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刑事案件的庭审涉及到各方的参与，自然就涉及到工作安排的协调问题，这其中就包括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协调、和鉴定人员的工作协调、和看守所的工作协调甚至是和本院法警的工作协调，当然也包括和辩护律师的工作协调。
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些不协调好，工作没办法进行，比如某个公诉人在他案中需要履行出庭职责，法院自然不会安排开庭。‍‍‍
只不过这种浅显的道理，放到辩护律师身上来就特殊了，协调的空间小，甚至是几乎没有。如王飞律师被“庭审冲突”事件，在经过一番富有韧性的争取之后，法院方才同意改变开庭时间。
没有人会否认法庭对庭审的主导地位，但就庭审时间的安排而言，法院不能忘记自身仍然是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安排庭审时间的目的，某种意义上也是要求法院更好的服务所有的诉讼参与人，从而确定一个所有诉讼参与人都能正常出庭的时间。平等（所有诉讼参与人的实质平等）协商是基础，先来后到的原则是处理相应冲突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论，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获得辩护权）不能忽视，正如王飞律师所言：
本质上是一个是否尊重和保障辩护权的问题。当辩护权被认为可有可无，甚至被认为是司法活动的障碍，那么，冤假错案将大行其道，每个人都得不到真正的安全。
另外，对于类似的恶意制造“庭审冲突”的行为，不仅仅是辩护律师一人的事情，正如吕洲宾律师所言：‍‍‍‍‍‍‍‍‍‍‍‍‍‍‍‍‍‍‍‍‍‍‍‍‍‍‍
刑辩律师，还要从事反抗司法体制不公的活动，真太难了。反抗司法体制不公，本来是全民的责任，是地方议员、记者、职能机构的职责。
所以，与其说是律师的开庭时间与法院安排的开庭时间相冲突，不如说是法院安排时间时未与律师协商，从而与律师的开庭时间有冲突。
当然，上述说法有意淫之嫌，供诸先进批判。‍‍‍‍
对于庭审冲突，有一种论调认为，律师如果少接点案件，就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这一论调是需要警惕的替“权力”甩锅之论。‍‍‍‍‍‍‍‍‍‍‍‍‍‍‍‍‍‍‍
毫无疑问，案件这一“蛋糕”是由司法机关做大的，蛋糕越做越大，所耗费的资源、所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自然水涨船高，庭审的冲突自然也就会多起来，辩护律师在这一链条中实际上处于最末端的地位。‍‍‍‍‍‍‍‍‍‍‍‍‍‍‍‍‍‍
根据最高院的工作报告，08年至12年，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414.1万件，判处罪犯523.5万人；13年至17年，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548.9万件，判处罪犯607万人；18年至22年，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590.6万件，判处罪犯776.1万人。而在这十年间，全国人口总数并未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十年间人均犯罪率是越来越高了，分别是‍‍‍‍0.00382、0.00432、0.00549。
十年间相关数据变化
根据最高检的工作报告，13至17年起诉717.3万人，较五年前上升19.2%；18至22年，起诉827.3万人，比前五年上升12%。
所谓的“律师接案论”显然没有抓住重点，需要先反省的是，为什么这些年重刑主义大张其道？为什么法院“接”的案件越来越多？法院可以“接”案，为什么律师接案就错了？
可以预见，法院的“接”案量仍处在上涨通道中，其后果之一，必然是庭审时间冲突的增多，妥善的解决这些冲突，需要将张军同志“公正是根本、程序是保障”的要求落到实处。
当然，如果目前这种“人人都有嫌疑”的刑事司法政策能得到改变，看守所变的不再这么拥挤，法院没有这么大的结案压力，相关的庭审时间冲突自然也就变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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