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的风采
文:张五常  编:kuang
周其仁是北京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身兼两职,飞来飞去,也是浙江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他的出身与我的大有雷同之处,而大家对经济研究的兴趣更为相近。
1966年在上海初中毕业,跟着遇到文化大革命,没有读高中(我也没有),68年下乡劳动10年,其中7年半在中俄边境打猎(我钓鱼7年半,雷同也)。
打猎也是农业,但比种植或饲养远为刺激精彩。其仁打猎,每天在荒山野岭奔走50公里(我是坐着下钓的),有期望,锻炼了耐性,磨励了好奇心。
在寂静的大山里,周其仁一边从事着几乎自给自足的狩猎和畜牧,一边读着从“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后面被《资本论》作者发现的理论,以及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那是多么远离眼前生活状态的概念和图景。
1978年,28岁,周其仁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我进大学是23岁),82年本科毕业,之后用了7年时间参加农业研究与中央改革政策研究。
1989年到美国去,学了9个月英文,90年在芝加哥大学呆了1年,然后转到我洛杉矶加州大学,攻读博士,96年到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在洛杉矶攻读时,他曾任驾驶司机,这与1958年我在多伦多做过出租车司机类同。
周其仁今天教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而他的研究是以实地调查为主,兴趣与取向皆与我不谋而合。钓者负鱼,猎者负兽,难道其仁和我都为着欠了些什么而选走真实世界的路?
做中国经济的实地调查,其仁和我同步起于1982年。但我大部分时间身在香港,他身在庐山,调查研究是落手落脚的那一种。
我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他是近看小桥流水、花草竹石。我宏观,他微观。重要的是,我们的宏观与微观合并起来,没有不吻合之处。
20多年来中国开放改革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绝无仅有的宝贵经验。钓者与猎者遇上,当然见猎心喜。
是时也命也运也,我们掌握着的经济学知识,是有关产权与交易费用的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以笔为竿,一个以笔为剑,写下了不少将来的经济历史学者不会忽略的随笔小文章。
都是以真实世界的现象下笔的,只是一个不知小节,论大势,另一个小节知得多,分行业处理。
周其仁说:“我们能做什么事?生活天天在冒东西,无非做点甄别——哪些冒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性,再给它加点减点什么,它可能就起来了。在调查研究当中,做选择、梳理,使得杂乱无章的现象变得比较有条理,让信息传输的成本降低。”
所以,周其仁的书不是茶余饭后,或电视广告时间,你要翻阅的书。要不然不读,要读就坐下来细读。记着,要把电视机关上了。
不是娱乐读物,有些地方有趣,有些地方沉闷。但只要你能细读,从头到尾读一遍,你会对中国各行各业的情况知得很多,很深入。
不是在报章或一般刊物可以学得的。作者亲历其境,实地调查,有分析与观察力,然后忠实地以他的见解报道出来。
中国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授是个猎人,文笔流畅,潇洒豪爽,不滞于物,大有猎人的风采。
周其仁说:“我们写文章、做调查、做呼吁、进行学术辩论有用。但是,你要搞清楚一点:我们只是起辅助的功能,敲敲边鼓的。” 
亲身见证过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星火燎原之势,让周其仁坚信一条规律:“中国的事情很厉害,如果这个事是符合方向的、是底下有根基的,你上层只要开个口子,从NO说成一个有条件的YES,底下就不断地拱出来,欲罢不能。这个力量远远超出学者的力量。” 
中国经济的发展,既有政策性的变革,也不乏周其仁这样经济学家的努力。
他说,学者和上层“就像两种化学元素相遇,我们的力量加上这个力量,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周其仁老师对改革本质深入骨髓的洞察,源自他深厚的学术素养,以及深度参与改革,研究改革的实践智慧。其洞察不仅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所必须,于当下和未来,更是应回归的常识。
然而,从洞察改革的本质,到理解中国各个关键领域的改革逻辑与本质,仅有一篇文章是不够的,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周其仁作品集”,这个套装是目前周其仁最全作品集,涉及政体改革的逻辑、产权改革、城市化、土地改革等多个领域。
文贯中:能以生花妙笔,用血有肉的故事和人物为案例,凭借学贯中西的博学和天生的犀利眼光,用清晰得路人都能理解的逻辑,将风尘仆仆、穿乡走村而来的深入观察,整理为生动的文字的经济学家,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可说是凤毛麟角。周其仁便是其中之一。
周其仁他有很多真知灼见,既不盲从主流,也不迎合民意,在中国经济学人圈,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周老师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这套书是周老师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不仅回望了经济变得个的逻辑与进程,更能使得读者看懂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注:本文汇编自张五常老师文章《猎人的风采》和《南方人物周刊》,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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