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冠出现的第三个年头。人们逐渐习惯长时间的居家办公，学生也习惯了各种网络课堂会议软件。
有些人觉得不用通勤还能拿工资是件美事，有的学生也会暗喜能够卡着八点前的最后一分钟起床，但对于每个家庭里的母亲——尤其是同时需要工作的母亲来说，封控、隔离往往意味着一场家人无法理解的噩梦。
而在这场噩梦中，她成为了那个“怪物”。
前不久，这篇小学生作文在网上热转。妈妈在这篇作文中得到的形容词是“一碰就炸”“大发雷霆”，而爸爸只能“忍气吞声”。
评论下许多女性表示对这种愤怒感同身受，而同时有人质疑：不过是一篇搞笑的文章，为什么要打拳？
因为母亲被要求承担一切、却最终被视为“歇斯底里的怪物”这件事，并不好笑。

双增：出门搬砖，在家带娃

母职，可以泛指与母亲这一社会角色有关的劳动，社会文化默认母职不仅包括生育，还包括教、养、照顾等。
虽然传统上对母亲的期待是在家相夫教子，但现代社会里，一个家庭中父母双职工的现象已经十分常见。
女性在职场上创造着经济价值，同时需要努力打破性别歧视天花板；当被视为家庭中的一部分时，包揽一切养育劳动却继续成为她们的义务。社会总是期待女性将精力无限地投入孩子身上，要随时照顾、时刻关注孩子的状态，否则就是“失职”。
图 /《我们的婚姻》
根据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一个家庭中由母亲负责照料孩子生活、辅导作业的比例分别是76.1%和67.5%；女性照料家庭成员和家务劳动平均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2倍。
可以想象，在人精力有限的前提下，如果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同时需要工作，那么谁会更有条件专注工作？或者说，如果一个雇主想象了这个问题，ta会默认谁更有效率呢？
答案不言而喻。
女性不论是因为繁忙劳累的家庭事务而影响工作表现，还是容易因为母亲身份被默认为能力更差、工作表现更难达到预期，这些被忽视的不公和歧视，都会导致母职薪资惩罚（motherhood wage penalty）。
而与此同时，男性反而会因为文化默认他是需要养家的那一个，或是坐上了性别刻板印象这艘顺水船——“成为父亲的男性更可靠、拥有许多优秀品质”，从而产生父职工资溢价（fatherhood wage premium）。
也就是说，同样拥有孩子，通常承担生育抚养劳动更重的女性，在职场上工资明显低于男性。女人在家把屎把尿，辛苦被迫平衡“工作与家庭”，在职场上还是被认为因为生育所以能力变差了，工作也没那么上心，面临着调岗与薪资下滑。
图 / 智联招聘《2022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尽管对于一部分家庭来说，支付一定费用把母职外包出去也是一个选项。但随着疫情的蔓延，家政工、育儿嫂等常见的母职外包从业者被迫停工，对于这部分从业者来说丧失了收入，对于外包出去的母亲来说，母职又重新回到了她们身上，甚至压力更大。
根据德勤的报告，疫情爆发之后，近四分之三（74%）的中国女性表示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其工作量有所增加，50%的女性表示家务负担也增加了，同时照顾子女和其他家属的时间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图 / 德勤
中国台湾地区新知基金会的调查也指出：许多母亲要么放弃工作照料家庭、要么不得不因为照顾劳动的增加，减少给工作分配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疫情对于女性来说是一场更艰难的挑战。由于是母亲，于是她们总被认为应该“自然而然”放弃工作回归家庭。
对于国内职场母亲来说，雪上加霜的可能是“双减”的到来。
尽管双减的字面含义是为学生减负，但课业量的减少和课外班这类托管场所的减少，意味着母亲需要付出更多精力去照顾和教导孩子。对于一些家庭来说，课外班不开了，就意味着母亲自己要来当家庭教师。
同时，许多学校想出了更多活动来“充实孩子的课余时间”，这些所谓富有趣味的手工活动、亲子项目，都意味着——母亲，“当然”又是母亲——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完成。
疫情和“双减”之下，本就很重的母职压力正在快速增长。
不少网友分享双减政策实施后，母亲的压力更大了

隐形：看不见的情绪劳动

尽管许多人赞美母亲巨大的付出伟大而神圣，但很遗憾，母亲仍然是人。是人就意味着，在如此高压的生活中，她会紧张、疲惫、崩溃、心累、失控。
这也是为什么那篇小学生作文在网上传播时，有网友附议“因为都是女性，能感同身受妈妈的愤怒和无奈”。因为一位女性如果要履行母职，她不仅需要在物理上完成繁琐的家务和照料任务，还需要付出大量隐形的、甚至会被轻视和反感的情绪劳动。
作为大部分家庭最主要的照顾者，对于承担了大量家庭事务的母亲来说，情绪劳动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她需要日复一日在大脑中运行三餐的规划，担心家庭的吃喝用度；意味着在冰箱随时填满的背后，是她总第一个注意到食物空缺；意味着她总是记得提醒每个家庭成员要去做什么，即使被嫌弃太“唠叨”；意味着她必须忍受自己的队员完全不给力，或者像挤牙膏一样，非得要她发脾气才会安抚性地做做事、带带孩子；意味着在家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她都可能因为自己好像没有做到一个“好母亲”该做的而感到自责。
疫情之下，这种情绪劳动更是不断膨胀、吞噬着每一个母亲。
在疫情封控期间，母职还意味着想办法寻找、发起各种团购，与此同时还要根据有限的物资规划一家人的营养摄入、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行。在疫情的巨大不可控下，想办法填饱全家人的肚子当然也需要巨大的情绪消耗，每天盯着各种群消息抢食物的焦虑，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
四月份一名豆瓣网友分享过一则小区群的聊天记录，一位新生儿妈妈因为母乳量锐减去群里求助，其他女性都热切回应，她的丈夫却说她“比较焦虑，情绪不好，让她不要讲了她还讲”，好像这件事十分丢人。
图 / 豆瓣网友@mifepristone
但同为女性的业主不仅十分理解，还直言“老公的想法不重要”。这是因为有过相同经历的女性们共享着母职带来的焦虑情绪，只有母亲才会理解一个母亲无法喂饱新生儿的焦灼心情——当然，这种萦绕着母亲的哺乳焦虑和想方设法的求助也是情绪劳动。
这些情绪劳动像西西弗斯的那块石头，每一天都需要永无止境地推动。而比日复一日的消磨更可怕的是，几乎所有人都轻视它。
甚至如果母亲因为这些情绪崩溃，她就会成为家里的“疯女人”，如同那篇小学生作文一样成为大喊大叫的“怪物”。
社会既期待母亲操持一切、家庭工作兼顾，又期待她仍然保持一位女性“应有的温柔”。一个具有基本常识的人应该知道，不存在一台机器既能重度使用、又运转良好。
社会却要求母亲超越机器，成为不会生气的仿生人，成为永动机，并坚持告诉所有人：这样的母亲存在，且应当是每一个。
图 / 微博网友

母职惩罚不是一种选择

最终，正如我们看到的，作为母亲，她在职场上遭受母职惩罚，在家里成为“只会发怒的疯女人”。母职压力对女性的规训、塑造及其巨大的精神压力都被系统性地忽视了。
人们赞扬母职的伟大，美化母职，忽略付出背后真实的消耗，使母亲在神圣的想象中被投射无数种期待——要万能，要永远以孩子为中心，也要永远冷静。
但不论是在职场上接受母职惩罚，还是成为所谓“情绪稳定的母亲”，都不应该是一种选择。如同歧视不是一种选择，让人成为机器也不是一种选择。
母职是社会构建的期待和规范，因此结构性的压迫当然需要结构性的改变。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多位委员、代表建议强化父亲育儿责任、减小母亲育儿压力，并降低由于育儿责任的性别不平等带来的女性就业困难。
尽管从提议到成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仍然需要想象一个母职更解放的社会：
家务劳动的再生产价值得到承认，隐形的情绪劳动得以看见，母职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神话，男性必须积极承担家务劳动与育儿职责，并学习如何表达情感、支持家庭成员。
没有一个母亲理应成为“超人”，也没有一个母亲该被当作“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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