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 Rodrik教授对全球化有很深的洞见，他所著《全球化的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是阐释本轮全球化问题的佳作。Rodrik教授认为，就先发国家视角而言，超级全球化、国家自主权和民主制度在现实中只能实现其二（“超级全球化不可能三角”）。这与George Soros在1998年提出的对全球化的认识异曲同工，也即，超越国家主权限制的经济全球化会导致金融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但人口却不能自由流动，而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又是基于国家对本土民众的承诺与保障，因此超级全球化最终将导致许多国家的中上层成为“利益共同体”，而中下层则会因经济地位的下降而开始反抗。这也是当前全球民粹问题的由来。在三年前，我们已就此问题有过深入讨论（《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上）》）。
Rodrik教授在2011年提出的应对建议是，应当从WTO时代的“超级全球化”，回到GATT时代的“有限全球化”，也即：让各国内部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展开辩论，以就某一领域的市场是否应当对外放开在该国内部达成一致，而不是一次性打包放开所有市场。换言之，Rodrik认为在市场开放这个问题上，各国不同步更为合适，而市场开放的谈判更多应当基于双边和多边，而非一次施于全球。
我们看到，本轮全球化的演进，虽并像Rodrik建议的那样，由各国政府主动调整，但发展的趋势，却朝着上述方向行进。

一、已经发生的情况
1、欧美（尤其是美国）中下层对社会经济问题日益不满，民粹政治力量成为内部一极。
2、美国在“民粹政治力量+资本干预下的代议制“的叠加影响下，未能直面超级全球化问题产生的真实原因，未能去正视并解决内部的社会经济问题，却对外启用关税、进出口限制、投资限制和其他经济制裁手段。美国的民粹政治力量开始将传统盟友视为问题和对手，而建制派政治力量则继续试图通过塑造共同的外部敌人来弥合联盟。
3、美国的内部问题和政策外溢改写其他主要国家政治氛围。中美经济层面的矛盾类似于1980年代日美、德美矛盾，但在美国“民粹+资本干预代议制”的叠加影响下，被批上了类似美苏矛盾的外套。这个外套对美国军工复合体有利，MIC势力以美国内部民粹化为契机，开始从中美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出发，占据政治主导优势。这使得日美、德美贸易摩擦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时代变得难以复制。美国的民粹潮一旦泛起，从历史来看，往往将持续十年以上时间，我们曾就此进行过深入探讨（《民粹主义改造美国（增补完整版）》）。
4、在战后本轮全球化几十年的“顺境”中，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是美国“联欧合亚制苏”策略。战后日本、西德的快速复苏，源于美国对前苏联的扼制需求。美国作为战胜国，最终选择保留了日本和西德的经济组织体系，尤其是不再寻求对西德和日本大企业的肢解，使两国传统的军工复合企业得以顺势转为民用。西德在西欧深耕制造业并避免与美国的规模化制造产生直接冲突，同时渐进采取“东方政策”，通过东德和东欧逐渐扩散自身的影响力，这为德国与俄国的能源勾连埋下伏笔。日本在昭和旧臣岸信介等影响下，延续自伪满洲以来的统制经济，而有伪满军职经历的朴正熙则通过重化工业策略将统制经济引入韩国；在岸信介和朴正熙的推动下，韩日关系实现战后正常化。此后的韩、越战争特需分别为日本和韩国带来战后景气。美苏地缘政治博弈和资本对海外利润的追逐，促成了美国向其欧亚盟友首先进行技术扩散和资本扩散，这也成为了本轮由美国主导全球化的前提。
5、冷战结束后，供应链的全球分工在前述基础上，快速在欧亚大陆铺开。在失去前苏联这个竞争对手后，美国的地缘政治需求发生改变，军工复合体势力转而寻求“伊斯兰”和“反恐”议题。亚洲由于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被视为全球化的主要红利池，东欧部分地区因同样原因受益。东亚与其他后发地区在战后发展上之所以存在不同，主要是由于发展初期的政治经济模式差异所致。东亚模式是以重化工业先行发展为基础，再走上外向型经济道路，承接先发国家中低端产业转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逐步升级。这一发展模式需要以大多数人接受初期的劳动力价格压抑为前提，国家要首先提供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体系，形成劳动力大军，同时辅以工业化基础设施配套。但帕累托改进的时间是有限的，当人口结构越过刘易斯拐点后，中低端产业劳动力价格逐渐不再具有优势，产业转移将再次发生。
6、以WTO为代表的超级全球化逐渐成型后，欧美技术和资本在亚欧后发国家快速扩散。这一时期信息技术革命爆发，后发国家迎来第二、三次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同步发展的契机。上述技术和资本的全球快速扩散具有深刻的全球人口结构转变背景，我们曾就此进行过深入讨论（《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
7、与日美、德美贸易战时代美国仍有前苏联这个主要竞争对手不同，中美经济纷争发生在美国“大转折”的时刻。民粹分裂期，为在美国两党内部寻求政治上的共识议题，同时旨在抑制中国产业升级对美国核心竞争力造成的威胁，美国将中国树立为新的主要竞争对手。但与美苏时代不同，中美经济嵌合以及中美欧俄经济相互嵌合的现状，决定了美国难以复现当年对前苏联的全面扼制。尤其是中欧经济的嵌合关系，决定了美国难以像冷战时期一样组织起联盟间的全面对抗。
8、中美欧俄在经济上已处于高度嵌合状态（“四边嵌合”），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比较粗的看，中欧依赖于俄国的能源，欧美俄依赖于中国的产品和市场，中俄依赖于欧美的技术和市场。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可高可低，欧洲大国希望增强自己的独立性，但美国更愿意将欧洲“分而治之”。美国在难以组织起联盟全面对抗的前提下，目前阶段的主要举措是“解耦”，也即不断以各种名义强调供应链安全威胁，制造供应链摩擦，打破稳定预期，迫使投资退出相关领域，以期实现欧美对中俄的供应链脱嵌。这是期望以政策去干预技术和资本的扩散目标。美国主导的“四边脱嵌”策略对全球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和低库存精细化管理造成直接冲击。供应链成本不得不快速提升，以换取更多“稳定性”。
9、俄乌战争导致的欧美对俄广泛制裁是本轮全球化下首次大规模“脱嵌”行动。美国抓住了俄乌战争这个“机会”，将欧洲大国再次绑上一致对外的“战车”。从美国视角而言，欧美对俄国的共同制裁，旨在将俄国剥离出“四边嵌合”，这有利于同时削弱欧洲和俄国。由于美国对俄能源依赖最小，欧洲对俄能源依赖最大，因此这个脱嵌的成本基本是由欧洲来承担。美国主导的“四边脱嵌”策略目标要想实现，需要有其他国家能够完全或者大部分替代美欧对中俄的依赖，或者说，美国希望欧洲在降低对中俄依赖的基础上，全面加强对美国的依赖。从对俄制裁现实来看，要欧洲完全摆脱对俄能源依赖非常困难，这也侧面证明了本轮全球化的深度，同时也是因为美国希望借此契机削弱欧洲的独立性。欧洲居民侧的能源补贴是短期推出的应对策略，制造业正在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胀导致的外部需求变化；二是制造业对能源成本普遍敏感，尤其是具有基础重要性的制造业，例如化工。如果欧洲的能源问题难以解决，那德国的制造业要么继续遭受冲击，要么就只能选择进一步外迁以降低成本。这将持续削弱欧元的基础。这对美国都是有利的。
10、“四边脱嵌”旨在改变资本和技术扩散的方向，资本市场正在“重新叙事”，部分叙事是“有意为之”。Zoltan Pozsar在最近的报告《战争与产业政策》以中美（Chimerica）和欧俄（Eurussia）为叙事出发点，却有意忽略了中欧（Chineuro）。
“四边脱嵌”的难度恰恰在于中欧的解耦比俄欧解耦要困难得多。
在超级全球化时代，中德俄是一条隐伏的欧亚大陆经济脉络。德国对俄国的能源依赖和对中国的供应链及市场依赖，决定了德国无法实现对中俄的同时脱嵌。
“四边脱嵌”的现实目标是打破欧亚大陆经济的深度嵌合进程，从而继续将全球经济的锚点锁定在海洋和港口。对欧亚大陆中部的能源和运输技术输出，未来可能会逐渐动摇海洋经济锚点的重要性。
二、未来的方向
1、“四边脱嵌”的博弈会给四边之外的多边带来“机会”。这些机会并非基于市场自发产生，而是大国经济和地缘政治博弈的产物。由于四边嵌合过深，导致脱嵌的经济成本过高，在许多难以脱嵌的领域，将会看到更多的
多边嵌合
。

2、多边嵌合主要是由四边之外（对欧洲是指西欧主要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参与到四边贸易往来中，会呈现“代理人经济”的特征，表现形态包括但不限于：生产在地化，转口贸易，注册地变更。由于多边嵌合并非基于市场自发产生，而是摩擦应对之举，因此成本是关键。四边脱嵌导致的多边嵌合进程可以视为新一轮全球化的起点，会将更多国家嵌入到此前由大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其中，生产在地化比转口贸易的要求更高，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和成本、税收及市场准入影响都是重要考虑因素。在相当长时间内，多边嵌合仍然只会是四边嵌合的延伸，值得关注的地区包括：匈牙利、东盟国家、孟加拉国、印度等。
3、“脱嵌与嵌合”博弈的后果：一是在难以脱嵌的前提下坚持脱嵌政策，只能制造摩擦，导致成本提升，当产业成本无法转嫁时，最终由消费终端来承受，这是通胀预期增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二是多边嵌合虽然增加了成本，但客观上有利于技术和资本扩散到其他后发国家，为这些国家的发展带来机会，长期看有利于形成新的需求增长。三是新的多边嵌合将呈现“有限全球化”的局面，双边和有限的多边协商将是新时代的特点。

4、产业链的嵌合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对产业外迁控制的速度和范围。多边嵌合是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这意味着资本与技术扩散的范围将变得更大，但同步可能导致效率的降低。从本轮全球化的经验教训来看，强化本国内部的产业链嵌合能力是关键。为短时间降低成本而过快的输出资本、技术与生产，忽视本国后发区域的就业机会培育，将会对长期发展造成巨大的内部负担，同时又会过快在外部树立新的竞争对手。从这一层面看，“对内的改革开放”跟“对外的改革开放”仍然同等重要。产业链嵌合能力的锻造需要主导企业与上下游共同深耕，需要有逆周期支持。
5、技术限制与技术扩散：在美国主导的“四边脱嵌”进程中，中美脱嵌主要发生在技术领域，旨在抑制中国技术升级对美国核心竞争力造成的冲击。需要理解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军事技术与商业技术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二是商业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市场紧密捆绑，这意味着即便技术不输出，只要有市场在，商品也会输出，只要有足够利润空间，商品输出最终也会导致技术扩散。三是规模化的成熟中端技术往往才是主要的现金流来源，是支撑高端技术研发的“基石”，如果中端能够占领足够市场，就会对竞争对手的现金流造成巨大压力，从而影响其高端研发投入。中端竞争的重要性并不比高端竞争更低。四是从全球技术演进来看，技术创新的速度越来越慢于技术扩散的速度
，技术限制只能对技术扩散的时间造成摩擦，也即减慢技术扩散的速度，但不能阻止技术扩散本身。比起技术创新的速度，未来一段时间，技术扩散范围在全球的变化是更值得关注的方面。

三、终点与起点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超级全球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终结，从四边嵌合到多边嵌合的新一轮全球化正在从喧嚣中开启。这一新的进程仍处于萌芽阶段，并将伴随欧美民粹主义的波澜和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博弈的加深一路前行。在这一波动进程中，人们可能会失去方向，也会期待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人们会回忆前WTO时代直至统制经济时代，会把眼光从十年前、二十年前一直回溯到百年前，也即镀金时代和两次大战前后。人们会再次重视地缘政治博弈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甚至会将今天的国家去尝试“对号入座”。这都是人类面对“未知”的正常反应。当我们尝试回顾历史并从细节层面去比较现实，会发现最近一百年的全球剧变已经将这个世界深深的嵌合在一起。如果能够理解旨在脱嵌的策略本身也导致了更广泛嵌合的可能，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就可以跳出历史重复的观念束缚。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它的脉络，但不会看到历史的简单重复。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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