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八个月后，我把我的伙伴们从位于中国杭州的陆军野战医院带回了日本。当在同伴家乡的火车站下车时，我们发现整座城市被威力巨大的炸弹（或者是燃烧弹）夷为废墟，放眼望去，不见建筑物、宅子或者树木，四下只有稀稀落落的新建棚屋。伙伴中有个叫渡边一郎（音译）的，他和家人曾经就生活在那个地方，在火车站附近开有一家店铺。这地狱般的场景让他悲痛欲绝，他突然唱起了摇篮曲，当作一首安魂曲，祭奠他心爱的孩子们。幸运的是，我在四国岛高知市的家完好无损，尽管城市的主要区域在1945年7月4日的轰炸中严重受损，也因此，从我家里就可以将整座城市一览无余。可以说，日本必须从“归零之地”（Ground Zero）开始重建。战后归国的士兵和平民，让粮食短缺和人口失业的状况更趋恶化。全国生产陷入一片混乱。在日本约8000万人口中，近千万人不事生产，他们要么在军队服役，要么在政府部门工作。土地改革、废黜华族制度、大财团清算，颠覆了战前的整个社会结构。银行存款被冻结，储户每月只能提取有限的一点存款。战前的特权阶层如今生活窘迫，而那些曾在国外经历过恶性通胀或者其他灾难的人，已经学会了如何赚点快钱。当时食物严重短缺，农民比大多数人都幸运的多，他们可以从口粮配给不足急需补给的人那里，用大米换取珠宝、家具、和服、结婚礼服或其它原本贵重之物。在那些战后岁月里，日本人靠观看几小时美国电影来“逃避现实”。银屏上漂亮的美国住宅，令人垂涎的食物，羡煞了日本人。“赶上并超过美国”成为了日本人的目标。但在当时，这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政府试图通过印钞，也就是通货膨胀，来应对物资短缺。新钱接收者对商品的需求上升，导致了价格上涨，这时政府又想固定价格，至少是主食的价格。政府的物价管理委员会不得不雇用更多办事员，以便及时处理商人越来越多的涨价申请。但是，给日本带来经济发展的，并不是政府管制和政府制造的就业，而是那些自由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企业家们的活力和才能。最终日本企业能够生产钢材、提炼石油、修建船舶、制造汽车，并能够开发出各种款式的消费电子产品。本田、丰田、任天堂、索尼、佳能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1947年1月成立的复兴金融金库发行了债券，其中大部分由日本银行承销，并贷款给食品、煤炭、钢铁、船舶、电力等重点货物的生产商。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增加了煤炭、钢铁和大米的产量，但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通货膨胀加速。1949年2月，美国顾问约瑟夫·道奇博士（Dr.Joseph M. Dodge）到访日本，其来意就是为了阻止通胀。他制定了一系列行动方针，即所谓“道奇路线”，要求减少政府补贴，停止发行复兴金融债券，增加财政盈余。之后，通货膨胀趋于和缓，生产也开始复苏。1949年5月，为了鼓励经济发展，日本政府改组了商工省，成立了新的通产省。通产省希望通过行政法规来管制和指导日本的生产。它对于钢铁、石油和贸易都产生了有力影响。然而，通产省的影响并不彻底，且并非总是有益。通产省的行政管制，并无理当如此的约束力，各家企业所谓“自愿”赞成，往往是迫不得已的，否则迟早会面临“官僚骚扰”。行政指导方针也会被运用来作为放松管制的障碍。战时，许多生产设施早已灰飞烟灭。因此，日本必须建造新的工厂，引进最新的技术。与美国工厂相比，低劳动力成本的新工厂具有竞争优势；他们也能够削减成本并提高生产率。投资增长迅猛，经济重建的速度也加快了。但在这些年头，日本产品的质量往往低劣不堪。人们过去常说，“战后，只有妇女和尼龙丝袜变得更牢靠些。”然而，巨变即将到来。在战后最初的几个年头，交通运输极为不便。许多日本工人骑自行车长途上下班。之后的1947年，一家只有12名员工的小公司，设计出了一种带有小型发动机的自行车——本田卡布。这辆小摩托车满足了大众迫切的需要。公司管理层积极主动、干劲十足，根据消费者需求扩大了生产。这家公司不仅制造摩托车，还开始生产汽车。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后来，这家公司发展成了现在的本田集团，拥有成千上万员工，向美国和欧洲出口大量汽车，以至于引发了国际贸易摩擦。在1973年的那场石油危机中，欧佩克（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阻止了中东石油出口，这对于低油耗的本田经济型小汽车，实为意外的盈利机会。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首次超过了美国。很快，日本汽车制造商被要求自行限制出口。后来，他们与美国汽车制造商建立了密切工作关系，并开始在美国生产汽车。通产省意图平衡生产，避免过剩和短缺。1950年，川崎制铁总裁西山弥太郎宣布，计划建设一家配备两座新高炉的工厂，这遭到了通产省、日本银行和三大钢铁制造商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钢材供应过剩，批评西山弥太郎的计划是多余浪费的重复投资。这些机构指出，现有37座高炉中有19座因订单短缺而闲置。[1] 但西山弥太郎并没有气馁；他指出，现有高炉中有1/3炉龄超过了30年；他的现代化高炉将大幅降低钢材生产成本。他认准方向、说干就干。1953年2月，通产省终于批准了川崎制铁第一阶段项目，这家公司得以从日本开发银行和日本银行借款。后来川崎制铁成为六大钢铁制造商之一，并于1991年进军化工行业，在1994年6月收购了杜邦化工位于英格兰的一家工厂，生产用于汽车零部件的塑料化合物。像通产省这样的政府机构还在踌躇观望时，拿自有资金冒险的商人，会倾全力预测未来事态发展和消费者需求。这一次，西山弥太郎是对的；如果他在1951年向通产省的行政指导方针妥协，那么这家公司就难有起色，更不用说今后的发展壮大了。关于通产省的看法因此出现了分歧。政府管制压制了自由竞争才是问题。1965年经济衰退期间，通产省试图削减钢铁产量；有六家公司同意配合这一计划。然而，拥有全国钢材产量4.5%份额的住友金属顶撞了通产省。这家公司认为对其产量加以限制是不公平的，是对私营企业不必要的干预。社长日向芳斉极有胆识。他是大阪商界的主要领袖，这个城市的民众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而闻名。他拒绝接受通产省要求削减产量的行政指导方针。他和通产省之间的冲突成了头条新闻。起初，日向芳斉得到了其他钢铁生产商的支持，但他很快就陷入了孤军奋战，独自对抗通产省。此外，通产省警告他，不会容许住友进口的原材料超过减产后的生产配额所需。日向芳斉这才不得不妥协，住友金属也只好减少了钢材产量。三年后的1959年，他“自愿”指派了一位前通产省官僚担任董事。[2]八幡制铁的情况截然不同，作为一家前国营企业，最初成立于1899年，直到战后才私营化。但它与政府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69年10月，在通产省批准下，它与富士制铁合并，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商：新日本制铁。新日本制铁实际上是一家受通产省保护的“卡特尔”，几乎就是通产省基础产业局的“执行机构”。[3] 通产省和新日本制铁协力稳定钢材市场，维持钢材价格，并为此阻止它们认为可能导致价格下降的“过度”竞争。在它们因循守旧之时，小钢铁生产商正逐渐舍弃原有的平炉，用电炉或旋转式高炉来实现更新换代。1973-1978年，全日本共建造了23座新电炉。1975-1977年，日本已成为世界三大钢铁生产国之一；1976年钢铁出口量创下历史新高。然而，新日本制铁的市场份额却出现了萎缩，从1970年合并时的35.7%降至1986年的26.86%。[4]尽管由于石油危机爆发，1978年12月日本钢铁出口下降，贸易差额萎缩，通产省坚持要求减少钢铁产量。它把平炉产业定为“萧条产业”，并要求关闭一些生产设施。受通产省保护、依靠“成本加成定价”的大型高炉钢铁制造商以及中小钢铁制造商，一起加入了“衰退卡特尔”。然而，私营的东京制铁誓不退让。它与通产省和卡特尔进行勇敢抗争。东京制铁社长兼会长（池谷太郞）多年来一直强烈倡导自由开放的竞争，他表示: “由一个包罗万象的行政指导方针实施的管制如今遍及整个钢铁行业，严重阻碍了正当的竞争（…）我们可以不依赖通产省指导，自己生存下去。”[5]东京制铁使用电炉和大型高炉钢铁制造商开展竞争，一跃成为钢铁行业龙头。这家公司以高效著称：与东京制铁的效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通产省支持的新日本制铁总部有1700名员工，根据其1994年3月31日合并损益表，新日本制铁亏损达到了540亿日元。[6]1962年颁布的《石油工业法》初衷是给通产省扩权，并阻碍未来的放宽进口限制，法条包括：通产省发布石油供应计划作为石油厂商指导方针；
石油厂商遵从通产省的生产计划；
如果通产省和厂商的生产指标不一致，厂商就要修改其生产计划；
通产省批准新设施；
通产省确定价格。
炼油厂憎恶这个管制其生产设施的法规，赶在法案颁布之前就扩大了产量。如此扩张出乎通产省的意料。它要求炼油厂限产，并迫使石油协会去协调其成员的生产。1970年10月，欧佩克开始提高原油价格，但通产省不许煤油价格上涨。为了补偿生产厂商的损失，通产省采用了行政指导方针，允许其他品种价格上涨。通产省和石油产业合作控制石油和煤油生产和价格，事实上导致了一个“黑色卡特尔”出现。1973年10月6日，第一次由欧佩克限产引起的石油危机爆发。由于日本工业严重依赖中东石油，所有石化产品价格都上涨了334%，家庭主妇疯狂抢购一切物资，甚至包括卫生纸和洗涤剂。通产省以管制石油分配和分销来应对。石化产品价格被冻结。那些无法将更高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厂商，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损失。然而，私营企业奋力压缩成本和开展创新，既降低了石油消耗量，也提高了生产率。1986年，狮子石油社长佐藤太治试图进口石油，想以低于通产省操纵价的价格在日本销售。当时石油进口没被禁止。但当得知狮子石油的油轮靠近日本时，通产省禁止油轮进港，阻止银行贷款给狮子石油支付运费，并说服日本政府向外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狮子石油的购油合同。[7]虽然这家公司如今不复存在，佐藤太治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由于来自内、外部的压力，通产省的权力正在受到抑制。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放宽石油进口这个问题，终于被提交给石油审议委员会的石油政策基本问题小组委员会。此外，通产省现在打算在1995年底之前废除管制某些石油产品进口的法规。管制开办加油站的法规亦将被陆续废除。20世纪80年代初是撒切尔首相和里根总统的时代。日本首相中曾根梦想的私营化在1981年开始落地。1985年，日本电信电话公共公司被私营化，成为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同一年，日本专卖公司被私营化，改名为日本烟草产业公司。1987年，日本国家铁路公司被分割为六家客运公司和一家货运公司，在此过程中解决了其累积的37.5万亿日元债务问题。这些私营化改革不仅是中曾根及其内阁的巨大成就，也是这些公司的伟大成就：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各自的财务状况都得到了改善。日本市场上的后起之秀任天堂就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任天堂最初只是家制作传统的花牌的小公司，之后制作其他种类的纸牌，再后来又生产印有迪士尼卡通人物的塑料卡牌。然后，就在1983年，任天堂为儿童开发了游戏机，一下子风靡全球。全世界孩子都成了任天堂的狂热粉丝。1993年，拥有890名员工的任天堂就赚了1637亿日元。相比之下，拥有72000名员工的丰田公司在同一年创下了营业利润新高，也只赚了2800亿日元。然而，在市场上没有什么是可以抱残守缺的。为了维持自己在市场上的地位，每位企业家都必须在每一天重新赢得客户的支持。任天堂的地位如今正受到新电子游戏制造商世嘉的强烈挑战。我们不太可能跟踪日元对美元的波动起伏，以及这些波动起伏对日本进出口的影响。日本银行有时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日元贬值；有时则提高利率，使日元升值。这些政策变化在短期内交替促进或阻碍国际贸易。然而，在这些波动中，日本人民勤俭节约，将储蓄投资于股票、债券、房地产甚至外国房地产。正是日本人民的活力、勤奋和聪明才智促成了日本的长期经济发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产省指导日本生产的尝试并非一帆风顺。当通产省试图通过限制钢材产量来维持钢材价格，从而使其卡特尔成员受益时，一些更活力四溢的钢铁制造商予以了抵制。当通产省试图通过控制价格和分销而不是鼓励进口来应对石油短缺施时，石油产品消费者发起了抗议。在过去的45年中，一直意图促进日本经济发展以及协调供需求，通产省的权力如今正在受到限制。1994年2月8日，细川内阁宣布了放松管制的政策。拟议中的计划会废除许多由通产省（还有交通部、农业部、林业部、渔业部、财政部、卫生部和福利部）所颁布的12000多条法规。仅从字面看，这项放松管制的计划十分出色，如果得到实施，必将提高生产力，缩小日美之间的价格差距。问题仍然在于，大规模放松管制这张牌能否打出来，而不是在那些想保住权力的官僚阻挠下胎死腹中。通产省产业结构课前课长并木信义揭示了《石油工业法》的真相：“全世界将日本1985年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功劳算给日本产业政策，但事实绝非如此。日本经济确实取得了高速发展，但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日本勤勤恳恳、忠诚可靠的劳动者努力奋斗的精神，以及工作于‘极端’竞争环境下、永不轻言放弃的企业高管坚持到底的意志。”[8]
1994年2月26日版的《经济学人》报道了关于通产省的最新研究。阿尔伯塔大学教 理查德·贝森（Richard Beason）和哈佛大学教授大卫·温斯坦（David Weinstein）指出，在1955-1990年期间，通产省对于日本经济的13个部门采用了4种工业政策工具，即低息贷款、净转移支付、贸易保护和税收减免。贝森和温斯坦质问：“受到最多援助的行业是否增长的最快呢？”他们发现“援助总体上给予了增长缓慢的行业（…）。几十年来的经济成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表示，“但根据这一证据，产业政策极有可能阻碍而不是推进了日本经济发展的事业。”[9]贝森和温斯坦肯定了并木信义的观点。通产省已经不像先前那么强势了，它的权力已被大幅削弱。在万花筒一般千变万化、涉及广泛领域的成熟国际贸易世界中，除了给垂死挣扎的行业提供补贴以外，通产省基本上是无能为力。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不在于通产省的“产业政策”，而在于优秀的传统美德——节俭积蓄、努力工作、减少政府开支和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与巧妙的营销技巧和相对自由的世界贸易相结合。1.节俭积蓄。日本人有节俭的传统，当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一片废墟上努力靠自己奋斗崛起时，大多数日本人的年消费都要少于其产出。根据1971-1991年的数据，日本平均总储蓄率是美国的2倍；日本平均家庭储蓄率是美国的2.7倍。[10]由于生产依赖于资本的储蓄和投资，这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强劲的推动力。2.勤奋努力。日本的劳动者普遍都很勤劳，甚至于到了工作狂的地步。这也促进了日本经济快速增长。1992年，劳动者平均每年工作1972小时；从那时起，他们的工作时间逐渐减少，预计到1996年，他们的工作时间将会少于1800小时。公共部门、银行和邮局现在实行一周五天工作制。日本的罢工现象也比美国少，日本劳动者因罢工损失的天数要少于美国劳动者。[11]3.政府国防开支。根据《国防白皮书》，在1981-1991年期间，日本国防开支平均占GNP的0.98% ，而美国、英国和西德的国防开支平均占GDP的6.2% 、4.8%和3.0%。因此，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税收较低，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也较多。4. 独立自主和企业家精神。大阪是一座以其居民的企业家精神而著称的城市。至少有两家大阪公司敢于抵制通产省：川崎制铁和住友金属工业。日商岩井前社长、大阪人岩井雄二郎表示：“大阪市民关于经济的基本哲学观念似乎是自由和独立的，他们努力不依赖别人，甚至不依赖于政府。”岩井先生发现这种精神在小西来山（1654-1716年）的俳句中有充分表达——“御奉行の名さえも知らず年暮れぬ”（“连长官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大阪人的世界，如岩井所描述的，“截然不同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84》一书描绘的世界：通过大众传播工具，领袖的面孔和声音从早到晚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能否实现一个自由放任的世界，我们生活在其中，连长官的名字都不必知道？大阪人相信这是可能的。”[12]5.创新管理和市场营销。战前日本的出口商品被认为“便宜但质量低劣”。美国教授戴明在提高日本商品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向戴明致敬而设立的一个奖项，被颁发给那些对质量控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公司。今天，无疑要归功于戴明教授传授的经验教训以及把消费者的愿望放在心头，日本的电器和汽车都荣膺世界最佳的赞誉。在日本，消费者主权在营销领域得到认可。为了推销产品和服务并赚取利润，生产厂商意识到他们必须满足自己的客户。日本出口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努力学习其他国家潜在消费者的语言、习俗、品味和需求。电器制造商松下公司现在将部分员工派往德国法兰克福，担任负责产品开发的常驻工程师。家人也陪伴左右。这家公司认为，他们的工程师必须体验过欧洲的日常生活，才能开发出满足欧洲消费者的洗衣机。[13]想在日本销售产品的美国生产厂商最好也尝试类似的方法；这样他们就会意识到，在一个典型的日本家庭住宅中，楼梯宽度很窄，难以（或者根本不可能）把任何宽度超过25英寸的电器——比如洗衣机或冰箱——经过30又3/4英寸宽的台阶搬运到二楼而不剐蹭到墙壁。直到最近，美国汽车制造商才开始生产出口到日本的廉价车，其质量可与日本生产的出口汽车相媲美。而且，直到这个刚刚过去的夏天（1994年夏），福特才更换了他们汽车的方向盘，以适应靠左行驶的日本消费者。如果美国的商品经过适当改良来迎合日本消费者的需要，美国对日销售量肯定也会增加。6.自由贸易。日本的迅速发展得益于世界各地相对自由的贸易。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世界贸易并不自由；富国和穷国之间存在着纷争。由于日本自然资源贫乏，如果没有让日本公司得以进口原材料、加工并出口产品的自由世界贸易，那么日本经济发展就恐怕永远没有盼头了。当我从米塞斯的《人的行动》一书中学到了经济发展不是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是依靠人均资本积累和自由贸易时，我深深受到了鼓舞。7.日本传统。在千叶县柏市田中中学校园里，矗立着一座在日本受人景仰的哲学家二宫尊德（1787-1856，又称二宫金次郞，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农政家、思想家）的雕像：背着一捆柴火，边行路边读书。[14]二宫尊德对学习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常常一边走路上班一边阅读。从他那个时代直到战争结束，他所传递的勤奋、为未来节俭以及自愿行善的信息，一直深深烙在所有日本学生心中。年过六旬的日本老人继续用他的话告诫子女: “节约，不要浪费，否则上天会惩罚你。”因此，通过鼓励世世代代日本人节俭和储蓄，二宫尊德思想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因此让日本人民有机会实现他们“遥不可及的梦想”。【注释】
1.《朝日新闻》1951年11月3日。
2.详见查尔默斯·约翰逊《通产省和日本奇迹：1925年-1975年的产业增长政策》（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Charles E. Tuttle Co., 1986, pp. 269-271.）
3.新日本制铁总裁稻山嘉宽吹嘘道，“钢铁就是国家”，反映了八幡制铁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
4.《新日本制铁失败案例研究》（Hajime Tainaka, Shin Nittetsu niokera Shippai no Kenkyu）
5.同上。（Tainaka,ibid., p. 62.）
6.《钻石周刊》1994年6月4日。
7.见村田稔雄“聚光灯下：咆哮的狮子”（Toshio Murata, “Spotlight: The Lion That Roared” Reason, May 1986, p. 43.）
8.见并木信义《通产省之终结：社会构造的变革是可能的吗?》(Nobuyoshi Namiki,Tsusansho no Shuen: Shakai Kozo no Henkaku wa Kano ka, Diamond-Sha, 1959, p. 61.)
9.引自1994年2月26日《经济学人》“增长、日本的规模经济和目标定位”（“Growth,Economies of Scale,and Targeting in Japan (1955-1990),”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1644.）
10.储蓄率的国际比较(1971-1991)
11.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91年劳工统计年鉴》，日本和美国1985年、1989年罢工人数和损失劳动日比较如下：12.岩井雄二郎《大阪商人的哲学》(Yujiro Iwai, Osaka Shonin no Tetsugaku (A Philosophy of Osaka Merchant), Tokyo Nunoi Shuppan, 1981, pp. 76-77.)14.令人诧异的是，二宫的雕像是用水泥制成的，而不是原来的青铜。青铜雕像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被熔化用来制作子弹。不幸的是，许多新学校没有二宫的雕像，他和他的信息正在逐渐遭人遗忘。日本的“遥不可及的梦想”，其实也是中国的梦想。如果要预测中国的未来，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假如要知道中国的近代，则最好通晓日本的近代历史。因为，中国的近代化，受日本明治维新很大影响，中国历史的很多事件和现代词汇都与日本有很深的渊缘。在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日本是亚洲最早开启现代化征程的国家。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对中国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以比较的视角审视中国的发展，既有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有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