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民粹主义如何改造美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一）》、《民粹主义如何改造美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二）》和《民粹主义如何改造美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三）》三篇文章的增补合辑，如需转载请后台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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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底Trump胜选后，欧美关于民粹主义（populism）的话题再次成为舆论热点。帮助Trump当选的“幕后军师”Steve Bannon，一直公开称自己为民粹主义者（populist），而Trump因在竞选和当选后的言论，也被诸多分析人士认定为民粹主义者。Trump团队中目前的对华策略核心人物博明（Matt Pottinger）等，也经常公开为民粹主义进行宣传。

金融界对民粹主义极为敏感。桥水基金创始人Ray Dalio在Trump任期开始后不久的2017年3月22日，就发表其与同事合著的文章《民粹主义：此种现象》（Populism: The Phenomenon），通过分析历史上10个国家的14名民粹主义领袖，去梳理民粹主义在历史上的影响。Dalio认为，“民粹主义是诸如大流行病、大萧条或战争那样，经历一生才可能遇到一次的大事件”，上次民粹主义成为影响全球的主要力量（major force）是在1930年代，而此次则始于2016年。
Dalio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起源于普通人（common man）已经难以忍受：1、财富和机会的鸿沟；2、对来自国内外不同价值观文化威胁的切身感受；3、掌控权力的“建制派精英”；以及，4、政府不再有效为民众工作。”
总体来讲，中文领域深入研究民粹主义的著述，尤其是对美国民粹主义研究的著述（包括译著）十分匮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对美分析、战略预判和对策制定的过程中，欠缺了一个有效的分析美国本土的视角和工具。这个视角和工具，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都不太重要，因为民粹主义成为影响全球的主要力量（major force）往往只在长债务周期的末端，也即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极为尖锐的时刻，才会在全球主要国家同时出现。在二战后的过往数十年，全球化使先发国家和后发工业国都总体获益，各自的既有体制都在全球经济资源快速、高度集中之时仍然发挥作用，使各国内部资源分配处于可容忍的状态。但随着Dani Rodrik所谓超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由于欧美因为更早的进入老龄化阶段所采取的移民和外劳政策的弊端，使得美国等部分先发国家的既有体制（尤其是分配体制）再一次触及天花板，于是民粹主义再次成为影响这些国家的“主要力量”。这也使得在当前补足民粹主义这个分析视角和工具变得犹为重要。
民粹主义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共同话题，其共同点似乎在于“反建制”、“反精英”、“反多元”、“种族排外”、“以人民名义”等（Mller，2016），但细究各国历史，却有很大不同。中文领域对民粹主义尤其是美式民粹主义存在很大误解，这种误解可能是因为不同国家在使用同一个词汇去指称看起来相似但实际确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中文论及民粹主义，会天然的联想到义和团时期。俄国的民粹主义（Narodnichestvo）与沙皇俄国时期的农民运动紧密相关。在中俄各自的历史背景下，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小农思想的讨论。欧洲学者则常将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总体上，欧洲、俄国和中国基于本土的历史出发，对民粹主义持负面批评的态度，但各自批评的对象其实并不相同，这是因为各国民粹主义的历史本身就不相同。
但就美国而言，民粹主义一直是争议极大的话题，因为从美国本土历史看，历次民粹主义运动对塑造美国现代社会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
例如，1870年代以农民和工人为主导力量的民粹主义运动直接导致了美国开始以政府权力约束铁路运费，进而推动了反垄断立法，并因此促进了美国跨州商业的发展；1930年代开始的民粹主义运动导致美国从自由市场转向满足中下层福利，虽然没有形成欧式福利国家，但成为了小罗斯福“二次新政”的直接原因，为美国在二战期间及战后构筑起牢固的“新政联盟”打下坚实基础；1960年代之后的民粹主义运动则将“美国中产阶级激进派”（Middle American Radicals，MARs）作为一个“既反对富人，也反对懒惰穷人”的群体展现于政治和社会舞台，成为美国右翼政治势力一支难以忽视的力量；1990年代起的民粹主义运动则开始站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对立面，孕育出了右翼的茶党运动和左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而在2016年，民粹主义成为让Trump胜选的最重要支持力量。

如果脱离美国本土历史，将美国的民粹主义与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去“顾名思义”的简单类比，会严重忽视美国历史上民粹主义运动多次改造美国社会的现实。而忽视这些历史和现实，将会难以理解当下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进而可能产生判断上的偏差。在本系列之后的文章中，会尝试讨论为什么各国民粹主义的历史发展轨迹会呈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无论如何，美国今天的民粹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影响中美乃至全球的主要力量之一。
在美国民粹主义中文研究匮乏的情况下，作者今年阅读了目前国内尚无的超过200万字的美国民粹主义研究著述，尝试做一些突破。但作者并非学术人士，因此本文的论述重点可能无法完全遵循特定学科的学术要求，也不会将美国民粹主义纳入到单一学科下进行分析。本文更倾向于从实务需求出发去做史实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寻找诸多问题的答案。美国历次民粹主义运动持续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民粹主义在打破两党阶段性建制化僵化局面的同时，其诉求最终会被两党竞争者所吸收，美国的内部利益调整将会开启，民粹主义大潮将由此退去。
再过几天就是美国本次大选日，南北战争以来唯一真正的民粹主义总统Trump是否能够连任仍是未知之数。美国今天的混乱局面还将持续多久也难以判明。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得出美国本轮民粹主义运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但从过往历史中，可以追寻到诸多轨迹。上述判断对政府和企业的中长期政策制定应当会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作者相信本文是截至目前中文领域对美国民粹主义梳理及分析最为深入的文章，所有参考资料均附于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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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长期未能就“民粹主义”的定义达成共识，Dalio前述对民粹主义的描述是一种归纳。当我们提及某个国家的民粹主义时，往往会直接联系一些突出而具体的“民粹主义现象”，包括具体的“民粹主义人物”。在讨论美国民粹主义史时也不例外。
但理论和实务界可以达成的共识是，“民粹主义与政府债务的累积存在长期的联系”
（Miller,2016）。在尽可能综合过往数十年多位学者著述的基础上，我们将美国民粹主义史简要勾勒如下。


一、1870年代的美国民粹主义浪潮
1825年，连结北美五大湖流域与纽约市的伊利运河（Erie Canal）正式通航，这条重要的运河打通了美国中西部和位于东部出海口的纽约市，使纽约成为美国中西部农产品的外贸出口基地。水运航路使中西部农产品运至纽约的成本下降了90%。
但在水域之外的地方，仍然需要陆路运输。1825年英格兰修建的首条铁路对美国产生了影响。1826年，长度仅为3英里的美国首条铁路在马萨诸塞州开通，这条铁路用以连结Quincy的采石厂至Neponsett River。1827年，长度为9英里的美国第二条铁路在宾夕法尼亚州开通，用以连结Mauch Chunk的煤矿至Lehigh River。（Martin，1874）可以看到，
美国最初的铁路是用以连结原材料基地至河域的，其实是航运的支线运输系统
。
而当时最早参与铁路修建的企业许多都是航运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同时又拥有煤矿等资源。
1828年，特拉华与哈得逊运河公司（The Delaware and Hudson Canal Company）开始修建用以连结其煤矿至Honesdale的铁路，该地正是特拉华与哈德逊运河的终点。在此之前，这家公司特意派人到英国去考察铁路修建情况，购买了三个机车头带回美国，这三个机车头正是英国的蒸汽机车发明人史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所制造。1828年，首个跨美国东西部州域的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开建。截至1832年底，仅宾夕法尼亚州已有67条铁路。（Martin，1874）

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黄金后，吸引了全球将近30万人前往淘金。美国铁路建设由此向西，14,000多名华工在此时为美国铁路建设付出了血汗甚至生命。1838年时，美国西部仅有肯塔基州有22英里长的铁路。到1850年代，西部铁路的里程数已经增至1,400英里；而到1860年代，这个数字暴增到13,000英里。在1861年南北战争之前，美国铁路总里程数超过30,000英里。到1872年，美国铁路里程达到62,647英里，其中仅西部就超过了34,000英里。根据Poor's Railroad Manual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1873-74，在1826-1872年这46年时间里，美国62,647英里铁路的建设费用为将近300亿美元。仅1872年全美铁路的总收入为4.73亿美元，其中1.32亿美元为客运收入，3.41亿美元为货运收入，净利润1.65亿美元，净利润率将近35%。（Martin，1874）
美国19世纪的铁路大发展得益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外溢（蒸汽机车的发明），除此之外，另一个必备的条件是当时美国的土地政策。1850年之前，美国西部有大片无主未占土地，政府对其有权处置。为了开发西部，美国先后颁布多部法律（包括多部Homestead Acts、Desert Land Act及Land Act of 1804等），以每英亩土地不到1.5美元的低廉价格鼓励人们向西迁徙。
与此同时，铁路公司也看到了低价土地带来的巨大利益。1850年，在伊州中央铁路公司（Illinois Central Railroad Company）的支持下，来自该州的参议员Stephen A. Douglas在国会推动通过了一项法案，向该州授予规划沿线每英亩6个地块（sections），用以建设一条由Cario至Chicago和Dunleith的铁路。伊州随即将该地块授予伊州中央铁路公司，该公司免去全部税赋，仅需在今后向州政府缴纳7%的收入作为对价。铁路建设地块的授予包括了铁路沿线一定范围，伊州中央铁路公司由此获得了25.95万英亩的土地。这是铁路公司首次通过游说立法的方式以铁路建设为名义获得土地，从此打开了铁路公司近乎免费获得美国土地的通路。截至1870年代初，由美国政府向各家铁路公司授予的土地面积总计达到198,165,794英亩（将近30万平方英里），超过了整个得克萨斯州的面积（23.75平方英里），占到了美国当时国土面积的将近1/10。（Martin，1874）
由于垄断铁路线路可以带来极高的收益，在经历铁路建设初期的不同线路竞争之后，美国东部的大企业开始对中小铁路企业进行大规模兼并
，最终形成了横跨东西的四条干线铁路——纽约中央（New York Central）、伊利（Erie）、宾夕法尼亚，以及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这四条干线铁路的年收入在1870年代已经超过了1亿美元。（Martin，1874）

铁路建设成就了美国巨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铁路大亨”Cornelius Vanderbilt，出生于1794年的纽约，在起家于航运业后，又投资于铁路，他拥有的New York Central & Hudson River Railroad Company是当时全美最大的铁路公司，个人财富达到1亿美元，占到当时美国GDP的1.15%。与之相比，今天的美国首富Amazon的Jeff Bezos，虽然拥有的财富达到了1,460亿美元，但占美国GDP的比例为0.69%。
由于美国当时的铁路建设需要通过立法授予土地，而巨额财政资金支持也必不可少，因此铁路公司游说立法和行政机构十分频繁，由此滋生腐败。
除此之外，铁路大亨们往往动用金融手段实施大规模并购，铁路行业成为当时华尔街的宠儿，企业之间的争夺非常激烈。1850年代，美国四大干线铁路之一的Erie Railroad陷入财政危机，Vanderbilt希望借机控制。但金融投机者Jay Gould与Vanderbilt的朋友Daniel Drew联合操纵Erie Railroad的股票，使Vanderbilt落败，Jay Gould在1868年控制了Erie Railroad。这就是美国金融史上著名的
Erie War
。

航运、铁路的大发展，也带动了美国的采矿业。工业化使美国的财富迅速集中到铁路和矿业大亨手中，城市日益繁荣。人们开始称之为
“黄金时代”（Golden Age）
。
但黄金的另一面，是严重的贫富差距。
马克吐温在1872年出版了一部写实主义小说，生动描绘了前往西部开拓的个体与大企业和政客联盟之间的不同命运，这部小说以
“镀金时代”（Gilded Age）
为名，重新定义了那个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的“黄金”时代。

1870年美国的劳动力人口1,250.59万，其中农业592.25万人，制造业270.74万人，个体及服务业268.48万人，贸易及运输业119.12万人。农业人口占比为47.36%。当时美国的农业群体，无论南方还是中西部，都挣扎于生存线边缘。压力来自几个方面，一是随着铁路逐渐垄断，铁路公司圈占大面积土地，运费维持高位，且铁路公司与区域中间商（middle man）达成一致，以极高的运费单价排除农民自行通过铁路运输农产品的可能（对农民要求的运费价格甚至达到农产品价格的三倍）；二是农场地广人稀，区域内为数不多的中间商是连结农场和外部市场的唯一渠道，中间商一方面压低农产品价格，另方面向农业群体高价出售所需的生产生活用品；（Martin，1874）三是南北战争初期农产品需求锐减，而南北战争后恢复金本位，货币通缩又导致农产品价格持续在低位；四是南北战争期间，由于战时财政需要，美国的进口关税被推升至极高水平，此时代表北方新兴工商业势力、居于主导的共和党建立了一个坚不可摧的联盟，对北方制造业的贸易保护政策显然不利于南方的农产品出口。（Owen，2019）
以上的结果便是农业群体的普遍贫困化。
由于农业具有季节特性，同时农产品价格维持在低位，为了购买必要的生产生活用品，
中间商又搭建了以农作物为抵押的信贷体系（crop lien system）
，即以农作物为抵押，贷款给农民购买相关产品，
年利率高达100%-200%
。除利率之外，价格也有所不同，
采用农作物抵押信贷消费，所售产品价格有时要比直接使用现金高出30%。
根据当时的一项记载，南加州的一位白人中产农场主S.R. Simonton，在首次使用农作物抵押借贷后七年，就因债务无法偿付，被迫将土地让予借贷商，成为失地佃农（Goodwyn，1978）。当时美国农业群体的贫困程度可见一斑。

1865年，林肯总统遇刺后，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继任总统。1866年，约翰逊总统指派农业部的官员O.H. Kelley前往南方各州调查农业及矿业情况。Kelley深入南方各州，在看到农业群体悲惨无助的境遇后深受触动。南北战争以共和党主导的北方新兴工商业势力的胜利而告终，联邦得以维系，但南方的农业群体却水深火热。Kelley回到华盛顿后，与他在农业部、财政部的几位朋友一道，试图通过建立农业组织的形式，去改变上述局面。
1867年12月4日，National Grange在华盛顿成
立
。Grange源自拉丁文granium，意指农场。Kelley及其友人为Grange制定了详细的组织章程，允许女性加入，没有宗教和政治倾向要求。
Kelley是共济会成员，他通过与南方共济会成员的联系，迅速扩大了组织规模。（McMath, Jr. ，1992）此后，州及地方层面的Grange组织广泛成立，在顶峰时期，其成员人数达到了150万。

Grange组织对参与农业群体最主要的吸引力是经济上的互助，具体而言，是通过集体销售农产品和集体购买生产生活资料去向中间商争取利益。Grange的另一个诉求是反对铁路垄断。Grange组织提出，完全反对以耗费国家财富去修建铁路而使少数股东获取利益的体制，同时反对向被迫使用铁路运输的人们收取过高的运费。由于铁路公司近乎免费的获得土地，而铁路建设所需资金又有高额的财政资金支持（来源于税收），华尔街为铁路扩张尽可能提供金融支持并分取利益，而铁路公司又在运费上维持高位，使中西部和南方的农民承受巨大压力，铁路的收益却归属少数股东，这一体制的正当性备受质疑。
在反对铁路垄断方面，Grange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1890年美国全国性反垄断立法的先导。1871年，在地方Grange组织的推动下，Illinois州通过首部规制铁路和仓储企业的法律，要求向农业群体收取的费用，不得超过设定的最高费率。随后，Minnesota、Iowa、Wisconsin三个州通过了类似的法律，统称为Granger Laws。铁路和仓储公司为此展开反击，试图通过诉讼推翻立法。在Munn v. Illinois一案中，Munn & Scott公司因违反Granger Law而向Illinois州最高法院起诉，提出该法违宪，但未获支持，随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当政府对私人企业的规制是公共利益（pulic good）所必需时，该等规制具有正当性。该案为美国政府干预市场确立了先例。
除Grange外，同时期美国各地还形成了规模和影响更大的农业群体组织Farmers Alliance。1877年9月，基于Grange组织类似的目标，一群南方农民在位于得克萨斯州J.R. Allen的农场成立了“信任骑士”（Knights of Reliance），并很快更名为“农民联盟”（The Farmers Aliiance）。同年，一群纽约州的Granger成立了“北方农民联盟”（Northen Alliance）。由于南方的Farmers Alliance对黑人存在种族主义偏见，黑人农民在1886年还成立了“有色人种农民联盟”（The Colored Alliance）。
除农民运动外，镀金时代的工人运动也风起云涌。1866年美国首个全国性的劳工联盟“全国劳联”（NLU）成立，但在1873年即行解散。1869年，Uriah Smith Stephens、James L. Wright等人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劳工骑士”（Noble Order of the Knights of Labor，KOL）。KOL迅速壮大，1885年时已有10万成员，次年达到70万人。与农民运动不同，KOL主要组织铁路工人进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8小时工作制等。在1885年夏季，KOL和Farmers Alliance已经开始在地方聚集起来，共同召开会议、组织互助措施。1886年，针对Jay Gould拥有的美国西南地区铁路，KOL发起了超过20万工人参与的西南铁路大罢工（Great Southwest railroad strike of 1886），5月3日被芝加哥警方镇压。（McMath,Jr., 1992）为纪念此次及后续全球范围的劳工运动，恩格斯在1889年组织召开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宣布将每年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与此同时，1886年Wabash v. Illinois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Illinois州的Granger Law在铁路规制方面影响了跨州的商业，而州际之间事务的立法权应属联邦。在上述判例影响下，美国国会制定了《1887年州际商业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 of 1887），进而使铁路行业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首个由联邦立法予以规制的行业，同时也成立了第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州际商业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该法要求铁路公司向联邦政府报告运费费率，同时还禁止铁路公司因运输距离不同而采取不同费率。在此影响下，美国在1890年通过了首部全国性的反垄断立法Sherman Act，这也是全球首部反垄断法。美国国会在1914年进一步通过了Clayton Act和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并据此建立了联邦交易委员会（FTC），对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回到1890年代，无论Grange、Farmers Alliance还是KOL，虽然有组织，但都并非政党形式，这些组织在当时通过社会运动去提出诉求、争取利益，但在立法、行政层面都需要依赖传统的两党。而在当时，已经有一些代表农民利益的第三党成立（例如寻求通过发行法币来提高农产品价格的绿币党（Greenback Party））。在传统的两党无法代表农民利益的情况下，Farmers Alliance开始寻求组建自己的政党。
在1892年总统大选中，以Farmers Alliance为基础的人民党（The People's Party，也称The Populist Party）推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James B. Weaver。The Populist Party是美国历史上首个以“民粹主义”命名的政党。
Weaver获得了超过100万张选票（占8.5%）及22张选举人票。该党的主张包括：铁路、蒸汽航路以及电话电报系统的国有化；自由且无限制的银币供给（打破金本位）；废除全国性银行；累进所得税；以及对参议员的直选等。

尽管作为第三党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基本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民粹主义政党的成立意味着在联邦和州的立法及行政系统中，已经开始出现民粹主义议员和官员。Thomas Edward Watson作为八名来自西部地区的民粹主义联邦众议员之一，在1893年成功推动一项立法，建立了全国范围的“乡村免费邮递”（Rural Free Delivery，RFD）系统。
RFD的建立打破了私人铁路企业、私人邮政企业和中间商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垄断，为美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产生了极为积极的影响。
Richard Warren Sears和Alvah Curtis Roebuck在1893年成立了
Sears百货
，正是成功利用了RFD系统向美国广大农村地区免费寄送商品画册，由各地农民根据画册选择所需商品，再由Sears通过邮递的方式寄送，进而形成了新的商业形态，一举打破了区域中间商对各地商品销售的垄断。Sears也因此成就了美国商业史上的传奇。今天用手机在电商平台下单的人们，似乎很难想象，在100年前，美国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普通人，已经可以通过当时的商品画册邮购福特汽车的挡风玻璃了。
作为百年前的“拼多多”，Sears百货就是这样从美国农村走向城市的。
人民党意识到作为第三党参与总统大选不可能获胜，转而寻求与民主党合作。在1896年大选中，民主党和人民党推出了William Jennings Bryan和Watson搭档作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这是美国民粹主义政党首次实现与两个主要政党之一进行合作，将自己的政治主张融于两党制体系中。在此后的文章中，我们将反复看到，美国历史上因社会矛盾尖锐而产生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诉求最终又会被两党制所吸收的情况。1896年共和党的William McKinley当选总统，人民党在落败后开始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但1870年代之后的民粹主义浪潮已经深刻的改变了美国。
1890-1920年代被称为美国的“进步主义时代”（Progressive Era），整个美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反对私人大企业垄断、反对政客贪腐的浪潮，其中相当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诉求都与1870年代的民粹主义浪潮有直接的关系。搭档参加1896年总统大选的Bryan被公认为美国进步主义领袖之一，而Watson则被认为是民粹主义领袖之一。Bryan此后又在1900年和1908年两次参加总统大选，1900年败于共和党在任总统Mckinley，1908年败于共和党总统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背书的继任者William Howard Taft。但老罗斯福最终与Taft及共和党决裂，组建了进步党（The Progressvie Party）参加1912年大选，由于共和党被分票，最终使民主党的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当选总统。在进步主义影响下，美国在此时期通过了一系列反垄断、劳工保护、妇女保护、食品安全、教育保障等方面的立法，缓和了社会矛盾。这样的社会平衡要在1930年代再次被打破。
可以说，美国1870年代的民粹主义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19世纪末的政治经济面貌，Grange和Farmers Alliance等组织通过团结中西部和南方的农业群体力量，并与工人组织KOL联合，向北部和东部的工商业势力争取到了权利。这一波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开始打破美国当时趋于固化的利益分配体制，重塑了美国的商业形态，尤其是反垄断立法，对美国乃至全球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要看到，1870年代的民粹主义运动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南方农业群体中许多是南北战争中的战败者，他们本身是支持奴隶制的，因此Mississippi和Georgia州的Grange领袖同时也是当地“白人至上主义团体”3K党的领袖。种族主义倾向不但针对黑人，也针对其他族裔，1882年的《排华法案》也得到了包括Grange组织在内的民粹主义者的支持。由此可以看到，
美国的民粹主义一开始就与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挂钩
。这种倾向将在其后各个历史时期的民粹主义运动（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中反复出现。

如果我们把美国1870年代的民粹主义浪潮看作此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先声的话，后来的“进步”看起来主要是去除了“种族”和“排外”因素，更加“国际化”，更能居于道义的高位。但正如我们将要在之后的文章中看到的，这种道义的高位往往也是阶段性的，受制于美国内部的状况。当每一轮民粹主义兴起时，美国的对外政策，最终仍将由内政所决定。
二、1930年代的美国民粹主义浪潮
1912年，由于老罗斯福与共和党决裂并自行组建进步党参加总统大选，使得共和党选票无法集中，民主党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成功当选。携进步主义之势，民主党在参众两院也占据多数。这是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第三次形成总统和两院均由一党控制的
“统一政府”（unified government）
局面，这给美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大转向创造了契机。

威尔逊在总统任内与民主党控制的两院协力推动了美国国内的变革，包括：通过了《1913年税法》（Revenue Act of 1913），降低了关税，增加了一项联邦所得税和联邦不动产税，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被推升至77%；通过了《联邦储备法》，建立了美联储系统；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Clayton Antitrust Act）弥补了Sherman Act的漏洞；通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 Trade Commision Act），建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通过了Adamson Act，实现了铁路工人八小时工作制；通过了《联邦农业贷款法》（Federal Farm Loan Act），设立了12家地区银行为农民提供低息信贷。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美国镀金时代以来尖锐的内部矛盾。
对外方面，尽管1914年一战爆发，但威尔逊在第一任期坚守中立。1916年，威尔逊以微弱优势连任。次年，在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后，美国对德宣战。在整个一战中，威尔逊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他提出了关于和平的“十四点计划”和建立国际联盟的建议，其中关于消除国家间经济壁垒的建议引发了美国国内恐慌，当时美国仍具有很强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国会认为威尔逊的建议将潜在影响美国利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Henry Cabot Lodge拒绝在《国联盟约》中承诺维护其他国家领土完整，并坚持国会对关税政策的权力不可动摇，最终导致参议院否决了美国加入国联的计划。一战结束后，“凡尔赛体系”建立，全球迎来短暂和平。此时中国仍然羸弱，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五四运动”。
欧洲因受一战摧残，美国经济强势崛起。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生产中的比重从1913年的36%上升至1926-1929年的42%（Owen，2019）。一战还使美国从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了世界信贷体系中的核心贷款方。Eric Rauchway认为，19世纪北美新大陆使用英国贷款修筑铁路和牧场，打造了自身的偿贷能力；而一战参战国则用美国的战时贷款购买枪支弹药，削弱了自身的偿贷能力（Rauchway, 2008）。
由于1920年初的严重通缩，民主党在总统大选中落败，共和党候选人哈定当选，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1923年哈定突然病逝，副总统柯立芝继任。柯立芝奉行保守主义，由于一战后全球迎来和平黄金期，加之柯立芝的减税政策，美国迎来“柯立芝繁荣”。1920年平均每三个美国家庭才拥有一辆汽车，但到1920年代末，全美几乎每个家庭都已拥有一辆汽车（Rauchway, 2008）。这有赖于电气化的飞速推进。汽车工业带来的交通革命犹如当年的铁路一般，迅速改变了美国的面貌。福特流水线作业和分期贷款的普及，使个人信贷与拉动庞大产业链的汽车工业完美结合。华尔街为这个时代而疯狂。
对1929年起大萧条的研究汗牛充栋，都会提及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时的工业化导致了去人工化，工业生产率提高，但工人就业并没有明显增长，而一直具有出口优势的美国农业，因一战导致的全球需求下降，一直未能有效恢复；二是信贷消费短暂拉升了内需，但受制于前条，消费群体未能持续有效扩大，很快遇到瓶颈；三是一战后美国对海外的贷款在1928年停止，直接导致欧洲和南美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外需锐减；四是共和党政府推动美国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状态，Hawley-Smoot关税法使全球主要国家采取“以邻为壑”的关税措施；五是当时的美国股票交易充斥投机，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屡见不鲜，直接导致股灾发生；六是华尔街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未能有效提供流动性，冲击银行进而导致全面经济危机。
1929年就任总统的胡佛非但没有延续柯立芝时期的繁荣，反而要为大萧条背负历史责任。大萧条导致美国1,150万人失业，意味着将近3,000万美国人失去收入来源，约占人口总数1/4的美国人发现自己无力支付住房款项或购买食物（Rauchway, 2008）。
当大萧条袭来，全美失业人数不断攀升时，Louisiana呈现一片亮色。1928年，民主党中的民粹主义者Huey Long成功当选Louisiana州长，他的竞选口号是“每个都是国王，但没人戴着皇冠”（Every man a king, but no one wears a Crown），这正是曾经与人民党合作参加大选的民主党民粹主义领袖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口号。当时Louisiana是一个经济上非常落后的州，公共教育几乎不存在，1/4的成年人是文盲；公路、下水道等基建破败，5.2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铺装道路只有300英里，主要桥梁仅有三座。雨天泥泞的道路甚至无法通车，农村大量的产品无法顺利对外运输销售。另一方面，Louisiana的政治权力长期把持在一小群富人和大企业手中，对该州无所作为。
1893年，Huey Long出生于Louisiana的一个农民家庭。当时Louisiana缺乏公共教育条件，Long一直在家由母亲教导学习，到11岁才进入公立学校。17岁时他成为一名旅行销售（travelling sales），后来在兄长的资助下，毕业于杜兰大学法学院，21岁就获得了律师执业资格。22岁时Long开办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他主要代表小企业和工人向大企业提起诉讼、争取利益。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是当时Louisiana的主导企业，在该州政商两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Huey代理的诉讼不少是针对该公司，由此结怨。Long在25岁时成为Louisiana铁路委员会（Loiusana Railroad Commission，后来更名为“公共服务委员会”（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的委员，并在27岁时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Long迫使铁路公司将线路延伸至小乡村，要求标准石油公司停止进口墨西哥石油而更多使用来自Louisiana当地油田的石油。1924年，30岁的Long首次竞选州长，但以失败告终。
在第二次竞选州长时，Long的行程达到1.5万英里，一共做了600场演讲，他向Louisiana贫困的民众许诺变革，包括铺设优质的公路、桥梁，提供免费的医疗、教育，以及降低财产税。最终，Long在1928年高票获选。自1928-1935年，在Long及其继任者Oscar K. Allen的执政期内，Louisiana在基建、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增9,700英里公路，新增111座没有通行费的桥梁，建立公立教育系统、提供免费教材，建立公立医疗系统，降低财产税、车辆牌照费、电话费，废除投票税（poll tax）。这些措施，使Louisiana平均每个家庭每年可以节省425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100美元），同时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打破了商业发展的瓶颈。很显然，要实现上述变革耗费甚巨。Long没有像以往的政客那样对民众征收财产税，而是向大企业开刀。基建计划主要由石油税支撑，教育计划主要由自然资源税（仍然是由石油行业缴纳）支撑，医疗计划主要由煤炭税支撑。在民众负担降低、转由大企业承担税赋的同时，整个Louisiana的政府运转费用（包括州和地方）只有41.97美元/人，是当时全美第三低的州。除此之外，在大萧条期间，Louisiana还通过了《债务中止法案》（Debt Moratorium Act），为普通家庭偿债提供了延展期限，避免了大量民众在萧条中失去自己的家园。而州银行政策也有效避免了州内银行的大面积倒闭，1929-1932年期间，全美有4,800家银行倒闭，Louisiana仅有7家。
Long向石油巨头开刀的措施遭到了抵制和报复。Louisiana标准石油公司成立于1909年，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的子公司。标准石油（Standard Oil）是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在1870年创立的企业，通过大规模并购，在巅峰时期标准石油托拉斯控制了全美超过90%的炼油能力。到1910年，标准石油已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巨型垄断企业。在反抗大企业垄断的进步主义运动推动下，191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Sherman Act做出历史性判决，将标准石油拆分为37家地区石油公司。Long此时面对的是被拆分之后的Louisiana Standard Oil。
1929年3月，Long提出新的炼油税方案，即每桶石油征收5美分的税款，这样可以为Louisiana的学校每天提供5,000美元，也即每年200万美元。石油团体支持的议员深知如果该议案通过，自己将不可能获得连任。而Long的强势性格也让部分曾经支持他的议员大不为满，开始称其为“暴君”。这些议员提出了对Long的弹劾，指控Long存在“滥用州政府财政资金”、“违法影响司法”、“贿赂议员”等19项不当行为。受大企业控制的报刊也发起了对Long的攻击，提出新税计划将导致标准石油公司裁减2,000名本地工人。19项弹劾议题有8项在州众议院通过。Long通过报刊展开反击，诉诸民众以获得对标准石油征税的支持。弹劾案最终止步于州参议院。

在弹劾案结束后，州议会对Long的基建计划进行制约。作为反击，Long宣布在1930年（仍是州长任内）竞选联邦参议员，并承诺如果败选，则辞去州长职务，如果胜选则意味着民众对其支持，要求继续推进改革。Long成功当选联邦参议员后，支持其儿时友人Oscar K. Allen继任州长，在联邦参议员任内，Long通过Allen继续推进其在Louisiana的改革措施。
大萧条在胡佛治下没有改善反而加重，1932年大选中，共和党失势。民主党由小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参选，Huey Long主动给予小罗斯福支持。1932年10月9日，小罗斯福与Long首次会面。之后，Long前往中西部替小罗斯福拉票。Long在南方训练出来的极接地气的演说才能征服了处于大萧条中的中西部民众，尤其在Pennsylvania针对矿工的演说，帮助小罗斯福拿下了这个摇摆州。
小罗斯福的当选使美国再次迎来民主党的“统一政府”，自19世纪末左翼民粹主义浪潮以来的第二次美国大变革就此拉开。作为老罗斯福总统的侄子，小罗斯福天然继承了“进步主义”的政治遗产。但小罗斯福在当选后回避了Long提出的财富分配建议。1933年，小罗斯福开始了“首次新政”（First New Deal）。1933-1934年，在小罗斯福政府和民主党的主导下，先后通过了《复兴金融公司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法》、《紧急银行法》、《平民保育团造林救济法》、《农业调整法》、《联邦紧急救济法》、《1933年证券法》、《住宅所有者贷款法》、《1933年银行法》、《国家工业复兴法》、《黄金储备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全国住房法》。在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下，美国经济开始恢复。如果细心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小罗斯福新政中许多措施，其实是Huey Long在担任Louisiana州长时就已经实施过的。
然而，上述立法并未触及美国国内的财富分配问题，大规模财政投入最终还需由民众来埋单。Long反对《国家工业复兴法》确立的工资和物价限制，他认为这些做法将构成“自我输血”——这些限制对小企业的影响将超过大企业，而这种来自小企业的再分配无非是围绕着很少的钱打转。Long认为，国家复兴管理局“会做一些好事，但除非财富在广大群众中扩散，否则这样的好事就无法走得更远。它标榜的是‘输血’。但血来自何方？无法来自基层的普罗大众”（Prasad，2018）。
Huey Long对小罗斯福的支持至此为止，他开始公开批评后者不敢向大企业宣战。1933年末，Long得出一个结论：“税收是唯一能够保障财富再分配的资源。以往由底层人民来承担的税负不但应该转而由社会上层的富人来承担，而且那些巨大的财富也许应该降低到一个合理的规模，政府也会因此得以维持，普通大众能够通过剩余的财富逐步过上平稳的生活。这种税收体制应该持续地从上层社会抽取财富，用以改善底层社会的状况，直到每一个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并拥有足够的余裕，从而不仅仅只满足于生活必需和方便，还可 平等分享较为优渥的生活。”（Prasad，2018）
1934年2月，Long公布了他的“分享财富计划”（Share Our Wealth），具体方案包括：1、通过结构性赋税，将个人财富限定在5,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6亿美元）以内；2、将个体年收入限制在1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200万美元）以内；3、将继承财富限制在5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6,000万美元）以内；4、保障每个家庭的年收入在2,000美元以上（或不低于全国平均收入的1/3）；5、提供免费的大学教育（colledge education）和技能培训；6、为所有超过60岁的老年人提供养老金；7、提供老兵福利和医疗福利；8、30小时工作制；9、一年四周休假制。
这份今天看起来仍然显得十分激进的计划，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当时的保守主义者斥之为“communism”、“socialism”，但到1935年夏季，全美已经成立了2.7万个分享财富俱乐部（Share Our Wealth clubs），成员超过750万人，他们定期聚会，去宣传Long的计划。Long也持续通过自己的刊物American Progress和广播向全美民众宣传自己的方案，并宣布参加总统大选。民主党国家委员会主席James Farley在当时还很罕见的一次秘密民意测验之后认为，预计Huey Long可能在1936年大选中获得超过600万票，尽管Long没有可能当选，但会对小罗斯福造成严重的分票，进而对小罗斯福的连任产生冲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小罗斯福决定开始“抢Long的风头”（steal Long's thunder），将Long的部分政治主张在1935年开始快速落地，也就是所谓的“二次新政”（The Second New Deal）。
1935-1936年的二次新政期间，小罗斯福政府及议会通过了《全国劳动关系法》（《瓦格纳法》）、《社会保障法》、《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管理法》、《1938年农业调整法》、《公平劳动标准法》，以及《1935年税收法》。没有Huey Long这位左翼民粹主义者带来“体制外”的冲击，这些更为自由化的立法在小罗斯福执政期是很难通过的。这些立法为美国带来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建立了养老金制度、40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制、工会制度，以及累进所得税制（当然，Long激进的财富封顶方案并未在考虑之内）。在小罗斯福两次新政之后，美国社会打破了以往区域、宗教、种族、阶层的分割，形成了稳固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民主党自此被美国中下层民众称为“工人的党”。贫富差距的缓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为美国在二战中的获胜以及此后取代英国成就霸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财富向下分配，也为战后和平时期美国庞大国内市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而这个由Huey Long推动、小罗斯福打造的新政联盟，要到1960末才会被再次打破。
1935年9月8日，也就是财富分享计划提出后的次年，Huey Long被政敌安排的人刺杀于州议会大厦，年仅42岁。超过20万人聚集到Louisiana的首府Baton Rouge，寄托他们的哀思。
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1960年代的美国又将遭受怎样的社会危机，以及右翼民粹主义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的。
三、1960年代至今的美国民粹主义浪潮
小罗斯福通过两次新政建立了稳固的“新政联盟”后，这个联盟之下的民主党人后来被称为“新政民主党人”，新政联盟所采纳的政治道路被称为“新政自由主义”。新政联盟对美国影响至深，小罗斯福在第四任总统任期上去世后（1945年4月），直到1969年尼克松执政前，除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因战功而连任两届总统外（1953-1961年），其余三任总统，包括杜鲁门、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都是新政民主党人。不少美国学者甚至认为，自小罗斯福首次执政（1933年）起，一直到里根开始执政（1981年），整个美国都在新政自由主义的影响之下。这长达将近70年时间，被美国不少右翼人士认为是美国自镀金时代以来的“大幅左转”。
此前我们回顾了镀金时代以来美国两次民粹主义iyif对美国社会的改造，当两党建制派脱离民众后，民粹主义者或通过建立第三党、或利用两党本身，去施加对体制的影响。从里根时代开始广泛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对新政联盟的批判一直在于其“社会主义倾向”，尽管这是冷战对立下的口号，但其实也反应了新政联盟时期美国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与这一时期美国过度倾向于福利社会目标而又难以承受其成本之间的尖锐矛盾。
二战之后，欧洲、亚洲都面临灾后重建的问题。战前和战后，因本土远离战场，美国几乎独占全球市场，独享黄金发展期。但自1960年代开始，压力从两边袭来。一边是苏联的蓬勃发展，无论是工业实力、军事实力还是民众的福利水平，都对美国国内造成了巨大影响，当时美国不少一流经济学家，都开始承认苏联的优势；当时整个美国社会的左倾思潮，反映出社会主义阵营对美国年轻一代的影响。另一边则是美国为了对抗苏联阵营而扶持欧洲和东亚盟国后，西德与日本在战后的快速重新崛起。尽管在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上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但在生产领域，西德和日本充分利用战前强大的工业基础、战后低廉的劳动力和美国的支持，迅速拓展了全球市场。这对美国制造业造成了巨大压力。经济史学家Robert Brenner分析认为，1965-1973年，美国的制造业利润率下滑了40.9%。
这其实意味着，美国二战以来的红利已面临终结。压力传导的结果是美国企业希望压缩人工成本，而此时美国的左翼工人运动仍然热情高涨。美国企业开始内迁至劳动立法较松的州（包括不强制工人加入工会的州），并开始外迁至海外。当海外运营受阻后，商业阶层开始为贸易谈判进行游说，要求其他国家消除关税壁垒，对外资进行保护。（Judis,2016）
让我们回到里根时代来临之前的1960年代。尽管享受了战后的繁荣并从新政联盟中获得了劳动、教育等多方面的保障，但此时“许多人感到他们尚且满意的工作和家园，以及他们的个人安全，已经
处于上层自由主义当权者和下层愤怒少数派的夹击之下
”（
Kazin
, 1995）新政联盟下政府权力大幅扩张，而福利分配的正当性似乎来源于政客对选民的允诺，但此时的美国中产阶层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当富人向穷人承诺提供福利时，为什么付费的却不是富人，而是我们？”
（Warren, 1976）

1976年，密歇根州奥克兰大学的Donald Warren，在进行了细致的社会学调查后，出版了
The Radical Center: Middle Amer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Alienation。
Warren详细分析了1971-1975年的白人选民情况，发现并总结出当时美国已经出现一个特定群体，这个群体不能被传统的“左”（自由主义）或者“右”（保守主义）所涵盖，他们更像是处于传统左和右夹层中间的民众，
他们认为政府“同时站在富人和穷人那一边”（Warren, 1976），而不是站在自己所属中间阶层（middle class）这一边。
他们拥护新政自由主义提供的社会保障，但他们反对新政联盟带来的无休止的社会福利扩大化，因为最终买单者不是富人阶层而是作为普罗大众的中间阶层。
Warren将这一人群称为“美国中间阶层激进派”（Middle American Radicals，MARs）。MARs主要是白人蓝领技术工人、销售人员和白领文书人员。
新政联盟本已将南方各州纳入民主党蓝营，但由于战后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新政联盟走向过度的政府扩张，企业的外迁和外劳的引入直接冲击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地区，MARs逐渐成为后来帮助共和党在美国南方各州翻红的中坚力量。

根据Donald Warren的研究，MARs与1960年代Alabama四任州长George Wallace支持者的脸谱画像有高度重合性。Wallace于1919年出生于Alabama州Barbour郡的小城Clio。在偏远南方的Alabama，民众关心的不是国际大势，而是自己所处社区、工作地的身边事。1960年代民主党主导的民权运动如火如荼，黑人群体追求平等的声音不断高涨。但正如索维尔在《美国种族简史》中做出的深刻分析，作为黑奴后代的美国南方黑人，逐渐失去了其自立的能力。不同于北方最初的黑人自由民，由于蓄奴时期奴隶主有意的使黑奴群体丧失了社会自理能力，导致南方黑奴及其后裔在获得自由后，长期无法提升自己，大部分处于社会底层。这就导致了美国黑奴后裔总是与暴力犯罪相挂钩。民主党推动的民权运动在南方社区的白人老百姓眼里来看，并非一个唾手可得的理想，因为普通白人民众关心的是强行推进不同种族融合可能带来的社区安全问题。所以当马丁路德金博士在宣扬I Have a Dream时，南方社区的父母们关心的却是自己的小孩是否要与那些暴力分子同处一个校园之中。
Wallace在首次竞选州长失败后，在白人至上团体的背书下，于1963年1月就任Alabama州长。在任职演说中，他喊出了“现在隔离！明天隔离！永远隔离！”（Segregation now, segregation tomorrow, segregation forever）的口号。如果不回顾美国种族问题演变的历史，很难理解在当时风起云涌的美国民权运动热潮之下，公开喊出如此种族主义口号的人怎能当选一州之长。Wallace被历史记住的另一个瞬间，是1963年他作为州长，站在Alabama大学校门之前，阻止两位黑人学生 Vivian Malone和James Hood入学。《阿甘正传》记录了这一幕，在这个全美瞩目的事件中，最后是由国民警卫队护送这两位学生进入了学校。
在被《纽约时报》问及Alabama为何要阻止黑人获得投票权时，Wallace毫不掩饰的承认：“我们在Alabama没有乌托邦，但在纽约你们也同样没有一个地方，能大晚上在中央公园随意走动而不担心被强奸、抢劫或射杀。”报道发出后，Wallace收获全美范围成千上万的支持信件。（Kazin, 1995）
Wallace反对强行推进的种族融合，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当时美国南方许多地区白人民众的选择。事实上，当民权运动过激的发展之后，黑人与白人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这最终导致后来尽管形式上黑人与白人是“平等”的，甚至表面上形成了诸多的“政治正确”，但大量白人通过用脚投票，从城市中心迁出到郊区聚居，相应的学校设置也发生改变。美国所谓的种族融合，到今天都没有能够实现。有多少人支持Black Lives Matter，也就有多少人支持All（White） Lives Matter。在今天BLM运动中Trump喊出的“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正是Wallace当年面对过激民权运动带来的街头混乱所提出的口号，这是对社会秩序和社区安全诉求的正面回应。
Wallace是美国镀金时代以来影响最大的右翼民粹主义者，这个时期美国之所以再次出现民粹主义，以及民粹主义与种族主义相结合，说到底仍是时代使然。在1960-1970年代这个时点，在新政联盟主导半个世纪之后，来自全球挑战的压力再次集中落到美国普通民众的身上，精英阶层当时的崇高理想、利润追求与社会可承受能力不断产生冲突。Wallace后来参选总统，但未能成功，但他像Huey Long一样，在州长任上，彻底影响了整个美国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后来吸收了Wallace在大政府、社会福利、校车问题以及平权政策上的立场，尼克松的执政也深受其影响。
1970年代的滞胀使美国经济陷入困境。英国向自由市场的再次转向影响了美国。里根的供给侧经济（supply-side economies）被左翼学者称为“
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正如我们今天所熟知，新自由主义经济与本轮全球化密切相关。新政联盟带来的社会福利扩大和平权崇高理想使美国企业成本方面处于劣势，欧洲和东亚的次第崛起冲击了美国本土的制造业。里根主义的核心在于扶持商业，通过水涨船高使各方受益，主要方式是减税、放松管制，最终实现所谓的滴漏受益（trickle down）。
但实际上，在里根任期内，美国制造业的下滑并未得到遏制，反而加速。
1980年代末，美国国内的机床、纺织等产业均已消失，金融业迅猛发展。美国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形成了
高端FTE（金融、科技和电子）和低端服务业并存的二元经济
，生产性行业受到挤压。新自由主义自共和党起，又被1990年代的民主党所接受，此时所谓
“新民主党人”取代了“新政民主党人”
成为主流。

1990年代后美国的great again，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苏东剧变后美国失去最大竞争对手，再次独享单极黄金发展期；二是创新能力强大引领技术革命；三是利用自身优势强势打压盟国竞争对手（德国和日本）；四是主导全球化给美国企业带来广阔的全球市场，全球廉价商品满足了美国国内需求。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导致了新的问题
：
一是
美国国内产业扭曲，容纳就业人口众多的生产性行业逐渐萎缩，低端服务业大量使用非法移民，而高端FTE产业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空间，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二是
移民进一步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结构，本就没有解决的种族融合问题进一步加剧，白人与黑人的矛盾，逐渐变成了白人与有色族裔甚至不同有色族裔之间的矛盾。

Wallace之后，Trump当选前，美国在1990年代还出现了两位有影响力的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Ross Perot和Pat Buchanan。Perot是财务自由的企业家，Buchanan曾是里根团队的一员。Judis将二人乃至后来的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都视为对“新自由主义”也即对全球化的反抗。事实上，这些问题从Wallace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并且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2008年金融危机，直到2016年才得以总爆发。
今天美国的民粹主义浪潮，是一个持续了将近60年的美国国内经济社会演变的结果。Trump是美国南北战争后唯一真正的民粹主义总统。镀金时代后美国民粹主义对自由放任市场的修正，推动形成了1930年代以来的新政联盟，而当新政联盟在1970年代解体之后，美国引领并步入了全球化的大潮。当全球化、老龄化、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之后，美国的建制派再次失灵，民粹主义再次浮上台面，先通过Wallace，再通过Perot、Buchanan，以及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凝聚了散漫的美国中产阶层势力。
值得强调的是，Trump当选总统是美国本轮民粹主义浪潮的阶段性结果，而不是终结。
但国内对这个结果的分析，并不深入，进而导致了对美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缺乏预判的依据。这是因为对美国民粹主义历史缺失足够的理解所致。

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历史上尽管存在诸多民粹主义人物，但他们的影响力远不及Trump这么大。左翼的Long和右翼的Wallace都只是一州之长。Trump能够当选，反映出美国中下层白人和部分少数族裔民众对建制派的失望达到1930年代以来的历史顶点，迫切希望改变自身局面。无论Trump是否能够连任，他已经扭转了美国整个政局的方向。如果没有疫情，Trump连任几乎是一定的。反过来思考，Trump如果连任失败，最主要的原因也只会是疫情。换言之，Trump在任期间所做相当多的政策尝试，其实已经为未来的美国政客铺下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的两旁，聚集了这些政策的美国国内支持者，这是任何一方政治势力未来都无法忽视的力量。进一步看，无论美国具体的执政者及其团队是否调整，这些背后的民众力量，才是中美未来关系的真正决定者。
未来回顾Trump作为民粹主义总统的执政史，恐怕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其背后的人群。他们并非真正的“穷人”，正如MARs所主张的，他们是被富人和穷人所夹击的中间阶层。而到了今天，他们可以讲自己是被美国富人、穷人和全球化的受益者所夹击的中下阶层。如果说中国过去20年的全球化历程一定程度上是受惠于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那在MARs崛起、美国无论哪派政客都必然从曾经的超级全球化后撤的今天和未来，中国如何与美国曾经那些未曾打过交道的势力去建立沟通和交往的可能，如何重新认识美国的“人民”，恐怕是一件异常重要的事。
今天在美国有许多支持Trump的中国大陆移民。尽管有许多华人反对这些移民的政治选择，但如果我们能够从美国民粹主义历史出发，仿佛也能够理解他们今天的选择与困境。一方面，这些大陆移民并非美国的巨富阶层也非穷人，而是标准的依靠自身努力而实现美国梦的群体，因此反对懒汉、减税等政策会受到他们的拥护；另方面，美国民粹主义自最初就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源于白人与黑奴后裔的历史对立，进而被扩大到白人与有色人种的“政治正确”矛盾，而在新冠大流行之中，又因为被扣上的“中国疾病”的帽子，出现了白人主导下的与中国裔的对立。作为勤奋的“美国人”，这些大陆移民难以拒绝共和党的经济政策；但作为“中国裔”，他们又是被美国民粹主义所敌视的“外来人”。
反过来，民主党尽管从表面支持一个“多元化”的美国，但民主党精英真正关心的是这些少数族裔中那些处于“多数地位”的族裔，最终是选票决定了“多元”究竟会侧重于“哪一元”。很显然，不到600万人的美国华裔只是绝对少数。

历史的看，无论是镀金时代还是1930年代，美国的民粹主义退出历史大潮只会出现在民粹主义的诉求被两党所吸纳，当“沉默的大多数”忍耐了数十年的心声成为美国主流的政治议题之后，而有效政策的提出和执行还需要受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1870年代和1930年代两次民粹主义浪潮之后，美国国内矛盾的解决，是其国内政策调整、技术进步、分配变化的结果，也是美国两次独享全球黄金发展期（二战后和苏联解体后）的结果。今天美国国内的情形与以往有类似，但全球环境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决定未来的，很可能不是那些与曾经相似之处，而是那些未曾经历的新因素。这也意味着，如果认可在相当长时期美国仍是难以替代的国家，那更加全面的认识它，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和理解那个国度真正的人民，才是未来重建沟通与共识的前提。
以上。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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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www.hueyl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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