、之宏大、博学精深表示各种感叹,但另一方面,有心也好、无心也好,在毁坏着作为遗迹的文化和活着的文化。作为遗迹文化的毁坏就不用说了,十年动乱毁掉了无数文物,紧接着改革开放以后,各种城市改造、道路建设,又毁掉了很多文化古迹,比如很多古老的村庄、很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建筑等等,也都被拆掉、毁掉。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发展,对很多民间活的手工艺和文化传承带来了比较严重的挑战,比如酿酒,现在很多工业化的酿酒把手工酿酒的美好逼到了角落里。像这种情况,你作为一个对文化如此爱护的人,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苏沧桑:发展和传承其实是一对矛盾,举个例子,我们到乡村里面去,城里人到那边,很希望看到什么?看到原来的农村,没有被现代文明侵蚀过的农村,原始,炊烟袅袅。但反过来想,我们城市人凭什么要让农民还过原来的日子,而我们吹着空调、开着汽车?我真的不是很赞同。我觉得任何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农村人也可以用抽水马桶,也可以用空调,为什么还要让贫瘠伴随我,让我这里成为你们眼中的那种世外桃源而不去改变任何东西?我觉得这样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所以,这永远是一个矛盾。
  但这也并不是说反智主义,觉得工业革命带给我们如何如何的摧残,我们也享受了现代科技发展的很多好处,但我觉得时光之河滚滚向前,一定会选择留下什么或者遗弃什么,这是必然,不是偶然,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我们不可能永远用笔在纸张上写字,现在都用电脑了,这是必然,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但我觉得我们的工匠精神,在我七篇文章里体现的中国古老的文化,包含在这些原生态劳作里面生生不息的人身上的美德,包含在其中的精益求精、执着、创新,那是不能被遗弃的,这才是我们一定要继承和传承下去的,我觉得这个魂不能丢。可能有些形式、生活的样态是可以改变的,毕竟历史在往那走,每个人的生活每天都在往前走,遗弃什么、抛下什么,或者我们留下什么是可以选择的。
  我们国家早就很重视这一块,2016年就已经把工匠精神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里了。我觉得这是一份责任担当,还有忧患意识,需要各级部门、各个相关的保护部门,能够把这些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行政的职责结合在一起,落实到行动里面去。现在工匠精神或者传统文化中很多被丢失的部分就是因为后继乏人,后继乏人才是真正阻碍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政府相关部门要从各种机制来解决后继乏人的问题。
俞敏洪:政府的保障和保护对于传统的传承当然非常重要,但因为我在商业社会中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觉得任何一个地方的保护如果脱离了商业逻辑,都不太容易做到,除非国家源源不断往里掏钱,比如国家认为要保护某个文物,这就不论能不能商业化,都得进行保护。
  我个人觉得,像刚才说的酿酒、养蜂等等,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其实应该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前提之下进行商业化,如果大家意识到了人工酿出来的酒确实值得花更多钱去购买,传承人本身就不是问题。包括人工造纸,我觉得机器是没法造出来这样的纸张的,让更多的文化人能够意识到在这种纸上写字、画画,都能带来千年不腐、千年不烂的保存价值,甚至它本身就是艺术品,大家的购买本身就会使造纸的传承变成一件不那么难的事,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我到西方去,看到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保护很严格,第二是他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通常是非常好地把商品推到全世界去,这使他们的传承变得很自然。你写的这七件事大部分都是在浙江地区发生的,浙江地区是中国工业化、商业化最先进的地方,现在恰恰变成了对传统文化保护最好的地方之一,其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富有,大家愿意保护。
人类有一个天生的本质——寻根,不是寻找自己的父母和家谱,而是寻找到某种文化的契合度,人有天生的文化基因,会去对照某种东西跟自己生命的契合度,并且让自己的生命感觉到某种舒坦,比如像我小时候喝黄酒长大的,我现在如果喝到黄酒,就觉得它是一种文化酒,但如果喝白酒,我觉得就是一种热闹酒。所以,文化的寻根,寻找的是千年之根,我觉得你去写这七个工匠的故事、手工的故事、生存的故事,就是在寻找根,我觉得这是《纸上》七个故事带来的重要启示和启发。
苏沧桑:谢谢俞老师这么说,我特别赞同,文化的传承真的可以很好的和商业结合,互相融合促进、双向奔赴。
俞敏洪:在写这七个故事的过程中,哪个故事你花的时间、精力最多?这七个文化传承故事,哪个人、团队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苏沧桑:我觉得每一个都特别深刻,因为这七次对我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体验。最辛苦的可能是去新疆,行程万里,跟着戏班去流浪也特别辛苦,我当时头部受伤了,又是住院刚出来,身体特别不好,跟着他们前前后后加起来一个月的时间。到现在为止,我不用翻开这本书,很多印象特别深的画面都会在我脑子里一一浮现,比如《纸上》里的一个眼神,这其实也是整本书的一个缘起。富阳一个村庄里唯一一个坚持古法造纸的传承人朱中华,过去他们村家家户户都做纸,但到现在为止,只有他一家在坚持。当时我们去采风,他就指着一根菌丝,那个菌丝是用竹片反复捶打而成的,是经过发酵以后的菌丝,他把它举在阳光下给我们看,我当时看他看菌丝的那个眼神,就像一个母亲在看着襁褓里的婴儿,他那个眼神一下就震撼到了我。他说我一定要把我的纸造成世界上最好的纸,因为他知道现在很多古迹的修复纸都是进口的,他说我一定要造出能够流传一千年、有呼吸、有生命力的纸。后来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去采访他,所以整本书的缘起就是这样一个眼神。
  第二个画面就是一双手,一个捞纸师傅,他那双在纸浆水里浸泡了40多年的手。我说许师傅,能不能让我摸一下你的手。他说好的。那双手看上去像纸一样的白,完全没有血色,老茧连着老茧,摸上去的手感很像塑料。当时我去采访的时候,因为央视三套要给我拍一个专题片,跟着我去采访他,那两个记者就拍下了那双手的特写,当时打动了很多很多人。就是这样一双手,在水里泡了40多年,每天从早上到晚上,冬天的时候特别冷,我问他痛不痛,他说不痛,他说就是冷,冷了怎么办?他的旁边会放一个电饭锅,冷了就把手放电饭锅的热水里热一下,然后再去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画面一直停留在我脑海里。
  还有《跟着戏班去流浪》,我碰到了一个小孩,六个月大,就跟着他的母亲在戏班里。那个戏班是走村串巷一个庙一个庙演过去的,住在庙里也没有什么洗漱设备,但那个孩子那么小就跟着他们,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的嘴上挂着口水,眼睛看着幕布上面的灯光,但他一直在笑,他妈妈说他天生就喜欢舞台,这么小,他一到台上就不哭不闹,特别开心。
俞敏洪:这就是生命的传承,也是生命背后文化的传承。
苏沧桑:对,我就觉得这已经注入到了他的血液里。还有,在福州一个蚕农家里,他们有好几个房间,自己养了十万条蚕,我一进去,蚕密密麻麻铺在稻草上,像二维码一样,一个90岁婆婆和60岁的老人,两个人把腰弯成90度。半夜三点,我也起来跟他们一起喂蚕,整整一个月,每天都要这样,但我那天一天就已经觉得受不了了,他们四个人那一整个春蚕季,才卖了7000块钱。还有玉环的村酿酒房里,他们酿完酒以后,那些大老爷们在那半裸着身子用淋过米的水冲自己,刚好阳光从侧面窗户里照进来,就照得他们雾气蒸腾,像一幅油画。我前段时间回去还又专门看了一下那扇窗户。
俞敏洪:那绝对是非常漂亮的一幅油画。你采访过这些人以后,现在跟这些艺人和民间匠人之间还有联系吗?
苏沧桑:都有,应该说成了好朋友,我书里的七篇主人公们,虽然我们性别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性格不同,我们不可能真正成为任何层次上都可以交流的朋友,但我们现在的感觉像亲戚一样,经常都会有微信联系。我的书出来后,典藏版印得很少,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没有寄给任何人,但我第一时间寄给了这些主人公们,我觉得对他们更有意义,给他们留个纪念。像茶农黄建春大哥,他每年都会给我寄他亲手用龙井茶做的九曲红梅,他知道我胃寒不喝绿茶,就专门给我寄红茶来。他比我大两岁,他管我叫小苏,他说小苏早上陪我去卖茶,中午陪我采茶,晚上陪我炒茶,我老婆都没有这样陪过我。还有茶人王如苗大哥,他亲手用龙井茶做的白茶,那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白茶,前两天他还跟我说,他做了白露茶,等他回杭州来,要带给我喝。春天的时候,我们一帮朋友十来个人,到黄大哥家里去吃农家菜,他说,你喜欢种地,这些都是你的,他说我们家旁边好多地。
俞敏洪:能够感觉到这种融合,为什么你有这样的融合,实际上这跟你生长的文化是同一种文化范围,不管他们是做什么的,养蚕也好、酿酒也好、种茶也好,其实所有人背后的文化根基、文化背景跟你背后的文化背景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后来在成长过程中,有的人像你这样上了大学,有的人继续留在农村或者小镇里谋生,所以你们更容易互相理解,更容易懂得,你才能把他们的内心比较深刻地表述出来。
  之前我采访李娟,她也是体验式写作,跑到牧民的帐篷里,冬天冬牧场,住在羊粪做的地窝子里面,陪着哈萨克牧民冬天生活了三个月,夏天生活了三个月,最后写出了《冬牧场》《夏牧场》这样的书。她把哈萨克的游牧文化写得非常形象、生动,她也做了真正融入式的深刻记录。后来我问她,她说其实她体验完了回来以后,跟这些牧民家庭的联系就变少了,就失去了联系。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依然是文化融合度的问题,李娟作为汉文化背景的作家,她可以深刻的体验游牧民族的文化,但她并没有因为体验了几个月自己就变成游牧文化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她还是一个旁观者。
俞敏洪:不管是文化的深度融合者还是旁观者,都能写出让人开眼界、让人感觉非常有魅力、了解到文化不同特点以及在文化中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生命故事的状态。现在中国的散文家很多都是体验式写作,你觉得这种体验式写作最终会走向什么方向?面向未来,你还会去做这样的体验式写作吗?
苏沧桑:徐霞客就是一位深度体验的体验者。
俞敏洪:我可能会在未来重走徐霞客路,徐霞客应该到过玉环。我准备一路扛着摄像机,带着我的笔,既把我重走徐霞客路和徐霞客游记中是怎么写的,展示给大家,同时用我的文字再次把我的旅游过程展示给大家,到时候欢迎您在局部加入。
苏沧桑:这个太有意思了。提到体验式写作,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他因为身体的原因,一直在家里,也没有办法,但他写的东西看似不是体验式,其实仍然是体验式,因为他写的就是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生活,或者曾经经历过的人生。我觉得文艺或者艺术不是虚幻飘渺的空中楼阁,一定是及物的,格物致知,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特别明显的界限去划分我这个是体验式的写作,或者是非体验式的写作。我自己的写作体验就是沉浸式的,只有我自己走着或者站着,我笔下的人物才能立得起来,只有我自己亲手去触摸,我的文字才是有温度的文字,只有我自己和我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跟他们共情,我的文字才会有生命力。这只是我个人的体验,但其他很多特别优秀的作家可能并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各有自己的路,各美其美。
俞敏洪: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沉浸式写作计划吗?你现在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有可能想休息休息。我觉得一个人的文笔表达能力、思想表达能力是千锤百炼才能出来的。
苏沧桑:我以前写的跟《纸上》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但我也没想到我会去写这样一些文字,但有些事情可能计划不如变化快,就像《遇见树》中写的,生命是不断的遇见、不断的告别,你不知道你下一次会遇见什么,会告别什么。所以,我们当然会有一个计划,但不会完全被计划所困住。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创造,具体到我个人来说,人生的立意就在于创造有个人风格、具有强烈辨识度的散文或者文字。我到了知天命之年,可能不再会去追名逐利,会看淡,会放下。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做减法的年龄了,但我不会停止创作,我一直会写下去,也许会有一个新的领域、新的窗口在等着我们。
  关于未来的计划……其实这个月我去云南,去少数民族地区行走,走了很多很古老的村寨,我很有感触,这个也是我的计划之一,是一个踩点。我曾经想过,想去行走完全不同于江南的风土人情,或者是大西北,或者是内蒙古,其实他们也都有邀请过我去深度体验创作,可能明年、后年,如果有机会,我会去走走。
  还有一个计划,也是体验式的,我们老家的漩门湾湿地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我们围垦造出来的一个地方——沧海桑田——真是跟我的名字一样。我们家乡对我很厚爱,在一大片稻田中给我选了一个地方,建一个小小的文学创作室,我可能会在那里深度体验一下我们的海洋文化、农耕文化与闽文化交织的文化,那样的文化空间会有什么样的故事。我目前是有这样的一些考虑。
俞敏洪:我觉得特别好,生命的丰富性也好、生活的丰富性也好、包括写作的丰富性,很大意义上是个人自己的选择和创造。你要是等待,生命和生活的丰富性并不一定必然来到,有时候老天会给你各种各样的生命丰富性,愿意不愿意,就会让你生命中遇到一些事情,比如有人是生病体验,有人是贫困体验,有人是失败体验,什么都有。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人一生应该主动追求一些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比如我要是不从北大出来,我现在应该是一个教授,我对我出来依然心怀感激,甚至对当时北大给我的处分也很感激,我从北大校门出来的那一刻,面向苍茫人海,完全不知道怎么办,试着把自己的一只脚跨出去。今天,就是因为跨出了北大校门,才有了更加丰富的人生。我没有你的文笔表达能力,所以我这样的人生,不太容易用我的文笔很好的表达出来,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成为作家,只要他从内心感觉到这样做挺值的,不管遇到怎样的困苦,只要自己觉得这种艰难困苦是值的,那就是很值得的。
  我写《老俞闲话》周记的时候说,“人生中的苦难不值得赞美,但当你在人生苦难中发现光的时候,这就是生命存在的意义或者生命存在的本色”,我们在强加的苦难或者主动寻找的挑战中努力,带来生命的创造性和丰富性。一个人在茫茫宇宙中,渺小到了不能再渺小的程度,但又伟大到了不能再伟大的程度,因为只有人能主动思考自己的存在,并且改变自己的存在。世界上所有其他东西,某种意义上都是被动选择,包括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绕着太阳转,都是遵循某种物理原则的结果,而不是自我选择。只有人可以进行自我选择和自我反叛,在这个意义上,渺小的人在自我意义上成就伟大。
  当然,我并不觉得一个人一定要为世界做出什么伟大的贡献,因为从本质上说,最终人类也都将消亡,但我个人觉得,人存在在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能够改变自己,否则他的存在本身就会失去意义。当然他如果还能部分意义上改变别人,比如读了你的书,大家会对世界的美好多一分留恋、向往,或者你写的这些艺人和地方,大家读了你的书以后想去看一看,本质上你就已经在改变其他人了,或者本质上已经让人类生存的世界更加美好了。我觉得这就是做人做到了特别好的地步。
苏沧桑:谢谢俞老师,我对您这段话也很有感触。很多朋友会给我说,你的文字很美,我们在你的文章里看到了真善美,恶的、丑的东西不太多,我是这样想的,其实人是在地球上进化得特别好的一种动物,有思想、有哲学、有宗教信仰等等,我们还有进步发达的科学。但也是我们人类自己,种族之间的冲突动辄伏尸百万,我们那么努力取得的科技成果,成了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利剑。其实人性有很多恶的东西,和动物相比,我不认为人类是最智慧的,古往今来很多文学作品都在揭示人类的恶,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看这些书的时候,留在我们脑海里的往往是人性中最闪光、最温暖的那个部分,他们温暖着我们,抚慰着我们,是那些东西引领着我们一直向前走。所以我觉得可能小说家刻画、揭露人性的恶,这样的作品是深刻的,但我觉得传播真善美的作品也是深刻的,我愿意用我的笔记录这些人性,我不希望我只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够像一盏灯,主动地温暖和照亮哪怕世界上某一个角落的某一颗心。
俞敏洪:从你的文字中完全能读出来,不管是《遇见树》还是《三十年散文精选》,从你写中国传统文化和手艺人、中国生存之道的《纸上》,都能读出你内心的真善美,在你心中有一片光明的世界,既使苦难放在你面前,你在苦难中也能找到更加美好的一面,这是我从你的书中读出来的人类在苦难中生存并走向美好的过程的文字表述。
  提到人性恶和善的问题,我觉得人性是善恶交加的,如果你放纵了,人性一定会恶,或者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人性也会往恶的方面偏转。当然人性本身也有善的一面,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人都有侧隐之心,因为人人都有羞耻之心。当然后来事实证明也的确有些人既没有羞耻之心,也没有恻隐之心,但整体来说,人类作为一个群体,从基因中已经种下了群体动物互相之间表达善意、互相帮助,才能生存下去的基本原理,这个原理甚至某种意义上是生物学原理,最后变成了社会学原理。除非一个人这辈子谁也不接触,否则只要你想跟人打交道,表达善意就是人与人之间能够互相帮助和生存下去的最好道路。但我们也看到,在社会中很多恶的人性表达,有两点我一直认为特别重要,第一,整个社会中对于善的弘扬和对于恶的抑制和压制、抗拒,是非常重要的,不管这个恶是以什么样的面貌体现出来,如果面对一个个人的恶,还比较容易对付,有时候面对一个系统的恶,并不那么好对付。当一个社会整体对善的弘扬不是那种表面上对善的弘扬,而是实实在在的对善的弘扬,如果能抑制住恶的产生和散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社会。
  但如果想靠人本身的善意来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并不一定能实现,比如中国儒家文化从孔子开始,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每个人都能背得滚瓜烂熟,但在过去的封建社会,皇帝作恶、大臣作恶、政府官员作恶、民间老百姓也有作恶的,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这就涉及到第二点,用制度保障的方式来扬善惩恶,也就是法治,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之下的法治社会就变得特别重要。前几天看到一个报道,说重庆有两只羊从羊肉店跑到了马路上,逃出去了,被老百姓看到,叫了警察,警察调了录像,发现是从羊肉店跑出来的两只羊,就把羊送回了羊肉店,本来这个羊是要被杀掉的,但很多网友看到这个消息后,就去看那两只羊,老板就表了一个态,这两只羊既然跑出去了,说明它们命大,我就不杀它们了,就放在这当宠物养了。我就写了这么一段话,我说不知道这两只羊现在还在不在,靠一个老板表达的善意,能保障这两只羊的生命安全,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靠,就像千年以来,很多居高临下的善意表达得非常充分,但老百姓依然不安全,何况是两只羊?我这个表达刚好涉及到我们聊的主题,就是人类的善恶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整个社会如果制度性都向善,那就是善,如果不能保证制度性向善,恶的事情就会层出不穷,这是我个人的一种体会。
  当然,作为作家,用善的文字,用光明的文字,用美好的文字,用滋润心田的文字,用看了以后舒心畅快的文字,来表述你所看到的、见到的,让人们对美好的生活有更加美好的向往,这就是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情。
苏沧桑:谢谢,确实是这样,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我想起来一个画面,以前我们去澳大利亚交流访问,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去看企鹅归巢,他们浩浩荡荡排着队,找到自己的巢穴,我们看了好几个小时。临走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人会把手伸到车底下晃一晃,我们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才知道,之所以那样做,是怕企鹅宝宝误闯到车子底下,车发动起来不小心把它们压死。所以,人确实是一种接受暗示的动物,大家都说这个社会不好了,可能大家心态真的会跟着不好,大家觉得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光亮的地方,我们去把这些光亮的、美好的人性放大给大家看,人就会接受这个暗示,确实人就应该这样美好,这样我们的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俞敏洪:你希望读者从你的文字中得到什么?你写作的时候更多是关注自己的表达还是关注你作品可能带来的某种社会意义?
苏沧桑:我觉得读者的共鸣一直以来就是我写作的最大动力。我觉得一个作家写了作品,只是完成了一半,另一半要在读者和共鸣中完成,只有这样这个作品才完整。这些年,读者对我来说真的特别重要,我举个例子,有一个法国读者,叫麦卜丁,他是一个40岁男性,我们到现在都没有见过面,他是通过微博找到我的。有一天他这样跟我说,他说苏姐你知道吗?我是一个抑郁症患者,我有时候会到家后面的树林里默默流泪、抽泣,然后才回到家里,他说我怕会吓到我的两个孩子。他是做公司的,自己也办乐队、做网站,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他自己也写诗,他说我这辈子最值得的投资是什么?就是花了0.5欧元,买了你的《风月无边》,是我写杭州西湖文化历史的书,他说是在巴黎的一个中文学校大甩卖时买的,一直摆在他的床头柜上,已经有十几年了。他说我觉得很窒息的时候,它是我能够打开呼吸的一扇窗。
我当时听了觉得特别感动,茫茫人海中,还有很多读者,有很多让我特别感动的事。我有时候到书店里面去,我就会想,我这个书有人看吗?我写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那么多书,谁会看到呢?所以,我们的文字遇到读者的共鸣,如果对他们有一点点帮助,这就是我写作最大的动力。我在写东西的时候,我只管负责写好我的文字,我也不会去迎合某些杂志或者出版社,我都是不拘泥于任何形式,完成我自己最想要的,通过我自己最擅长、最舒服的方式完成我的写作,然后就把这本书交给命运,让它去遇见它能够遇见的、有缘的那些人,就像我的书能够遇见俞老师,遇见今天直播间里的很多朋友一样,真的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俞敏洪:你我现在的状态或多或少和诗与远方比较接近了,我们毕竟解决了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不用为工作考虑,不用为婚姻考虑,不用为家庭考虑,因为都已经完成了这样的历程。但现在的年轻人真的非常卷,即使研究生毕业了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最近我在读阎真的《如何是好》,写女性大学毕业以后的奋斗历程和艰难。我觉得现在的年轻孩子,他们生活中的诗和远方,真的被压缩得非常非常小,你作为过来人,也是通过一边工作一边写作,现在变成了自由写作的状态,诗和远方确实离你非常近,你对这些年轻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苏沧桑:苏东坡先生说过,“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当时读了这句话我觉得特别辛酸,就像人一样,好像冥冥之中我们被困在哪里,甚至有些人说地球会不会就是一个牢笼?确实很多时候,当我们遭遇困顿,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疑惑、困惑,好像我们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哪里,不知道想去的远方在哪里,特别纠结。我们现在说年轻人特别卷,有时候想,我的生存都还是问题,怎样才能追求诗和远方?虽然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慢慢走向了从容,但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前一阵我看了一个纪录片也看得特别辛酸,说几个在城市中迷失的小动物,比如一只绒猴,它在日本东京迷失了自己,跟家人失散,它一天到晚在找自己的家人,甚至把卡车刹车的声音当成同伴的呼唤,然后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差点被卡车压死。有一只跳蜘蛛离开了森林,到了城市,它找不到那片它可以生存的树,只好在红绿灯上把丝垂下来觅食,绿灯亮的时候,它就能够测量距离,但红灯一亮,它就完全失去了测量距离的准确度,一跳就跳过了,掉到了下面,然后又爬回红灯顶部,接着又摔下去。我觉得这真的像迷失在城市里苦苦挣扎的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里都需要有一个小宇宙,需要有一个自己去建设的桃花源。比如我的娘家小院,就是对我在地理上和精神上双重意义的桃花源,是我的自我疗伤地、休憩地,我觉得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娘家小院、桃花源,如果没有,也要自己去建一个,有很多的方式,比如通过阅读,通过行走,哪怕一个小小的善念,去构建属于自己内心充实的、美好的、小小的宇宙。这不是让我们逃避现实,我们仍然要勇敢面对现实,但我们能够躲在里面偶尔喘一口气、提提神,然后再面对世界,去拥抱、去热爱。所以我觉得这需要我们每个人构建,如果一个人不够,你和朋友的交流、和家人的倾诉等等,都是构建桃花源的一块砖头,或者也有可能偶尔你从书里得到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小小宇宙的屋宇的栋梁,都有可能。
俞敏洪:特别好,我的建议就是,首先要接受现实,因为现实就在面前,你想要不想要都在。当初我被北大处分,从北大出来一无所有的这种现实,我首先得接受。其次,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资源,制定一个自己可以走向未来的目标。人生从60岁回头看20岁,就感觉是个跳跃的过程,好像蹦得很高、很远,但实际上是由每一天构成的,每一天点点滴滴的努力构成了你走向未来、远方的资格,否则你连资格都没有。第三,人的内心还是要有一点理想和浪漫,理想、浪漫是引导人向前或者推动人向前的内在动力,如果你的内心对这个世界没有理想,就像你心中已经没有了光一样,你根本就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第四,不管遇到多么艰难的挑战,不要出卖自己,不管是出卖自己的人格还是出卖自己的灵魂,因为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凡是出卖自己的人,最终生活都不会很幸福。
俞敏洪:你孩子现在也应该长大了,可能都已经工作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当祖母?你孩子多大了?
苏沧桑:我孩子是女儿,1994年的,她原来在英国留学,现在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以后也可能回杭州工作。我现在还没有当外婆,我很想当,但不一定能当成。
俞敏洪:孩子也长大了,事业也成功了,生活也应该无忧了,那你后半辈子对自己有怎样的打算,从生活到心灵?
苏沧桑:就像我在《遇见树》的第一篇文章《水边》里写的那样,我到了知天命之年,有些人就觉得我们老了或者怎么样,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可能会活得很长寿,当然这是最好的,我觉得健康和平安是第一位的,包括我自己,对自己的责任,对家人的责任,我们到现在这个年龄,可能不仅仅要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家人着想,家人是我生命中后半生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的健康和平安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一有空就回去陪陪父母,还有我的公公婆婆,我们很幸运,四位老人都在,都已经80多岁了。
俞敏洪:好健康,好幸福。
苏沧桑:但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把他们照顾好,让他们安度晚年,所以有空就去陪陪他们。另外就是写作,我觉得只要我还能写,我一定会写下去,只要我还能读书,我也会一定会读下去,虽然眼睛是越来越老花了。
俞敏洪:我老花快20年了,从自然规律来说,人过了40,不管身体多健康,眼睛都会开始老花。
苏沧桑:不过俞老师真的太勤奋了,短短一周就能看那么多书,我属于看得很慢,写得也很慢的人。
俞敏洪:我没事就坐在书房的懒人沙发上看书,走路的时候还会听书,把看和听结合起来,一天大概能有五六个小时可以看书。
苏沧桑:我想我白发苍苍的时候,真正名副其实的“苏老先生”的时候,我希望我自己仍然是健康的,仍然能够戴着老花镜坐在阳光下,一本本慢慢的读书,慢慢的回忆,慢慢的回想我们今天这样的对谈,还回想我朋友圈里那些朋友们很欢乐的评论。我们要向前看,要想好的,我们就真的会变好,越来越好。
俞敏洪:我就不期待以后人家见到我叫我俞老先生,叫我老俞或者老头,我就挺开心的。
苏沧桑:我真的觉得特别幸运,能在这时候有幸和俞老师见面,我们素昧平生。
俞敏洪:网友们对你的评价都是优雅、美丽、温婉,全是特别美好的词,我估计你周围的朋友对你应该也都是这样的评价吧?
苏沧桑:我家人对我的评价可以透露一下,干净、透明、傻里傻气,我真的是很笨拙的人,我的诗里就写笨拙勇敢。
俞敏洪:好像美好家庭都有传承,你父母包括你公公婆婆都生活得相对幸福,老人家到现在也身体健康,你找到你老公,我估计俩人的生活也是相对比较圆满的,尽管肯定也有打架的时候。你年轻时候是用什么标准来挑男朋友的?
苏沧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和我的二伯是同学,我二伯在云南,是一个地质工作者,他们自己说的,我这里有一个女孩,大学二年级,他在民航已经工作了,他说让他们见一见吧,他们一家十来个人,浩浩荡荡就到我们家来相亲了,我们都不知道,我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就这样到了现在。插个题外话,《遇见书》的封面和里面30多幅图片都是他拍的。
俞敏洪:说明他的艺术细胞也相当了得,有很多图片特别有艺术气息。
苏沧桑:我当时也没有什么择偶标准,就是这样傻乎乎的,所以我的结婚纪念日,我妈给我挑的农历,简直太奇葩了,是愚人节4月1号。后来我妈就自我安慰说,傻子多福。
俞敏洪:刚才说没有标准,其实内心有很好的标准,就像你说的,一个透明的人其实反而是内心有着非常好的标准的人。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对谈就到此为止,谢谢沧桑。
苏沧桑:谢谢,非常感谢,祝福大家一切都好,越来越好。
俞敏洪: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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