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碧姬 | 基于G20国家面板数据的中国经济自由度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G20国家面板数据的中国经济自由度溢出效应研究

刊于《东南学术》2021年第4期

方碧姬副教授

作者简介

　　方碧姬，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摘要

基于2001—2018年G20国家面板数据，构建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分析中国经济自由度对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经济自由度的提升对G20国家的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进一步考虑经济自由度分项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溢出效应差异，研究发现，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货币政策合理性、对外交往自由度等方面的改善都对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其中，提升作用最大的是对外交往自由度，货币政策合理性次之，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的提升作用最小；劳动力与商业管制、政府规模的改善对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

　　有关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古典时期，古典经济学普遍认可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如North认为，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刺激作用。近年来，有关经济自由度的度量指标体系日益成熟，大量学者利用定量方法分析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联，得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Ayal和Karras指出经济自由度主要通过劳动和资本要素的积累促进经济增长。Carlsson和Lundstrom等认为经济自由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黄怡胜和舒元等的研究肯定了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郭卫军和黄繁华则认为经济自由度的衡量方法差异和研究地区差异会导致相反的实证结果。

　　已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关于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多利用涵盖范围较大的国别数据，忽略了国家和地区间发展程度、文化背景的差异，缺少对不同类别国家的对比，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同时，已有研究多考察经济体经济自由度对自身经济增长的影响，缺少对经济自由度溢出效应的研究。时至今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逐渐加深，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愈发紧密，相互依赖性日趋增强，扰动性所产生的连锁效应很容易波及各个国家和地区，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仅需要考虑内部环境，还需要考虑对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在此背景之下，探讨究经济自由度的溢出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选取G20国家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涵盖了不同发展程度、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的国家，有助于分析经济自由度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并构建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分析经济自由度的溢出效应。该模型能从空间横截面维度和时间维度共同反映空间横截面个体属性的相互作用规律，其脉冲响应函数不仅可以反映某国家某变量的冲击在时间上对所有国家所有变量的影响，还可以反映横截面上对另一变量不同国家的溢出效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已经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本文选取经济自由度指标作为经济溢出效应指标，探究中国经济自由度的溢出效应，以期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新的视角。

理论分析

　　经济溢出效应是指一个国家(地区)在进行某项经济活动时，不仅会产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而且会对自身之外的其他国家(地区)产生影响，即该活动具有外部效益。

　　经济自由度是度量经济体市场化程度的评价指标，本文所使用的经济自由度衡量指标来源于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编制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该指数关于经济自由度的定义主要涵盖以下四个方面：个人选择、基于市场调节的交易机制、市场竞争的自由程度和对个人及其财产的保护。该指数有关经济自由度的衡量指标主要由五个方面构成，分别是政府规模、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货币政策合理性、对外交往自由度和劳动力与商业管制。下文将分析经济自由度指数及其五个细分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

　(一)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

　　东道国经济自由度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一是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不但有利于东道国吸引外资，同样也有利于东道国对外输出，东道国可通过技术、资本的逆向溢出效应对他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二是经济自由度的提高营造了更为宽容、允许试错的市场环境，在此环境下，大量国际经贸合作的商业尝试涌现，这加深了东道国与他国的经济贸易联系，进而对他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三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东道国经济自由度的提升能够改变和完善东道国市场机制，进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连锁反应，促进了全球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了经济发展效率。

　　(二)政府规模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

　　政府规模的经济溢出效应存在两面性。一方面，政府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政府资源掌控度提升，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提高，表现出较强的市场控制能力，有利于国家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找到适合的经济开放政策，保持与世界各国稳定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会对自由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进而影响经济自由度的溢出效应。

(三)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

　　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是经济自由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一国保持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需要有坚实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完善的法律制度有利于东道国维护市场环境和规范市场参与者行为，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为东道国对外经贸合作打下基础。其次，良好的法制环境有利于依法平等保护跨国主体的合法权益，激励东道国对外投资的积极性，也打消了国外经济主体的合作顾虑，从而促进东道国及其合作主体的共同发展。最后，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支撑了东道国的创新动力，激发了创新潜力，促进了东道国知识、技术的逆向输出，进而引领全球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四)货币政策合理性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

　　货币政策的实质是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进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政策手段，对于一国的经济开放具有重要的影响。稳健审慎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维持东道国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为经济运行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进而推动东道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货币政策还是国内消费和投资的风向标。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抑制消费和投资，降低东道国的经济热度，进而降低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会激励消费和投资，激发市场活力，进而提高对外投资的规模和水平。总之，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通过实施合理稳健的货币政策，能够为东道国自身经济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五)对外交往自由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

　　东道国商品贸易自由度的提升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化，促进了国际商品和服务交换的繁荣。自由贸易有利于对各国丰裕和稀缺资源的重新配置，从而对各国持有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继而推动经济的发展。东道国货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为本国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往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降低了国际交易成本，促进了资本在全球调剂余缺，进而提高经济效率。然而，过度的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同样可能会给东道国及其贸易伙伴带来损害。自由贸易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容易产生分配的不平衡，进而导致国家间的利益冲突。

　　(六)劳动力与商业管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

　　东道国劳动力与商业管制对他国的溢出效应同样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劳动力与商业管制的放松，有利于资本、劳动等要素在各国间的自由流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同时，东道国管制的放松有利于营造更为自由的商业环境，打破国家之间的商业壁垒，促进各国之间更为深入的经贸合作。而过度的放松管制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无节制地放任资本的流动会加大投资等活动出现盲目性、混乱性和投机性的风险。因此，东道国适度放松劳动与商业管制能够改善自身及其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质量。

模型构建

　　(一)模型说明

　　构建国家i的向量自回归(VARX*)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1)

　　其中，

、

为所对应的系数向量，X_it为国家i的内生变量，X*_it为第i个国家对应的国外变量向量，

，w_ij是基于样本年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份额比重计算出的权重矩阵，d_it为全局变量，p_i、q_i、r_i为相应时间滞后期数。a_i为截距项，t为时间趋势项，ε_it为随机误差向量。模型假定：

　　进一步地，通过将各国VARX*连接成GVAR，得到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

(2)

　　其中，

。

　　式(2)中为k×k满秩矩阵，将式(2)变形为:

(3)

　　式(3)为最终构建的GVAR模型。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01—2018年G20国家(除欧盟)作为样本，选取经济自由度和经济发展质量作为国家变量，选取国际原油价格作为全局变量。数据来自佩恩表(PWT9.1)、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

　　经济自由度(freedom)：本文采用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编制的各国经济自由度指数来衡量G20国家的经济自由度，该指标主要从五个方面衡量一国的经济自由度，分别是政府规模、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货币政策合理性、对外交往自由度和劳动力与商业管制。

　　经济发展质量(develop)：本文参考郭卫军和黄繁华的研究，运用熵权法从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和绿色发展五个维度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衡量指标。其中，增长效率包括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三个子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增长稳定性包括经济波动率、CPI和失业率三个子指标，均为负向指标；经济结构包括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进出口净值占GDP比重三个子指标，均为正向指标；社会福利包括恩格尔系数、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和人均GDP三个子指标，恩格尔系数为负向指标，其余为正向指标；绿色发展包括单位GDP能耗、单位GDP电耗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三个子指标，均为负向指标。

实证分析

　　(一)协整检验与弱外生性检验

　　本文依据AIC和SC准则确定各国模型国内外变量的最佳滞后阶数，运用ADF-WS方法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运用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各国变量的最优滞后阶数均为1，所有变量均为I(1)过程，每个国家模型中协整关系的数量至少为1，符合构建GVAR模型的基本条件。文章接着对模型中的国家外生变量和全局变量进行弱外生性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均通过检验，故满足模型设置的基本要求，弱外生性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

注：本文弱外生性检验过程中滞后阶数根据AIC准则进行选取；Fcrit_0.05表示F统计量在0.0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freedoms、develops为各国家freedom、develop对应的国家外生变量；根据模型设定要求，本文将全局变量设置为美国的内生变量；表中统计量值高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时表示该变量在对应国家未通过弱外生性检验。

　　(二)总体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反映不同国家经济自由度的冲击对所有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方向，方差分解方法能测算不同国家经济自由度的冲击对所有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程度。为了避免传统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方法依赖于内生变量排列顺序的缺陷，本文采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来进行最终的分析。

　　本文将G20国家分为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G20国家全体三个样本组，探究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及G20全体国家对于中国经济自由度冲击的脉冲响应方向和程度。图1为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及G20全体国家对中国经济自由度一个正标准差变化的脉冲响应，其中横轴为滞后期数，纵轴为响应程度。由图1可知，三类样本群体对于中国经济自由度冲击的响应均为正向响应，呈现较高的一致性，显示出波动的集群性，表明中国经济自由度的提高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究其原因，在全球经济持续疲软的时期，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中国经济自由度的提升，体现了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拓展了与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带动了各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

　　在累计响应方面，发展中国家群体、发达国家群体和G20全体对于中国经济自由度冲击的累计响应分别达到174.20%、161.07%、254.27%。可见，中国经济自由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累计促进作用大于发达国家，中国经济自由度的外溢效应存在异质性。究其原因，在“南南合作”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愈发深入。发展中国家多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和中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故而，中国经济自由度的提高进一步深化了“南南合作”，带动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发达国家已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其经济增速及潜力均不及发展中国家，故而发达国家受中国经济自由度的外溢效应不如发展中国家显著。

图1　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经济自由度冲击的脉冲响应

　　表2为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及G20全体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经济自由度冲击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在冲击稳定后，中国经济自由度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G20国家全体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程度分别达到15%、11%、17%。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类似，中国经济自由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程度大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经济自由度溢出效应的敏感度更高。

(三)分项脉冲响应分析

　　那么，经济自由度综合指数是通过哪些渠道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显著推动作用。以下进一步研究经济自由度各分项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效果。

　　1.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政府规模冲击的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由图2可知，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及G20全体国家对于中国政府规模冲击均表现出正向响应，但响应程度和累计响应存在差异。在累计响应方面，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G20全体国家对于中国政府规模冲击的累计响应分别达到59.24%、48.98%、68.80%。由此可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于中国政府规模冲击的累计响应值高于发达国家，表明中国政府采取的经济干预政策对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均有正的溢出效应，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

图2　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政府规模冲击的脉冲响应

　　2.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冲击的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由图3可知，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及G20全体国家对中国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冲击的脉冲响应均表现出正向响应，但响应程度和累计响应存在差异。在累计响应方面，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G20全体国家对于中国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冲击的累计响应分别达到78.96%、113.84%、180.77%。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于中国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的累计响应值略低于发达国家，中国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累计促进作用小于发达国家。

图3　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冲击的脉冲响应

　　3.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对外交往自由度冲击的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由图4可知，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及G20全体国家对于对外交往自由度冲击的响应均为正向响应。在累计响应方面，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G20全体国家对于中国对外交往自由度冲击的累计响应分别达到282.94%、279.9%、327.41%。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于中国对外交往自由度的累计响应值高于发达国家，中国对外交往自由度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累计促进作用大于发达国家。究其原因，近年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联系日益深化，中国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甚至首要贸易伙伴，中国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带来了贸易体量的增大，进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的贸易伙伴众多，中国对外贸易的变动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刺激作用往往小于发展中国家。同时，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使得收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不均衡，同样容易导致外溢效应的差异。

图4　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对外交往自由度冲击的脉冲响应

　　4.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货币政策合理性冲击的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由图5可知，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及G20全体国家对于中国货币政策合理性冲击的响应均为正向响应。在累计响应方面，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G20全体国家对于中国货币政策合理性冲击的累计响应分别达到110.02%、101.95%、161.77%。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于中国货币政策合理性的累计响应值高于发达国家，中国货币政策合理性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累计促进作用大于发达国家。

图5　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货币政策合理性冲击的脉冲响应

　　5.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劳动力与商业管制冲击的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由图6可知，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及G20全体国家对于中国劳动力与商业管制冲击均表现出正向响应。在累计响应方面，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G20全体国家对于中国劳动力与商业管制冲击的累计响应分别达到138.69%、135.29%、149.58%。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于中国劳动力与商业管制冲击的累计响应值高于发达国家，中国劳动力与商业管制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累计促进作用大于发达国家。

图6　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劳动力与商业管制冲击的脉冲响应

　　(四)分项方差分解分析

　　1.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政府规模冲击的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分析

　　表3为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及G20全体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政府规模冲击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在冲击稳定后，中国政府规模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G20全体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解释程度分别达到8%、4%、9%。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类似，中国政府规模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程度大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于中国政府规模溢出效应的敏感度更高。

　　2.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冲击的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分析

　　表4为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及G20全体国家对中国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冲击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在冲击稳定后，中国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冲击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G20全体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解释程度分别达到5%、8%、11%。

　　3.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对外交往自由度冲击的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分析

　　表5为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及G20全体国家对中国对外交往自由度冲击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在冲击稳定后，中国对外交往自由度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G20全体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解释程度分别达到12%、11%、14%。中国对外交往自由度对三个群体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解释程度均超过了10%，大于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程度。

　　4.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货币政策合理性冲击的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分析

　　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及G20全体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货币政策合理性冲击的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在冲击稳定后，中国货币政策合理性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G20全体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解释程度分别达到7%、5%、10%（详见表6）。

　　5.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劳动力与商业管制冲击的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分析

　　表6中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及G20全体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对中国劳动力与商业管制冲击的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在冲击稳定后，中国劳动力与商业管制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G20全体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解释程度分别达到9%、7%、10%。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结果表明，总体而言，中国经济自由度的提升对于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中国经济自由度的提升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发达国家。此外，本文也分析了经济自由度分项指标的溢出效应差异。结果表明，中国经济自由度分项指标均有助于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但对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溢出效应同样存在异质性。

　　本文的实证结果肯定了中国经济自由度对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正向溢出效应，这符合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即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更好地发挥我国对其他国家的带动作用，建议如下：(1)坚持政府对于经济市场的适度干预原则，维持经济市场的稳定运行，过度的经济干预和管制会对自由市场产生损害，造成市场失灵等结果，不利于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对外交流的持续深化；(2)要进一步完善本国法律体系和产权保护机制，这有利于在与G20国家经贸交流的过程中依法平等保护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营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为对外经贸交流保驾护航；(3)依据本国及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制定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维持本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以稳健的姿态参与国际经贸合作，有利于带动自身及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4)适度放松本国的劳动力与商业管制，逐步打破与G20国家间的隐形贸易壁垒，促进G20国家间更为深入的经贸合作；(5)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世界各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的情况下，全面提升经济自由度，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对于自身及全球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我国国情和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继续保持与发展中国家的密切联系，增进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互信，有利于实现G20国家的共同发展。

〔责任编辑：徐淑云〕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1年第4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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