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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洛杉矶教堂发生的一起华人枪杀华人案，本来是台湾华人之间由于政见不合引起，但由于枪手在几十年前移民时，写的是来自中国。那时美国官方不分大陆和台湾，都称中国。所以现在美国媒体炒作这次是大陆移民杀台湾华人。
而大陆公众则认为这是台湾华人之间的争斗，搞不清也没兴趣深究为什么，何况各种各样的枪案在美国实在是太多。
台湾人从政治谱系上，大概可分为主张一个中国的蓝营，和相反主张的绿营。蓝营的主体，过去还流行一种说法，叫外省人，即1949年从大陆去台的大江大河那一代。

随着时间变化，第一代外省人老去；第二代淡去，因为很多人在台出生、成长，只是籍贯在外省；二代以后更是没了籍贯的概念，所以现在外省人的说法也很少提起。

但我在美国的朋友老J还用外省人。

他是美国籍，但有台湾户籍，还有大陆的台胞证，经常来往于三地。但在美国被认为是中国人，在台湾被认为是外省人，在大陆则被认为是台湾人。一口标准的国语，但一听就和大陆普通话不一样，而他也不会说台湾本地的闽南话，有些人去中国化，叫台语。

因为他从小在台湾的眷村长大，就是军人眷属、来台人员安置的村落，接触的都是来自大陆不同省份的人。我写过一篇他的热读文章，《老J的成功与尴尬人生》，有点感人也有点感伤。
最近他又向我讲起眷村和外省人的故事，和大陆外地人集中的部队大院、厂矿大院，或打工人集中的城中村，有点类似，但又不同。有趣事，也有无奈；有过从一无所有到发展壮大的热闹，也有现在的拆迁改造，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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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忠，被誉为台湾的娱乐教父，就是来自嘉义的眷村，他的父母是北京人，1949年从当时北平的南苑机场，跟着国民党部队撤退到青岛，之后来到台湾。
王伟忠的爸爸妈妈那时不到20岁，还没办婚宴。临走前，他姥姥拉着妈妈的手，去跟所有的街坊邻居讲，我家闺女不是偷跑，因为时局乱，没来得及正式办婚礼。
她妈妈则跟姥姥轻描淡写地说：“去台湾玩玩，很快就会回来。”这一“玩”就是40年。直到1988年，王妈妈才有机会回到大陆探亲。
王伟忠是地地道道在眷村出生的孩子，小时候喝百家奶、吃百家饭，常常和邻居家的小孩一起，站在大人身边听他们讲以前在大陆的故事。这些桥段后来都被他原封不动搬到话剧舞台上。
那时候眷村的房子都是临时搭的，很多人连家具都不买，房子称为“克难房”，主要是以竹篱、石灰、瓦片作材料，因此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竹篱笆眷村。
王伟忠说，老J也一再提起：刚来台湾时有一个口号叫”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大家都在等“老总统”把他们带回家乡，很多人早上起来就把棉被捆好，随时准备走。
王伟忠记得有一个杨妈妈，到台湾十年后才架起床，一边架床一边哭。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王妈妈趴在床上哭着念叨：“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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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主持人徐乃麟的爸爸本来没当兵，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青帮成员，专门做贩盐生意。国民党军败退之后，他们一家人跟着部队一路南逃，稀里胡涂地上了去往台湾的船。
那时候别说老百姓，一般士兵也是不准携带家属的，照理说徐乃麟一家应该被赶下船，但恰巧他们遇到一个好心的尉官，让徐乃麟的妈妈冒充他的家属，徐爸爸就顶替一个伙夫的名字，一家人漂洋过海来到了台湾，成了眷村成员，一住就是40年。
期间徐爸爸几次开小差，又几次被抓回去，东躲西藏，最后随身携带的黄金也被偷了，只好又回去乖乖当兵，一家五口挤在五坪的房子里，一坪约为3.3平方米。徐乃麟就在那里出生长大，成为眷村子弟。
歌手万芳的父亲来到台湾时只有21岁，他没有想到自己那一别竟与母亲成为永诀。
“一天下午，父亲听闻奶奶早已过世的讯息，我还很小，看着父亲逆光的剪影，第一次听到爸爸哭。那时父亲每天晚上睡觉都会叫着奶奶的名字。爸爸现在80多岁了，说到这些，还会常常流泪。”
从小在家里，爸爸喜欢妈妈做菜的时候多放一点糖，“因为那是家乡的味道。离家的父亲，会觉得那样才好吃。”
思乡情切是第一代眷村人最显著的标签，但是到了王伟忠这些眷村二代人这里，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乡愁意识了。贫穷，才是这些所谓台湾四年级生最深刻的童年印象。
贫穷到什么程度呢？
眷村的爸爸什么都是自己来。那时候村里只有公用浴室，公共厕所，臭得一塌糊涂，后来我爸爸用水泥洋灰自己砌了一个浴缸，在外面捡了一大堆没有打磨的瓷砖贴上。然后就喊：“小伟忠，过来洗个澡给爸爸看看。”
结果洗完以后我身上被剌得一条一条的伤。爸爸就摆出北京人的那副傻笑：“嘿嘿，没关系。”
演员邰治源说他小时候没什么理想，唯一的愿望就是当个败家子，可惜那时候家里太穷，没有什么东西可败。他曾经和朋友聊天时无限遐想地说，如果家里那时候有田地有房子，我一定会败得非常漂亮。

邰治源的爸爸是少尉，家里住的是石头房子，地上是用小石子铺成的，蹲在地上随便抠起几颗出来，泥土就露出来了。
比王伟忠爸爸砌浴缸更有魄力，邰治源老爸当年找了一切关系，花了2万多块，盖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厕所，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
但是这个违章建筑很快就要被警察强拆，邰治源老爸不仅要请警察喝酒，最后甚至动用了在情报局的朋友，总算保住了自己的厕所。
凤凰卫视的胡一虎，1967年出生在台湾左营眷村，他记得眷村孩子的内裤有很多都是米、面粉袋子改制的，有时上面还印着“30公斤”。同学们之间开玩笑就会互相问：“今天穿的内裤是几公斤的？”
为了养家餬口，不仅眷村的大人们有副业：踩三轮、做外卖、刺绣、洗衣、摆小摊⋯⋯，小孩也从小就帮家里做工补贴家用。圣诞灯、马达线、火柴盒、缝手套、勾皮鞋面，六十年代，眷村的每一个家庭都是个小工厂。
在胡一虎的印象里，眷村的疆域是封闭的，医院、商店、邮局、学校等公共设施齐备，眷村人没有大事不出村子。每逢重要节日，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要悬挂“青天白日旗”，吃“山东大馒头”，玩“大陆麻将”。
胡一虎8岁的时候，蒋介石去世，父亲非常难受，胡一虎没有搞清状况，被父亲严厉地要求跪下。
他顶撞说：“他是谁啊？为什么要跪？” 父亲拿着拖鞋劈头盖脸就打。当时他根本不明白，这位蒋先生对于父辈这一代外省人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胡一虎说，他们一家7口人，母亲为了贴补家用，在家里开了一个“家庭美容院”，“记得我姐姐上中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帮客人洗头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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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家里的大女儿出去唱歌的、做吧女的有很多，红起来的就去海外发展当明星，没有红的就嫁人，邓丽君是比较幸运的一个。
邓丽君的家先是住在屏东眷村，后来随着父亲的换防举家搬到芦洲新村。邓家经济条件不好，在芦洲小学读书时，调皮的同学经常搞恶作剧，把邓丽君的头发绑在椅子上，等下课她起立时发出惊叫。
邓丽君的成绩中等，算术比较差，总是不及格，那时候她老觉得自己笨，也很自卑，直到自己的唱歌天赋被发觉。
邓爸爸的朋友李成清那时在康乐队拉二胡，带着6岁的邓丽君在课余时随着康乐队到处劳军表演，赚取酬劳，这对家境贫寒的邓家是不小的补贴。后来，甜嗓子邓丽君在校内的各种游艺会、晚会上成了风云人物。
邓爸爸每天清晨，都用自行车载女儿到不远处的小河边，迎着朝阳练声。邓丽君的成名曲《小城故事》唱的就是那时候的生活回忆。
土生土长的本省孩子，如不愿读书还可以入农、工、商职场，无土无财的眷村少年，多数会选择继续升学。所以在台湾，从事科研、技术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眷村里成长起来的。
但如果升学不利，眷村孩子还有另外一条路——演艺，高中毕业就入行拍戏的林青霞虽然大学没考上，却也十分成功。
林青霞出生在嘉义县大林镇社团新村。相比较其他人家，林家的生活境况要好些。爸爸林维良毕业于北平医学院，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军医，即使是这样，家里也只有一间卧室加一间厨房，全村共享林家门前的一口机井。
出名后回到大林镇旧屋探访的林青霞突然发现，在她的印象中大到无法想象，可以容纳家里五个人睡觉的大床，竟如此狭窄。
她已经无法搞清，当初一家人是怎样在这狭窄的旧居里生活的。
林青霞的眷村生涯十分短暂。有一次，还在上小学的她拉着父亲的大拇指，认真地问父亲，外省是什么地方？给父亲心里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原来，社团新村没有学校，得去大林镇读小学。在镇上小学读书的，大都是一些当地农民的孩子。国民党来到台湾，当地许多农民破产，本地人和外省人的矛盾愈演愈烈，在当时，“外省人”这个称呼带有明显的地域歧视。
正是年幼的林青霞这不经意的一问，竟最终促使了全家迁出社团新村，来到了台北的三重。因为父亲意识到，台南这种本省人集中的地方，不适合孩子们的成长，惟一的办法，就是搬到外省人集中的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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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家庭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张家说话隔壁李家就能听清楚，邻里之间少不了在大杂院中传播是非，像个大家庭。
公厕门口是村里人聚集聊天的地方。眷村的公共厕所很大，那时候经常有小孩子掉进粪坑的事情。小孩子们调皮捣乱，看到有人上厕所就往粪坑里扔石头，里面的人破口大骂，小孩嬉笑着一哄而散。
偷看女孩洗澡，偷邻居家食物，和小商贩扯皮，是眷村孩子最熟悉的几件事情。因为服役，眷村的爸爸很多时候都不在家，管教小孩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王伟忠说，妈妈拿着藤条皮带、拖鞋，满村追打孩子是每天都上演的戏码。
眷村的娱乐生活除了纳凉聊天，还有一项是放电影，那时候台湾开始流行琼瑶小说，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很受欢迎。眷村的空地上常有露天电影放映，甚至放到一半，片子还会烧起来，放映员不慌不忙，重新接起来继续放，中间往往落了一大截，即使是这样，眷村的孩子们也看得乐此不疲。
王伟忠还记得，眷村里第一家人买电视的时候，全村200多人围着去看的壮观场面。那时候看电视要自己举个竹竿拉天线，家里大门和窗户大敞，挤得满是人。后来有电视的人家居然把马粪纸裁开，盖个章，开始卖票。
张艾嘉1953年出生于台湾一个书香世家，外祖父曾任台湾新闻局局长，母亲是上世纪60年代的社交名媛，父亲是空军飞行员。在她1岁时，父亲因为飞行事故去世。单亲家庭长大的张艾嘉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悲惨童年，她从小在台湾的美国学校上学， 13岁就去了美国念书。
那时候，时尚达人张艾嘉天天穿着最流行的小热裤和超短裙，在村头村尾走来走去，“别人烫卷发，我就留一头波希米亚风格的及腰长发，别人都留长了，我就剪得比男孩子都短⋯是的，我总是很时尚”。
女孩们的摩登打扮自然吸引了不少男孩子的目光，但是眷村有自己的惯例。“我们不追村里的女孩，村里的女孩虽然很漂亮，像林青霞，但都太熟了。”
王伟忠说他第一次看A片时紧张得不行，“从大光明戏院出来，外面烈日当空，整个人像得了高血压一样。”
著名导演杨德昌，1949年不满两岁的时候，随父母从上海来到台湾扎根眷村。书呆子杨德昌沉默寡言，功课并不太好，不是个讨老师喜欢的孩子。“有个老师就是看我不顺眼，天天要修理我，几乎是虐待狂⋯⋯”，杨德昌回忆。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是一部有关个人经验的“成长影片”，他在以后的作品中，也不止一次地倾诉了被压抑的少年生活，和被成人世界排斥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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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风光的伊能静，在眷村也有一个灰色的童年。小时候家境贫穷，父亲是军人，一直有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母亲生到第四个孩子（伊能静）的时候还是个女孩儿，父亲因为这件事情和母亲分手了，“我生下来没多久就再也没看见我爸爸了！”
出生后不久，伊能静就被送去眷村由养母抚养。因为养母卖冰棍，没法时刻看着她，怕她走丢就用链子拴着。周围没有年龄相仿的玩伴，伊能静小时候最常玩耍的伙伴，就是路边的狗。“我小时没有留过长头发，没有穿过裙子，没有玩过洋娃娃。”
竹联帮老大陈启礼，1943年出生在大陆，后来跟随法官爸爸来到台湾，少时虽然好惹是生非，却成绩优良。初中毕业后，他考入台湾第一名校台北“建国中学”。
当时，他所在的班近六十个同学，仅有三名“外省人”，在“二二八事件”之后，对于这三人来说，捱打便成了家常便饭，矮小而不服输的陈启礼，更成为众矢之的。
“那时每次下课都有台籍同学围在教室外挑衅，另两个同学根本就被打到举双手投降，只剩我一个人，每天打！”陈启礼生前曾与记者眉飞色舞地谈到此事。
打架打出了名堂，中和、永和一带的外省帮派“中和帮”，将17岁的他与其余几个眷村年轻人，征召入帮。
中和帮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台湾竹联帮，好勇斗狠的陈启礼25岁就坐上了帮主的位置。混黑道，是相当一部分眷村少年的最终归途，但没几个人能达到陈启礼的“辉煌”。
这位黑帮教父当年曾因参与刺杀作家江南而入狱，他的儿子陈楚河却成了如今台湾偶像剧的当红小生。
眷村走出的名人，历数起来有长长的一大串，相似的童年经历，却造就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精彩人生。舞台上的那些淡淡乡愁感染了无数观众，也挽回了一段行将消失的宝岛历史。
可惜现在即使是眷村的第三代，对这段历史也并不熟悉。不管是外省人还是眷村子弟，在台湾影响式微，韩国瑜算是著名的一个，最终昙花一现。可就是这些人、这段历史，维系着一个中国的认同。
老J的成功与尴尬人生
在美华人奇葩多，最逗就是这一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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