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虽有文字注疏,却也重在讲议,其形式则在于清谈。汤用彤先生在《读〈人物志〉》中说:「魏初清谈,上接汉代之清议,其性质相差不远。其后乃演变而为玄学之清谈。」
从中可见,清谈并非玄学特有的论学的形式。但清谈显著于历史文化,则玄学可谓功不可没。
始于郭泰,成于阮籍
魏晋的清谈重于玄学之论,而远于人事之议。清谈并不是处士横议,臧否人物,而更多是与「具象」有别的「抽象」论议。其次,清谈的内容虽然是抽象的,但也不止于玄学。
譬如钟会与傅嘏辩才性,王弼与何晏论老庄;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都在其清谈的范畴之内。清谈在其内容上,可以涉及道家、刑名和儒家等论题。
这些论题以老庄之学为中心,涵盖了名教与自然,崇有与贵无,以及才性与玄理等哲学范畴。
△ 明·陈洪绶·《人物图轴》
与汤用彤先生不同,陈寅恪先生对其清谈更是确有所指。在《清谈误国》中,他说:「所谓清谈,实始于郭泰,成于阮籍。」泰是汉末党锢时期的名士,好议论时政。
党锢之祸起,虽其幸免于难,但却因哀其同类,抑郁悲愤而死。至阮籍之时,时世之恶更甚。所以阮籍不愿论是非,崇尚玄理,推崇自然玄学的清谈之风,隐却了经世道统的鸿鹄之志。
而在阮籍之前,何晏、夏侯玄与王弼等名士也时常雅集清谈。然而陈寅恪并不认为清谈成于何晏。何以清谈成于阮籍,而不成于何晏呢?陈寅恪对清谈有其政治势力的考量。
△ 宋·佚名·《山坡论道图》
何晏等依附曹魏政权的势力,在曹爽的庇护下风雅清谈。直至「高平陵事变」之后,曹爽失势,何晏等人不得以苟全性命。而阮籍的清谈,却是在政治视野之外,性命堪忧之际,故而阮籍的清谈更有一种隐士的风雅姿态。
当时,摄政曹魏的司马昭品鉴阮籍时,谓其「天下之至慎」。由此可以知道,阮籍等人的清谈具有三个特点;其一,是隐,隐忍自身的政治抱负;其二,是慎,谨慎言行以免于性命之忧;其三,是清,借清谈玄远,而论议自然与名教的关系。
陈寅恪指出,「清谈之风」成于阮籍,正是阮籍这种不谈实事、空发议论的自全之策开启了后世清谈之风。
在阮籍、嵇康之后,清谈渐渐丧失了阮籍等人清谈背后的谨慎和隐逸,多了奢靡之风,庸俗之气。西晋的政治昏聩,清谈则成为政治上的附庸风雅。
△ 无款山水·南宋·佚名,绘高士乘舟赴幽谷观瀑清谈
兴于王戎,实为矫饰
陈寅恪还认为,清谈之风虽成于阮籍,其兴盛却应归功于王戎。竹林七贤的王戎和山涛,从政治立场上来看,与阮籍、嵇康不同。
王戎、山涛虽然与阮籍、嵇康为挚友,但其政治渊源与司马氏关系更近,而阮籍、嵇康则更倾向于渐而失势的曹魏。
在司马炎称帝建立晋朝之后,王戎官居显要,在朝中可谓呼风唤雨,与之前的隐而不仕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此时的王戎,需要为自己这种转变寻找一个解释的理由,于是推出老庄之学与周孔之学无甚差异、实乃同源的说法。
△ 《苍崖高话图》·明·沈周,危崖苍松下两位高士对坐清谈
维系这一说法的就是以玄学空谈作为矫饰,以掩藏其中不可调和的逻辑谬误。于是,晋朝名士纷纷效仿,上居朝堂、下存风流在清谈的掩饰下不仅成了正 统,更是成为席卷整个晋朝的恶劣风气。
这种清谈之风在东晋时达到了顶峰。清谈既可以苟全性命,也可以昏政亡国。故而,陈寅恪说:「清谈误国是西晋亡国的原因之一。」
那时,西晋官场的风气是这样的,一面奢谈名教与自然「将无同」,一面穷极奢侈享受。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而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此风不到西晋最后灭亡,不能终止。
△ 《绥山桃实图》·明·张宏
其实,与阮籍同时期的名士傅玄,早就看到了清谈的弊病,并且上疏朝政。傅玄《举清远疏》云:「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
玄上疏针丘清谈,成为西晋清谈误国的谶语,然而清谈并没有随西晋亡国而结束。
西晋画上休止符之后,清谈之风仍然延续到东晋,其风格又发生转变。陈寅恪的观点是,魏晋清谈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为魏末西晋时代,后期为东晋一朝。
△ 《高逸图》·唐·孙位
前期还有士大夫借清谈以表示本人态度,以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而到了后期,清谈仅仅成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只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
东晋名士们清谈不绝,只是再也难见阮籍、嵇康等文人所践行的,清谈最初的风度和气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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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杜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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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集005《竹林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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