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景源 | 人类的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利己利他”辩证关系的历史考察

人类的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

——“利己利他”辩证关系的历史考察

刊于《东南学术》2021年第5期

冯景源教授

作者简介

　　冯景源，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要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无论是历史观、自然观抑或人性论，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人和事业（行为），都可归结为“利己利他”的关系。“利己利他”是人类行为中最古老的辩证关系之一，马克思将其应用在人学理论中，为揭示“修昔底德陷阱”背后的政治把戏提供理论依据，对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互联网等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文明开始进入共创共治共享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正朝着“人类的解放”这一目标不断前行。

　　马克思人学理论的研究，涉及马克思所说的从人道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也涉及探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系。有人根据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共享经济、分享经济的情况认为，我国社会制度已经踏进了共产主义的门槛。也有人根据某些大国的单边主义经济打压和军事威胁，认为我国将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兴大国必然与现存大国竞争进而发生战争。这两种观点都与我国现阶段所处时代特点有关。理解这样的问题时，有一个哲学问题横在其中，这就是“利己利他”的辩证关系。而讨论“利己利他”的辩证关系，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人学理论。

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人们观念的关系及其研究的意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但丁在《神曲·地狱篇》开篇说道：“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神曲·地狱篇》寓意了但丁的历史观，他在此书中考察历史，在地狱的各个层次中看到了中世纪摧残人性的帝王和教皇在经受各种煎熬。但丁寓意中的伟大力量是纯真的爱情，中世纪的女性处于最悲惨的地位，但她们在人性的觉醒上最灵敏，观察也最透彻。但丁在爱情——他童年倾慕的女友——贝雅特丽齐的引领下游历地狱。这部《神曲·地狱篇》带来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启示。

　　一是人类文明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人类文明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人们的交往关系包含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关系，人们用三种理论分别进行研究，即人性论、自然观、历史观。这三种理论具有着内在联系，构成了一定的人类文明发展阶段，但人类文明不会停留在一个阶段上。区分这些不同发展阶段需要有科学的方法论，可以采取“从后思索”的方法，即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典型的最高层次，来探索其历史的和逻辑的不同发展阶段，探讨出不同阶段的人类文明发展的特点。

　　二是人类文明的各个层次由人性论、历史观、自然观三个要素构成，而它们又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密切联系。但丁《神曲·地狱篇》以历史观的形式表示了一个新的时代——文艺复兴的开始。在自然观上，表现为天文学的“日心说”代替了“地心说”，人类生活的真实世界由天国降到了世俗人间；在人性上，表现为建筑、雕塑、绘画、文学等的发展。

　　三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有一种不容易被一般人理解的关系，即“利己利他”的关系。无论是人性论、自然观还是社会观，都涉及这一关系。这一关系属于哲学的范畴，是一定的理论论证的意识形态领域。在哲学关系上，人类开始从爱上帝转向爱人类自身，这时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各种的人道主义理论。最为典型的就是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到人间，这意味着开始倡导个人的行为与人类命运的关系。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无论是历史观、自然观抑或人性论，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人和事业（行为），都可归结为“利己利他”的关系。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可以说是“利己利他”关系的发展史。研究这样的问题不只是为了回顾历史，更是要认识我们的时代是处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什么阶段上，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进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更深刻的认识。

但丁《神曲·地狱篇》

理性文明的开启及其与市场经济文明的解析

　　我们的思维长期处于以理性为标准的水平上。那么，这个理性标准是怎么来的？

（一）以解放人性为标识的文艺复兴

　　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类文明表现为人性战胜了神性。在宗教封建王权统治下的中世纪，古希腊罗马时期人类创造的文明被封建的神性淹没了。人类文明首先是从人自身文明已经达到的水平——古代文明的复兴开始。这就是为什么要从建筑、雕塑、绘画、文学等赞扬人性和反对神性中呈现出来。一般意义上来说，理性也就是人性，以往的真理标准是在神那里，现在是在人自身认识中，即理性具有深刻的、不变的意义，是形而上学的哲学方法——理性承载着评价真理的重责——一切都在理性面前申辩自己存在的理由。人文主义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通过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性理论等理论，经过几个世纪的智慧沉淀而形成，在人类历史上被称为人文主义时代。

　（二）以理性为标识的启蒙时代，是以人自身的认识能力为标准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上，人们的评价标准是理性，一切都以理性为真理的标准来评价。理性文明是以启蒙思想为开端的，其重要内容是对权利的认识：斗争的场所是议会，斗争的结果是分权的合理性的标准问题。在具体历史的基础上谈人类的文明历史，它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这涉及什么是人类文明？为什么研究人类文明要谈人的权利、要谈理性？在人类文明发展阶段中，只有在这样的抽象上才能够表示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质的阶段。人类对权利的认识以及分权意识——各种契约理论的产生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时代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转折点，表现为人类对自身权利的认识、分权观念及各种契约理论的产生。这一时代人类智慧集中在人权的理解上：神权、王权是从哪里来的？在这些权利中，是什么权利问题引起了时代纷争？是在哪些人之间进行争论的？又是在什么场合进行辩论的？这时已不再有人性与神权的争论，而是人权、财产私有权与王权之争；也不是在一般的场合发生，而是在议会中进行。

　　从英法等国家的历史来看，都是因为国王的财政出了问题，通过议会向第三等级征税引起了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1640年。当时国王查理一世召开国会提出要求解决财政匮乏问题，国会则提出限制王权的《权利请愿书》，要求国王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强行征税。查理一世被迫签字，但无意恪守。次年，查理一世解散国会，实行独裁，并大量出售日用品专卖权且征收新税，激化了国内矛盾。1789年5月，法国国王因连年战争导致国库空虚，被迫召开三级会议。在法国人民的支持下，第三等级的代表表示反对以国王为首的特权政治。7月14日，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攻占巴士底狱。这次革命斗争的鲜明特征是以君主立宪制代替了封建专制制度，颁布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权宣言》。

　　引发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原因是经济利益问题。可是斗争的焦点是在特权上，斗争的场合是在议会中。以理论形式表现出来的是人权和特权是什么样的关系？特权是怎么产生的？这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当时的理论家们研究的是什么问题呢？归结起来是为了反对君权神授提出了自然权理论，代替封建专制特权的办法是分权制和权利让渡论。怎么分权？通过契约来进行，这就是契约论。契约论又回到自然法上来，作为自然的人到底有哪些权利？契约论者大都是自然法论者。从自然法角度来看人有哪些根本权利呢？主要是三种权利，即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它们是人与生俱来的。契约论就是通过契约把权利让渡出去，但这些权利还是属于人自身的。让渡出去后，如果不被好好使用，让渡者可以收回。无论是契约论还是三权分立的分权论，谈的都是国家和法的关系问题，其中都涉及权利的问题，属于政治哲学，而政治哲学要讨论的便是社会制度合不合理性的问题。理性是什么？理性这个词语，自古以来就被哲学家们使用，含义各有不同。但17、18世纪时理性在哲学上达成了共识：理性是评价一切真理认识的标准。

　　17、18世纪可以说是理性真理的世纪，直到现在这种“真理”论仍然很有影响。那么，这种“真理”论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被突破呢？就是在“利己利他”关系被进一步理解中。

（三）理性文明与市场经济文明的解析

　　理性文明是以人的认识判断来决定的，它在深刻、明确的形式下掩盖着主观性，而且人们的价值观不同，从认识出发的判断是各异的。理性文明要在哲学认识论范畴内进行探讨，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中去探讨，即在人们的行为——“利己利他”中去探讨。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人类关注的权利的背后是财产的经济权。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人们对权利的关注转变到对经济权的关注。这里说的经济权既不是地主的土地私有权，也不是小农、小手工业者的财产私有权，而是以资本为动力的市场经济发展权。在新的生产力——蒸汽机的推动下，商品生产开启了市场经济的文明，这时人们的社会生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运转。

　　市场经济以“无形的手”，即自身规律运转的客观存在，成为人们不能不生活其中的生存环境。这种生存环境因人不同，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不同，原来的理性思维方式——以认识主体的认知能力的判断为基准不再适用了。那么，以理性认识为标识的理性文明与市场经济文明是什么关系呢？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新出现的经济体，对待它需要秉持科学的态度。可是一些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变着法地把这一经济体说成是合乎“理性”的，即它是自然的、永恒的、不再变化的，并从这种理论出发衍化出颜色革命，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利己利他”的辩证关系是逐步被认识的

　　“利己利他”是人类行为中最古老的辩证关系之一。由于价值观、人生观的不同，人们对“利己”与“利他”二者关系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有人专门对此进行理论研究，并把它们分成四个层次或等级：低级的为“损人利己”，中级的为“不损人而利己”，高级的为“利己利人”，最高级的为“先利人后利己”。但这种分法不适用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分析，这是一种静止的、平行的“利己利他”关系理论，应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即历史的逻辑来看待它的意义。

　　在文艺复兴时期，“利己利他”是围绕着神性和人性展开的，启蒙时期是围绕着人权和王权、国家和法的关系展开的。这虽然包含有从“利己利他”的关系出发，但还不是从人类自身历史和逻辑所发生的关系出发，“利己利他”的关系应是不自觉地包含在人们的行为中。

　　休谟《人性论》第一次自觉地从人们自己的行为中探讨“利己利他”的关系。不过他是在矛盾中揭示这一关系的：人们的行为在伦理学上是善与恶的关系，可是在现实生活——市民社会中，人们又是以价值的关系来体现。这两种关系都是人类的行为，为什么会有两种行为评价呢？这是一个难题，史称“世纪难题”。休谟《人性论》的“利己利他”的关系，开启了人类行为在人类文明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讨论。简单地说，即人类要关心自己权利的公平、正义的运用，以人类自身拥有的权利去评价让渡出的权利被行使的情况。此时，理性文明的标准需要让位了。

　　如果说休谟在政治权利上使理性文明让位，那么，斯密则是在经济领域使理性文明也要让位。斯密的“无形的手”也是通过人类自身的行为——商品交换——形成规律的客观性质，确证了人们之间的行为在人类文明中的意义，不再需要理性来评价。斯密的“无形的手”是从休谟《人性论》哲学理论中来的。斯密在大学最初是教伦理学的，之后从事经济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经他的导师介绍认识了正在写《人性论》的休谟。因而，斯密意识到人们的经济关系中也存在着“利己利他”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表述为，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土地的产量和人口成正比（包括皇帝和乞丐）。所以说，“利己”和“利他”是相互联系着的。

　　休谟和斯密是同时代人，他们分别从人性论和经济学角度，用“利己利他”理论把理性文明中以主体感受为依据的理性标准给“战败”了。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论战，从论战背后的原因看，是人类对自身活动的意义从一般的认识论上升到政治权利（分权论、让渡论、契约论），再进一步到经济利益对自身的重要意义，是人类文明合乎逻辑的发展。

　　在斯密那里，“利己利他”问题以“看不见的手”表现出来；而到了马克思这里，这一关系有了极大的变化。一是在经济学上，这一关系不仅从无形变为有形，还变为一种理论，而且不是一般的理论，是一种经济规律——从《资本论》的商品开始，使用价值与社会价值就在这种看得见、觉察得到的辩证关系中开始。这种关系就是哲学上的“利己利他”关系在经济学上的运用，如同它在休谟于伦理学、斯密于经济学中的运用一样，都是在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创造性运用。休谟的创造性表现在建立了伦理学，斯密的创造性表现在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而马克思的创造性则是开辟了《资本论》的逻辑。二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着重论证的是“强国富民”，或者说主要是物质财富发展的问题；马克思则把这一哲学辩证法应用于人学中。

马克思《资本论》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的讨论

（一）马克思人学的三个发展阶段

　　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论述与其人学思想有着密切关系。“马克思认为根本的共同性和关系是人的生活本身，以此为纽带所形成的共同体，即人的生活的共同体，是一切共同体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共同体。”

　　马克思的人学可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第一个阶段是中学时期，由人道主义主导；第二个阶段是大学和《莱茵报》时期，是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献身的精神；第三个阶段是从人道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阶段。没有前两个阶段就不会有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决定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在《德法年鉴》时期发生的。这里要着重说明两点：一是《论犹太人问题》。在该文中马克思关注人的解放的问题，第一次提出人的三种解放的理论：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类的解放。这是马克思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宗教解放理论的。鲍威尔认为，宗教解放就是人类的解放。马克思通过对《人权宣言》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说：“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该卷编辑有注文指出：犹太精神，马克思是指“人类从做生意、从金钱势力下解放出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的统治；用哲学来表示，就是资本的异化，人类是要摆脱这种异化的。二是理论界说的“两个武器”的理论，留待后文进一步分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人学发展的这三个阶段都可以在“利己利他”的关系中作出说明。

（二）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1.“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人学理论的重要命题

　　这一命题说的是共产主义信仰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关系。信仰是精神层面的，使命是行动层面的，即实践。它的经典表述是在《德法年鉴》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里需要说的有两点：第一，这里的“哲学”指的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早期哲学共产主义时期对信仰的一种表述；第二，这里的“德国人”指的是市民社会中的人，在信仰“彻底击中”后就会变成为具有共产主义观念的新人。马克思的论点从人学理论上来说有两点新意：一是指人有了信仰；二是人是会变的，从市民社会的人变为具有“全面自由发展观念的人”。正是这一点，使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区别于空想的共产主义。

2.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在人类历史上，人学理论各色各样，但基本上分为两类：一是人性的，二是权利的（分权、让渡、契约）。“以人为本”既不是人性的，也不是传统的权利，而是一种新权利论。它是从社会权利来看的反馈给人民的状况。这是和传统权利理论根本相反的一种权利。

　　这种新的权利理论来自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是只求自己阶级的解放，而是人类的解放。因为它的社会地位使得它不解放其他的人民，自己就不能得到解放。在这里，信仰掌握着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献身精神。不建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人很难认识到这一点。很多人包括已故的先烈已经用实践证明了这一精神。

　　3.“利己利他”是“两个武器”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的“两个武器”是信仰与践行者的关系问题。信仰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它的崇高之处就在于敢于献身。在人类文明史上，凡有利于促进文明发展的行为都是在“利他”的精神下实现的。在共产主义崇高信仰与它的践行者之间还能用什么关系来表达呢？只能是用一个辩证的哲学——“利己利他”来表述。

　　4.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技基础

　　每个人类文明都是在新的科学技术基础上，使人们的社会生活水平发生质的变化。例如现代电商和网购已把传统的超市、商店换到网络上，通过手机、电脑即可随时随地购物。这种生活把老年人和青年人区分开来，就好像两种文明。这种现象在农民工群体中也有显示：传统的农民工与现在的快递、外卖小哥也好像两种不同的文明。

　　有人把共享经济、分享经济给人们提供的便捷社会生活理解为跨入了共产主义的门槛，这是偏颇的。共产主义不是以产品的分配和享受为标志的，这一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详细论述。要着重说的是现在的科学技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科技基础，它为人类文明进入共创共治共享的时代创造了条件。环境污染与灾疫等都是可以共防共治的。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凡是有利于人民生活的，都应像奥运会等国际竞技一样，竞相创新发展。一些金融、贸易机制也可以参考联合国模式用共同商定的原则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现代科学技术所决定的，是不可逆的时代潮流。

5.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修昔底德陷阱”

　　近年来，一些人在讨论中美两个大国关系时，常常提到中美两国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既涉及历史又涉及现实，特别涉及对马克思人学理论的理解，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这源于美国学者艾利森依据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提出新兴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必然发生战争的论调。欧洲近现代史上，各个国家多次因为争夺霸权、土地而发生战争。近年来，中美两个大国发生的问题，虽然多是在经贸问题上，但也是在新兴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发生的。一些人担心两个大国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有两个科学依据。一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这是自然科学的；二是社会科学的，也是马克思人学论证的重要理论，即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人类解放等，虽然其中有些理论不是现实的，但也是合乎规律的。

　　再次，“修昔底德陷阱”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为什么会被扯到一起呢？这是西方国家某些人玩弄的政治把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在有两种科学依据的人类文明共同体兴起的时代，其历史使命是依据生产力发展相容的理论不断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在精神方面，主要是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教育，准确地理解为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使命，决定了中国不会去与别人争霸权、争夺殖民地、侵犯人权实行霸凌主义。所谓的中国与现存大国进行争霸，只能是别有用心的主观捏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只是一些西方政治家的伎俩。

　　最后，如何对待“修昔底德陷阱”？有人提出可以采取三种态度：参与其中、韬光养晦和走自己的路。第一种方式是不可取的，这是逆历史潮流的。至于韬光养晦，这方面过去我们用过，但是现在别人老来“碰瓷”，我们也不应害怕。作为一位老人我在想：过去我们“小米加步枪”都不怕；现在我们是“舰艇加飞机”还怕吗？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就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总书记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指出：“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 这展现了一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全新哲学思维理念，打破了西方学者臆造的“修昔底德陷阱”幻象。

　　（三）马克思的人学与未来社会的关系

　　马克思人学可简要表述为“人类的解放”。“人类的解放”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是人类文明所向往的目标。未来社会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崇高的信仰。至于未来社会具体是什么样子的，马克思恩格斯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这是后人的事。恩格斯说：“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进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时代发展阶段上，就整个人类文明来说，是处于共创共治共享的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上。在这个阶段上，我国的人民正在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精神鼓舞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责任编辑：郑珊珊　苏媚媚〕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1年第５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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