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疫情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我们不是“抹黑”西安，我们是想让西安变得更好》，文章开头就说：“希望西安市民也能明白，有一些问题地方确实做得有欠缺，只要不是造谣，就事论事我们就有讨论的空间。一些善意的批评是好的，也有一些是出于朴素的人类感情略带激动的语言，但并不是所有的批评都是地域黑。相反，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在外界的监督与批评下，克服了官僚主义，提升了治理水平，受益的还是西安本地人民。”同理，把上面的西安二字换成上海，也是一样成立的。不过有一些细分不同之处在于，官僚主义的后面恐怕还要加一个“买办路线”。
此外，我在写西安那篇文章的时候就说过：任何搞地域黑、AOE西安市民的人，都从文章的评论区滚出去。本文也是一个道理，我们可以骂不负责任贻误战机的官僚、专家，可以骂频繁传递错误信息的网红，可以骂软骨头买办和精神上的买办，可以骂千里投毒祸害其他地方的蛀虫，也可以骂那些率先搞优越感、地域攻击的恶臭小市民……但是，绝对不允许把整个上海市、全体上海人民都带上，我们就事论事以理服人，搞AOE地域黑，那跟张口闭口“乡下人”、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某些群体有什么区别？
我还是那句话，微博之流的社交媒体，有自身的用处，但也是负面信息的放大器。比如两性矛盾，其实极端的男拳女拳绝对是正常人中的少数，但网上你就看吧，全是他们在battle。地域歧视也是同理，少数极端恶劣的声音容易被放大。这次上海疫情中，我有很多沪漂的朋友，得到了上海邻居、居委会、志愿者的无私帮助。我的朋友跟我基本类似，都是写字楼打工仔，平时都是点外卖压根不会屯粮食。在疫情管控刚开始那段最困难的时期，很多都是靠着一栋楼里上海大爷大妈们接济过来的。是不是跟大家想象中的那种骂“外乡人”的上海土著形象不一样？
诚然，大城市中确实有很多各种恶臭优越感的小市民，瞧不起“外地人”“乡下人”，但是因为一些恶臭的人，就要否定一个地区所有的人，那我们跟这种人又有什么区别的。铺垫了这么多，就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互联网上的杠精遍地爬，我真的要得把预防针打足了。
本着以上的原则，我总结了这次上海疫情带给我们的五个反思。
第一，西安疫情时走过的弯路，上海又走了一遍。
反思西安疫情的那篇文章中我说了五个问题，现在发现这些问题在上海又重新上演了一遍。比如早期西安市民很难得到生活物资，这次上海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西安有一位孕妇因为没有核酸而流产，一位网友的父亲心梗医院拒收而去世，这次上海有一名医护人员因为哮喘病耽误了救治时间而去世；上次西安某家属院优先获得大量物资引发争议，这次上海某些高档小区特殊条件也让网友大开眼界……所以上篇文章说过一遍的话，我不再说了，本文说一说上海所面临的特殊问题。
第二，疫情下干部队伍暴露的问题。
到了今天，4月11日，还有很多上海市民，在社交媒体上抱怨处在断粮和准断粮的边缘。就算是武汉和西安疫情，也只是初期发生了物资短缺事件，不会说封城快半月了还有饿肚子的风险，甚至还有倒卖援助物资的事件发生（非谣言，但当事方表示为“工作失误”）。
各省市的物资都往上海调配，搜一搜各地往上海运粮食蔬菜的新闻就有十几页，运20都不知道飞了多少班次了，国家也不会允许一个一线特大城市出现“断粮”的现象。出现物资短缺的情况，我只能推断最大的可能就是“最后一站”出了问题——没有送到居民的手上，那这就说明了上海本地基层组织运转似乎有了问题。
这是我去年写的一篇文章，简单说了说家里人在石家庄封城的经历，各平台都有发，不存在是为了“影射”上海而现编的——
——现在看还有很多上海市民表示，需要早上五点起来“团餐”，还不一定抢得到。但在我所经历的石家庄一个月封城中，完全不会用互联网的姥爷姥姥从没有断粮的危机，甚至经常表示送的物资太多了冰箱里放不下，要给居委会退回去。都是社区工作者、居委会、志愿者们劳心劳力，让我这种在外漂泊无法回家的子孙能够安心。
这几日上海频繁采用喊话、动员的方式，这并不是一个好信号。说明当地的基层弥漫着消极主义、失败主义的氛围。看下面连续三张图，这样频繁的“喊话”，武汉疫情、西安疫情时都没有出现过，说明上海公务员系统已经面临了一定的困境。
无论北京还是上海这些发达地区，公务员招聘时许多岗位都偏向“本地人”，很多就在招聘条件里硬性要求“本地户口”。

相比而言，深圳基层在这次疫情中展现出的活力、执行力、决策力，明显要比上海高几个档次，几乎同时爆发疫情，深圳早已完全恢复常态，也没有频繁地曝光出让人血压升高的负面新闻。我认为必须要审视深圳公务员开放性带来的益处（尤其是深圳户口根本就不是一个门槛），让更负责任的年轻人进入干部队伍。
两个月前，徐州丰县的董姓村、渠姓干部震惊了广大网友，但是在发达地区何尝没有这样隐性的“护城河”呢？在上海本地干部都明白“上海不只是上海人的上海”这个道理的时候，在疫情暴露出上海地方干部诸多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该审视一下我们在公务员考核录用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呢？
另外还想说一点，有句话叫“投资不过山海关”，说的是这些地区的干部不行，营商环境不行。山海关在河北秦皇岛，所以这句话不只是在cue东北，更把河北北部的广大地区囊括进去了。但是救我旁观的两次疫情来看，石家庄基层工作者太负责了，整个石家庄疫情除了第一次发布会迟到之外，几乎没出过任何负面新闻，就连被封村子的牲畜，都有专门的志愿者统一饲养。所以说有些类似“投资不过山海关”说法要看是谁的角度，评价一个地方的干部，也要区分看是对资本好，还是对老百姓好。
第三，城市口碑不在“控评”，而是实实在在做得好。
无论每一座城市，都有宣传本市的相应预算——比如招商引资，比如旅游发展，比如危机公关，这些是很正常的行为。而越发达的城市，预算自然也就越充沛。诸如一些区域中心城市，都能因为城市形象公关的密集输出变成“网红城市”，更何况特大一线城市呢？
但是呢，形象公关这种东西是很虚的，是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的。我做一个类比，《摆渡人》这种大烂片，当年半个娱乐圈的人都为它发微博宣传，但是观众就是不买账；相反，诸如《大圣归来》这样的诚意作品，开始几乎没有什么宣传，硬生生诞生了一个名词叫“自来水”。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说明如果本质是差的、片子是烂的，再多公关经费也救不过来。
就好比阿里巴巴一年几个亿的公关预算，他马云照样成为了反动贼子的最佳代表。因为公关宣传不能逆天，顶多在你做得好的基础上，来一点锦上添花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吐槽嘛，这次疫情控制最好的区域是微博评论区；或者说这次某地疫情是有高风险地区的，就是微博评论区。这就是起到了一种适得其反的效果，不如大大方方承认问题、解决问题，这样获取好口碑比“控评”会容易得多。
实实在在地沟通，永远是最重要的。张文宏医生在3月26日的时候，对于上海疫情发展趋势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指数级的上升趋势被打断。这句话让我想起来曾经著名的“房价三阶导数”，当年那个说法是——遏制房价快速上涨的趋势。房价上涨是一阶，快速上涨是二阶，快速上涨的趋势是三阶，学过高中数学求导相关知识的朋友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想当年，张文宏医生一向以“讲真话”“讲老百姓听得懂的话”“不让老实人吃亏”而闻名，当年媒体和普通民众都对这种表态大加褒奖。如今却使用了“指数级的上升趋势被打断”这种求导式的文字游戏，有多少老百姓懂啥叫“指数增长”呢？只能说“仁义不施政而攻守之势异也”。
第四，地方本位主义要不得。
这次上海疫情外溢全国，包括南京、苏州、杭州、宁波、西安、太原、昆明、成都、广州等东西南北各大城市都有从“外省”外溢的疫情。甚至连河北邯郸、唐山，还有保定蠡县这样的小县城，都有从上海回来的阳性病例。而且到了一个地方专门去热门景点和人多的购物中心，让人不得不怀疑这就是在有意“精准投毒”。
在本市疫情如此严重的前提之下，依然不能做好封控管理，飞机高铁高速的漏洞犹如筛子，让疫情不断外溢，这就是地方本位主义的体现。我开头说了，我们不搞地域黑，但是这种高高在上的地方本位主义，也是必须要批评的。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机会主义思想要不得。
这条本来也是干部队伍中的问题，但是因为很普遍、很严重，所以单独拎出来说一遍。看疫情之初上海的表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地干部充满了机会主义思想——即侥幸心理，希望寄希望于“精准防疫”，不用费太大力气，让疫情自然而然过去。
这里讲讲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在美国并不漫长的历史中，走了三次正道，两次投机。这三次正道分别是：独立战争——反殖民主义；南北战争——反国家分裂；第二次科技革命——生产力大发展。两次投机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战让美国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二战初期美国也是各种投机，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被日本拉下了水，但也不妨碍这一次历史机遇的馈赠，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霸主。纵观美国历史，诸如淘金潮、西进潮、股市热潮、互联网泡沫等全民投机行为更是数不胜数。可见投机主义路线在美国是有优良传统和广大市场的。
我们辩证的看待投机行为，并不是完全一棍子打死，美国通过两次投机一跃成为世界执牛耳者，这说明投机很多时候是有效的、是可以获得巨额收益的。但是我们批判投机是因为它并不是永远有效的，有赚的时候自然就有亏的时候，不能称之为“正道”。特朗普政治投机了这么久，这不也栽在新冠疫情上了么？美国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有投机行为，但是我们不能忽视那三次正道——民族独立、祖国统一、生产力进步——这才是美国腾飞真正的基石。
对机会主义的批判也就在于此，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红楼梦》中有句更优美的语言：“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有时候笨办法反而是好办法，这个“笨”不是指的蠢，而是说不投机取巧。
中国共产党从南湖船上十几个人到最后赢得天下，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历过几次巨大的挫折的。而这几次巨大挫折都与机会主义有关。
大家可以看一看1945年版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本决议书，更是一部反思录，其中非常非常详尽的论述了我们犯过哪些机会主义错误。我这里简述一下：
开始时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或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或低估计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看不到革命形势的有利因素，散布悲观情绪，不敢斗争甚至主张搞阶级合作；或者害怕革命形势，屈从反动势力，压制群众斗争，放弃原则，甚至出卖革命，投降敌人，其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认识与实践相分离。发展严重的便成为右倾投降主义。
北伐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表现为不是放手发动工人、农民起来斗争，而是放弃党的领导权，致使党不能组织有力的斗争。抗日战争初期，曾经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只要联合，不要斗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以退让求联合的思想指导下，试图把抗日领导权交给蒋介石，严重影响了江南新四军的发展。
另一种是“左”倾机会主义，或者急于求成，夸大革命主观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
这种“左”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执行，便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叫“左”倾冒险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直接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
大家看到了吧，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自己想躺赢；左倾机会主义就是不顾客观现实，觉得我就是龙傲天主角，想干就能干赢。从更高的层面来说，机会主义是唯心主义的一种，它脱离了客观现实，不尊重客观规律，也自然不会有唯物主义的生命力、战斗力。
机会主义不是真正的“正道”。对疫情不重视、甚至躺平，赌一赌侥幸心理，右倾机会主义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投降主义。
经历过长征、抗日战争，以延安整风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成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从此告别了机会主义路线。我以前举过几次的例子：农村农田水利建设、乡村教师、赤脚医生，都是从根本做起，不讨一丝巧的道路。不讨巧，才有收获，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三大基础：人口红利（特指高素质劳动力，能为工业化所用的劳动力，印度的人口就不算人口红利，这是义务教育和乡村教师们的伟业）、普遍而工业化体系、对外开放，其中有两个都是我们的先辈们不讨巧、费力气打下的坚实基础。
比如抗美援朝，一仗打出了一百年的和平，也不是机会主义路线。我们不把希望寄托在苏联或者美国上，中国自己不出手，朝鲜半岛就会出现一个统一的、面积人口相当于德国的法西斯国家（没错，南韩的李承晚政府是当年日伪余孽，标准的法西斯政府）。而美国的驻军直接会驻扎在鸭绿江对岸，那样我们东北乃至全国还可能安稳的发展么？
原子弹也是同理，勒紧裤腰带也要搞出核武器，不能让下一辈人还活在大国核讹诈的阴影里，不存一点侥幸心理。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希望我们面对新冠病毒，也不存一点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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