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四川绵阳曾建斌案庭前会议的日子，可是我作为他的辩护人却不能参加。因为此刻我正在参加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的开庭。今年的“撞庭”现象，在律师界特别普遍，甚至有律师因开庭时间冲突，法院不同意延期而向全国律协申请维权，媒体也有报道。

我是在一个多月前接到江西的开庭通知，早已确定5月5日至5月11日在都昌县开庭。而且我也把5月15日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开庭的通知提前发给了四川绵阳中院，希望他们避开上述时间。甚至在绵阳发开庭通知之前，我还给该院副院长致电，建议案件延后的理由，一是大多数律师没有阅光盘，公诉机关也没有给举证提纲，不要仓促开庭，二是撞庭，就是时间完全冲突。
可没想到，最后在五一前后陆续接到绵阳中院的通知，庭前会议5月10日，正式开庭5月15日，而在其开庭期间，我还有一个持续数日的大庭（5月22-25日青海），人家也是提前一个月就通知了。也就是说，我作为第一被告的辩护人，可能完全缺席曾建斌案庭审。被告人家属心急如焚。因为曾建斌妻子在开庭之前被抓，该案被强制推进开庭，让人有种“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的感觉。
上一次发生这种事情，是在去年年底，因为开庭时间冲突，导致我头天在浙江衢州开庭，次日就必须出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中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任务。两地相距几千公里，高铁加飞机加汽车，最快也得二十多个小时才能赶到，那时庭审也快结束了。可是后者死活不肯协调时间，导致我真的缺席了那次庭审。也是在那时，我突然感受到权力的蛮横，有些法院确定开庭时间，根本不和律师商量，即使有时间冲突也绝不调整，宁可损害被告人的利益。
这个现象在今年尤为突出。因为去年疫情严重时，很多刑事案件中止或延期，今年疫情管控彻底放开，全部就集中在这几个月开庭，导致“撞庭”现象非常严重。上个月我经过艰难的努力，协调了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开庭时间，这个月也是惊险地协调了辽宁朝阳中院的开庭时间，但怎么也撼动不了绵阳中院的决心。我更担心的是，这种决心如果是对该案先入为主的预判的一种外延，那庭审就会变成走过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律师因正当理由请求变更开庭日期的，法官可在征询其他当事人意见后准许”。两高三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33条规定，“人民法院确定案件开庭日期时，应当为律师出庭预留必要的准备时间并书面通知律师。律师因开庭日期冲突等正当理由申请变更开庭日期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不影响案件审理期限的情况下，予以考虑并调整日期。”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是先通知开庭的法院有优先权，后通知的会调整冲突的时间。
但有的法院会完全不管律师的时间冲突，认为被告人有两位律师的话，有一个参加就是了。但《刑事诉讼法》第33条既然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两名辩护律师，显然表明当事人有同时获得两名辩护律师共同出庭为其辩护的权利，否则即是对辩护权的限缩、侵害。而且，律师行使辩护权时是独立的，两名辩护人这一制度的设定，绝非是为了让辩护律师“排班”，而是为了保障当事人可获得充分的辩护，推动案件获得公正的审理。在绵阳案中，曾建斌的另一位辩护人是王兆峰律师，跟我又不是一个律所，各自有委托合同，他履行不代表我履行啊！
有人说，这个案件审限不够了怎么办？报延啊。这是最好解决的问题，也是法院最擅长的。我们在天津武清区有个案件，一审已经持续四年半了，至今还没有判决，审判阶段已经无数次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延，估计可以创全国纪录了。单人、单罪的案件都能持续审四年，这多人多罪的急着在这一个月内就结案吗？在没有阅完全部证据材料，庭前会议申请没有得到回应，举证提纲都没有拿到的情况下，仓促开庭有助于公正审理吗？

如果法院硬要推进庭审，那律师是否会进行另一种极端的操作，就是撞庭的律师不解除委托，但有正当理由不能参加庭审，家属把不撞庭的律师解除委托，导致被告人突然没有辩护人，再委托律师或指定法援律师显然来不及了，因为几百本的卷宗材料根本没有阅卷时间。如果被告人当庭解除仅剩的一位律师，也会导致庭审被迫中止，那时冲突岂不是更严重？既然法院是要让案件得到公平公正审理，为什么要人为制造这种冲突呢？
我的做法是相对理性而平和的，在发开庭通知之前，我就提供了后面其他法院的开庭通知，在收到撞庭的通知后，马上邮寄延期申请书，并申请律协维权委介入。如果还是得不到解决，我只能上书最高人民法院，因为上面提到的两个规定，都是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制定的。“撞庭”绝非我一个人，是律师界普遍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制度化的解决，一味任由法院单方面决定，那以后混乱的局面可能会成为常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也成了一句空话。
有人可能认为，律师少接案件可以避免这种时间冲突。可是，为避免时间紧张我今年已经没有再接新案了，手头案件都是去年的。换个角度说，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越来越多，重刑主义越来越严重，诉的能不能少一点呢？就像有律师同行说的，法院的“接”案量仍处在上涨通道中，其后果之一，必然是庭审时间冲突的增多，如果目前这种“人人都有嫌疑”的刑事司法政策能得到改变，看守所变的不再这么拥挤，法院没有这么大的结案压力，相关的庭审时间冲突自然也就变少了。
延伸阅读：庭审时间冲突，不能把板子打在律师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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